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三大失误和十二宗罪

梁启超：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三大失误和十二宗罪  中信书院 2019-04-17 07:32:45

选自梁启超《李鸿章传》文白对照版

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

以下为白话文，李玲玲译

中国的维新变法是由甲午中日战争产生的,李鸿章一生之中创立的名誉都在这场战争中淹没。可惜啊,李鸿章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七十大寿的时候没有去世,突然遭遇到这场变故,灾难接踵而来,让他痛苦忍受了八年的奇耻大辱才去世。苍天啊,你为什么要让他前半生得到如此优宠,而让他后半生受到如此残酷的劣待啊?我写到这里,忍不住放下手中的笔为他惋叹了。

甲午中日战争起源于朝鲜,而引发这场战争的祸源不得不说是李鸿章外交政策的失误。朝鲜本来是中国的藩属国最开始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日本与朝鲜在外交上面发生争执,日本派遣使者到中国,按理来说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外交事务上理应由中国做主,这个是国际公约上明文规定的。而当时我们中国却因为胆小怕事就回答日本:“我国不干涉朝鲜内政,你们与他们自行解决吧。”于是日本的使者又回到朝鲜,在光绪元年(1872年)五月与朝鲜的国王签订条约,里面第一条就说道:“日本认定朝鲜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与日本享有同样的主权关系。”这是日本与朝鲜正式外交的开始。光绪五年,英美德法等国家纷纷要求与朝鲜商贸往来,朝鲜惊慌失措,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李鸿章在密函中劝告朝鲜太师李裕元,让他与各个国家签订条约,同时上奏说这样做可以防御俄国人牵制日本人。光绪六年(1880年),常驻日本的使者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写信,要求中国主持朝鲜的内政,称中国应当在朝鲜设置驻扎办事大臣。李鸿章说:“如果暗地里对朝鲜秘密保护还是可以轻松应付的。倘若摆明了操持朝鲜政务,不但朝鲜方面未必会听从我们的,而且各国也将会把矛头指向我们,有朝一日会形成骑虎难下的场面,那个时候麻烦事来了就不是能够轻易脱身的。”光绪八年张佩纶上奏,请求朝廷派遣大臣为通商大臣,打理他们的外交事务。李鸿章的看法和上次的一样。李鸿章不懂“属国无外交”的国际公法,只图一时便利,用大道理来蒙人,实在是外交上的千古遗恨啊。从那以后,各个国家都不把朝鲜当作中国的藩属国。光绪十一年(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条约,约定假如以后朝鲜发生了事情,中国和日本如果要派兵前往,必须相互通知对方让其知晓。于是朝鲜从表面上看如同被日本和中国两国保护着,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也无法让人预料,后来中国和日本也都有自己的说法,纠缠不清,终于引发了战争。事态发展到这个局面,祸源不得不说是外交手段不正确导致的,这是李鸿章第一大失误。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朝鲜的东学党发生叛乱,势力颇为猖獗。那个时候袁世凯在朝鲜,担任办理商务委员。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亲信,他屡次给李鸿章致电,请他派兵帮助朝鲜剿灭东学党,又怂恿朝鲜向清朝求援。于是李鸿章五月一日派海军济远、扬威两艘舰船到达仁川、汉城保护商贸的正常进行,同时调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带领一千五百名淮军到达牙山,同时遵守《天津条约》事前通知了日本派兵的消息。日本方面紧接着立刻派兵前去援朝。到了五月十五日,日本到达朝鲜的军人已经超过五千。朝鲜的朝廷大为惊慌,请求中国先行撤兵给日本做个榜样。中国没有答应,而与日本反复商量共同撤兵。当时东学党的叛乱已经平息,日本已经派了重兵到达,就没有回去的道理,于是又与中国商议共同干预朝廷内政,帮助朝鲜完成变法,往来的信函中言语激烈,战争一触即发。

这场战争按照中国的意思,认为藩属国有叛乱(朝鲜),又请求派兵援助,宗主国就有责任助其平定叛乱,因此中国派兵是合情合理的;而日本的意思则是朝鲜与所有的国家一样,是一个拥有独立自主的国家,跟别的国家一样是平等的,中国那么着急的代替所有国家派兵援朝,意图深不可测,因此日本派兵前来防卫也是合乎常情的。两个国家各持一个说法,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且都有一样的道理。但这其中存在可疑的地方,在还没有发兵之前,袁世凯多次致电说东学党叛乱猖獗,说朝鲜的朝廷没有能力去平定,然后朝鲜的国王又向清朝请求支援,也是受袁世凯驱使,为什么清朝五月一日派兵出发,而五月十日东学党叛变就已经平息?那个时候我国的军队尚在途中未抵达朝鲜,完全与乱党扯不上任何关系,朝鲜朝廷完全不需要清朝派兵助剿。既然不需要清朝助剿,而清朝却没有一个恰当的理由单方面发兵,怎么能不引起日本的怀疑呢?因此我说日本的理由站不住脚,日本也不会接受的。有人说是袁世凯想借着东学党叛乱的机会向朝廷邀功,因此夸大其词,惹是生非,却没有想到日本会尾随其后。如果真的是这回事,那么就是袁世凯的一念之差残害了十几万人的生命,摧毁了中国几千年的国家政治体制。因此袁世凯难逃罪责,而任用袁世凯的人呢?不也要负用人不当的责任吗?这是李鸿章的第二大失误。

日本多次与朝廷商议干预朝鲜内政,中国都没有听从。而中国屡次与日本协商同时从朝鲜撤兵,也得不到日本的应允。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日日盼望俄英能出面为此事作一调停。电函在北京、伦敦、圣彼得堡间来回传递,俄国和英国也表示一定会做一个解释,私底下却想着在这场纷争中捞到一些好处。由于战争的准备工作没有到位,因此将战争拖延了一些时日。到了五月下句,日军在朝鲜境内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一万多人。由于平时我国的军事力量就比不上国外的。而临时作战,又存在着落后的因素,主场和客场的位置就发生了变化,因此战争还没有开始打响,胜负就定了下来。这是李鸿章第三大失误。

三大失误后,战争爆发。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朝廷旨意开始筹备作战。于是派总兵卫汝贵统领盛军的六个军营进入平壤,提督马玉崑率领二千毅军进入义州,都走海路到达大东沟登岸。同时命令叶志超所带领的淮军从牙山转移到平壤。雇佣英国商人的三艘轮船将前往作战的淮军运到目的地,并由济远、广丙两艘军舰护航。二十五日军舰被日本袭击。济远号的管带方博谦看见敌舰逼近,心惊胆战地躲到轮船最坚硬的地方,继而轮船被日本击破,立马高挂白旗,下悬日本国旗,仓皇逃回旅顺。高升号被日军击沉,我军七百多人丧生。二十九日清政府向全国各地宣告我国驻日公使汪风藻回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率军从平壤退回,向朝廷谎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共灭敌军五千多人,于是得到二万两赏银,同时因“战绩”提拔了十几名军官。从此以后海军、淮军的名望开始大降。

五月到六月间,日本军舰汇集于朝鲜,来往穿梭,而我国所有的军舰都龟缩在威海卫的浅海里。只有在外交人员参劾的情况下才假装出动,将军舰开出离威海卫三十里处或者五十里处,总之距起航超过五六个小时就立刻转航回程。随后立即向李鸿章汇报船舰行程,并称周围并未发现敌军踪迹。这样的情形真让人哭笑不得。八月中旬,北洋大臣处接二连三的接到朝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朝鲜壮威。于是北洋大臣处租用招商局的五艘船,载运士兵、粮米、军饷,同时用海军护航。铁甲船、巡洋船各六艘,编队同行。八月十五日,安全到达鸭绿江口岸。五艘轮船开入鸭绿江,浅水兵船和水雷船为之护航,其余的舰队驻扎在离鸭绿江十里或者十六里的地方。炉中的煤还没有熄灭,十六日的凌晨,从远方看见南方黑烟缕缕,知道日军船舰就要来了。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下去所有舰队列成方阵,镇远、定远两艘铁船排在人字形舰队的前面,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和水雷船,张成人字队形的两翼,同时用号旗让鸭绿江所有的战舰都出来助战。没过多久日本军舰离我军越来越近,他们排成一字形向我军舰发起猛烈攻势,共计十一艘军舰,他们军舰的速度远远快过我军的速度。转瞬之间又化成太极阵,将我军包围其中。我国军舰先开炮轰击敌舰,然而距离日本军舰九里之多没有击中也是常理之中的事情。炮声还没有停下敌舰蜂拥而至,与定远、镇远相持在六里左右的距离。他们惧怕厚装甲和避开重炮,而且我军炮力射程不远,而日军船舰的发射炮弹却可以抵达我军。于是日军转而通近人字阵尾处的两艘军舰,欺负它们炮小、装甲薄。过了一会儿,日军潜入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三艘船舰,都被隔离在阵外。导致致远脱离了队伍,船舰各处受重创,势必要沉没于江底之中,管带邓世昌开足了轮船的马力,想与日军船舰一起撞沉,然而还没有开到位置就已被日军击沉。船上二百五十人壮烈牺牲。因此中日之战中,邓世昌的牺牲最为壮烈。与此同时被日军隔离队伍的经远号,刚与船队脱节就燃起了大火,管带林永生仍然一面开火攻打日军一面泼水救火,指挥得井井有条。忽然看见敌军有一艘军舰好像受创,立刻朝它开去,不料被敌人投放的水雷击中,来不及躲闪被轰炸,造成二百人牺牲。那样的场面简直惨不忍睹。至于济远号的管带方伯谦,也就是七月份护送高升号到牙山途中遇见日本军舰就逃回旅顺的那个人。在与日军碰面时,先挂上已经受创的旗来向主帅禀报,很快因为想要逃跑的缘故也被敌舰隔离出主队。在致远、经远两艘舰船与日军展开激战时,方伯谦置同伴的生死于不顾,像丧家犬一样,于是误入水浅的地方。那时扬威铁甲先行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把扬威船身撞出一个大口子,于是沉没。扬威遭到飞来横祸,也有一百五十多人丧生。方伯谦极为惊恐,迅速逃往旅顺口岸。第二天李鸿章将方伯谦捆绑正法。与方伯谦一样的还有广甲一舰,逃出阵外不知道有没有受伤只顾着看后面有没有追兵,却不看前面。于是撞上岛石,日军投射水雷将其击碎。阵中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没,济远、广甲逃亡与日军舰队抗衡的就只剩下七艘舰船了。这场战役中,日军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但是却没有一艘被击沉,而我军却有五艘船沉埋江底啊。

海军在大东沟被日军歼灭,陆军在平壤也战败。平壤是朝鲜要地,西南东三面,都有大江围绕,北靠枕崇山,城东的江水先绕过枕崇山向西南方向流去,西北方面无山无水,为直接通往义州的交通要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魏汝贵、马玉崑六名将领,一共带领三十四营的兵力,在七月汇集到这个地方,都是李鸿章的部下。当时的中国刚开始从牙山派遣兵力时,副将聂士成曾经提议,趁着日本还没有进入朝鲜时先让大军渡过鸭绿江,迅速占据平壤,然后派海军把守仁川港口,让日本的军舰无法得逞。牙山的军队与北洋海军共同牵制日军,然后用平壤的大军向南发起进攻。而这个建议并未采用。到了七月二十九日,牙山失陷,这个计策就失去了意义。

那个时候,日军进入朝鲜时正值夏日炎炎,自然环境险恶,道路狭窄,行军非常困难,沿途中的村庄贫困,无法获得军粮。朝鲜被我军的威力所镇住因此我军所到之处,往往公粮充足,对待日军的态度刚好相反。因此在日本进攻朝鲜的时候,除了干粮之外基本没有什么粮食,一勺盐都要维持好几天的供给。如果在那个时候能看见战略时机,趁着敌军劳累疲惫之际发动兵力将其歼灭,一定可以取得胜利。而我军那时却没有采取战略主动,反倒是采取主人待客之道,靠着平壤坚硬的堡垒,自认为可以抵抗日敌,这是最大的失策。李鸿章在八月十四日下达的命令是只守不攻。因此整个中日之战都因此而耽误。

当时按照李鸿章的部署,马玉崑所率领的毅军四营绕出江东,形成掎角之势。卫汝贵、丰升阿驻扎在城南江岸,左宝贵军队六营守在北城府上,叶志超、聂桂升两个军队陆续在平壤附近汇集。十二、三、四日,日军已经聚集在平壤附近。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作战,但彼此的损伤情况并不严重。到了十五日的晚上,敌军战略部署已经敲定,让右翼力量攻大同江左岸桥里的炮台,进一步渡过鸭绿江正面进攻平壤城,师团长亲自率领大军作为后援;左翼部队从羊角岛出发渡过大同江,攻打我军右翼。十六日,在大同江岸与马玉崑的部队相遇展开一场激烈的战争,敌军死亡人数惨烈,炮台最终失陷。但当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有七连发的毛瑟枪和快炮,战斗场面十分激烈,敌军接连开射花炮左宝贵不幸负伤,我军大乱。午后四点半左右,叶志超紧急悬挂白旗请求停止作战。当晚我军连夜撤退,在义州、甑山两处被日军堵截围杀,我军死亡人数高达三千多人,平壤城被日军占领。

那场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部队,自夸为劲旅的军人,已经差不多要完了。中国军事力量的薄弱是外国人都知道的事情。只有淮军,奉军正定练军一向习洋操,是李鸿章用尽心力去操练的军队,因此日本因其威望而被慑服,心底里是有些害怕他的军队的。在战争胜利后,他们的将领仍然说这场胜利是他们最初没有想到的。而我国之所以战败一方面是由于指挥官的愚昧无知和失职,最为严重的是卫汝贵克扣军饷,是贪生怕死之辈,敌人一来就弃阵而逃,再比如叶志超欺瞒朝廷谎报军情只求封赏,让这样的指挥官去带领士兵打仗,怎么会不失败呢?另一方面是统帅一共有六人,他们的官职以及手中所拥有的权力都相等,没有一个总指挥官,导致军事散漫,彼此之间没有应和。这场战役是李鸿章用兵失策导致战败的开始,而淮军的名望也从此一扫而光了。

经过长期训练的部队水平也不过如此,而那些仓促时间新招的兵勇对军队的纪律尚不熟悉,同时装备不完善的就更不用说了。自从平壤战役战败之后,清政府就摇摇欲坠,军事方面的责任也不能完全推在李鸿章一个人身上,在这里不能详细讨论,只把重要的将帅列表如下:

其余先后作为参与作战的军队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的同胞弟弟),副都统秀吉的神机营骑兵;按察使陈湜、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的淮军;副将吴元恺的鄂军;提督冯子材的粤军;提督苏元春的桂军;郡王哈咪的回军;提督闪殿魁新招募的京兵;提督丁槐的苗军;侍郎王文锦,提督曹克忠奉旨团练的津胜军,某蒙古大员率领的蒙古大兵。平壤战役期间,这些大军时而归李鸿章统领,时而归依克唐阿统帅,时而归宋庆统领,时而归吴大激统领,时而归刘坤一统领,没有任何确定的安排,也没有固定的统一指挥。明白人早就知道这场战争无法取得胜利。

九连城失守,凤凰城失守,金州失守,大连湾失守,岫岩失守,海城失守,旅顺口失守,盖平失守,营口失守,登州失守,荣城失守,威海卫失守,刘公岛失守。海军提督丁汝昌带着北洋海军战败后的残兵破舰向日本投降,于是中国的海陆军队力量所剩无几。而我将李鸿章这一生苦心经营的海军重新列一个表格,抒发穷途末路的感慨:

除此之外,还有康济、湄云等木制小船,镇北、镇边、镇西、镇中四艘蚊子船,同时又有水雷船五艘,炮船三艘。但凡在刘公岛湾内不论是撞伤的还是完整无缺的中国船舰,大大小小共计三十艘全部被日军缴获。在这其中还有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丙、广乙三艘军舰,有的沉没了,有的向日军投降了。从此以后,北洋海面绵延数千里的航线,几乎再也看不见中国的船只了。

中日战争之际,李鸿章成为千万人指责的对象,几乎被斥责得体无完肤,人人都想要杀了他。平心而论,李鸿章是不能逃脱责任的,最开始时不熟悉国际公法误劝朝鲜与别的国家签订条约,这是责任一;然后又派兵干涉内政,授人口实,这是责任二;日本既然调兵奔赴朝鲜,摆明了有进无退的态度,而自己发现战机却依赖他国的出面调停,延误战机,这是责任三;聂士成提议在日军还没有汇集之前,派兵直接攻打到平壤制服敌人,而未被采纳,这是责任四高升号没出事之前,丁汝昌想率领北洋海军先攻打敌舰,没有得到采纳,于是让日本反客为主,敌人的力量越大我军的处境就越危险,综合上面的原因都是因为我军没有想过主动发起攻势,还幻想用外交的手段来应对这场战争,却不了解在甲午六月之间,中国和日本早就从友邦变成了敌对的国家,用对待友邦的态度来发布军令,这是责任五;也许李鸿章会为自己辩解:我方军队难以与日军抗衡,因此才会害怕惹是生非。即便如此,而你担任北洋大臣,苦心训练了二十年为什么就不能发动战争与日一搏呢?这是责任六;他又会为自己辩解:朝廷困难,拨下的军费难以维持正常的军事开支。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那也只是不能进行扩充兵力罢了,那么本来就有的军队呢?比如叶志超、卫汝贵等军队,他们已经训练了二十多年,为什么还是不堪一击呢,而且克扣军粮强抢民女之事时有耳闻,没有任何军纪可言,这是责任七;枪是破枪,弹药也是次品,子弹装不进枪膛,炮弹不能发射。要说从前管军械局的人都为官清廉明正谁又能相信呢?这是责任八;平壤战役中,我军没有一个能统一领导的统帅,这是兵家大忌,而李鸿章也犯了,这是责任九;始终等待敌人来攻打自己,受制于人而不会先发制人,怕敌如怕虎,这是责任十;海军不知道用快船快炮,这是责任十一;旅顺要地,西方人声称只需要几百名士兵把守,如果粮食供给充足,就是攻打上三年也不会失手,他却把这个要地交给一群贪生怕死的亲信,他们听到丁点风声就弃阵逃跑,这是责任十二。以上都可以作为李鸿章的罪责,然而从甲午九月、十月以后,一群不懂军事的人瞎指挥,纸上谈兵,军令不是一个人发布,责任自然不能全部推给李鸿章一个人身上。要是把所有的责任都让李鸿章背,那么他本人也不会接受的。

不仅仅是不能接受,我看那些斥责李鸿章的人,身上所背的罪责完全不亚于李鸿章。这场战役中没有一个将帅不辱国,这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而五十步笑百步,海军优于陆军,而李鸿章部下的陆军又强过其他的陆军。海军在东沟的作战,我军与日军肉搏相战长达五小时之多,令西方人啧喷称赞。虽然其中存在着方伯谦这样的败类(有人说方伯谦实际上是为了救火保船,是海军作战的技术),然而其余船舰的战斗力可以作为补偿,让日军肃然起敬。因此日本的这场战争,在海军方面存在威胁,而陆军方面却畅通无阻。到了刘公岛之战时粮尽弹绝,向敌人投降来保全性命,以身殉国保全节气,前后牺牲的有邓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虽然他们死的方式不同,但都是有男儿气概,令人感到悲壮。而这些人都是北洋海军的重要人物,看看陆军那些没有心肝的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对其比较。在平壤战役中,还有左宝贵、马玉崑等人展开两天的激烈战斗,那些人是李鸿章的部下,敌军死伤情况与我军相衡。到了后来想收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地,防御盖平,前后几次都与日本发生苦战,虽然没有取得成就,但是已经尽力了。主要人物宋庆也是李鸿章的旧部。虽然不能抵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玙这些人犯的罪责,而比起那些如吴大徽等人贴出劝日本人投降的告示,还没有与日军正面交战就全军覆没了又怎么样呢?看看刘坤一奉旨出征,停留几个月却不发兵又如何?因此中国军队的腐败虽然可恨,但却都怪罪在李鸿章的淮军上也是不可取的。当时朝廷充斥着虚假的骄傲风气,如果认为杀了李鸿章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而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指手画脚的人,可以气吞山海,舌撼三山的气势最为嚣张的要数湖南人的气焰。这时就有要重新起用湘军的议论。我看当时的情况,说不定情况还更糟糕。唉,说那些话的人应该感到惭愧啊。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为李鸿章洗刷罪名。我认为甲午中日战争上,固然李鸿章和淮军的罪名不可宽恕,然而那些虚骄嚣张的人更加令人讨厌,不负责任地站在别人的背后揭人长短图口舌之快的,从来不思考能够改进的方法,他们才是真正让国家灭亡的人。李鸿章虽然该批评,但这些人绝对没有资格去批评他。

这场战争中,李鸿章失去了很多战机,即使他没有错过战机也不见得就会侥幸取胜。从十九世纪以来,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在还没开战之前胜利就已经知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世界越是趋向于文明的方向发展,优胜劣汰的定理就会越确定,拥有实力的国家就拥有了胜利,不论是从政治上、学术上还是商贸往来上都是如此,战争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日本近三十年来,用心经营,上下一心,造就一支不怕牺牲的强大军事力量,和我军孤注一掷地拼命,若不是有充足的信心为何会出如此举动呢?在失败后知道自己败在什么地方的是愚人,而在自己失败后还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失败的就是死人,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于李鸿章身上,这种做法可取吗?

西方报纸有人评论说:“日本并非是与中国战,实际上是与李鸿章一个人战。”这句话虽然有些过大夸张,却也接近现实。那时的省级官员,都知道保护自己的省份,把战争看作直隶满洲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愿意捐资出兵。即使有也是签发空头支票罢了。还有最可笑的人,在刘公岛战败投降后,竟然有人给日本致信,请求放还广丙一舰,信中说这只船舰是归广东所有,这场战争与广州没有任何关系。各国听见这个消息没有不去嘲笑的。而这个思想却代表了各个省封疆大吏的真实想法。如此看来日本的确是在和李鸿章一个人作战。用个人的力量与一个国家的力量作战。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虽然战败了都是英雄豪杰啊。

从这时候开始起,李鸿章在军事上的声望就不复存在了,在外交方面的困难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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