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道德是如何绑架个人的？原创 读书广记 2019-06-19 15:56:00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开头讲述了精神的三种变形：最初精神是一只负重的骆驼，它在“你应当”的号令下，于沙漠中游荡；直到某个时候，它才产生夺取自由的念头，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于是它摇身一变，成了一头狮子，怒吼着“我意愿”；最后，精神又从狮子变成了新生的小孩，形成一个开端、一种原初的运动。
《三种变形》写得十分晦涩，让许多读者感觉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其实，尼采这是在讲述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最初的时候，道德就像那只负重的骆驼，服从于“你应当”的指导；后来，他有了打破传统习俗的勇气，变成强而有力的狮子，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正因为它能够做自己，所以旧道德才被埋葬，而新道德就如孩子一样，茁壮成长。尼采认为那些占据德性讲坛的道德家已经没落了，“他们的时代已经完了”，因为他们跟自己的信徒都在昏昏欲睡中......
尼采（1844-1900）
道德感是否属于天赋？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有三种先天性的事物，他们是理性、本能和道德律。道德律根源于良知，是与生俱来的。康德在柏拉图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律令”，认为它不受经验制约，能够普遍适用，向人们发出一个无条件的、绝对的命令——即“你应当”！
然而，挥舞着道德的大棒，对人们高叫“你应当”，其根本目的并不是希望别人高尚，而是想让他们服从于自己。在传统道德的各种“你应当”的压迫下，人们就像负重的骆驼一样，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旧道德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威、一种命令，因此尼采在《朝霞》中说：
“人们屈服于道德，正如屈服于一位君王，或因奴性，或因虚荣，或因自私，或因退让，或竟是热昏，无思想，绝望，本身并无道德可言。”
他认为康德的“道德律令”只是迎合了德国人的国民性，他们很少愿意成就一番大事，却总是能服从就服从。“人不能没有某种他可以无条件服从的东西”——德国人如是说。早在康德之前，路德就宣布说必定有一种人对之可以信任的绝对存在，而那便是上帝。“与康德相比，路德更粗糙和更大众化，他要人们无条件服从一个人格，而不是一个概念。”
尼采否认道德是先天的、需要绝对服从，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指出道德感来自于传统和习俗。
《人性的，太人性的·关于道德感的历史》
旧道德意味着服从于传统习俗狄德罗曾通过试验证明，天生盲人的道德观念与我们不同，他们对盗窃更为反感——因为人家很容易就能拿走他们的东西，却不被发觉。相反，他们对“非礼勿看”反而无动于衷。狄德罗说：
“一个比我们多有一种官能的生物会觉得我们的道德多么不完善，不用说更坏了！”
这个天生盲人的试验说明，道德感与经验存在着联系，它绝不是先验的。其次，道德感也不是永久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官能之发展、认识之进步而改变。
我们并非一生下来就具备道德感，而是不断地接受父母、老师的教育，受到书籍、网络的影响——是社会把道德观念灌输给了我们。人并不是基于求知才去认识道德，并建立道德体系；相反，他们是从已接受过来的道德观念出发，基于对这些道德的热爱，然而再去说明它们的合理性、为它们辩护。孔丘并不像研究自然界那样去研究道德，先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再去探究未知的事物。他生长在礼乐之风浓重的鲁国，从小耳濡目染，很早就认定服从于礼乐制度便是符合道德，后来才去提倡“克己复礼”，至于为什么要“复礼”？他很少讨论，因为这在他看来是不说自明的；柏拉图所说的“苏格拉底美德”也同样根源于习俗之中，他们的道德观念乃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这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道德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个体对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服从，如果不服从群体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违背大家所认可的观念，那就是离经叛道！因此，尼采说：
“讲道德、合乎道德、合乎伦理的意思是服从自古以来建立的法则或传统。人们是勉强还是欣然服从于它，这是无所谓的，只要人们服从于它就够了。”
这种道德所追求的并不是真理，也不是进步，而是服从。“善”并非正确，“恶”也无关谬误，利己不一定坏，利他也未必好，关键在于是否服从于传统的习俗与观念、是否服从于当权者或者主流的意识。如果传统与习俗很古老，那么道德就会让人感到敬畏，变成绝对权威，获得绝对命令的“道德律”。尼采说得好——
“他（康德）信仰道德，不是因为自然和历史证明道德的合理性，而是因为他决心置自然和历史的一再反驳于度外。”
道德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自然界哪有道德可言？原始人怎么会有道德感？为了避免道德的权威遭受这种现实的怀疑和攻击，康德才给“道德王国”安置了一个逻辑的“彼岸”，一个不可证明的世界。
黑格尔、叔本华和尼采都从不同角度批判康德的道德学说
道德是如何绑架个人的？道德不需要证明，它就是权威，敢怀疑道德的人，就会被视为败类。所以何心隐和李贽都遭到了迫害，他们胆敢说什么“士贵为己，务自适”，这不是明摆着要否定传统习俗观念，搞自己的那一套么？可是这又算什么大罪呢？他们不过是追求更多的占有自己罢了，然而素以“仁恕”著称的道德，这时候却不那么宽容了！因为
“在道德面前，正如在任何权威面前，人是不许思考的，更不许议论：他在这里所能做的只有服从！”
卫道士们用各种恐吓手段来使批评之声不敢加诸道德，他们狭隘得容不下任何沉默。人们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触犯“道德的底线”的帽子，然而“道德底线”却不像“法律底线”一样清晰，它全由卫道士来裁定——道德就这样变成了杀人无形的利剑，到处都在制造恐惧。
此外，他们还有一种“勾魂艺术”，“为了说服别人，他们说起话来是多么道貌岸然，最后甚至自称起‘正人君子’来了。”他们挥舞着“你应当”的大棒，党同伐异，攻击私敌，抓辫子、扒老底、算旧账，这些把戏，东林党已经示范给我们看过了——当然，要是没有厂卫制度的配合，他们做起来又怎么能如此游刃有余呢？
道德是准绳、是规范，同时也是麻绳、是枷锁，全看人怎么使用而已。卫道士们最擅长利用道德这把屠刀，借助传统的习俗和公共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敌人，我们当心点罢——
“那班道德家不爱知识，只爱制造痛苦......其残酷的、可怜的快乐便是注意旁人的指头，悄悄在手指接触的地方藏一根针，使其刚好扎上。”
千万要谨言慎行呵！千万要当心卫道士的眼睛！
东林党人以道德名义排挤异己
旧道德的虚伪性虚伪仿佛是道德的影子，怎么也甩不掉。道德被鼓吹得更加完美无缺，虚伪的阴影也就愈发深刻。叔本华说：“道德，鼓吹易，证明难。”
卫道士们赞美道德，说它的目的在于人类的保存和进步。可是“保存人类的什么？往哪个方向进步？”是保存三跪九叩的习俗呢？抑或往“绝对服从”的沙漠中心更进一步呢？这些问题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从而显得目的的空洞。
道德蔑视一切没有同情的人，说“道德行动即出于同情别人而做出的行动”，这乃是一种虚伪。
当我们把别人的不幸遭遇设想为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才会产生同情心理。同情一个人就意味着在内心中觉得他的人格或境遇不如我，要依赖于我，有待于我的施舍。当我们给予他帮助之后，如果他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服从于我们的道德，不去帮助其他人而先求自保，我们又会嘟囔着“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了——原来我们帮助他，只是为了暴君式地对其进行强制改造，使他变得像我们自己而已。
要从“你应当”变成“我意愿”谁是最有道德的人？自然是那些遵守清规戒律、舍己为人的志士了，也就说——“最道德的人就是为习俗做出最大牺牲的人。”所谓的“最大牺牲”，就是不顾一切地服从于“道德律令”，这些人确实拥有着高尚的品格。
宋明两朝，愚民无知，汉奸倍出，然而也有少数士大夫肯舍生取义、以身殉国，这是理学深入知识阶层内心的缘故。不过也有不少的“你应当”压迫了许多人。例如赵光义说范质“但欠世宗一死”，朱元璋嘲笑危素不能像文天祥一样死节。弄到最后，连崇祯帝也被“责以大义”，不能南逃，只得以身死社稷了。
好好的“仁义道德”，怎么就因“你应当”而变成了“吃人”的工具呢？《乌合之众》说：“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而不摧毁传统，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或许，我们应该改变了罢！要怎么改呢？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喜欢折中，如果你把主张把房顶拆掉，他们就不愿意打开门窗。他们“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倘若不对旧道德进行彻底地破坏，新道德就不能新生。最后，新道德也就像看风水的罗盘、过烟瘾的鸦片、凑热闹的爆竹一样，迎合了愚民的传统。
尼采教导说：
“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皆为习俗，谁想超越习俗，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成为立法者、巫医和某种半神之人：这也就是说，他必须自己动手创造习俗。”
不要再像奴子一样屈服于“你应当”了，而要像狮子一样考虑“我意愿”。尼采教导德国人，要想干一番事，总得先使自己超于旧道德之上。旧道德无关真理，只讲权威，新道德却要把它置于真理之下，重新审视：
“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上偏离道德，都不应再受到羞辱；必须对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进行大量新的实验；世界必须从愧疚和忏悔之心的阴影下解放出来：每一个正直、追求真理的人都应该认可和帮助实现这些广泛的目标。”
当然了，要变异一个民族的习俗又谈何容易？尼采自己也说“也许时机还未成熟”，不过他在《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中却坚定地对我们说：“不想沦为芸芸众生的人只需做一件事，便是对自己不再懒散，应听从良心的呼唤——‘成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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