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年前，王度庐还是中国近现代武侠文学史上，一个被遗忘的人。
2000年，李安改编执导的同名电影《卧虎藏龙》上映，夺得200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4项大奖，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王度庐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他的笔下，没有仗剑江湖，没有行侠仗义，没有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有的只是失落的男人，悲壮的爱情，勾栏瓦舍里的边缘江湖。
与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他被动荡的时代裹挟，一生失意落魄，为生活所累；但正因如此，他开创了近代“以悲为美”、“以侠为累”的新武侠小说创作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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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正月，爱新觉罗·溥仪改元“宣统”。同年7月29日，王度庐（原名：葆祥）生于北京后门里的一户下层旗人家庭。
在他8岁时，父亲去世。本就贫苦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迫于生计, 王度庐作为长子, 便过早地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 却因身体赢弱, 难以胜任体力劳动, 靠着自学成才颇有奇气，去做些诸如小学代课教师或家庭教师工作。
1925年，在他17岁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言情小说，杂文、随想。但时代与生活的双重挤压，时时刻刻都影响着他落笔时的选择。
处在那个战乱的时代、又是社会最底层，对以文字谋生的人有说不出的苦衷。
及至1929年1月，北京的《小小日报》上开始连载他的第一步武侠小说《侠义夫妻》，自此开新武侠一派的一代宗师，王度庐开始了他悲情武侠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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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王度庐到西安, 与李丹荃先生结为伉俪。但结婚的当年, 因王先生失业, 夫妇二人遂返回北京。
1937年内乱频仍, 外寇入侵, 生活难以为继, 便去青岛投奔李丹荃先生的伯父伊先生，适逢卢沟桥事变，王先生遂罢返京之念，在青岛长住下来, 长达12 年之久。
此间, 已到而立之年的王度庐, 半生艰辛, 三十年坎坷, 世态炎凉, 人间哀乐, 真是甘苦备尝, 感慨尤深，他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
初到青岛，王度庐谋不到职业，又患胃溃疡病，整天躺在床上，迫于无奈，便想到了写武侠小说，没想到一炮而红，深得读者欢迎。
1942年，南京《京报》曾刊载多封读者来信，关于《彩凤银蛇传》中鲁彩娥之死，对女主人公因伤重死于中途，而未见到自幼失散之生母的结局表示不满。
王度庐在回答读者批评的文中写道：
“在写该书的第一回之前，我就预备着末了是一幕悲剧。向来大团圆的玩艺儿，总没有缺陷美令人留恋，而且人生本来是一杯苦酒，哪里来的那么些完美的事情?”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王度庐, 纵横漂泊总不如意，目睹了旧社会的世态炎凉。
这样的生存状态之下，王度庐内心纵然有“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却是绝难生出乐观豪迈的激情，去塑造一个个生龙活虎、顶天立地、结局圆满的侠客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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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度庐的武侠小说中，没有奇幻情节，没有神功秘籍，甚至没有江湖帮派，武林高手都没有，简直不像是人所熟悉的武侠小说。
不但少见远离世人的隐仙遁侠, 而且也少有激烈的打斗格杀。多的是人性的扭曲,人间悲剧。
在《卧虎藏龙》里，最厉害的不是武功高强的玉娇龙、李慕白，而是用心计害人的费伯绅。
而能说出名字的武功，就只有玉娇龙所学《九华全书》和李慕白的点穴功，有名的兵器，也就只有青冥剑与俞秀莲的双刀。
至于书中人物打斗的场面，丝毫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奇特壮观。王度庐小说在武技描写上基本上是无招无式，瞎打一气。
小说中既无软、硬、轻、气功的描绘，暗器也属平常，而‘点穴’已成天下无敌的绝技。
王度庐在创作中，将上天遁地的仙侠拉回到地面, 把专以较量武技高下的门派高手，还原为人们似曾相识的血肉之躯。
读王度庐作品不会感到玄和险, 而是以人物的缠绵悲愤的真情笃义令人慨叹不已。
“侠情”是王度庐武侠系的风格特色，作者因此获得“情侠”的美誉。正是“儿女之情”最能引起凄恻缠绵的故事，也更容易将小说叙事带入千回百转的“胜境”。
王度庐虽写武侠，但“以侠为累”。他笔下的侠是逆向的、消极的，弱化了侠的能力与抱负，消解了侠客的崇高感。侠义人物平淡朴实，缺少超尘出世的气概与飘逸。
其时，外来侵略势力用枪炮，正无情地击醒了古老东方民族的春秋大梦，时代变迁让江湖镖师、侠客们的生活价值与人生追求失去了意义，过去的辉煌只能封存在记忆里。
他们不得不面对落后挨打的残酷现实，自信自保都不可能，遑论张扬与炫耀？纵
有“侠客”出现，又何能改变社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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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度庐笔下的人物, 不仅七情六欲俱在, 而且不乏文质彬彬的儒侠；既有侠骨丹心，又有似水的柔情，不但有大义凛然的正气、誓死如归的坚强意志, 而且又有缠锦徘恻的弱点。
在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鹤—铁五部曲”中，虽然描写了四代侠士侠女的爱情故事，却几乎都以悲剧作为结局。
在“五部曲”中，第一部《鹤惊昆仑》讲述的是江小鹤与鲍阿鸾，因为上辈的仇恨而不能成为恋人，仇恨最终导致了阿鸾的死；《宝剑宝钗》则围绕李慕白和俞秀莲之间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的感情纠葛展开；《剑气珠光》是李、俞二人故事的延续；
《卧虎藏龙》作为五部曲中最为成功的一部，表现了玉娇龙和罗小虎两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年轻人的爱情悲剧；
最后一部《铁骑银瓶》则续写了玉、罗的儿子韩铁芳与春雪瓶的爱情，其中最震撼人心的则是玉、罗二人与儿子的两个生离死别的悲剧故事。
五部悲剧侠情小说，其矛盾冲突已不同于一般武侠小说，着重表现善恶正邪的外部斗争，而是将重心转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王度庐善于运用白描式的手法，展现人物内心深层次的复杂心理活动，其悲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人物自身的心理矛盾和冲突所酿成的。
正以“心理悲剧”的表现手法来演绎人生、阐释人性，才避免了庸俗社会学以绝对的善恶正邪观念，图解人生和人物的偏颇，使人读之摧肝裂胆，动人心魄。
《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中的李慕白, 钻牛角尖 、死心眼儿，性格变化极为曲折复杂, 既嗜武成狂, 又情钟爱笃。
他本来爱着俞秀莲, 但俞已定婚, 出于道德伦理考虑，只能将这种爱埋在心里。后又移情于谢翠纤, 也由于他的思三虑四, 瞻前顾后, 造成了谢“轻生一剑“的惨烈结局。
俞秀莲的未婚夫孟思昭死后, 李慕白本可与俞秀莲终成眷属, 但他又想到孟对自己的恩义，并恪守不夺亡友之妻的道德信条, 只能是与俞秀莲“如同胞妹妹一般, , 终以兄妹相称, 同隐于九华山。
这不仅写出了深层的文化层次的社会悲剧, 而且写出了人性的弱点所带来的性格悲剧。
而《风雨双龙剑》中纯情少女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女强人”，魔女红蝎子的狠毒与痴情, 张云杰的儒稚与险诈等，写出了复杂人性的切面。
《洛阳豪客》中苏老太爷的弃恶从善、保持并发扬贞节光荣的心理走向, 正好与其女苏小琴的追求爱情的心理走向相悖, 于是便演出了一幕幕撕心裂胆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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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于墨家的中国侠文化，在汉朝没落以后，转而进入到文学书写中，千古世人侠客梦，成为一种远古的理想。
王度庐所谓的“江湖”处于统治边缘，是脆弱的，也是渺小的，从来没有像其他武侠小说那样奇特自由，豪情万丈。
《风尘四杰》中的“双刀太岁”年轻时候也曾经春风得意过，像他自己所说：
“当年，有多少人都来求我?…可是后来我倒了运，就一个也不再来求我，我去求人都不行。”
至于为什么倒了运，作品中没有具体说明，但是通过情节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时代的氛围不同了。所以明白了：
“这位老人早先原是个保镖的。一定是好武艺，江湖之上，颇有威名，现在落到这般地步，是因为年头已经改变，他又老了，身手全无用处，生计才这样艰难。”
“年头变了”才是问题的关键，他既有的技能已经失效，原来的谋生方式已经成为被现代社会废弃的生活。
王度庐曾说：“我为这里一些风尘中的卖艺谋生的人表示着同情，并钦佩。我还知道他们——其实不仅是他们呀，连像崔太太那样的下流女人，她也是一个人，是有热情，有灵魂的。”
只是这些人，却生活在一个已经不属于侠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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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度庐的书写中，无时不弥漫着一种无能为力的忧郁情调，小说中的人物总是纠缠于悲剧的命运之中，而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正来源于他对人生的透彻认知。
“在故乡养病半年，又到别处一个大城市里作了几个月的小职员，接近的是一些阔人，看见的是他们那些少爷小姐度的那些奢侈生活；‘裙带风’表现出来的那些丑恶，使我憎恨；使我思念起古城风尘中的侠客、义士、卑贱而有真感性的女性们。
他所珍视的，也许就是底层的贱民，在面对命运挑战时，发奋蹈厉的无畏姿态、在复杂变动时代的心理走向以及命运姿态，并由此传达了对传统生存状态出路的迷惘，以及发掘一种理想生命状态的努力。
虽世道大变，生命却不能因此随波逐流。这不仅是对那个已成昨日黄花的时代的凭吊，也是时代变迁中对生命尊严的坚守。
这种坚守，因其在落寞中，也就成为一种抗争的姿态。这也是传统侠义精神的生命姿态与孤独的现实处境：落魄混乱，困惑不解，也夹杂着落寞无奈。
这是一种个体对人类现代历史进程的无可奈何感，是生命个体对已逝历史记忆的一种叹惋。
这个时代所造就的，决不仅仅是“双刀太岁”虎落平阳的悲剧，更是处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共同面临的悲剧。
但更让人悲戚的是，他所创作的对抗命运的悲剧世界，在他41岁戛然而止。
彼时，正值国家改天换地，价值判断标准转换，一段时期内人们对武侠小说持歧视之态，王度庐的创作生涯就此终结，再无新作面世。
1977年，王度庐病故于辽宁省铁岭市，终年68 岁。
从王度庐21岁时，发表第一部武侠小说开始，及至49岁，短短20年的创作生涯，他留下了16部武侠作品。
他给我们留下的不止是一个失落的武侠世界，更咏叹了他的一生失意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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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斯年：侠的踪迹—— 中国武侠小说史论【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徐斯年，顾迎新：民国言情武侠小说家王度庐年表【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庄国瑞，卢敦基：侠情与侠意：以悲为美与以侠为累——王度庐武侠小说再认识【J】. 学术研究，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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