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张扬自由的八十年代，也是华语电影史上最华彩的一页——「台湾新电影」，「香港新浪潮」，内地「第五代」，遥相辉映。
1982年，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联合导演的《光阴的故事》问世，台湾新电影运动拉开序幕。
时代浪潮汹涌，电影人同样内心澎湃，家国命运杂糅着个人回忆，现实的笔触描摹生活面貌。
侯孝贤，也是旗手之一。
△台湾新电影运动同仁
1947年，为了反抗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台湾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国民党出兵进行镇压，死者将近三万人，史称「二二八事件」。
《悲情城市》，所描绘的林氏一家的故事便结束在此时。
1989年，《悲情城市》在台湾正式公映。
迄今整整三十年，人生几度秋凉。
用贾樟柯的话来说，《悲情城市》就是分秒不差地准确降临到它专属的时代，记述了我们的前世今生。
《悲情城市》开拍之时，正是台湾威权体制解体的前夜。
他和朱天文、吴念真约陈映真在明星咖啡厅，一同讨论拍陈映真的《铃踏花》或是《山路》的可能性。陈映真担心得不行，一口否定：别拍。
△作家陈映真（1937-2016）
侯孝贤便只能作罢，但他实在是不平。
那首由洪荣宏翻唱、梁弘志重编《悲情的城市》，一直萦绕在他耳边。
心稀微在路边
路灯光青青
那亲像照阮心情
暗淡无元气
彼当时伊提议要分离
因何我会无来加阻止
啊
被人放舍的小城市
寂寞月暗暝
心茫茫想彼人
仰头看楼窗
为怎样一时心酸
目眶渐渐红
你在我面头前
于是，他做好要去坐牢的准备，也打算把《悲情城市》给拍出来。
△侯孝贤与朱天文
当时担任制作人詹宏志，这么说过：
他们在拍的时候，都有一点点悲壮的。这么悲壮的事你想做，跟那个社会、那个气氛是有关联的。晚几年，感受就完全不是这回事。那种拍戏时候真的紧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詹宏志客串《悲情城市》里的林老师
而且，作为制作人的詹宏志要考虑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台湾不能上映，《悲情城市》要怎样通过国际运作才能收回成本？
于是，他调整了《悲情城市》的宣传策略，邀请了一批国外媒体赴台采访，其中包括《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电影手册》《村声》等在内的权威媒体。
国际上有名的华语片的推手马克·穆勒，便爱上了《悲情城市》。
△1989年9月，威尼斯电影节，喜捧金狮后的侯孝贤与马克·穆勒
1981年，马克·穆勒曾经在意大利都灵影展举办过中国电影回顾展。
那时，吸引来了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他从此对华语电影一见倾心，最后还娶走华语电影银幕女神张曼玉。
第46届的威尼斯电影节，马克·穆勒就是选片人，《悲情城市》自然被他选进主竞赛单元。
△《悲情城市》剧照
事实上，当时的威尼斯评审团，很少有人真正能理解《悲情城市》的内涵。
影评人汤尼· 雷恩总结得就非常精辟：
「西方观众不会知道白色恐怖，不会了解什么是本省人，什么是迁移来的外省人，以及不同背景下社会心理的影响跟共鸣。」
但当时担任评委谢晋和意大利导演普皮·阿瓦蒂都觉得，《悲情城市》是一部将要创造历史的华语电影，颁给它重要奖项，就等于写下电影史新章节。
△《悲情城市》获金狮奖的报道
于是《悲情城市》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并拿下金狮奖，它也成了第一部在国外先上映且斩获大奖，再返台公映的电影。
两个月后，它以3491万新台币的票房成为当时台湾华语电影票房第二名。
1987年1月24日，詹宏志起草、53名影评人署名的《民国76年台湾电影宣言》发布，感慨要给「另一种电影」生存空间，同时标志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结束。
△台湾新电影运动代表人物
宣言中如是说：「电影可以是一种有意识的创作活动，电影可以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甚至可以是带着反省性和历史感的民族文化运动......」
同时也承认，「电影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商业活动」。
二十年后，2007年，当杨德昌去世时，很多人觉得他把台湾新电影的余韵也带走了。
△杨德昌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主演
侯孝贤甚至说，「台湾电影，就是被我和杨德昌搞死的」。
千禧之后，台湾电影的票房收入，特别是艺术电影，并不太理想。
当年，詹宏志可是夸下海口，投资侯孝贤的电影，可比投资成龙的电影风险要小！他用卖书的方式来卖侯孝贤的电影，也企图用西方电影的营销方式来获利。
他还曾为《悲情城市》拉来邱复生的下海投资。
△詹宏志
据传，詹宏志为了让邱复生放心，还写信给一家连续两年举办了东京国际影展，但没有发行电影经验的杂志集团。
詹宏志在信里直言：
「你愿意出四百万日币来获得《悲情城市》的在日本的播映权吗？我没有一个镜头，也没有任何剧照，但你愿意现在就承诺买这部影片吗？等这个影片拍完，它肯定就不止这个价钱了。」
△朱天文和侯孝贤
担任编剧朱天文就曾这么描述过《悲情城市》的制作环境：
那时，《悲情城市》在金瓜石一处老式理发屋内开镜，拍梁朝伟扮演的老四文清在修底片。
八角形屋子，前厅有两张笨重如坦克的理发椅，后厅改装成照相馆，梁朝伟默默工作时，前面是市人，洗头的，剪发的。
△《悲情城市》剧照
所以说，侯孝贤的片子大卖，创作环境舒适，终究只是个遥远的乌托邦。毕竟他的电影那么「难看」。
就连老搭档吴念真后来回忆《悲情城市》时也说：「他们（台湾的观众）因为得奖所以来看，看了又看不懂，抱怨怎么那么差。」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许子东也评价说：
「好看的不得了，好看得都睡着了，睡着了醒过来再看，还是好看，然后又睡着了……」
△《悲情城市》剧照
阿彼察邦都自嘲式地感叹过，「当我看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等人的电影，我总会睡着，多年后，我的电影也让观众睡着，我想这样的电影有特别的力量，能够让观众转移到不同的世界，一个不同的放松状态，在那里我们可以展示放下自己。电影引渡我们到梦的世界。」
△纪录片《光阴的故事》
或许，这就是侯孝贤电影的魅力：
「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个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
《悲情城市》所讲述的就是一段很多大陆人都不曾了解过的台湾历史，但侯孝贤选择的角度，就是台湾的普通一家人。
故事的开始，是林氏长子林文雄的儿子诞生，那时正是1945年，广播里天皇讲着投降的事，孩子哇啊啊地哭。
讲到林阿禄，他家里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林文雄开商行做运输，赚钱养家。但老二林文龙去了菲律宾当兵后就下落不明。三儿子林文良，好不容易从战场上回到台北，却神智不清；而老四林文清是个哑巴，开照相馆为生。
选这「四个儿子」，侯孝贤也是费了一番功夫。
大哥原来找柯俊雄，后来是陈松勇，后面拍摄的时候，工作人员还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悲情猩猩"。
与他演对手戏的如太保，文帅，雷鸣等，都是老牌演员。
老三林文良则是由高捷来演。
吴义芳，林怀民的得意门生，饰演女主角的哥哥，阿四的好友吴宽荣。
而女主角辛树芬此前已经演过多部侯孝贤的电影。
开篇的闽南语旁白：「山上已经有秋天的凉意，沿路风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便是她的词。
据说，拍完《恋恋风尘》后，辛树芬就到美国结婚去了，并不想再拍戏。可侯孝贤也没有能找到更加合适的女演员，最后还是请了她回来演。
演完《悲情城市》后，辛树芬再也没有演过戏。
△辛树芬，饰演吴宽美
戏份较多的四儿子文清，他想找梁朝伟。
可是梁朝伟不会说台语，国语又不行，编剧吴念真和朱天文可是苦恼了良久。直到有一天，侯孝贤突然说，「他妈的让阿四哑巴算了。」正是这句玩笑话，一语惊醒梦中人。
静默无言的阿四，温润如玉，恰恰正是时代洪流喧嚣之中，默默承受巨变而无可奈何的芸芸众生。
他的爱情，也为整部《悲情城市》贡献出一抹最文艺浪漫的色彩。
是的，阿四的人物原型参照的还是「五月画会」的一位画家，陈庭诗先生。
开拍前五天，梁朝伟和女主角辛树芬和演哥哥的吴义芳，一伙人开小巴士去台中拜访陈先生。电影里的纸笔交流，皆是源于这位儒雅的陈先生的提点。
△画家陈庭诗
演员问题解决后，《悲情城市》的故事便开始流转。
林氏一家人，随时代浪潮而动，侯孝贤把所有的矛盾冲突、惊心动魄，都淡化成日常生活。
日语、闽南语、粤语、台语的切换中，家国飘摇之感渐渐涌现。
餐桌上的简单对话，人员变化，都与社会巨变相互对应。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而阿城是这么写的：
《悲情城市》是伐大树倒，令你看断面，却又不是让你数年轮以明其大，只是使你触摸这断面的质感，以悟其根系绵延，风霜雨雪，皆有影响，不免伤残，又皆渡得过，滋生新鲜......
这「历」这「史」，才来得活，来得泼。
其中各色人等，若大风起，不同树木，翻转姿态各异，却无不在风向里。小角色妄得一个「风」字，大师只恣意写树。
戏里戏外，一切如树般自然生长，电影便也具备了恒久魅力。
今年，为庆祝台湾电影中心成立40周年，该中心将放映三部重磅电影，放映地点就在侯孝贤家，台北光点华山。
这三部电影里就包括了《悲情城市》，而且是35毫米胶片放映。
遥想三十年前，《悲情城市》凭金狮奖，以全台卖座的热烈威势角逐金马，话题全台热议，但却在最佳剧情片项目，因为评委们过于「政治」的决定，而败给了关锦鹏执导的《三个女人的故事》。
而现在的台湾，渔人码头阳光灿烂，九份的山海人声鼎沸，一切都过去了，只是不敢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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