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洪武：是什么让摇滚行动？

彭洪武：是什么让摇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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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让摇滚行动？——混记“中国艺术在行动”之“昆明现代音乐节”

　　统治世界的是想象力。——拿破仑

　　1990年在北京轰然而出的“现代音乐节”燃起了中国摇滚乐以后或明或暗的火势，而11年后在昆明又有一场名为“昆明现代音乐节”的集演，或许也将是新一代中国摇滚乐是
是非非和不归路的引子……　　

　　昆明无疑是一个可以探寻神秘的地方，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已经钩走了国内外艺术青年以及小资的魂，早年也曾有传闻昆明是全国不可多得的摇滚重镇，但真正脚踏实地来到这片似乎跟内地脱离的雄伟高原，我们才发现摇滚乐——尤其是在内地如火如荼的“地下摇滚”肯定会缺氧的。

　　做为“中国艺术在行动”的组成部分——当连续7天的“昆明现代音乐节”从原定的大观公园被迫搬到机场旁人烟稀少的国贸中心后，早已应允的批文却还迟迟未下，不可避免的巨大矛盾在现实的戏弄下横空而出。想到就做到了，这可能就是祸根。当近年来人气极旺的歌特音乐公司projekt的Faith&disease乐团和北美最大的另类唱片Matador公司Stephen Malkmus(Lo-Fi代表乐队pavement的灵魂人物)，办好了签证、购好了机票却并没能出现在流光溢彩的舞台上，将近半年的汗水、琐事、担忧已统统化为教训和悔恨入心。悔恨的还有Black tape for a blue girl(Projekt公司的当家组合)和Pere Ubu(无浪潮先锋)、Asian Dub Foundation(在英国声名迭起的亚洲籍乐队)先前已因批文的问题没能成行，但我想明年国际上会有更多的非主流音乐代表越洋而来，如Swans(极富盛名的另类乐团)、Yo La Tengo(缓慢狂飙)、Aphex Twin(电子狂人)等等都在我们的邀请计划中，请不要把它当成是简单的想象。也更遗憾太多渴望力量和鼓励的乐迷不知或没能前往昆明，唯希望通过今年我们的工作使你们能在身边看到自已喜爱的某些国内外乐队现场，那些把摇滚乐看作是刺向腐烂生活的利刃的朋友们也能借力磨练……

　　“统治世界的是想象力”，快些运用你的想象力给自已创造独立自主的音乐生活，北京、广州、石家庄、太原、上海、成都、沈阳、桂林、长沙、南京、大连等地的星星之火使世纪之交的非主流音乐运动成为燎原之势，所以这些城市的摇滚推广者也应邀前往观摩，这场在外面并没有声势浩大的音乐节马上变成了“行业年度交流会”。于是各地摇滚人互访互勉的气氛在饭桌上、酒店里、大巴上、舞台下热切的进行着，来自台湾的摇滚联盟还带来了台湾的摇滚情况，虽然天各一方，在精神征途上我们却可携手并肩。

　　合力打造重型乐队、软硬兼施的舌头、狂迷电子的王磊、继续音乐革命计划的盘古、游走实验边缘的王凡、丰江舟以实力和胆识重申了摇滚乐的力量和美，而各有千秋的新秀昏热症、木推瓜、痛苦的信仰、落、第二层皮、另两位同志等也完全具备音乐上的实力和商业上的潜力，经此一役，中国地下摇滚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接轨指日可待。而当务之急是如何突破圈子化和沙龙感，到广阔的自由空间里去求生存，这是近年来呈胶着状态的地下摇滚给我们(当然是指那些有责任心的音乐媒体、唱片公司、乐队、乐迷、乐评)最迫切的任务……

　　我们必须给“敌对势力”以粉碎性的集结打击，才能给这个匍匐前进的阵营鼓励。“中国艺术在行动”并没有因规模超大而让“昆明现代音乐节”成为配角(配角反而是大观公园文化节和4+4艺术画展)，当摇滚乐在一次又一次国贸的夜空荡气回肠时，使身临其境的人暂时忘却西方Woodstock音乐节的刺激，忘却非主流音乐和地下摇滚曾经受到何等的曲解、屈辱，忘却口袋是否一次又一次被域外的音乐掏空。刚刚从深圳摇滚会的阶级气氛中逃脱，和如此亲切的音乐相拥，尽管在零度左右的夜晚，我热能足够心也饱满……

　　生活的一半是倒霉，另一半是如何处理倒霉。

　　　　　——Henry Rollins

　　我记住了这次演出的混乱和无序、却没记住那些稀疏的观众群；记住了花样繁多的云南米线，却没记住大观公园的群众联欢；记住了国贸中心的空荡和嗍嗍寒风，却没记得去大理、

丽江观光、旅游、购物；记住了出问题时的芸芸众生相、却没记住那些居心叵测的人；记住了坚定的道义支持，却没记住本不该有的“内部矛盾”……
　　“生活的一半是倒霉，另一半是如何处理倒霉。”所以有人说：“在薄冰上行走，速度就是安全”，结果时间果然比我想象得要快，最后令主办者、乐队、各位嘉宾几方面尴尬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除了超越自身实力的内因，演出结束时因票房不佳的外因、“艺术与商业的矛盾”而事出意外，处理七个乐队的决定不仅野蛮而且荒谬，从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好几个乐队都没有演，海报上贴出时舌头还身在北京)。只是“燕京啤酒之夜”的海报让“昆明现代音乐节”的赞助商拖付第二期赞助款，“中国艺术在行动”的主办者渗透力公司几个股东分道扬镳，所有的后期资金落到了发起人杨拥军的身上，他肩扛数方压力，开始的承诺还得一一落实。驼峰酒吧的仗义相助固然可嘉，而当地某些“摇滚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却让我感到寒心加恶心，他们所谓对“昆明现代音乐节”的抵制让我想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清政府，以我近年来组织外地演出的遭遇来看，大凡有什么抵制或抗议外地乐队演出的人，大都蛮横地坐在落后、暗无天日的井底。

　　而大部分乐队最后都在冷静中理解了主办者的难处，这是一个提倡有独立人格和心智的群体，也是我们在劣势中决定今年原定计划不变的缘由。我想高标准的接待体现了主办者对艺术和音乐的尊重，但它还是不可避免的招来了非议。是做个不问世事的苦行僧还是做个灵活机动的创造者？是坐着硬座火车参加只有百十个的人演出还是站在舞台上率领万众一心的呐喊能给摇滚希望？摇滚乐是自娱自乐还是挥刀斩愁、振臂一呼呢？摇滚乐为什么就不能追求更好的生活？先让摇滚乐娱乐起来，挑起大众的身体再煽动他们的音乐细胞及精神，最起码现在要避免填鸭式的思想教育和封闭的苦难意识(就像没有私有制和资本阶段的社会肯定是崎型的)，这些都是近年来摇滚圈内争执的热门话题，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苦难并不等于荣誉和理想，“从受苦经历中得出结论，我们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它们不是把我们带向接近我们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带向相反的方向。对这些人来说，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

　　不通过虚构，我们永远无法接近真实。

　　——阿巴斯

　　“中国艺术在行动”还有更多的好戏在后面，请谅解我没有赘述这次演唱的全过程(包括那些漏掉的乐队名)，我甚至还没来得及体会这难得的群欢，问候东南西北赶赴昆明的同道，就被严重恶化的事态推到了尖端。我唯有相信朋友以后还是朋友，同道没有隔阂，让我们继续把邪恶、腐烂、虚伪、世俗、专制、愚昧当做敌人吧，是中国——这个让人产生最复杂感情的国度让我们在这个几乎不可能如愿的事业里狭路相逢、磕磕碰碰，从而分头行动只相信自已。

　　超出现实而冒了一种敢为天下先的险，或许是好大和喜功，或许是好高和骛远，或许是乐观过头。世界从来都是在纷乱中得以前进的，稳定中求不到发展，“不通过虚构，我们永远无法接近真实，”只能这样想了，这样的失误总得有人来经历，这样的教训总得有人来得到，让后来人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又有何妨呢？全国10大城市的摇滚展演(昆明、南宁、沈阳、西安、北京、石家庄等)仍要积极的准备，让迟到、打折的行动来引发所有吧。我们不需要空想家和指挥棒，我们欢迎评批评和提醒细节，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走到这个有准备牺牲的队伍中来，哪怕“中国艺术在行动”——包括摇滚是一块任人踏踩的垫脚石……

　　在这种颠倒是非、人性龌龊的社会生活中，阶级从就没有消失，活着的人往往被阶级所累，为什么行动和运动总是一些人带动着一大部分人呢？其实我们都是广义的懦弱者，所以我们需要有人挑起运动，所以我们需要从他人的行动和言辞中得到信心。时代当然不会怜悯弱者，最后我同意席尼.雷日科夫的话：“权力应该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就完了。”



　　——原载自《通俗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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