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死,我并没有贴切的认知,直到那段日子,看见三娘。
我们开车去乡下看望三娘。三娘三十四岁,有光滑的脸和平静的表情,一个月以前妈妈打来电话,说三娘不大好,查出结肠癌,晚期。一周前我刚回来,和爸妈去了医院,在她床边坐了一会儿,她的手在被子外面,发黄,手背的皮肤极薄,像我书柜上的旧课本,不会有人再读一遍的书页。三娘前天晚上出院了。出院意味着健康,意味着不再需要医院的庇护,但那天我才意识到,出院只是中立地承认了一点:没有必要了。
去乡下的那条路我小时候走过很多遍,乡下有野兽与家禽,竹床和夏夜,有柚子树、吊床,还有可以游泳的野河、田埂上的蛇蜕和饥肠辘辘的枯井。三娘会带我上街看人,或是在被窝里骗我,指着电视告诉我《情深深雨蒙蒙》是《还珠格格》的续集。又一阵子,外公的猎枪丢了,刘翔在鸟巢因伤退赛,舅舅遁去国外。那些是同一年的事吗?
大家都进屋了,我也向前走,走到了三娘床边,从后面看她发丝披散的额头和眼睛。她是早上死的。我感到身体发紧继而松弛,脑子像面镜子,只有直接看到的景象。她的嘴露出来了,嘴角向下撇,唇色发青,微微张开,露出一行牙齿,像是挂着自嘲的笑,还有点不好意思。是那种“添麻烦了”的歉疚。门口这时打起了爆竹,震耳欲聋,但是很短的一挂。外公一直冲着三娘说,三娘啊,不要害怕。她的确死了。
三娘生了五个孩子,两个过继给了别人。家是她一个人养活的。除了自己干裁缝,她还开过小店,前一阵子一直在某个小厂上班。每天八小时工时,常年缺乏睡眠、饮食条件差、工作环境恶劣、生活负担极重,拼尽全力只能得到“老实”和“本分”这样的勋章。
三娘的脸上身上盖着红布,像一滴洇在白布上的血。木板上放了镜子、童男童女、牌位之类的。阿公拿来一个脸盆放在地上,挨着三娘。我蹲下,用打火机点燃几张扔进盆里,然后一小叠一小叠地往里投。我多希望三娘根本用不上这些。我多希望存在一个结构迥乎不同的世界,她体面地行走其中,根本不需要这些。
我一个人溜进睡房,坐在三娘最后一次睡过的床边。想起一周之前,在医院,我问三娘是否还记得她结婚那天的情景。三娘有些惊讶,说当然记得了。我说,你记不记得你和舅舅来到新房,外公外婆拉了我和几个小孩进去,也不说干嘛,就是让我们到床上坐一会儿。三娘努力笑了一下,说,记得啊。我问这是为什么呢?坐床啊,多子多福嘛,她轻轻地说,老人家迷信,觉得让小孩子到新郎新娘床上坐一坐,将来一定能多生宝宝。
坐床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三娘,十二年前的乡下,也是冬天,一月。新房在老屋的二楼,老屋内外挤满了人。我从二楼窗台往外看,车开来了,下来的是新娘子,三娘。婚纱白得像第二天就会化进泥里的雪。新娘进屋了,应该一会儿就要上楼。柚子树有二层楼高,所有人都受它荫蔽,男人们在树下抽烟,女人和小孩在树下吃糖,每个人都喜气洋洋的。我在新房门外,不知道外公外婆要我留在这里等待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可以为三娘和舅舅带来怎样的祝福。
生过很多孩子的三娘躺在堂屋的木板上,我蹲坐在她身边给她烧纸。又是年关,红布下面她的肚子鼓得老高,仿佛还要孕育什么。
从医院到老屋,那段日子,生死忽然在我的脑海里奇异地形成对应。我观察的眼光近乎贪婪,狂热地搜刮着所见的一切,无声中将三娘的死转化为词语,高速,精打细算,急不可耐地速记,抓取私密的意象。我第一次开始试图宽慰自己,将他人的生命(或生命的消逝)记录下来,确立其价值与尊严。死亡和对往日的追寻居然促成一个少年构建起崭新的人生认知,但这种认识无法说服自己。它多么倔强,行为本身又多么寒冷。一位年轻的农村女人,三个孩子的母亲,滑落的生活中奋力抓住流沙的受难者,面对她的死,我究竟在记录什么、解码什么,又试图树立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