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我与泰山的情缘

冯骥才：我与泰山的情缘  原乡书院 2019-06-07 16:11:50
在人生的几十年里，我登过各地各处乃至各国的大山小山名山不止数百座；然而泰山是与我纠结着的一座山。它绝不只是风光卓然地竖立在我的面前，而好像原本就在我的世界里……我有那么多诗歌、散文、绘画，以及文化事件乃至人生故事都与泰山密切关联在一起。一个人能与一座堪称国山的名山如此结缘，是一种少有的福分。
一、初识挑山工
初登泰山的情景如今已经化作一团烟雾，因为中间相隔了四五十载，然而一些记忆碎片却像一幅幅画在岁久年深的烟雾里忽隐忽现。
那年我二十二岁，正处在一种向往着挺身弄险的年龄。一天，在老画家溥佐先生家里学画，溥先生忽对我们几个师兄弟说：“跟我去泰山写生吗？”先生胖胖的脸充满兴致。那年代难有机会登山，我和几个师兄弟更没去过泰山——这样的天下名山，便立刻呼应同往。行前的几天兴奋得夜里闭不上眼，还跑到文具店买了一个绿帆布面的大画夹，背在背上，把自己武装成一个“艺术青年”。
泰山对我有种天生的魅力，这可能来自姥姥那里。姥姥家在济宁，外祖父在京做武官，解甲后还乡，泰山是常去游玩的地方。姥姥好读书，常对我讲泰山的景物和传说。那时家中还有几张挺大的“蛋白”照片，上面是一九二二年外祖父与康有为结伴游泰山的情景。照片里母亲那年五岁，还是一个梳着一双抓髻的活泼好看的小姑娘。背景的山水已教我领略到五岳之宗的博大与尊贵。
记得那次在泰安下了车，隔着一大片山野就是泰山，远看就像谁用巨笔蘸着绿色及蓝色、混着墨色在眼前天幕上涂出一片屏障似的崇山峻岭。待走进山里，层层叠叠，幽敻深邃，蜿蜒的石径把我带进各种优美的景色里。那时没有相机，我掏出小本子东画西画，不知不觉就与溥先生和几个师兄弟都跑散了。
那次，我们好像是坐着夜车由天津来到泰安的，火车很慢，中间经过许多小站。德州站的记忆很深，车到站一停，没见月台上的小贩，就见一只只焦黄、油亮、喷着香味的烧鸡给一张纸托进车窗。当然，我们没有钱买烧鸡吃，我口袋里仅有的三十块钱有一半还是向妻子（那时是女朋友）借的呢；我只能在山脚下买些煮鸡蛋和大饼塞进背包，带到山上吃。我还记得坐在经石峪刻满经文的石头上，一边吃大饼卷鸡蛋一边趴下来喝着冰凉的溪水，一边看着那些刻在石头上巨大而神奇的字。还记得一脚踩空，掉到一个很大的草木丛生的石头缝里，半天才爬出来。我想当时的样子一定很狼狈。
在这陌生的山上走着走着，就走入姥姥讲过的泰山故事里。比方斗母宫，它真像姥姥讲的是座尼姑庵。里里外外收拾得幽雅洁静，松影竹影处处可见，坐在回廊上可以听见隐藏在深谷里层层绿树下边的泉响。还有一种刚刚砍伐的碧绿的竹杖修长挺直，十分可爱。姥姥多次提到斗母宫的青竹杖，可惜姥姥已不在世，不然我一定会带给她一根。
再有便是回马岭。姥姥当年对我说：“登泰山到回马岭，山势变得陡峭，骑马上不去，所以叫回马岭。你外祖父属马，当年到这里不肯再登，没过两年人就没了。你也属马，将来要是到回马岭一定要上去。”于是那次穿过回马岭的石头牌坊时，是一口气跑上去的。
我一路上最重要的事当然是写生。我在山里写生时，完全不知上边的山还有多高路有多长，到了中天门，见溥佐先生已经到达，坐在道边一家店前边喝茶歇憩边等候我们，待人会齐一同登朝阳洞，上十八盘。那个时代，没有旅游，上山多是求神拜佛的香客；种种风物传说都是从山民嘴里说出来的，也都是山民深信不疑的。我在小店里买到一本乾隆年间刊印的线装小书《泰山道里记》，版味十足，软软厚厚的一卷拿在手里很舒服，低头看看书中记载的古时的泰山风物，抬头瞧瞧眼前的景物，对照古今，颇有情味。那时没有真正的旅游业，这是唯一的一本堪作导游的小书了。我也不知道山上小店里怎么会有这么古老的书卖。比起当今已陷入旅游市场里被疯狂“发掘”和“弘扬”的泰山，那时才是真正的原生态。这一次种种感受与见闻都被我记录在后来所写文章《十八盘图题记》《泰山题刻记》《挑山工》和《傲徕峰的启示》中了。
那次登山还很浪漫。在十八盘中间有个小小的方形的琉璃瓦顶的古屋，名唤“对松亭”，里边空无一物，只有粉墙。溥佐先生忽生兴致，拿出笔墨在墙上画起画来，我们几个师兄弟也跟着在壁上“涂鸦”，我还题一首诗在壁上：
已克十万八千阶，
天门犹在半天中；
好汉不做回步计，
直上苍穹索清风。
现在读来，犹感那时年少，血气偾张，心有豪情。
诗中“清风”二字，源自李白《游泰山诗》中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
待登上南天门，还真的使出全身的气力来，呼啸一声，然而天门四外寥廓，没有回音，声音刚喊出口，便即刻消失在空气里。
那次登岱还识得一种特殊的人就是挑山工。一个人，全凭肩膀和腰腿的力气，再加一根扁担，挑上百斤的货物，从山底登着高高的台阶，一直挑到高在云端的山顶。而且，天天如此。这是一种怎样的人？
虽然我和他们不曾交流，甚至由于他们低头挑货行路，无法看清他们的模样，但是他们留在了我的心里。成为二十年后我写《挑山工》的缘起。
至于那次写生收获最大的，乃是对我所学习的宋代北宗山水的技法有了深切的认识。泰山岩石的苍劲、雄浑以及刀刻斧砍般的肌理都使我找到了宋人范宽、董源、李唐和马远的北宗技法（大斧劈皴和钉头鼠尾皴）的生命印证。泰山的大气更注入了我“胸中的丘壑”。
头次登岱，目的在于绘画，收获却何止于绘画？
二、山中半月记
一九七六年春天我在天津工艺美术工人大学教书，学员都是各个工艺美术厂的美术设计。我任教国画山水和绘画史。一天我和教授工笔花鸟画的周俊鹤老师商量，决定带着学生去山东上写生课。我们计划由周老师先带着学生去鲁南的牡丹之乡菏泽上写生花卉课，同时我到泰山采景，等候学生画完牡丹来泰山，接着上写生山水课。我去过泰山，知道中天门一带下为快活三里，上为云步桥、御帐坪、五大夫松和朝阳洞，此处山重水复，怪石嶙峋，林木葳蕤，景象多变，十分适合写生。所以我这次进山后便径直上山，直抵中天门住下来。中天门位居山腰，正好是上山路程的一半，因而是香客、游者和挑山工的歇脚处，自然就有几家小饭铺、茶摊和客店。也有一些世居在此的山民，这些山民住着一种就地取材的泥石小屋，有的在路边，有的在大树横斜的山坡上。我下榻的是一座大队建造的两层砖砌的小旅舍，正好可以作为过几天从菏泽来写生的学生们的住房。
在等候学生的那几天，一边在山中写生，一边采景备课。这便以中天门为圆心，往山上山下山前山后赏寻景色，探幽寻奇，捕捉好的画境。每到一处，见到一奇松一怪石一古寺一先人题刻，不但驻足观赏，还要向山民询问其中的典故。山民一说，原来处处皆有动听的传说。比方经石峪那一大片刻在光光的山石上的大字经文。山民说这是唐僧取经路过这里时，猪八戒身笨腿拙，一脚踩滑栽倒，把肩挑的经文掉在溪水中。唐僧气得火冒三丈。孙猴出主意，将湿淋淋的经文纸一张张揭开，放在石头上晒，待晒干揭下来时，经文竟在石头上留下了这神奇又深凹的字迹。由此叫我得知泰山人文的深厚。
记得一次随同盘山道转来转去，见一古庙，庙门紧锁，翻墙而入，院内大树垂下的古藤有如巨帘，拨开沉重的藤条，却见庙内异常肃穆冷寂，仔细看，殿内塑像东倒西歪，全被打翻，应是“文革”初之所为，然而一种历史的苍凉令我震栗。我没相机，只能用画笔将它记下来。
那时，山上没电话，我与菏泽方面周老师的联系只能依靠信件。信写好，托付给挑山工带下去，扔进泰安的邮筒；菏泽方面的信到了，也都是由挑山工带上来。从信中得知在菏泽画牡丹的学生受困于连日的大雨，不能按时过来。我就安心在山上画画、等候。由此便与挑山工有了进一步的接触。
这些汉子虽然大多沉默寡言，却如这大山一样纯朴、真实、踏实和可信。在他们几乎永远重复着的缓慢而吃力的动作中，我读出一种持久、坚韧与非凡的意志。后来我写散文《挑山工》中那个黑黝黝、穿红背心的汉子，就是这次在山里遇到的。比起别的挑山工，他好像稍稍活泼一些，与我有一些无言的交流，也给我一种唯挑山工才能给予我的启示。
我从当年写生的速写本中，还能看到挑山工的影子呢。
在山里爬上爬下时，我还常常碰到一间摧毁的小庙，或遗弃在坡上砸碎的碑石的碎块，碎块上的文字还有寺庙和一些建筑的名字。这些都是“文革”暴力的遗物，现在想，“文革”对泰山的破坏应是历史上最为暴烈与惨重的。南天门门楼后边的那座关帝庙像被炸掉似的，只剩下断壁残垣，唯有一块嵌墙的石碑上线刻的关公的画像完好地幸存着，线条精美而流畅，叫我十分痛惜和珍爱。我磨墨展纸，费了很大的劲，把它拓了下来。这成为我那次登岱一个“重大”的收获。
此外，还有一件小事留在记忆里。一天写生回来，天色已晚，见到中天门石坊下坐着两位老年妇女，一看就知是到山顶碧霞祠还愿，下山到了这里时，天黑路黑，无法到山下边了。可她们是穷人，没钱住店。四月的山里夜间很冷，总不能叫她们在这儿坐一夜。我在这里的小旅店已住多日，与管理员混熟了，有时晚上还一起喝酒聊天，便去与旅店的管理员说能不能帮助一下这两位老人。山里的人都很厚道，同意两位老妇在旅店里免费住一宿。第二天两位老妇走时，对我吭吭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我知道她们想说“谢”字却说不出来，但这个说不出来的谢字比说出来的谢字大得多。她们便从山边折一枝鲜黄的迎春给了我。这礼物带不回来，却叫我记得山里人的情真意切与纯朴可爱。
我还记得那天站在中天门的山口，等着学生们到来的情景。那条上来的山道特别陡。我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忽见一片连喊带叫、爬山爬得个个红头涨脸的年轻人从下边上来了。
我和学生们在山里画了五天，下山时，还有一件事印象很深——我遇到一个女挑山工。我问过许多人，包括泰山的人都说没见过女挑山工，却叫我遇到了。
我住在中天门这半个月里，捡到几块好看的泰山石。泰山石很重，但这种泰山特有的石头绿底白花，很特别，便决心带回去。我把石头塞进背包。离开中天门时信心满满，以为自己能背回去，可是才走过快活三里就肩酸腿软，力气不济。
这时，见到道边树下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方脸宽肩，模样憨厚，脸蛋红红，眼睛很亮，手执一根扁担，上边缠着绳子。她问我要不要她来挑。我说你挑不动，她笑了笑上来把我的背包行囊挑起来，说也没说便向山下走去。她走起来生龙活虎，扁担随着步伐一颤一颤很带劲，而且一直走在我前头。待到泰安车站，我离她至少半里远。她把我的东西撂在地上，使块毛巾擦汗，脸儿似乎更红。她只找我要四角钱，我说我这包里有石头，太重了，给你五角吧。她笑着说：俺知道是石头。那笑，好像笑话我自己喜欢石头却叫别人受累，使我挺尴尬。
我带了很多写生稿回来。然而四个月后唐山大地震，我家房倒屋塌，画稿损失大半。第一次登岱的画稿多半毁于“文革”抄家，第二次登岱的画稿大半毁于地震。也正为此，两次劫后幸存的几页泰山画稿，一直被我视如昔日的老照片珍藏着；还有那本古版的《泰山道里记》，时不时拿出来翻翻。
三、陪母亲上极顶
一九八九年是我悲伤的一年。父亲辞世，母亲不能自拔，必须由我们兄弟姐妹帮她渡过难关。我想过并用过各种办法，都不能拂去母亲脸上浓重的愁云。当年十月我在天津艺术博物馆举办画展，不少文艺界好友由北京来津祝贺。母亲终于露出难得的笑容，这使我决定用画展——外出各地巡回画展来扭转母亲的心境。所选择外出的第一站便是母亲的家乡山东。画展在山东省美术馆举行，然后陪母亲经泰山、曲阜、孟县、梁山到济宁。母亲出生于济宁，在济南长大。这一带山山水水都在母亲童少年的记忆里。唯独这段记忆中没有父亲——父亲母亲是青年时期在天津认识的；而且，母亲自一九三六年来到天津之后就再没有回到过家乡。我想让母亲进入时空隧道，以摆脱现实的悲痛。
经过精心准备，画展在济南热热闹闹开幕。先陪母亲看过昔时生活过的魏公庄，重游大明湖，跟着到达泰安。这一年母亲七十六岁，此时上山已有缆车，可先乘汽车到中天门，再换坐缆车直抵南天门。我们一行人便陪着母亲到南天门后，经由天街上极顶。天街也是一段不短的路，有高高矮矮的石级，有的坡度很陡，母亲竟不觉累，兴致颇高。我说：“待您到了山顶上，我要给您发奖。”母亲仿佛明白我的意思，身上更生一股劲，一路看景观景说说笑笑，居然到达极顶。碧霞元君祠的张道长知我母亲七十多高龄，居然登上极顶，特意陪母亲交谈良久。张道长对我说：“你陪老母上山很好，老人上一次泰山，对自己身体的信心会增加百倍。”我便把一枚写着“我登上泰山”的纪念章作为“奖品”别在母亲胸前。一位朋友还把母亲此刻洋洋自得的神气拍摄了下来。
张道长的话不错。由此我们一路南行，游览颇多，母亲神采奕奕。在孔庙中行走竟有“如飞”之感，面上已经毫无先前那种愁云了。因使我对泰山感到惊讶——只有泰山能给我母亲如同新生一般神奇的力量。
我感谢泰山。
这次登山我发现，我写的《挑山工》有了效应。这散文是一九八一年写的，最初发表在《散文》杂志上；一九八二年进入教材，到了这时已有八年。而我上山的路上，多次见到一些小学生与挑山工合影，有的孩子认出我，还和我合影。我发现孩子们看挑山工的眼神不是好奇，而是敬佩。这不是我写《挑山工》时所期望的吗？
由此，我感到我和泰山的关系非同一般了。
…………
（节选自2017年12月5日《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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