父亲

父亲已经过世多年了。
记忆里的父亲总是漂泊在外,一年到头只回—两趟家,回来会带一些好吃的——糖,水果,有时还有玩具,玻璃球之类,一大捧之多,我会兴奋得睡不着,在奶奶床上翻来翻去,不时尖叫两声，开始还好，时间一长，父亲便会不知从哪里跑过来，站在床边，故意板着脸，一声不吭，奶奶忙叫我快睡,再不睡就要打屁股了,我连忙钻进被子,躲进奶奶的怀里。除此之外,父亲不怎么和我说话。也许他还问过我学习的事,或者有没有听母亲的话有没有淘气,但我没有印象了。
最初对父亲的印象都来自母亲给父亲的信。母亲是文盲,不识多少字,那时村里搞过社会主义扫盲远动,凡是不识字的村民都要到学校上课,母亲也去了，还是不认字,要写信,她就会在我做晚作业时对我说:文平,晚上要给你爸写信哩。我就知道了。吃过饭,点了灯,母亲坐在灯下扎鞋底。我在书桌旁坐下铺开信纸（那是父亲从外地带回的文件纸我也拿它写作业，到学校做笔记，心里充满自豪）握着铅笔,问母亲：还是写亲爱的吗?母亲嗯了一声，埋下头，用力挖着鞋底。“妈，今天老师教我们写信的开头，比如说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老师，我能不能写敬爱的？”“那不行，妈妈写信给爸爸就用这个称呼，春红的妈妈写信给他爸就是用的这个呢。你可不要到外面瞎说，会被人家笑的呢。”“哦。他们为什么笑啊？”“小孩不懂，你就写亲爱的吧。”“哦——”疑惑的念头只在我幼小的脑海里短暂逗留，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母亲说一句，我就写一句。第一句总是道平安，询问父亲那边可安好，接下来是家里的琐碎，常常一小段，就没得说了。我停下笔，看着母亲，问：“接下来呢？”母亲说让想一想，又埋下头扎鞋底，线从厚厚的鞋底一边穿到另一边，我好奇的看着。她的中指套着一个铁针管，针管表面布满小小的圆凹坑，正好包住缝衣针的屁股，每一针，都要先用针管抵住缝衣针使劲往鞋底里顶，直到针尾差不多和鞋面平齐另一边已经露出一大截，再用拇指和食指夹住用力拔出来，有时手指夹不出，母亲就侧过脸，用牙齿咬住针，一拔，线就“呜”的一声引过来了。这简单的动作和声音在我的眼里简直充满了神奇和美感，我几乎看得痴迷了，眼珠一动都不动，多年以后，我还是很喜欢看母亲给我扎鞋底。“接下来呢？”我问。“再想想啊。”过了一会儿，母亲看着我：“要不，你跟爸爸说两句吧？”我吐了吐舌头，说：“我不会，我不知道说什么呢。”“哦，那我再想想。”但不久后，母亲叹了口气，说：“没得说了，就这样吧。你结尾吧。”我一笔一划在下面写上我和母亲的名字，日期，如果不确定，还要查下日历，一切妥当就塞进信封，用抹鞋底的浆糊封了口，在母亲的吩咐下写好收信和寄信的地址，交到她手里。每封信之间大约相隔一两个月，如果不是途中周转颇费时日，时间会更短。那一封封信内容简短而且相似，以致后来许多话母亲还没说出口，我就已经写好了。这一封封信让我构想一个模糊的身影，这个身影开始像雪片或树叶一样在风中飘舞，后来渐渐聚在一起，不停地组合排列，散开再重来，再飘散，形态各异，千变万化，但都令我神往。我一边写一边想，我的父亲一定是个伟大的人，他在外面做我不知道但一定伟大的事。在同学面前在我的作文里我都是这么不无炫耀的表达的。信寄出去之后，我和母亲一样盼望着父亲的回信，每次邮递员从家门口骑自行车路过，我都希望他能停下来，在路上大声叫母亲的名字，然后喊道：“拿私章来——!”我就会急匆匆从抽屉里翻出母亲的私章，飞快地跑上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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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不是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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