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个人企业的范畴，为了通过技术的先进化，给后世留下一个富裕的祖国，向最尖端的半导体事业进军。”
1910年，李秉哲出生于朝鲜的一个地主家庭。
就在他出生那年，朝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朝日合并条约》，大韩王室移居日本，经历了长达34年的半殖民地史，朝鲜终于被日本完全吞并。
李秉哲的父亲李赞雨瞒着家人偷偷参加了独立协会，暗地里支持李承晚领导的独立运动。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后来李承晚成了韩国第一任总统，李秉哲凭借这层关系傍上了大腿。
1936年，带着着父亲给的年产300石粮食的产业，李秉哲开始办磨米厂。
通过对粮价周期的把控，在粮食降价时进货，粮食上涨时卖货，李秉哲赚到了第一桶金。
好景不长，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为了筹措军费令日本银行停止贷款。为了偿还贷款，李秉哲卖掉所有产业，回到原点。
两年后，李秉哲在大邱市西门市场开了一个小铺子，向中国东北出口果品和鱼干，取名三星商会。
“在中国，一为最大，在韩国，三为最大，太阳有冷热之变化，而星辰却永恒不变，我就是要建立一个庞大而永恒的企业”。
然而，这份牛逼仅仅吹了三年，就吹不下去了。
1941年冬，日本偷袭珍珠港，将躲在一旁看戏的美国拉入二战。三星商会95%的产品全部被拿去充作军饷，三星梦不幸夭折。
4年后，日本人的疯狂将自己送入了坟墓，把朝鲜半岛还给了朝鲜人民。
此时日本人在南朝鲜所有产业都被低价转让给韩国人，并且还提供长达15年的低息贷款，这些产业占到了韩国总产业的80%，一批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财阀迅速崛起，李秉哲也得以从中分一杯羹，被李秉哲视为偶像的李承晚对他说：
“李社长，为了国家，今后应该干得更好，有机会到汉城来，一定要找我。”
1948年，李秉哲果然到了汉城，在那里挂出了三星物产公司的牌子，往香港和新加坡出口墨斗鱼，进口棉纱，成了韩国当时第七大贸易公司。
当然，这次好景依然不长，在前面等着他的是朝鲜战争。仅一年后，整个汉城就成了一片火海，三星物产公司烟消云散，李秉哲找了4辆卡车带着一家老小和员工逃回大邱避难。
这个时候李秉哲想起了李承晚的那句话：为了国家，今后应该干得更好。
他记起来，9岁那年，坊间传闻大韩皇帝在日本被毒死，上百万的朝鲜人民涌向街头，换来的结果是7000多位同胞被日本兵无情杀害。
没有国家的稳定，何谈个人的梦想？！实业报国，四个大字在李秉哲脑子里熠熠生辉。
就在李秉哲前往汉城的那年，一个足以影响世界的技术在美国贝尔实验室里诞生。
巴丁和布拉顿成功地用半导体材料造出了第一个晶体管，肖克利进一步构思出可以用平面技术大规模生产的结型晶体管。
（约翰·巴丁、威廉·肖克利、沃尔特·布拉顿在贝尔实验室）
晶体管是芯片的核心元器件，成千上万个组成了集成电路及芯片。它们将庞大的电路微缩在几厘米的平方上，彻底改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
索尼仅仅是引进了晶体管技术，就成功造出了风靡世界的半导体收音机，而后又引入集成电路技术，冰箱、电视、计算器、电子表，无数消费电子产品从日本涌向世界，日本迅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李秉哲终于注意到了日本的变化。1969年，日本的GDP为1722亿美元，而韩国的GDP是76.76亿美元。
此时在韩国政府的扶持下，三星已经完成了第一制糖厂和第一毛纺厂的建设，并用三年完成了韩国肥料厂的建设，它们无一例外，都成了韩国的龙头企业，令韩国逐步摆脱了对进口商品的依赖。
经济建设初期，韩国物资匮乏，一穷二白，实行进口替代战略。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韩国开始了向重化工业和出口产业的转型。
韩国国土狭小、资源短缺，到底什么产业最适合韩国的发展，李秉哲在日本找到了答案。
在那里，他参观了东京电子工业团地，日本三洋电机会长井植岁男告诉他：
“电子工业从以沙子为原料的硅片到录像机，都是从无到有的产业，其附加值高达99.9%”。
李秉哲回国后成立了三星电子，并力荐韩国政府大力扶持电子产业。
70年代，三星生产的电视机等电子产品远销世界，但是真正让李秉哲念念不忘的是这些电子产品里面的芯片。
李秉哲认识到，决定这些电子产品性能的，是芯片，附加值最高的，还是芯片。
在未来的情报化社会，没有半导体的发展，国家经济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先进国家的附庸。
只是发展半导体产业，三星缺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技术和人才，最主要的阻碍是日本和美国的技术壁垒。
李秉哲一直在默默积累力量。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第二年李氏父子不顾管理层的劝告，自掏腰包入股当时已经濒临破产的美国Hankook半导体公司。
1978年，三星集团将合资企业“韩国半导体”的外方资本全部买进，成立三星半导体，同年，收购了美国仙童公司在韩国的子公司。
不过，这些经营困难的公司，掌握的无一例外都是过时的技术，对于韩国半导体产业来说杯水车薪。
对李秉哲来说，真正的机会是1982年，他前往美国考察，感叹半导体技术的日新月异，越晚进入半导体产业，越难追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美日关系的变化，那年，美国刚刚研制出256K DRAM内存芯片，而日本富士通、日立的256K DRAM却已经批量上市。终于在1982年3月，美国商务部表示，将调查日本的芯片商对美国的廉价倾销。
机会来了，李秉哲将1983年3月15日称为韩国半导体事业的诞生日，决心：
“摆脱个人企业的范畴，为了通过技术的先进化，给后世留下一个富裕的祖国，向最尖端的半导体事业进军”。
三星选择的抢滩点是DRAM存储芯片，发起64K DRAM攻坚战。相比于CPU芯片来说，DRAM技术难度较低，容易介入。
为了完成开发，三星从美国聘请了5 名有半导体设计经验的韩裔美国科学家以及数百名美国工程师，还从美国的半导体公司镁光买来了设计技术，从夏普买到了关键的加工工艺——MOS技术。
如果没有美国的默许，这一切谈何容易。
在专家小组进行技术攻坚战的同时，李秉哲下达指令，开始建设三星芯片工厂的第一条生产线。他深入施工现场，一面指挥，一面带领工人日夜奋战，仅仅用了6个月，就完成了日本需要十八个月才能完成的工厂建设任务。
64K DRAM当即投入生产，这是一项注定失败的商品开发，美国和日本早在4年前就已经完成了64K DRAM。三星当时的成本是日本的四到五倍。
雪上加霜的是，日本的半导体企业为了打击三星，联合起来开始进一步降价。
即使有韩国政府的尽力补贴，64K DRAM芯片还是给三星带来了1400亿韩元的亏损。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三星64K存储芯片从零起步，在短短一年内将长达十几年的差距缩短为四年，奠定了三星反超日本的根基。
让三星芯片摘掉“赔钱货”帽子的是256K 存储芯片。
1985年前后，DRAM 芯片价格不断下探，李秉哲判断，此时会有一些企业（如英特尔）退出DRAM芯片生产，所以顶着亏损也要扩大产能。
没想到，1987年3月，美国政府以日本没有执行协议为名，决定对日本进行3亿美元的进口限制，国际市场DRAM价格回升，三星的256K DRAM芯片终于摆脱亏损。
从此三星在DRAM存储芯片领域开始站稳脚跟，一直到1992年，三星与美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发出64M存储芯片，三星终于追上了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从一开始，李秉哲就把三星的芯片攻坚战视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早在正式进军半导体产业前，李秉哲就在日本和美国建立了情报机构。他们不仅负责收集最新的技术动向，更为重要的目的是：秘密邀请日本和美国的技术人员来韩国担当顾问。
1986年，三星邀请时任东芝半导体事业部部长的川西刚访问三星，并给予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随后三星便要求回访东芝的大分工厂，在那次参观之后，三星不仅挖走了他们的生产部部长，还建了一个几乎和大分工厂一模一样的工厂。
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泡沫爆发，日本电子企业缩减了芯片研发的投入，并对研发部门进行裁员。
这些研究人员被三星悉数接收。数据显示，当时三星的外籍顾问一共有77人，其中57人为日本籍顾问，三星为这些技术人员开出了三倍于他们在日本的工资，并且提供4室1厅的公寓，配备秘书、司机和厨师。
同时三星也给他们安排了有关技术转移的任务，广泛程度涉及日本制造商的研发体制，所使用的制造设备和人力资源情报。
通过情报，三星得知东芝研究出了新型的闪存芯片，于是向东芝提出了联合开发闪存芯片的提议，深陷经济泡沫困境的东芝无奈答应了三星的提议。
结果就是，东芝研发的闪存技术成了三星的主场，三星轻松在DRAM和闪存领域占据了世界第一，并保持至今。
三星对于芯片之所以能够不计代价的投入，是因为韩国政府在背后不遗余力的支持。
实际上，芯片事业在各个国家从无到有，都离不开国家的支持。
1958年至1976年，美国半导体产业研发支出的43%都源于政府的财政投入，彼时正处于冷战时期，国防需求成了美国芯片市场发展的源动力，催化了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早期发展，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军用市场仍然占芯片市场份额的约40%。
日本芯片行业腾飞的起点，也源于其在1976-1979年实施的日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
早在1975年，韩国政府公布了扶持半导体产业的六年计划，强调实现电子配件及半导体生产的本土化，而非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发展半导体产业。
（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韩国政府对其最大的帮助是，放任他们在金融系统内吸纳资金。
李秉哲曾经说过：我在银行搭上一万股股份，就可以调动它们十万、二十万的资金。
1981年5月，韩国实行了一般银行民营化，陆续把15家一般银行交给垄断集团和大企业经营。三星集团一口气购买了商业银行、大邱银行和长期信用银行的股份。
80年代末，韩国大型垄断企业的负债率平均在400%以上，高负债经营让三星创造了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反噬。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前30大财阀平均负债率达到521.5%，有些甚至高达将近4000%。1997年11月11日，当天韩国的外汇存底只有38.4亿美元，两周后需要偿还的外债就达100 亿美元，整个国家走到破产的边缘。
一个月后，韩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570亿美元纾困方案，必须接受的条件包括：对外国投资者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从50%提升至100%。
不少外国投资者乘机收购陷入困境的韩国大型企业，负债高达160亿美元的三星电子面临被恶意收购的危机，此后三星又经历了多次被恶意收购风波，如今三星约有55%的股票份额为外资所持有，不过所幸李氏始终掌握着管理权。
饶是如此，三星始终没有停止对芯片领域的研发和进军，21世纪，手机和电脑风靡世界，三星的存储芯片大放异彩，2018年，芯片在韩国总出口中占比20%，三星与英特尔分庭抗礼，成为全球芯片产业的霸主。
李秉哲曾经说过，在他死之前，三星一定要进军芯片事业。只可惜，1987年李秉哲因肺癌去世，就在存储芯片成功盈利的前夜。
为了集合三星的全部力量攻坚开发周期长的基础科学，最后一年，李秉哲从三星全集团抽调1.5亿美元的资金和尖端人才，投入三星综合技术研究院的建设。
那时他交出了手头的全部工作，唯独对研究院的建设、人力保证和运营方向一一过问。
李秉哲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全部倾注到三星综合技术研究院上。
遗言里，李秉哲留给他们最重要的一句话是：
技术的支配者将支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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