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很多欧美国家，中国的院士——无论是科学院还是工程院院士，能够从这个身份中获得非常巨大的行政影响力。
在决定要展开什么项目的研究、什么型号的研制；这些研究课题和工程型号，会分配给哪些单位；诸如此类的问题中，院士都有极大的发言权、乃至于拍板权。因此在相当大程度上，一个单位的院士数量多寡、地位高低，能在行政资源分配上带来巨大的优势——比如划拨多少经费。
这就造成了国内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院士众多、行政地位强势的行业和单位中，不乏一些摘桃总师；比如一些势单力薄、地位不高的单位，为了自身前途，不得不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制造众筹院士。
国内有些复杂的装备型号，一路研制过程走完，总师走马灯一样的换了好几个；尤其是一些型号，会在主要设计工作临近尾声、主要技术难题都被解决的差不多的时候，会更换一个总师。这种现象背后有两种动机。一种是雨露均沾，大家都来刷资历；另一种就是织就嫁衣待某人，以前人之功造就后人晋身之阶。
对于一些历史上行政地位强、院士数量多的单位；这种做法可以造就更多的院士，并在未来的院士评选中形成更强的联盟壁垒；自己一派的人更容易评选上来，而不是自己一派的么........从后果上来讲，这种做法必然导致研制管理过程中，最顶层的责任心涣散——这种态度又会自上而下，层层传染。
哪怕同属一派，也难免有人在心存不甘的情况下，故意对潜在问题视而不见，乐得见摘桃者日后被追责，甚至主动埋雷。很多体制内的撕逼闹剧都是由此而起，看似自曝家丑，实则彼此甩锅。
举个例子：一个院士在回忆录里说进气道调节板用铝合金强度不行，一定要上碳纤维。另一个院士则在技术专著中，详细讲解这个型号的进气道调节板，其实设计初就有铝合金方案；而且后来碳纤维造的成品在飞行中断裂打坏了发动机，最后还是拿铝合金打的补丁。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单位（比如只能从事辅助型号而非主力作战型号研制的）、甚至是一整个行业来说；由于历史上就一直势单力薄，因此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至少有一个自己人能当上院士的情况。有了一个院士，他们才有参与讲数的资本。
众筹院士就是因此出现的：选中一个各方面较为合适、本单位/行业都比较能接受的对象，把大家的成果和事迹都包装到这个人身上去。再集中全部资源去打通门路，力保他能通过院士评选。
在上文举出的两类不同例子中，第一种例子的后果是最糟糕的，整个研制的流程中的责任分配合理性被完全打破，研发的效率、质量都普遍很低下，做出来的东西实际问题重重。
而第二类例子则不一定。有些行业出了个院士，反而在自身垄断封闭的基础上，让整个行业的发展潜力都被长期被禁锢在了这个院士的认知水平和思考模式下。
而有些单位出了个院士，虽然院士本人并不真正具备相应的能力水平；但是那些用来评选院士的成果、特别是能在评选壁垒的阻挠下都无法被否认的成果，都是扎扎实实的硬货。
这样的单位，风气和能力相对于它们得到的资源和地位，其实是相当出色的。这样的单位多一个众筹院士后，它为国家形成的回报；完全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某些得到一名甚至更多真正院士级专家的单位。
在不少人得到了并不应当属于他们的院士身份的同时，国内也有不少能力优越、功劳卓著的专家；或者因为自身性格、价值观念使然，或者因为他人作梗，最终与院士身份无缘。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举几位不具备院士身份，但绝对是国内顶级水平的专家作为例子：
图：左二是桑建华总师，歼20隐身系统总师。从真正开创并建立隐身专业的角度来说，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隐身战机。
图：杨瑞馥老先生，中国上一代的首席生物武器专家。老先生如今已退居二线，目测与院士身份无缘了。
图：中间的碳纤维专家是潘鼎教授，他带领团队解决了战略导弹的弹头烧蚀用粘胶基碳纤维技术难关，并解决了聚丙烯腈碳纤维原丝的干喷湿法。他的院士之路两度被人为打断，已于去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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