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说到周代,学术界公认的是,周代采用分封制。我们这里所谓的周代文化,是专指中央天子的周朝文明而言,后来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属于鲁国文化的系统。
如果研究诸侯各国的文化学术思想,那就各有异同,并不一致,彼此之间,都自保留有他祖先氏族传承的文化精神。例如,神农的后裔,封在河南的焦城。 黄帝的后裔, 封在山东济南附近的祝(长清县)。帝尧的后裔,封在河北的蓟(就是清代的直隶顺天府的大兴县)。帝舜的后裔,封在河南开封附近的陈(陈州)。大禹的后裔,封在开封附近的杞。殷商后裔的贤人微子,受封在宋。另一殷商后裔的贤人箕子,因献洪范而被尊为不臣之敬,受封于朝鲜。
这些诸候的分封就国,都是上古与三代的后嗣,并非都是周室的功臣, 而受到分封的爵赏;这是周朝文、武、周公的德政,也便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精神,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伟大的文化思想。其次,周室所分封功臣,从其师尚父(太公吕望)为首,封于齐,周公封于鲁,等等,所谓“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余人”,这样便是周代分封诸侯而建国的局面,所以,分封制既让上古各种传承得以保留,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产生的客观前提,重要的是提供了土壤各自繁衍生息。
周代的分封制大不同于欧洲上古的“封建”制度,如果把东西两方“封建”不同的观念,混为一谈,必须要加甄辨。而且我们不要忘记,由周初分封建国,直到春秋战国的七八百年间,中华民族的文字。言语,并未统一,诸侯各国的文化学术,也各自保有他的传统,等于我们几千年的文化,虽然国家一一统,而各地方的风俗、习惯、方言,在其同中也各有其异;所谓“书同文,车同轨”的混同局面,在秦、汉之间,才得正式完成,也就是后期“度量衡”的统一。
首先要郑重声明,凡是要了解秦、汉以上的历史文化,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我们粗看起来,周、秦以上文化学术的形态,固然是继承三代以下的一贯传统,到了周朝,才算完成建立一个人文文化具体的成形,但是我们总要不忘历史的发展,不是空中楼阁,无因而来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所谓分封建国的诸侯之邦,因为各有历史渊源的背景,与地理环境的不同,所以凡是有关构成各因文化的条件:如言语、文字、风俗习惯、政治方式、财经措施、交通形势等等,大体都是各自为政,并没有像秦、汉以后的统一。我们只要大概没有忘记历史上的记载,自从秦始皇开始,才渐使“书同文,车同轨”,才有废邦国而建都县的统一制度, 就不至于把秦、汉以上的地理文化不同的观念,随便忽略过去。而且那个时候,所谓中央政权的周天子,他为共主的帝王制度,既不是秦、汉以后帝王体制的形态,也不是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情形。
生在两千余年后的今天,高推古代的情形,时间、空间的环境迁变,绝对已非当时的面目,虽然大家采用书本的资料作考证,也是不免出于臆测。“尽信书,不如无书”,所以不能完全作为肯定的理由,至于曾子、子思、孟子、荀卿一系列的思想,当然是孔门以后的鲁国文化,与鲁国文学的正统。其他如老、庄,是南方楚国文化的情调。兵家著作如孙、吴兵法,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传统学术思想,与齐国文学的进步与升华。另如纵横家、法家、名家等学,大多都是秦晋之间后起的思想,司马迁所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杂家的学术思想,与秦、晋、齐、楚有关,也可以说,便是秦、晋、齐、楚学术思想杂流混合。阴阳家,当然就是燕,齐“方士”学术的源流。我们了解了这个春秋、战国文化学术的大势以后,对于其中如何形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姑且另作讲说。其余如阴阳、兵、农、医药、老、庄、墨子、名、法、纵横、杂家等,综错交罗,互相为用,便成为战国到秦、汉以前,统统归入道家学术思想的范围了。
在战国时期,秦、晋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便孕育出法家、名家的学术思想,以及产生纵横家捭阖权诈,造成谋略之士的温床。郑、卫介乎大国之间,环境促使颓废、富于风流浪漫的文学情调。齐国由于太公吕望道家思想的影响,又受时代的刺激,便多产生军事哲学思想,与军事学术的兵家。凡此等等,所谓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文化思想的根源,都是各有因缘,互为影响,并非无因而生,笼统一律的。
周、秦以前,诸子百家,儒家道家不分家,自孔子一代的儒家文化思想,同样传承于夏商周三代,起于中原地区与东方、北方的《书经》学系,到了战国、秦汉以前,便成为鲁国文化,孔、孟思想的中心,继承尧、舜、禹、汤、周(文、武)公的传统。
(注:以上观点论述来自南怀瑾老师道家文化论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