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二三事，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学者，竟也有渣男的一面！

吴宓二三事，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学者，竟也有渣男的一面！  哲学诗画 2019-02-19 12:55:38

爱好国学的人，没有不知道陈寅恪的；读白话小说的人，没有不知道钱钟书的。吴宓呢？作为陈寅恪的一生挚友、钱钟书的授业恩师，这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师自然也不会被今人轻易遗忘。今天就来通过一些事来了解下。

1，婚姻与渣男

光绪二十年（1894年），吴宓出生在陕西一个富商之家，自幼便有即颂成章、过目不忘之才。年纪稍长后，他的人生更如开挂般前进，活脱脱是人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留学，他在校期间，研究兴趣广泛，涉猎文学、哲学、新闻学等，之后又求学英国，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

归国后，他立刻投身大学教育，建树颇丰，可谓少年得志，好不快活。彼时的吴宓有颜有才，家境殷实，即便以现代人的挑剔眼光也很难找出他身上的不足。

当然，这是人们在不了解吴宓坎坷情路的前提下。吴宓对于爱情二字，可谓“执迷”，甚至让人不敢恭维。

留美十年间，吴宓凭借才华和勤奋迅速名扬学界，他的才名通过文章漂洋过海，传进浙江定海一名女教员耳中——不仅入耳，还入了这位女教员的心，并在其心底生根发芽，非要把自己嫁给吴宓，尽管两人尚未谋面。

这个奇女子就是吴宓一位同学的妹妹陈心一。有人主动倾心自己，吴宓自然乐意，和陈心一见面后不久，二人竟很快走入婚姻殿堂。

不过后来，吴宓与妻子离婚了，原因是他爱上了妻子的闺蜜毛彦文。这听起来很渣男，一个与妻子生有三个儿女的人竟然爱上了自己妻子的闺蜜，而且当时的毛彦文还是自己好友的未婚妻，这在现在想想也是很不可思议惊世骇俗的。当时的陈寅恪和其父都不停的劝诫他，别冲动，但他还是一意孤行，给自己的人格形象上抹上了一层污点。

2，治学

吴宓是真理学问的虔诚追随者。在哈佛期间，吴宓师从欧文，此人是新人文主义美学创始人之一，吴宓随他研究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回国后立志做中国的白璧德，此后奋斗终生，终于完成宏愿，成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在哈佛时，与汤用彤、陈寅恪被合称为“哈佛三杰”。

1925年初，清华学校筹备国学研究院，吴宓被任命为主任，他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为教授，前四人均为儒林领袖，并肩而立，是为国学院四大导师。

而且为了说动王国维出山，吴宓对这位晚清遗老的生活、思想专门做了研究，先行三拜如仪大礼，再提聘请之事，令王国维深受感动，“乃决就聘”。

而国学院在以吴宓为首的行政人员和以梁启超为首的众教授带领之下，学术风气焕然一新，一时间人才辈出，至今已影响国学界近百年。

在南京任教期间，吴宓与汤用彤等创办了《学衡》杂志，任总编辑。

吴宓不仅要自己有学问，还持之以恒地将学问奉献给弟子、国家，一辈子诲人不倦，他的多本教材都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学科教育。作为师长，吴宓终生从教，传灯无数，门下高徒之中人杰辈出：钱钟书、曹禺、季羡林等人都曾在他门下领受教诲，终成为学界扛鼎大才。

3，天真

吴宓的一生除了做学问和爱情，再剩下就是与自己无休无止的纠缠。他与自己周旋一生，最终还是宁愿做自己。

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常通过日记来自我忏悔、自我剖析、自我批评，希望能从精神上完善自己。

对于政治，他曾写过：“我经历了几个时代，从晚清王朝、中山先生革命、袁世凯称帝、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我认为从事政治起伏变化大；搞教育和文化工作则相对平安。”

然而他还是未能躲过政治斗争的风险，晚年孤苦伶仃，令人不忍。

因为反对简体字、反对某合理的学术争论，他沦为“罪人”，受尽苦难。

他写过一段分析，算是交代了自己为何会如此悲惨：遭遇不幸的人，往往是好人，正因为他们好，好就软弱，就不会权变狡诈，就不会应付，就会成为牺牲者，这尤其逢到时代变迁、天灾人祸的时候，更容易表现出来。

很多学者研究吴宓的生平，总会用到一个词：天真。

其实用“天真”概括吴宓的一生，简直再恰当不过，他对人对事的真性情，不虚伪做作的处世之道，始终保持着的一颗赤子之心，都是为“天真”所做的最佳注脚。

当事人钱钟书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胆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以讥笑。所以，吴宓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

钱钟书的妻子杨绛也说：“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

4，《吴宓日记》

《吴宓日记》是迄今为止出版的规模最大的现代学人日记，1998年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前十册，2006年再出版“续编”十册，前后二十册，达八百余万字。

钱锺书在序中称赞它“于日记文学足以自开生面，不特一代文献之资而已”。吴宓本人对他的日记颇为看重，“文革”初期，其日记被全部抄走，这让他痛心疾首。对此，他在日记中回忆说：“经过此次‘交出’之后，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

在后来的日记中，吴宓还回忆了与胡适的对抗和矛盾，以及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经历，尤其是在报刊《学衡》上的倾注心力。由于这些，后来的读者才得以了解解放前的那些报刊情况。

结语——

吴宓的一生，就是真心育人，做真学问，追求真理的一生，即便政治风雨呼啸，也难以改变他对儒学的信念，这种治学严谨的“真”着实可贵，金钱和权力也不能撼动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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