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平凡的世界》是一本被过誉的名著,有两大硬伤
文•段宏刚
路遥(1949年——1992年)于1986年创作完成了100余万字的《平凡的世界》,该小说通过讲述农村青年自我奋斗的励志故事,展现了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意识。对具有相同生活体验的农村年轻人来说,思想触动不可谓不大。所以,该小说自出版后,能在农村青年读者群中引起强烈共鸣。
该小说以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时代背景,重点描述了城乡结合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把叙述焦点安排在农村青年男子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身上,他们为了追求幸福生活,改变自身命运,背井离乡,离开农村踏入城市,经历重重磨难和多种喜怒哀乐后,最终掌握了自身命运,过上了其他同龄人羡慕的生活。
路遥
可以看出,在宏观文学理念上,路遥是遵循现实主义文学理念,把小说是“时代书记官”当做向导,但在具体写作中,路遥却以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情怀来安排故事情节,脱离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
在小说语言的叙述和运用上,追求的则是如陕北黄土高原般的朴实无华,娓娓道来,没有那么鲜明的气势和节奏,并带有个人强烈的自传性质。
路遥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大约35岁左右,生活阅历不算丰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剖析还没有突破表象,还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因此,该小说在思想性方面,以及所展现的生活厚度和内容广度上,都有所欠缺,更趋向于个人理想主义情结的呈现。
同时,小说语言在艺术性方面,显得有些粗糙直白,似乎没有经过认真推敲,看不到诗性的韵味。
《平凡的世界》
但不得不承认,《平凡的世界》很符合当时的时代主旋律,讲述了一个相当励志的好故事,也有较强感染力,对年轻读者来说,是一部励志的好作品。
如果单纯地从文学的艺术性的角度来考量,抛开《平凡的世界》所讲述的故事内容,笔者认为,这篇小说有些名不符实,是一本被过誉的名著。
比起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等作品,《平凡的世界》显得比较单薄,厚度、深度和广度都不够,漠视了艺术化的真实性,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硬伤。
路遥
第一,作家在创作小说时,不仅仅要把故事讲精彩,用故事传达某种情怀和价值外,更要充分开掘语言艺术的魅力,做语言的魔术师。《平凡的世界》文本语言以平铺直叙为主,在叙述过程中,作者穿插了不少主观说教,破坏了小说应有的流畅性,并且,小说叙述语言的独创性不够。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以及拜西学东进所赐,文化融合的态势更加明显,许多作家嗅到了小说叙述语言和写作手法将发生许多改变的可能,所以,作家们在创作中,有意识地把心理小说,意识流,魔幻主义等更符合表现新时代下人们复杂心理感受和精神状态的叙述风格,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像王蒙,莫言等作家在那时就已经这样摸索着写作。
同时代的路遥却对这些新手法视而不见,也可能是他受阅读视野所限制,在创作该小说时,他打算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来叙述,但苦于找不到匹配的语言风格,却生搬硬套地用浪漫主义风格完成了叙述,让小说语言变成了两不像。这样的做法,对小说艺术的推动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
《平凡的世界》剧照
第二,《平凡的世界》充满理想化色彩,忽略了人性的真实和艺术化的真实,完全按照个人喜好来透视人性本质。
任何艺术形式,跟现实生活若即若离,小说同样如此。在小说中,要么时代命运是主线,要么个人命运是辅线,在主线和辅线交织的那个点上,是故事矛盾集中的爆发点,也是全篇的高潮。在写作目的上,小说是通过人物个人命运的起伏跌宕,去触碰时代命运,从而揭示时代真相。
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家更像一个冷眼旁观的哲学家,而不是按照个人理想和趣味来抒发个人情绪,塑造乌托邦世界的诗人。
《平凡的世界》
在这一点上,路遥可以说是以“诗人眼光”来审视他所处的时代,他在写作中,让感性战胜了理性,忽略了人性真实和社会真相,把笔下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以及田润叶、田晓霞、贺秀莲等人物,都塑造成了理想的化身,尤其几个女性,她们似乎丧失了自我意识,不论出身和地位如何,总是围绕着魅力巨大的男主人公转圈,多多少少隐藏了自己的真性情。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路遥安排两个身份差异巨大的年轻主人公谈起了恋爱,一个是农民出身的煤矿工人孙少平,一个是才貌出众的省领导的千金,这样的故事,完全属于童话模式的臆想,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几乎没有发生的外部条件。他们之间的爱情,是路遥理想中的爱情。
陕西作家作品
路遥凭空捏造故事的发展,到最后,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杜撰下去,只能安排以田晓霞的死亡来换取故事的结局。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改革开放之初不像现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还没有出现那么明显的阶级意识,大家都生活在唯心主义观点的世界里,人人都有一颗热爱浪漫主义的少女心。
但是,古今往来,阶级意识根深蒂固地存在,它们之间水火不容,穷人永远看不懂富人的生活,富人永远理解不了穷人的思维,两者生活在两个封闭的不同世界,之间根本没有缓冲和重叠的中间地带。
《平凡的世界》对涉世不深的青年人来说,绝对是一碗可口的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