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一共分四卷,目前只出了两册。来自于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的一个栏目,选取的都是当今最有世界影响力的小说家,后来又逐步扩大到诗人、批评家。第一卷选取海明威、帕慕克、村上春树等十六位知名作家成集。
总体读下来的一个印象:
卡波蒂健谈,海明威警惕,纳博科夫傲慢,卡佛真诚,厄普代克谦逊,马尔克斯和村上春树亲切(也许因为个人的原因,对他俩太熟悉了),凯鲁亚克和他的书一样读不下去,昆德拉的没有任何情感外露可以直接当书面语出版而不加任何修改并将之命名为《小说的艺术》(这是指他所谈的内容完全就是《小说的艺术》其中一章的再现,主要是关于复调和对位法,看过那本书就没必要再看这篇访谈了);斯蒂芬金就是个通俗流行作家,是唯一的作息不规律一边抽烟喝酒一边写书的作家;罗伯-格里耶博识,翁贝托·埃科幽默,帕慕克、格拉斯、科塔萨尔在访谈中更显露出对他们民族事务的忧虑,他们的写作,历史性和民族性也更强。
全篇读下来,对卡佛、阿兰·罗伯-格里耶、厄普代克、翁贝托·埃科最有好感,也受益最多,因为他们最不吝惜谈论自己的隐私,包括早年困苦的生活经历,现在的生活状况,相比其他一些作家对同时代作家评论的小心翼翼,他们真诚地分享影响到自己的书和作者,而丝毫不担心这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文学史地位,他们对写作,尤其是厄普代克,对写作有一种于我有心有戚戚焉的崇高感和谦卑感,这样的感觉上一次见还是在阿乙的访谈里,阿乙不承认自己的是写作,对于一开始罗永浩在饭局上介绍自己是个作家,总会羞涩不敢承认,认为写作是一项过于崇高的使命而自己目前尚不能承担,他也会谦逊又实则有野心的写道,“我比我活得久”。我喜欢这种崇高、使命、谦卑多种情绪混合下的试图在文学史地图上留名的野心。
那是一种非常认真地把写作当做一项要为之付出毕生全部的辛劳、时间和精力的事业。是的,一项事业。在这里,写作作为一项事业。
一、早年的困厄:卡佛、罗伯-格里耶
在诸多作家的访谈中,最有感染力的莫过于卡佛和阿兰·罗伯-格里耶,他们坦率地、不加保留地与来访者分享他们早年经历的困厄与艰难,尤其是卡佛,能成为作家真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因为生活首先不是艺术,生活首先关于生存。卡佛的父母是中下阶层,父亲在锯木厂工作,是个锉锯工,母亲做过售货员和女招待,每样工作都干不长——这是典型下层阶级的工作描绘。
卡佛的生活经历深刻形塑了他的艺术创作,因为生活的需要,养家的需要,他必须选择那些立刻就能产生效益的文体——很快能写就,很快能卖出——这就是短篇小说,因为生活,生活不允许卡佛写长篇,长篇小说如同博士论文,需要一整年兢兢业业的劳动,容不得丝毫懈怠,短篇是生活给卡佛的文体选择。卡佛的小说内容也是以反映中下阶层的民众生活为主,有酗酒者,失业者,边缘人,这些小说主人公的选择,同样也是他生活经历乃至自身的一种映射。可见,不论从作品体裁到内容,生活而非小说家给予了卡佛更深的影响,甚至是一种逼迫——他不得不做如此选择。
卡佛毕业后子承父业,在锯木厂干了六个月,此后又周转多种工作——恰如他对他母亲工作景况的描述,每样工作都干不长——在图书馆工作,每小时挣一两块钱;在仁慈医院找了个夜间打扫厕所的工作,因为每晚只需工作两三个小时,但工钱是按八小时算的,卡佛在访谈中表示“是个很不错的工作”,也因为没有钱,朋友推荐的爱荷华大学写作课程他也无力去上,即使第二年给了更多的资助但是还是最终放弃,这种感觉很无力,明明知道有更好的前途和跃板,但因为没有钱做周继,必须不停地工作,因此只能放弃。这是下层阶级的生动描绘——
那些纺织厂或肯德基女工,他们是比富有者更差吗或者有智力上的差距吗?没有,很少,更根本的原因是生活所迫,一天也不能停止工作,否则生活难以周转开来,所以没有余裕来思考,更无力来对人生做长线投资——这需要你一段时间内短则数月长达数年的无收入进修储备,比如写长篇就是一两年的无收入沉淀,上大学就是长达四年的无收入进修,这都需要一定的金钱做长线投资的周转金和储备。这是恶性循环。
卡佛的妻子家里也没有一点钱,上学校全靠奖学金,而且在十六岁那年卡佛就让她怀了孕。过早的怀孕生子,又一个典型的中下阶层的境况,他们至此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工作,养家。过早地生子同时意味着过早地失去了青春——根本没有青春。
十六岁怀孕同时意味的是学业的中断,在需要养家和濒临破产的状态下继续上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她的妻子分别做过餐馆女招待,上门销售的工作,同样也非长期稳定的工作。卡佛和他的妻子,花费了很大的努力,用卡佛的话说,“尽了比最大还要大的努力,她最终完成了大学学业,在我们结婚后的第十二年还是第十四年。”
卡佛就是这样生活的,“直到三十出头依然一贫如洗,还破过一次产,年复一年地干着狗屁不如的工作,在付账单、挣面包和为生存而挣扎的同时,还要考虑自己是个作家并学习写作试图写作。”两三年的时间专注于一个长篇?不,根本没有这样的余裕。诗和短篇成为一个不得不的文体。甚至连日常写作的余裕和空间都不具备,“我开始明白我的生活不像,这么说吧,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生活中有太多的无奈需要承受——想写东西但没有时间和地方来写。我经常地坐在外面的车里,在放在膝盖上的便笺簿上写点东西。”
因此在后来,卡佛的酗酒变得可以理解——“我估计我是在意识到想为自己、为我的写作、为妻子和子女争取的东西永远也无法得到后开始狂饮的。很奇怪,当你开始生活时,你从未想到过破产,变成一个酒鬼、背叛者、小偷或一个撒谎的人。”
在辛苦工作那么多年后,除了一辆旧车、一套租来的房子和屁股后面跟着的新债主外,没有其他可以示人的东西。遑论更重要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写作的抱负根本没有空间和余裕来施展,这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一种精神上的湮灭。“酗酒成为一个问题,我或多或少地放弃了,举起了白旗,把终日喝酒当做一个正当职业。”
由于生活的缘故,卡佛对艺术的理解不再是一般知识分子空中楼阁式的想象,它是一种娱乐活动,不论你看书还是听音乐、看绘画,更不论你看的多么高级,是斯特林堡,是巴赫还是米开朗琪罗——它本质都是一项娱乐活动,同打桌球、玩牌是一样的,只不过可能层次更高一点罢了。甚至于较之他们而言,艺术还更加地要求金钱以及闲暇时间。
比如写作,17年以后我痛苦地意识到,写作它本质上同样也是一项奢侈性活动,需要你有大量的空闲以及经济做基础,我写公众号一篇文章经常要花费一天时间,但收入几乎是0,完全地凭兴趣写作势不能长久。在马齿徒增、年纪渐长的时候,你不得不开始考虑生活,你不可能再拥有大学时代那种余暇,其他什么都无需考虑完全凭兴趣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投掷到写作当中而不求回报,因此自媒体的分享式写作文章慢慢缩减几乎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生活总是第一位的。
2、罗伯-格里耶
罗伯-格里耶早年生活虽然没有卡佛那般困苦,但也几近是无产阶级的状况。五十年代初,没有工作,没有一点经济来源,住在顶层的阁楼里,写过几本书,没人愿意出版,遇到心上人,求婚被拒绝,卑微与单身,没有任何娱乐,几乎一无所有的生存,在一个九平米的阁楼里住了十年。
但是比卡佛好过的是,罗伯格里耶不需要抚养孩子,因此格里耶可以不必费心为生活焦头烂额,不停地忙工作,虽然没有钱,但是有余暇,这相当重要,这段时间格里耶可以大量的读书并写作。
分享了这两位作家早年的生活,从鸡汤的角度来看,他们那么艰苦都挺过来了并且始终坚持读书写作,我们凭什么不努力?
格里耶还分享了对电影的理解,后来的电影史名作《去年在马里安巴》,当时没有人买,制片人也决定不再公映这部电影,格里耶自嘲,我就是那个腐化了“好人阿仑•雷乃”的“坏人阿兰•罗伯-格里耶”(这本书里格里耶是除了埃科之外最幽默的一位了)。幸运的是,后来威尼斯电影节拯救了它,令这部荒谬、愚蠢的电影一夜间声名大噪。
以及对法国新浪潮诸导演的评价,
有一个导演我非常崇拜,他就是让-吕克•戈达尔。……而那些真正成功的导演,像特吕弗和夏布洛尔,我则觉得完全不值一提。他们拍摄的是传统的电影,他们和在形式上创新的戈达尔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了。特吕弗导演是以前卫出名的,但他其实是个后卫!后卫!至于埃里克•侯麦这家伙,他只是写写对话,再找些演员到摄像机前朗读出来罢了。一个导演最成功的电影常常是最无趣的: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是件糟透的商业垃圾,但却获得巨大成功。
最后一句似乎有点真相的感觉。放在我们这里同样能够成立,第六代导演浮出历史地表的同时也是其作品全面平庸化的开始,张元的《绿茶》《回家过年》试图靠近主流和市场的同时迎接的是两种失败,贾樟柯作品质量断续性下滑的同时,伴随的是受众也越来越广,评价越来越好,越来越受欢迎。
二、与妻子的关系
《巴黎评论》:现在你写小说的时候,她会好奇你在写什么吗?
村上:她是我每本新书的第一读者。可以说她是我的合作伙伴,我依赖于她。这就像对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来说,他妻子姗尔达是他的第一读者一样。
纳博科夫也是这样,他形容他的妻子是顾问加法官。从菲茨杰拉德,到马尔克斯,到村上春树,伟大作家的背后都有这样一位理解、支持以及参与他们写作事业的妻子。
她们是第一个读者,是艰难写作过程的肯定者(纳博科夫曾觉得洛丽塔太烂想把前面几章全烧了被妻子阻止),是意见的最重要反馈者,甚至还是经纪人,以及具体写作实务的参与者(打字、改样稿、检查翻译版),更是可以照顾好后院让作家们除了写作其他什么都不用管的人。
《番石榴飘香》里马尔克斯讲述了妻子对他的无条件支持,那是在写《百年孤独》的时候,因为是长篇,往往需要一两年无收入地在家里固定写作,等马尔克斯写完,才发现家里已经快揭不开锅了,可她的妻子什么都没告诉他,自己尽力操持周转这一切。
门:那梅塞德斯有什么看法呢?
加:你知道,我这种疯疯癫癫的作风她总是默默地忍受(说好一起出游,结果走到半途马尔克斯突然想到了如何解决小说的叙事语调问题,于是中途折返,准备动笔写作,说好的旅游当然也没结果)。要没有梅塞德斯,我永远也写不成这本书。她负责为我准备条件。几个月之前我曾经买过一辆小汽车,后来我又把它抵押了出去,把钱如数交给了她,心想还够用六个来月的。可是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写完这本书。
不同于纳博科夫、村上春树或是菲茨杰拉德,马尔克斯的妻子不读他的手稿,也不会帮他提修改意见,但是她理解他疯疯癫癫的行事,允许他想到什么就立马去做,《百年孤独》之前马尔克斯出版过五本作品,但都不超过700册的销量,老马为了专心写作卖掉了小汽车,以为能够支持六个月,但没想到这次写作足足花了一年半的时间,那剩下一年的口粮是怎么解决的,老马从没关心过这个事情——
“钱用完了,梅塞德斯也没吭声。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让肉店老板赊给她肉,面包师傅赊给她面包,房东答应她晚交九个月房租的。她瞒着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承担起来了,包括每隔一段时间给我送来五百张稿纸。不管什么时候也少不了我这五百张稿纸。等我写完这部作品,也是她亲自到邮局把手稿寄给南美出版社的。”
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问题和回答是这样的:
门:在你所认识的人里,谁是举世罕见的人物?
加:我的妻子梅塞德斯。
三、作息:像上班一样写作
《巴黎评论》:你是早上写,还是下午或者晚上写?
格拉斯:不,绝不晚上写。我觉得晚上写作不太可靠,因为写起来太轻巧。早上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写得不好。我需要日光才能写作。早上九点到十点之前我会吃早餐、阅读,还有听音乐。吃过早餐后开始工作,下午还有一个咖啡时刻,然后再开始,晚上七点前结束。
除了他海明威也是这样,曾试过晚上写作,但是早上起来就得重新推翻,所以看来作家们都有一定的共同体验感,晚上写作并不可靠。所以如果你想从事写作,那就白天写,一般来说,也有这么个说法,晚上做决定也不可靠。
从这本书里提取这些作家的生活作息,大致得出这样一个规律,除过斯蒂芬金和翁贝托埃科外,全部都有自己固定的写作时间,一般都是在早上。习惯早睡早起,比如村上春树,晚上九点睡觉,早上四点起床,写作一个早上,下午做翻译,晚上看电影,娱乐。马尔克斯,从早上九点一直工作到下午两点。海明威六点起来写作,站着写,一直写到中午,下午去游泳。
对于写作环境,除了要求安静之外,最重要是不受干扰,卡佛为了写作会拔掉电话线几天时间,门口挂上“谢绝来访”的牌子,村上为了写作,不受干扰,曾离开日本数年在美国写作,纳博科夫租了酒店连续毗邻几间的住房,为了保持周围环境的安静和不受干扰,翁贝托埃科有自己专门写作的别院,庄园位于乌尔比诺城外的小山上……
还有一点,是“像上班一样在家写作”,可以看做是写作的仪式感。因为身体会记录感知你现在的状态然后做出相应的精神意识上的反映,比如你现在虽然在看书,但是穿着拖鞋,躺卧状地放松的姿势,身体就反馈到意识,不会那么紧张,看书也不会那么精神集中,会有些散漫。
写作也是这样,村上春树日常的写作习惯处理上,即使在家也会正襟危坐如上班一样地写作。
这一点帕慕克最身体力行,帕慕克认为,睡觉以及和家人在一起的空间,得和写作的地方分开。家庭的琐事和细节有时候会伤害想象力,所以这么多年都是一直都在家之外另置一间办公室用来写作。有一段时间帕慕克出访外国大学,和妻子住在学生宿舍,一起生活,帕慕克专门在外面租了个房,“每天早晨,我都跟妻子告别,仿佛去上班一样,离开家门,走上几个街区,然后再回来,就仿佛到办公室上班一样。”
四、自律,克制,自省
糟糕的读者问过我,我写某些作品时是否吸毒,但这证明他们对于文学和毒品都是一无所知。——马尔克斯
人们往往对于写作存在很大的误解,正如对摇滚乐的误解一样,认为那是艺术,而艺术需要灵感,灵感的造访往往是由于人出于兴奋状态下才能一挥而就写出好篇章的,这需要抽烟、喝酒、或者飞叶子。李志乐队日常排练的背后墙上写着六个字,排练就是工作。音乐,即使是音乐,也不特别的需要灵感,更日常性质的,它同白领上班一样,是一门工作。我希望李志至少纠正了在音乐这方面的偏见,剩下的交由马尔克斯和卡佛说明。
加西亚•马尔克斯:海明威写过的一件事让我感到印象极为深刻,那就是写作之于他就像拳击。他关心他的健康和幸福。福克纳有酒鬼的名声,但是在他的每一篇访谈中他都说,醉酒时哪怕要写出一个句子都是不可能的。海明威也这么说过。
糟糕的读者问过我,我写某些作品时是否吸毒,但这证明他们对于文学和毒品都是一无所知。要成为一个好作家,你得在写作的每一个时刻都保持绝对的清醒,而且要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我非常反对有关写作的那种罗曼蒂克观念,那种观念坚持认为,写作的行为是一种牺牲,经济状况或情绪状态越是糟糕,写作就越好。我认为,你得要处在一种非常好的情绪和身体状态当中。对我来说,文学创作需要良好的健康。
马尔克斯所说的这些,与村上的表达极其相似,写作不仅是脑力活动,如果你真的准备把写作认真地当作一项终身的事业来看待,那么写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更近于一项艰苦的体力活,它更需要健康的身体,良好的作息,而非所谓灵感。所谓写长篇,就是耗。所以村上每年都会跑一次马拉松,每天坚持长跑一个小时,从未间断,这一切都是为了写作事业。
即使是卡佛这样的酗酒者,也认为,酒精不会带来丝毫灵感。这是最为普遍的一般误解,对艺术的误解。
《巴黎评论》:有没有觉得酒精会给你带来灵感?我想到了你发表在《时尚先生》上的诗歌《伏特加》。
卡佛:天呐,不会!我希望我说清楚了这一点。
这里我们在对比一下斯蒂芬金的态度:
香烟。所有这些让人上瘾的东西都是我们生活中坏的一面。我想这些瘾、这些迷恋,正是我们成为作家的首要因素之一,你想把这些都写下来:酒精、香烟、毒品。
唯独有一次感到这是种负担,就是我写一本名为《必需品》的书的时候,因为那是我自打十六岁以来,头一次在既无酒精也无药物影响的情况下写出的作品。(也就是说,除了这本书,金的其他书都是在有酒精或药物影响下写出的)
这里采访的作家,在写作时无一例外地要保持十分的清醒状态,唯有斯蒂芬金除外——
刻薄点的说,斯蒂芬·金按说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金和厄普代克、马尔克斯、村上、纳博科夫、格拉斯,帕慕克这些作家根本不是一个层级的,是属于二流梯队、通俗作家的。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写出的作品上,更直接地体现在对写作的态度上,除了他以外,没有作家是一边写作,一边听歌、喝酒或嗑药写出来的,写作长篇几近于一项相当艰苦的体力劳动,需要长时间的坚定不移的付出,且必须具有相当清醒充足的脑力。格拉斯甚至都从不在晚上写作的,当然其他作家也是,更遑论喝酒嗑药。
艺术不需要灵感,无论是音乐,绘画还是写作,艺术更需要的是你全力以赴地投入,清醒充足的脑力,长期积淀的实力,以及最重要的,如厄普代克一般的对它负责的态度。在这之外,如果有灵感,自然更好,如果没有,也不必强行等待或喝酒嗑药来创造。不要偏见地认为酗酒,抽烟,嗑药,兴奋状态下就会带来灵感,就能创造出不朽的作品,Naive。这是一种典型罗曼蒂克式的想象。
最后还有固定时间表,为什么要固定的时间,固定时间表,代表的是节奏,无论是从九点写到下午两点,还是五点写到十点,都是个人节奏的体现,因为时间太容易悄悄溜走了,假使作息不规律,晚睡晚起,那你中午再睡个午觉,整个一天必然是从晚上六点以后才开始的。
所以总结下来的话,就是,固定时间表,日常工作的节奏,早睡早起,像上班一样去写作,对写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五、书单,提名最高的影响力作家
作家中的作家:
乔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福楼拜,海明威,博尔赫斯,福克纳,契诃夫,卡夫卡,加缪,纳博科夫,马克吐温,伍尔夫,屠格涅夫
大致是这样的频次。
乔伊斯的地位就像《公民凯恩》,一般排在前三都是稳稳的。接下来应该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老陀的《群魔》,同时被罗伯格里耶和村上春树赞叹膜拜,村上春树的《奇鸟行状录》本意就是想写出一部像《群魔》那样的书。
福楼拜对现代小说的影响力非常深远,主要体现在去除作者的上帝视角,改之以限制性视角,同时发明了小说空间,这一点为法国新小说派所推崇。
对托尔斯泰长篇褒贬不一,但是基本认为他的短篇还都算出色。
奇怪的是,卡夫卡提名居然有点少。只被村上,马尔克斯点到。一般卡夫卡都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排的。
另外一点是,常被我国文青联名的[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这一对,不知你们发现没有,卡尔维诺消失了。
全书只有帕慕克有提到,“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解放了我。”其他的就没了。
对关键词进行频次排列,会得出许多有意思的发现。
这里埃科最别致,不同于其他作家提名的小说家,除受乔伊斯、博尔赫斯外,他提名的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约翰•洛克。他们是哲学家,思想家,神学家。
因为他本质是一个学者,就像海明威提名塞尚梵高一样,昆德拉提名音乐对位法一样,电影导演有许多往往提到影响自己的是某一本书籍而非电影(比如园子温就提名米勒的《北回归线》),其他门类的艺术往往更能反哺自己的本门类创作。
这也构成了埃科不同于其他小说家的养分和小说形态,即作为思想家的小说家——一种学者型小说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