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收了三五斗》（原载《叶圣陶集》，1933年7月1日发表）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般舷的莱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河埠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者的几顶旧毡帽上。
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利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米象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天??这么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粜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粜那已经送到河埠头来的米，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粜呢？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了雇帮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摇到范墓去粜吧，”在范墓，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先生又来了一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须说道：“不要说范墓，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块、谷三块。”
“到范墓去粜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捐，哪里来的现洋钱？”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 差，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去年的粜价是七块半，今年的米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今年总该比七块半多一点吧。 哪里知道只有五块！”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种田人可怜，你们行行好心，少赚一点吧。”
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罗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三四顶旧毡帽从石级下升上来，旧毡帽下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酱赤的脸。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布袄的肩背上。
“听听看，今年什么价钱。”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迸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载在敞口船里的米可总得粜出；而且命里注定，只有卖给这一家万盛米行。米行里有的是洋钱，而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洋钱。
在米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在斛子浅和满的争持之下，结果船埠头的敞口船真个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没了这船那船之间的空隙的菜叶和垃圾就看不见了。旧毡帽朋友把自己种出来的米送进了万盛米行的廒间，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
”
“先生，给现洋钱，袁世凯，不行么？”白白的米换不到白白的现洋钱，好象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曲辫子！”夹着一枝水笔的手按在算盘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钱用，谁好少作你们一个铜板。我们这里没有现洋钱，只有钞票。”
“那末，换中国银行的吧。”从花纹上辨认，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中国银行的。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不要这钞票就得吃官司，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大家看了看钞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把钞票塞进破布祆的空口袋或者缠着裤腰的空褡裢。”
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万盛米行，另一批人又从船埠头跨上来。同样地，在柜台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沉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把万分舍不得的白白的米送进万盛的廒间，换到了并非白白的现洋钱的钞票。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旧毡帽朋友今天上镇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洋肥皂用完了，须得买十块八块回去。洋火也要带几匣。洋油向挑着担子到村里去的小贩买，十个铜板只有这么一小瓢，太吃亏了；如果几家人家合买一听分来用，就便宜得多。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洋布听说只要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粜米就嚷着要一同出来，自己几尺，阿大几尺，阿二几尺，都有了预算。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面蛋圆的洋镜，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顶结得很好看的绒线的小囝帽。难得今年天照应，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谁说不应该？缴租，还债，解会钱，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对付过去之外，大概还有多馀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热水瓶。这东西实在怪，不用生火、热水冲下去，等会儿倒出来照旧是烫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壶窠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粟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输是输定了，马上开船回去未必就会好多少，镇上走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在输账上加上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狭窄的街道上走。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咒骂那黑良心的米行。女人臂弯里钩着篮子，或者一只手牵着小孩，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小孩给赛璐珞的洋囝囝，老虎，狗，以及红红绿绿的洋铁铜鼓，洋铁喇叭勾引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小弟弟，好玩呢，洋铜鼓，洋喇叭，买一个去，”故意作一种引诱的声调。接着是——冬、冬、冬——叭、叭、叭。
当、当、当——“洋瓷面盆刮刮叫，四角一只真公道，乡亲，带一只去吧。”
“喂，乡亲，这里有各色花洋布，特别大减价，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剪些回去？”
万源祥大利老福兴几家的店伙特别卖力，不惜工本叫着“乡亲”，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乡亲”的布袄，他们知道惟有今天，“乡亲”的口袋是充实的，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乡亲”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洋火，洋肥皂之类必需用，不能不买，只好少买一点。整听的洋油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十个铜板一小瓢向小贩零沽。衣料呢，预备剪两件的就剪了一件，预备娘儿子俩一同剪的就单剪了儿子的。蛋圆的洋镜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绒线的帽子套在小孩头上试戴，刚刚合式，给爷老子一句“不要买吧”，便又脱了下来。想买热水瓶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说不定要一块块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几个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这样的年时，你们贪安逸，花了一块块半买这些东西来用，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你们看，我们这么一把年纪，谁用过这些东西来！”这罗嗦也就够受了。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小洋囝囝。小洋囝囝的腿臂可以转动，要他坐就坐，要他站就站，要他举手就举手；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
“乡亲”还沾了一点酒，向熟肉店里买了一点肉，回到停泊在万盛米行船埠头的自家的船上，又从般梢头拿出盛着咸莱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便坐在船头开始喝酒。女人在船梢头煮饭。一会儿，这条船也冒烟，那条船也冒烟，个个人淌着眼泪。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舱里跌交打滚，又捞起浮在河面的脏东西来玩，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五块钱一担，真是碰见了鬼！”
“去年是水灾，收成不好，亏本。今年算是好年时，收成好，还是亏本！”
“今年亏本比去年都厉害；去年还粜七块半呢。”
“又得把自己吃的米粜出去了。唉，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
“为什么要粜出去呢，你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里，给老婆吃，给儿子吃。我不缴租，宁可跑去吃官司，让他们关起来！”
“也只好不缴租呀。缴租立刻借新债。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去缴租，贪图些什么，难道贪图明年背着重重的债！”
“田真个种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
“逃荒去，债也赖了，会钱也不用解了，好打算，我们一块儿去！”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十五块，照今天的价钱，就是三担米呢！”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东洋人打仗，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好象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
“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疑问。
就有另一个人指着万盛的半新不旧的金字招牌说：“近在眼前，就是替他们种的。
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那就好了。凭良心说，八块钱一担，我也不想多要。”
“你这囚犯，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听见么？他们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不肯替我们白当差。”
“那末，我们的田也是拿本钱来种的，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为什么要替田主白当差！”
“我刚才在廒间里这么想：现在让你们沾便宜，米放在这里；往后没得吃，就来吃你们的！”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网着红丝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个没得吃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米，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今年春天，丰桥地方不是闹过抢米么？”
“保卫?不定也会吃枪，谁知道！”
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开船回自己的乡村。
船埠头便冷清清地荡漾着暗绿色的脏水。
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来到这里停泊。镇上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故事也正在各处市镇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谷贱伤农”的古语成为都市间报上的时行标题。
地主感觉收租棘手，便开会，发通电，大意说：今年收成特丰，粮食过剩，粮价低落，农民不堪其苦，应请共筹救济的方案。
金融界本来在那里要做买卖，便提出了救济的方案：（一）由各大银行钱庄筹集资本，向各地收买粮米，指定适当地点屯积，到来年青黄不接的当儿陆续售出，使米价保持平衡；（二）提倡粮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群相采购，造成无期的屯积；（三）由金融界负责募款，购屯粮米，到出售后结算，依盈亏的比例分别发还。
工业界是不声不响。米价低落，工人的“米贴”之类可以免除，在他们是有利的。
社会科学家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从统计，从学理，提出粮食过剩之说简直是笑话；“谷贱伤农”也未必然，谷即使不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农也得伤。
这些都是都市里的事情，在“乡亲”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有的粜了自己吃的米，卖了可怜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缴租；有的挺身而出，被关在拘押所里，两角三角地，忍痛缴纳自己的饭钱，有的沉溺在赌博里，希望骨牌骰子有灵，一场赢它十块八块；有的来人去说好话，向田主退租，准备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穷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俏地爬上开往上海的四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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