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凯茵 长篇小说 迷津

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阿尼玛（Anima）。

　　——C.G.荣格提出的人类原型之一

　　引子

　　在北镇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爷爷在揉着那风湿的膝盖；戴梦归正在睡梦中因为饥饿而大哭；杨络生还在他妈妈的肚子里狠狠地踢了一脚；曾巧巧在南城也还是个丁点儿大的胚胎；如云邂逅了那个改变她命运的男人；阿清第一次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相机。余辉在产房外面焦急地徘徊，想知道里面什么情况又不敢问，沈娇阳在手术台上满头大汗，她倒是没怎么大呼小叫，反倒是被她揪住手臂的小护士又喊爹又喊娘的。而我就在这个时候凭本能挣扎着钻出了温暖的子宫。

　　这时候余辉终于松了一口气，沈娇阳也留了一口气说，给我看看孩子。

　　阿清暗暗梦想着以后开一个摄影店，自己当老版；如云一相情愿地爱上那个男人，根本没有想过他会带给她什么；曾巧巧刚长出细细的胳膊和腿；杨络生的妈妈毫不留情地给自己的肚子拍了一巴掌，坏小子，还没有出生就学会捣蛋，看你出来之后我怎么治你；戴梦归含住奶嘴没多久，就又重新张开嘴巴哇哇大哭，似乎对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满意。这些人对未来一无所知，只有爷爷贴上了膏药，看着窗外的月亮，忍不住轻轻哼起童谣：

　　月光光，照地塘，年卅晚，铡槟榔；

　　槟榔香，埼二娘，二娘头发未有长。
　　等得几年梳大髻，的的打打做新娘。

　　月光光，照四方，偔屋耕田谷满仓；
　　阿哥娶回娇娇女，阿姐嫁个状元郎。

　　月光光，照四方；四方暗，走田坎

　　……

　　念着念着，他又摸摸膝盖看看天，自言自语道：马上就要下雨了。

　　第一回

　　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找了个算命先生，号称半仙。他掐掐手指，说我投错了胎，原本是个女娃，却上了男儿身。想想也好像有点儿道理，我出生的时候适逢曾祖母刚过世不久，大家都以为我会是个女孩。之后每每再说起这个事情，他们都只当作是笑话，我却特别当回事，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
“余栋、杨络生，你们别闹了！快站好了！来……一、二、三！”

　　这是我们小学最后一次郊游时拍的班级合照，我的红领巾被杨络生抢走了，他比我高一点儿，还站在石头上，我死活够不着他举起的手。他看我气得鼻涕眼泪横流，嘲笑我娘娘腔，没出息。后来我握着红笔用力地在领口的空白处画了一条。不过也是再过了几年才知道，我也只能在自己的照片上加上去，在其他人手里的照片上，我依然是没有戴红领巾的突兀的那一位。

　　就在杨络生趾高气扬地举着我的红领巾时，他的妈妈被匆匆地送进了医院。当然这一切我等到第二天才知道。我们一家要去医院看她，出门之前我妈在镜子前整理头发，她从镜子里看出来，一边说：“把衣服穿好，裤脚怎么又忘了？”她忍不住放下梳子，走到我爸跟前使劲儿把束进袜子里的裤脚扯了出来。“这又不是什么大事……”“什么不是大事，你昨天早上连儿子的红领巾都差点儿忘了，你知道这在学校要扣多少分么，一个不留神你儿子的三好学生就泡汤了……也没让你赚钱养家了，让你在家照顾儿子都做不好……”

　　那时我爸还处于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妈起早摸黑去纺织厂里干活，把上学用的东西在前一天晚上统统装进我的书包，而这一天的早晨，我笨拙地拿着红领巾，要爸爸帮我系上。如果不是我攥着红领巾跑到他的跟前，他早已忘记有这玩意儿，直接送我出门了。他茫然地扯着我胸前红领巾的两端，然后迅速解下来，绕到自己的脖子上，照着镜子试探着打结，似乎习惯了替自己系领带的姿势，当红领巾挂在别人的脖子上时，便不知所措了。他像打领带一样在自己脖子处系上了红领巾。

　　我爸并不是长期赋闲在家。他也找过好几份工作，做过销售或者文员，或者后勤杂七杂八的什么活都干。但是每一份都干不长，所以在我上五年级之前，一直处于就业、失业、再就业的循环中。按我妈的说法，他一把年纪还像个愤青，做事情总是一根筋。

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道路都是单行道。他的性格中就有那么一些东西，就像他要先挂在他自己的脖子上系一次才懂得怎么替我系红领巾，迫使他做事必须按照一个标准的程序，不可遗漏或者逆转。比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一定要先打开房间的灯管，然后打开床头的台灯，然后绕回去关掉灯管，再躺在床上关掉床头的灯。直接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床头灯，或者干脆直接摸索着爬上床盖好被子，这些在他看来都不可思议。“那会撞到床角。”他会马上这样反驳你。

　　那天早上他重新给我系的红领巾，不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错，结是松的，轻轻一扯就会散。“爸爸，你小时候没有系过红领巾吗？”他一边徒劳地把错误的结继续勒紧，我一边忍不住问。“阿栋，你是在质疑爸爸系红领巾的技术吗？”他这么一说我便不敢吭声了，“爸爸小时候不需要经常系红领巾。”

　　“为什么？难道那时不用每天都戴么？”

　　“要啊，但是爸爸只需要系一次。”他故作正经地说，“然后每次脱校服的时候不解红领巾，直接把校服和它一起脱下来，第二天再原封不动地穿回去。你说，这还用天天系红领巾么？”

　　当时我真的相信了，并且还试着学他那样把红领巾脱下来，脱不下来还以为是自己的头太大。后来才知道，那不过是大人们诸多谎言中的其中一个。

　　他们喜欢把谎言说得认认真真、有板有眼、煞有介事，却把严肃的事情说得像玩笑话一样大大咧咧。比如杨络生的妈妈还健在的时候，茶余饭后，她和我妈常常聊得很投契，一口气聊到很久以后的事情，甚至以后的以后也就是在她们入土之后的事，杨络生的妈妈都要嬉笑着说，即使进了棺材，她也会在杨络生顽皮闹事的时候忍不住跳起来用鸡毛掸子追着他满街跑。那些时候他要么刚跟我扭作一团被打得鼻青脸肿被她数落一通闷闷不乐，要么正在为击中邻居的窗玻璃而精心挑选石子和树杈，一听到“鸡毛掸子”就丢了魂儿，条件反射般护住屁股。
他妈妈入院一晚之后便过世了，第二天他带着我逃课玩了一个下午的游戏机。我们最后把身上所有的零花钱花光，直到他的爸爸来揪他回家才停下来。来揪我的是妈妈，她以为我被哪个人贩子拐走了，找了好几条大街才听说我在这里，又是紧紧地搂着我又是忍不住不停地偷偷数落：“你知道妈妈多担心吗？以后不许老跟杨络生混在一起……你知道他不是个用心读书的人。”但她转瞬对杨络生的爸爸说：“孩子不懂事，别怪他。”而他只冲着杨络生说了一句“你个没心肝的”就直接拽着他的衣领走了。我们两家人一前一后地回家，路上谁也没跟谁说什么，杨络生仅仅是在进门之前回了一次头，在日落西山一片温柔的晚霞中，我看不清他逆光的脸上那双眼睛是看着我还是看着我母亲。

　　其实我知道我妈说得没错，我跟杨络生根本是两种人：我要科科满分，坚持天天准时上课下课，不迟到不早退，规规矩矩，只想要安定的分毫不差的生活；他就想科科红灯，坚持天天逃课，做他想做的事，看到学校大门张贴着通报批评的名单里有自己的名字便忍不住笑。他的座位在窗边，于是每次进教室他都不走正门，图个便捷直接从窗户翻进来。很多时候我不能理解这样一个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莫名其妙地成了好朋友，好像就因为他有一次在我被欺负却忍声吞气的时候帮我揍了对方一顿，因为喜欢两个人比赛谁能一口气最快喝完一瓶汽水，然后在空旷的地方畅快淋漓地齐声打嗝，这种响亮的饱嗝让我们毫无来由地得到共鸣。

　　没过几天，学校组织外出活动，我们集体坐车出发。杨络生好像又恢复到他妈妈过世之前的样子，大大咧咧，总是大声地笑，用力地拍打我的肩膀。上车的时候他一口气窜到最后排——他总是喜欢做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好像就能因为占到了如此优越的座位而沾沾自喜。最后上车的是戴梦归，她上来的时候其实座位还没有全满，零零星星地剩了四五个座位，但是没有人主动邀她坐下，她就一路从车头慢慢地一边左顾右看地走到了最后一排。戴梦归是我们班的纪律委员，每天都要在我们身上挑出那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向班主任汇报。之前班干部选举投票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投了她的票（除了像杨络生这种人之外）——她确实是有资格上任的，成绩好，有理想，做事认真，也是老师喜欢和信任的学生；然而此时车上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跟她坐在一起。她一路走着，每看到一个空的座位都欲言又止，因为每一个空的座位要么就是上面放了个书包，要么就是旁边的人迅速把眼神转移。其实如果她主动问道，估计也不会有人会硬生生地拒绝；但她就是忍住了没开口。等她走到了我们跟前，她大概也都已经绝望了，看也没看杨络生一眼，就是带点最后的希望看着我，一边揪紧了自己的书包。我正心软要挪开，却听见杨络生爽快地说了一句：“这儿没人！”我转过头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挪开了一个空位。
我看见戴梦归脸上在一瞬间内混杂着又惊又喜乃至百感交集的表情，大概是没有想到，这个平日里最捣蛋最为难她的人竟然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伸出了援手。她当然是没有想到了——但我是早该想到的，杨络生怎么会安好心，戴梦归又没少让他吃苦头。果然，他不知从哪里掏出来一只死掉的虫子，眼明手快地在她一屁股坐下之前放在了座椅上。连我都听见了昆虫疲软的躯壳在她屁股下破裂的声音，她几乎是从椅子上反弹起来的。我们都以为她揪着那被弄脏的裙子、面对那只虫子不知所措，嚎啕大哭，这个年纪的女生只要稍稍一逗弄就能哭得稀里哗啦，大概这就是杨络生所期待的好戏——但是她没有，她几乎是以一种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方式表达了她的反抗。尽管眼里含着柔软的泪花，她却一手抓起了那只已经碎裂的虫子，连同拳头一起一点也不含糊地甩向了杨络生的胸口，“你他妈的！”

　　两个人竟然就此厮打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生敢和杨络生打架，他历战无数，即使面对好几个高年级男生的围攻，他也能突破重围，更何况区区一个女生。我想戴梦归也并非不了解，她还为他打群架的事情跟老师打过小报告。但他们就是这么打起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杨络生没有使足劲儿打，他大概也像我一样，惊讶于一个女生一边流泪一边不要命地挥舞拳头的样子。

　　事后杨络生当然是被罚课后留堂罚站，面壁思过。我放学之后偷偷去操场上看他，却没有看到踪影。想想也是，杨络生这样的人，怎么会乖乖听话真的在操场上站一个小时呢。我正要离开，他却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你看你，我早跟你说过了，什么时候都忍一忍就不用受这种苦啦……这不你又要等上一个多小时才能解放。”他一下打断我，“是是是，像你这样最好，规规矩矩上课下课，放学之后就自由了是吧？像那样被关在教室里，被指指点点，不也一样不自由么？”

　　他揪住我的手臂，“哎先别管这么多了，你来得正好，有好戏看……”说着就不容分说地带着我来到教师办公室外面。“嘘，别说话，”他把我按在窗户底下又指了指里面，“戴梦归在里面被训着呢。”
我小心翼翼地抬高身子，果然透过窗帘的缝隙看见戴梦归背对着我们垂头站着。

　　“……你知道这样做不对吗？”这是老师的声音，“我知道是他不对在先，但是你的处理方法不得当。身为纪律委员，更应该以身作则……”杨络生听到这里忍不住捂着嘴咯咯地笑。他多多少少有点幸灾乐祸，凑在我耳边掰着手指说：“说脏话，动手打人，这两条她都犯了，这回死定了，死定了，哈哈！”戴梦归倒是一声也没吭。

　　“有人，快走！”杨络生听见脚步声，机灵地拉着我往走廊的拐角处躲。听声音像是皮鞋，在听见开门关门声之后我们又忍不住伸出头来，确认走廊上没人了又钻回窗户底下。进去的是个中年男人。

　　“我在学校门口等了很久也不见她出来，想着可能有什么事就进来看看。”那个男人背对着我们说话了。

　　“哎呀真是对不起，忘了给你打个电话说一声。”

　　“噢没事没事，老师这个时候找梦归肯定也是有要紧的事。”他转而看向戴梦归，“你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

　　“什么‘又’？我从来就没有做错过什么事。”再看戴梦归的时候才发现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头抬了起来。

　　“老师都找你单独谈话了，你还狡辩什么，没做错事老师干嘛找你，啊？”

　　“哎呀，都是小事，以后注意就是。该说的也都说完了，早点回家吧，啊。”

　　我们一听见门锁转动的声音，赶紧奔回操场，假装罚站，一边还不妨碍继续看戏。戴梦归的爸爸带着她从办公室出来，瞟见我们站在那儿，竟然没走多远就对她说：“说了多少次了，你以后是要做大事的人，不要这么没出息，不然就会像他们那样……”杨络生一听就怒了，他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就冲着他的背影扔去。然而石头没有命中目标，它连袖子都没擦上就掉在了地上。她爸当然是完全没有发现，继续径自往前走，但戴梦归却看见了那颗没有命中的石头。她被父亲牵着手，有点别扭地转过头来，冲杨络生笑了笑。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之间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和解。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三个看上去性格迥异的人实际上非常相像，我们都在追求所谓的自由，只不过在用不同的方式。我和戴梦归都习惯了忍受，为了自由，却要忍受着不自由的代价；而杨络生却是用自由的方式去追求自由，最后不是被罚站就是被关在家里教育，反而落得个不自由的下场。所以其实自由是否只是虚幻？

　　等他们走远了，我和杨络生也打算回家了。路上我买了汽水找杨络生一起喝，他好像不感兴趣，我就抢先灌下一大瓶，打了个响嗝儿，本想着把他逗起来，结果没想到他却一手把我摔在地上，我以为他也逗我玩，笑笑便要起来，没想到还没站稳就又被他摔在地上。

　　“你有病啊！被罚站一个小时就站傻了？！”我反把他压倒在地，他躺在地上挥舞了两下便不再挣扎。

　　然后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哭成那样，我见过他被鸡毛掸子揍得眼泪鼻涕横流，但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他这时把另外一瓶汽水抢了过来，一口气喝完，一个嗝儿也没打，全部硬生生地咽了下去。“你说，我都这样了，为什么我妈还不跳起来举起鸡毛掸子来追我……”后来他告诉我，他连鸡毛掸子都放进她的棺材，免得她想掀盖跳出来教训他的时候找不到鸡毛掸子。

　　其实我根本体会不到如同杨络生那样的切肤之痛。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我们家连夜赶到乡下参加葬礼。我对爷爷最深刻印象也只是他哼哼唧唧的那首月光光。听说我上学前来过这里两次，一次是满月后不久，一次是四五岁的时候。听说我曾经被祖屋门外的看门狗吓得飙泪，跑到离门口五米开外的地方抱着邻家门口的石墩不肯进去。听说我一躺在奶奶的怀里就会乖乖地不哭。我记得爷爷总是坐在阳台，独自一个人坐在竹藤椅子上，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看外面的风景。那时我问他，爷爷，你在看些什么呀。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那里的风景每天都一样。他笑笑没说话，那个笑容一点儿都不意味深长，反倒是有点单纯的天真。
葬礼结束之后，家人相聚在一起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对着相册提起往事，乐此不疲地互揭对方小时候的糗事，一边还召唤着我过来，要给我看我那张赖在石墩边上的照片，而我正在跟某个堂表兄弟追逐打闹，不小心踢翻了又一个堂表姐妹堆了很久的积木，惹得她号啕大哭，只好停下来帮她重新一块一块地砌回去。

　　“这块不对，放在这里，这里。”

　　“可是，刚刚好像是在那里的……”

　　“就要这里，就放在这里！”她说着说着，刚吸进去的鼻涕又不甘心地淌了出来。

　　我才发现她根本不是要重新砌成刚刚的那个样子。她如此执拗地要我按照她现在的意思重新砌一个城堡，实际上就像这群因为一个家人的去世而聚在一起的人们，他们在哀悼会上哭哭啼啼撕心裂肺，现在却能看着相册轻松说笑热热闹闹，他们并非遗忘伤痛，只不过在一次又一次被推倒之后重新构筑一个新的家，他们不是需要一个永恒不变的家，一群永生不死的家人，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家，它永远都在那里，无论是谁过世了，谁出生了，谁长大了，谁老去了，他们都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虽说死亡本是一瞬间的事情，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杨络生妈妈躺在医院开始，所有人似乎都已经预料到最坏的结局，轮番跟她说着最后的话；等到她过世之后的葬礼，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生命的消失，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对于周围的人来说，却是个重新适应的过程。但对于我这种毫不相关的小孩来说，这个过程显然是过于漫长了。

　　出席葬礼的那一天，很多同学都去了，所有人都有流不完的眼泪。而我一边低头学他们掩面眯眼，一边偷偷瞄站在我旁边的戴梦归，她也像我一样，懵懵懂懂低头耸肩，呜呜嘤嘤，眼睛到处乱瞄。我轻轻问她：“你怎么不哭？”“我不难过。”“可是杨络生的妈妈死了。”“但是我又不认识她。”“我也是。”其实我对她的印象也仅限于每次她来揪杨络生回家时的样子。

“他们都在哭，我哭不出来。”

　　“我打你一下你就会哭了。”我当真打了她一下，还狠狠地捏了一下她的小脸蛋儿。这招非常奏效，她当即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相比刚刚那番装腔作态，这下多么逼真动人，看，这才叫哭。戴梦归哭起来的样子还是很可爱，两条麻花辫还跟着一颤一颤的。但没想到，哭得如此投入的她不忘还了我一拳，那绝对是充满痛恨的一拳，比我刚刚那一下还要使劲，她的眼神里压根儿就没有感激，那家伙根本不懂得知恩图报。我冲她皱了一下眉，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终于也委屈地撇着嘴，眼泪适时地从眼角滚了下来。

　　那时多愚蠢，我以为哀悼一个人的去世就应该不停地哭泣，不论是为了什么而哭，总之是哭得越悲怆越好，就像一场相约好的哭泣表演，大家也无非是借一个机会畅快淋漓地、坦荡荡地大哭一场。

　　葬礼结束各自回家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戴梦归就住在我家对面。我从来没有在上学路上碰见过她，是因为她总是要提前到校，做她身为纪律委员的检查工作；后来再次选举的时候，她丢了职位，也就不必提前，我早上也就每每能碰上刚出门的她。而杨络生住在街口，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每天早上在那里碰头，然后一起上学。说来有趣，即使他总是习惯性地赖床，而我总是习惯性地准时出门，但因为有了从我家到街口的那段距离，我们每天总能正好在那里见面。

　　于是我们三个人每天都可以不需要约定地一起上学。尽管杨络生总是忍不住嘲笑戴梦归，嘲笑我对她“梦梦”的称呼，嘲笑她的辫子、她的头绳、她的袜子、她的书包，甚至是被风吹起的裙子底下内裤的颜色。戴梦归偏偏听不得这样的话，非要跟他争个死去活来。她的存在似乎成为了杨络生摆脱丧母伤痛的良药，好像他跟戴梦归交流的这种方式让他想起以前跟母亲抗衡的感觉。他们肆意地、乐此不疲地斗嘴，成了上学路上重要的一部分。

　　到了校门口，他们一边争吵着一边走了进去，我却被值日生拦在门外要求记名字扣分。我涨红了脸不知所措，梦归急急忙忙倒回来从我书包里掏出那条备用的红领巾。值日生执拗地说那样不算，还是该扣分。杨络生也闻声而来，“是我们路上捉弄那家伙，扯掉他的红领巾然后偷偷藏在他书包里的，你就别……”我那时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小时候的眼泪根本不挑男女，要涌出来的时候都一个劲儿地涌，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哭什么……怎么像个女人一样……难道，你真信了啊？”后来杨络生跟我说，“那都是编来骗值日生的。不然她怎么会放过你？”

　　那个时候，老师都喜欢这样安排座位——好坏搭配，满心希望能起到扶差的作用。于是戴梦归和杨络生这样的两个人被安排坐在了一起整整两年，而在这两年里，我正好坐在了杨络生的后面，无论小组位置如何轮番调换，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在仅有的两张拼接起来的小书桌上展开各种斗争。

　　今天我突然发现戴梦归把她的桌子往后拖离了原处大概半米左右远，正好在我旁边那角落上。她于是突然离我近了许多，一副气鼓鼓的样子坐在一边，看起来好像一座孤岛。她正艰难地用铅笔顶端小小的橡皮费劲地擦着练习本，我见她这样便伸手去掏自己的橡皮，却被杨络生抢先把我的橡皮拿走。他向我使眼色，然后欠了欠身子让我看他抽屉，里面藏着那枚水果形状的橡皮，一看就是戴梦归的。再看戴梦归的时候，发现她练习本的封面全是乱七八糟的铅笔涂鸦，一看就是杨络生干的好事。

　　下课之后，我趁杨络生出去了，偷偷从他的抽屉里掏出来那颗小小的橡皮还给了戴梦归。“我就知道是那个家伙拿的……”她抬头看我时，眼里的亮光让我觉得值得我为她这样做，尽管后来杨络生暴跳如雷地说我没骨气吃里扒外。

　　放学的时候下起了暴雨，我们都没有带伞，打算冒雨冲回家。

　　在学校门口仅有的一点儿屋檐底下，我们盘算着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冲回去。我自作聪明地解下了脖子上的红领巾，拉平展开架在头上，“梦梦，你看，这样头发就不会湿……”我一边说着，一边得意地借助它走到了对面的屋檐上。梦归还在原地踟蹰不定，杨络生劝说了几句，她不自主地摸了摸自己的辫子。“你们快过来啊！”我在这边大喊，挥舞着手里湿答答的红领巾。杨络生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梦归一眼，二话不说拉起她的手就往我这边跑。

那时他们的手紧紧地牵在一起。他的左手，她的右手。他们明明是向我跑来，我却觉得他们跑得离我越来越远。梦归的表情既惊恐又兴奋，就像正经历着某种刺激的事，像第一次坐过山车，第一次上台演讲一样，她的眼睛像她头绳上的水钻一样闪闪发亮，不知道是因为她第一次不撑伞跑在雨中，还是因为她第一次被男生牵自己的手。那不是平时郊游时和同学之间的那种牵手，对她而言，那是充满着雨天湿润冰凉的质感，充满有力的牵引，这样的一只男性的手。

　　那个瞬间，我觉得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蛋。我为什么要解开我的红领巾，为什么要挥舞着它喊他们过来，为什么不直接冲回去然后拉着她的手冲过来？我手足无措地看着梦归在我面前整理沾满了雨水的衣襟和头发。我是猪，我才不在乎我的头发会不会湿，如果我是一个人冒雨回家，我才不会费事解开我的红领巾挡雨，但是我所在乎的辫子，它现在沾满了雨水却笑得花枝乱颤。

　　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是浑身沾满雨水，一条小小的红领巾，根本挡不住倾盆大雨。“你怎么不借把伞就冲回来了呢……”我妈一边用毛巾帮我擦干头发，一边有点又可笑又可气地说，“你啊，冒冒失失的，就像你爸……”我爸忍不住反驳说：“我才不是这样的呢……你看他扭扭捏捏像个女人，这还不是遗传你的……”“当然不是了！”两个人就在那半开玩笑地互相推托，我打了个喷嚏，吸了吸鼻子无辜地说：“爸，妈，我到底还是不是你俩亲生的了……”他们听了一阵哄笑。

　　“哎，你的手肘怎么擦破了皮？”我抬手挠头的时候我妈一眼就看到了连我都没发现的伤口，她急急地要找创可贴。“喂，余辉，你把我药箱放哪了……我怎么找不到了……”“没放哪啊，我跟别的东西一起打包了，反正都在行李箱里吧。”“这些常用的东西就不要提前打包啦，应该临走前再带上啊……”我一听觉得奇怪：“爸爸，你要去哪呀？”
“不是他要去哪，是我们，”我妈一边把撕掉贴纸的创可贴粘在我的手肘，抬眼看我，“小栋啊，我们要搬新家了，搬到一个海边的城市，你会有自己的房间——怎么样，高兴不？”

　　我一时不懂——搬家是什么意思？能有自己的房间？好啊！可是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能再跟杨络生和戴梦归见面，不能与他们一起上学。尤其现在，我们三人之间的关系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似乎我暗自跟杨络生进行着一场竞争，如果我提前离开，不就像个弃权的懦夫？更何况在新的城市，我又没有朋友。这样一来我当然是不愿意了！

　　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十岁的我一个不愿意是完全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我却还是噘着嘴巴直接说了出口，“不高兴。我不要搬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我知情以前就已经开始打包东西，其实便是意味着这根本是一项不需要我同意的决定。

　　“不高兴，不高兴也得搬！”我爸就扔下这么一句，嘟囔着，“搬家能有什么不高兴的……”站在他的立场上，他突然这么横断也不无道理。想想他好不容易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虽然只是开出租车拉客，收入却还算不错。之前半年里每周只回家一趟，好不容易在那边立住了脚，想把我们都带过去，我却在这耍脾气。可惜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理解这些，只懂得为了自己的目的不停哭闹：“我不要搬家！我宁愿死也不走！”

　　“小栋啊，南城离大海很近，而且新家很大很漂亮啊，你想要怎么布置你的房间都可以，你去了新学校还能认识新朋友……”我妈一说又不小心说到我的痛处，我闹得更凶了。她和爸爸面面相觑，沉默很久之后她突然说：“不然这样吧，我陪你留在这里直到你念完小学——这样可以了吧？”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我爸就说：“这怎么可以！小学六年级一定要在南城的小学念，这样才有可能考到好的中学。我都已经联系好学校了……”“可是孩子不愿意啊。”“孩子不愿意你就要宠着他么？他不走就把他扔到我妈家，毕业了再接过来。”“两年这么久，我舍不得啊，万一在这边有什么事，我们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啊……”

“那说到底还是对我妈放心不下了？你别忘了坐月子的时候还是她整天照顾你们俩的。”我爸恼了，“你要陪他你就自己留在这里吧！我是不会管你们的了！”他赌气地回房收拾行李，我听见他用力地把东西扔进箱子里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就像说着那些他没说出口的怨言。我妈却在我跟前温柔地为我抹去眼泪，“不怕哦，小栋乖，妈妈在这里陪着你。好了好了，没事了就过来吃饭吧，吃完了还要去上小提琴课呢。”

　　“听见没有？余栋，你发什么呆呢？手里拿的什么？”我的小提琴老师用拉弓的背面敲打我的手，顺势把我手里的一次性相机抢走了。那是去年生日的时候不知谁送的礼物，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叫一次性，我只知道相机是帮我把我看到的东西变成一张一张的照片，我可以拿着这些照片给别人看，就像是与人分享我所看到的世界。直到我的双眼后来一点儿一点儿变近视，拍出来的照片清晰依然，我才知道，原来当我看不清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等到以后老了眼睛不中用了，病了，瞎了，相机还能替我把它看清。我爸自从干起了开出租车的行当，若是在停车的时候不小心擦过路边的什么东西，总是会倒吸一口气，好像划下的那一刀痕是在他的身上而不是在车上。每到这些时候，他都让我觉得，他灵魂的一部分已经跑到了他的车上，跟它一起感受痛苦。而我觉得，我灵魂的一部分，应该在我的相机里。

　　而我妈却一直认为我的灵魂应该跑到小提琴上，就因为那个老师说了一句我拉小提琴很有天赋。天知道那老师是不是对每一个学生的妈妈都这么说。总而言之我根本不觉得我多么有天赋，小提琴更是成了我的噩梦。一年的小提琴课让我以后在紧张的时候左手几根手指总会不自主地抽动，还有我在每一个从噩梦醒来的清晨里总是歪着脑袋夹着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到底是我的灵魂跑到了小提琴上，还是小提琴的灵魂跑到我的身上。

　　于是有了每周末的小提琴课，还有这个可怕的小提琴老师。我在这最后一堂的小提琴课上迟到，她为此狠狠地训了我一顿，而我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注意听，于是难得带来一趟想拍点儿照片留念的相机就此被没收。

相机里的照片我再也无法冲洗出来，那些童年的记忆，我再也找不回来。但仔细想想，那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一次性相机，只顾着一张接着一张地，拍了远多于可以冲洗出来的照片，直到不能过片，我还一个劲儿地在同一张底片上按快门，直到那张底片慢慢慢慢完全曝光，冲洗出来其实一片漆黑，看起来一无所有。但这些不能被冲洗成照片的影像，却被冲洗成了我脑中的记忆。在很多年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我居然对当时拍的每一张照片奇迹般地记忆清晰。我记得我拍过一只逃窜的壁虎，地板上被踩扁的拧巴口香糖，刚从洗手间出来的小提琴老师挠屁股的背影，戴梦归的傻笑，还有很多很多，在按下快门的那些瞬间，我都全部记得。

　　我又想起合照里那条不存在的红领巾，它是永恒的。我只能在我的想象里尽情篡改故事的结局，就像梦归只能在多年以后剪去长发，但当年的麻花辫，永远都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所共同经历过的童年，虽然最终云散风流，但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它亦是永恒的。过往就像是一个被封在玻璃瓶里长生不老的小人，无论玻璃瓶随着时光漂向何处，无论是被掩埋，还是被打开，它依然长着稚嫩的容颜。

　　第二回

　　我爸说到做到。他在我四年级的时候彻底地独自搬到了南城，临走前最后问了我妈一句，“沈骄阳，你确定要留下来？”她那时正给我系好了红领巾，摸摸我的头，然后看着他最后点了点头。

　　她辞去了纺织厂的工作，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照顾我，她做起了保险推销，时间相对比较自由。她说其实保险都是骗人的东西，等到真的出事了，保险公司准保竭尽全力找出漏洞推卸责任，所谓的风险实际上都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她却给我买了一份长期的厚重的保险。

　　小学毕业之后我们终于搬离了北镇。家具什么的都没有搬，只带上了生活用品，好像只是出一趟远门。那天我帮她笨拙地拖着行李出门，说好了九点上车，我却半路发现有些东西落在了家里，倒回去拿又没找着，结果再出门的时候就错过了班车。第一次到南城，走在路上觉得很累，也不知道是因为行李太重，还是因为路不平坦。我大口地喘气，浑身都湿透了。那时正值仲夏，太阳热辣辣的，我妈放下行李休息，直起身子眯着眼睛说：“今天真是好天气。”

新家在六楼，我们在楼底放下东西，按下门铃。我爸在对讲机里略显意外地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隔着铁门听见楼道里他开门关门迂回下楼的声音，与回声重重叠叠竟然一时间分不清远近，好像一会儿走近了，一会儿又走远了。

　　我果然有了自己的房间，但这跟我原来设想的大相径庭。我以为天花板是蓝色的，墙壁上有绿草和小花，书桌挨着窗户，床则靠着墙角。结果这个房间天花板和四面墙壁都是毫无特色的苍白，书桌面向墙壁，唯有床是靠着墙角。只有在晚上关掉了灯躺在床上，我才可以把这想象成我理想的房间，一相情愿地在臆想中为它粉刷蓝天绿草小花，把书桌挪到窗户边——然而这一切就像梦境一样，随黑夜的褪去而一一复原，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发现自己躺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房间。

　　“我的剃须刀呢？”我爸一大早就在浴室里嚷嚷，“你把我剃须刀放哪儿了？”“我连见都没见过，更别提给你放哪了……”我妈说着，便打开镜子附近的柜子翻找，“这，不就在这儿么！”他拿起来，歪着脸一边刮着一边说：“我都不记得我把它放进柜子里了，平时都是放在牙刷边上的……”我看见我妈意犹未尽地看着敞开的柜子，里面的东西整整齐齐地被分类放好，剃须刀就放在靠近柜门的地方。她脸上闪过一瞬间的怪异表情，然后又很快恢复原状并关上柜门，冲我喊了一句，“怎么还不赶快去吃早饭，第一天上学可不要迟到了！”

　　第一天上学，我骑着我爸送的自行车。他很少送我礼物，除了生日之外似乎找不到什么恰当的理由，即使是生日礼物，我也想不起来他有哪一次是慷慨地、精心地为他儿子挑选过什么。有些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健康地成长，所以会送篮球；有些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日后成才，所以会送书；而还有些父亲，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儿子以后将成为什么，所以每逢生日都封一个红包，里面是当月的零花钱——实际上他除了送了一个启用过的红包信封之外，什么都没有给我。他对我根本没有期待，没有想要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唯独在我12岁生日那天给我买了糖果，但是糖果仍然不过是属于小孩子的东西，他压根儿就没想到我会长大。那么些年来，我一直觉得，我爸是一个很迷茫的人，不仅对自己如此，还有儿子，所有关于未来的事，他都很迷茫。

但在我还没到13岁生日的时候，在一个毫不特殊的日子里，他送了我一辆自行车。崭新的，不是他曾经用过的，不曾属于别人，从一开始就属于我。他让我骑着它上学放学。我们刚搬到南城，爸妈忙于新的工作，再也无暇接送我往返学校。等到后来我爸有了他自己的小车，我才知道，其实他送我那辆新的自行车，并非考虑到一个儿子想要得到对某种东西专属的独立的拥有感，而是因为他需要用他的车去为工作奔波，而不是接送他的儿子上学放学，他给我自由，只不过是因为他想要自由。

　　第一天从学校回来的路上，我就遇到了豆芽。豆芽其实不叫豆芽，而是叫曾巧巧，只不过长得瘦瘦小小的，我喊她豆芽，她不服气就要叫我豆苗。

　　那时她还没有自行车，留着一头清爽的短发，穿着干净的校服裙，还有一双洁白的袜子，捧着一瓶汽水跟她的朋友边走边喝。那是我第一次骑车放学，快到校门的时候路上学生很多，其中就有豆芽。她在我驶向她之前刚好喝了一大口汽水，然后鼓着腮帮子瞪大眼睛看着有点儿失控冲她而来的我和我的自行车，完全没有一点儿反应，全然没有要躲开的意思，就是这样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用鼻音哼哼代替了尖叫——她的嘴里还含着那口汽水，在我刹车并单脚落地及时把车停下的时候，她没有受惊过度把汽水全喷在我脸上，现在想想真是走运。我轻轻地说了声对不起。她仍然含着那口汽水，又哼哼了两声，不知是埋怨还是客套话，总之她的朋友过来把她拉走，在她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听见了很响亮的吞咽声。那孩子，这时才一口气把那口汽水给咽了下去。后来我问她为什么不躲开，她笑笑说，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早上，我的自行车出了毛病，眼看着上课要迟到了，万不得已让爸爸捎我一段。他一般是不会载我们上课或者上班的，因为那个时间正好是别人也都赶着出门的时间，要是送了我们，就会少载好几个顾客。因为这样的惯例，以至于我一上车他便下意识地按下了计程表。

“你的车怎么了？”他从后视镜里瞄了我一眼又迅速地移开。

　　“好像是链子掉了。”我坐起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没走两步就坏了，怎么蹬也不走……”

　　“我靠！你看着点儿啊！”他摇下车窗，冲着外面抢先过道超车的公车大吼一句，我一听还以为他在说我，“你以为整条马路都是你的么！哪有人这么开车的……刚刚差一点就擦上了……如果这个车是我自己的，我肯定不会这么让着你……”

　　我爸最想要的，就是拥有一辆自己的车。不仅车，他还恨不得连所有的马路都是他的。我说过，在我爸的世界里，所有的道路都是单行道，这样的他开着出租车穿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根本找不到一条如他所愿的马路。他不能相信红灯时竟然允许车辆右转。他不能接受一个路口的交通灯在变绿的时候不分方向，同时允许双向的车辆向左向右直走一起瓜分这段绿灯时间，把整个路口活生生地变成一个正在搓牌的麻将桌。他不能忍受原本走在右拐车道的汽车突然之间改打左灯然后直直地在他面前转到左拐车道。他会在开车的时候按捺不住长久地按着喇叭，或者直接破口大骂，拍打方向盘。对于驾车时遇到的一切，他永远不会找不到抱怨的内容，而坐在车上的我们，也慢慢从一开始的附和，变得越来越只是倾听甚至充耳不闻。因为我们知道，他越来越少提及的工作上的烦恼，都化作一股怨气一股脑儿地发泄在那些捉弄他的交通灯和抢占他车道的汽车上去了。

　　他说：“这样吧，你找个修理摊把它修修……”他一边说着一边拐弯，我看着窗外旋转的风景没有答话。“……钱不够？”他在离学校门口还有几十米的地方停下车，给了我一点儿钱，然后跟我道别。我看着计程表上计的数目，揣着他给我的钱，突然觉得好笑。我现在这个样子特别荒唐，就像坐了一趟倒贴钱的出租车。我想起以前小时候我爸用自行车载我上学，一路上肆意地聊天说笑，因为一前一后的位置加上迎着风，我们说话必须扯着嗓子，至于说过些什么我都已经忘了，那些话语就像被迎面而来的风吹散了一样，而不是像刚刚那样，被困在车厢里，憋得发闷。
那天放学我打算一路走回家，反正也不远，我也并不急着回家，因为这个时候家里肯定没人。我也没有可以一块儿骑车回家的伙伴，我们班的男生像往常一样，在学校门口蹬着车歪歪扭扭走远了。我一个人走了没多久，听见车铃丁零零地响，豆芽骑着车追上我，“喂，豆苗，载你一程怎么样？”

　　我就笑了。

　　豆芽自诩自己骑车骑得比我好，开学后不久她就买了这辆小粉红自行车，并且不再穿着裙子上学，不知是不是因为担心走光，但至少我知道她非常关心这小粉红自行车会不会被偷。她有一根粗壮的锁链，但是学校车棚里靠柱子或栏杆的位置总是最早被抢占的，所以她常常要求把她的小粉红跟我的小黑锁在一起。“我的车又不会被偷，再说，锁上后轮就够了啊。”我觉得，把我的车跟一辆小粉红锁在一起像什么，简直是一件丢人现眼的事。“不行，我的车太轻了，一扛就能扛走的。”我没理她，她就天天对着我拨响她的车铃，那辆小粉红，看着这么娇小，铃铛倒是很响亮，像足了女人。到后来，我们班的男生骑车经过的时候都笑话我：“余栋，你是不是欠人家钱了？赶紧还了吧！……还是你吃人家豆腐了？这种东西没法还了，你赶紧娶了她吧哈哈哈！”豆芽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用车铃触碰我的忍耐力底线，最后我实在受不了，只好答应让她的车跟我的锁在一起。

　　“诶，我说，你能不能不把车停在这么显眼的位置……还有，你的大锁链，能不能挑个颜色不那么鲜艳的……”

　　而现在，豆芽穿着运动裤蹬着这么个小粉红自行车在路上拨着车铃丁零零地把我拦截下来，装得酷酷地说：“喂，豆苗，载你一程怎么样？”

　　当然，我不会让一个瘦小的女生用一台小粉红自行车把我载回家，这比把我的车和她的锁在一起更为丢人，因为我不是女人，我不需要八抬大轿或者骑着白马的王子把我风风光光地载回家。我是个男人，所以我应该抬着八抬大轿或者骑着白马去把公主娶回家。

而在我能抬得动轿子或者骑得好白马之前，我只能极不灵活地骑着豆芽的小粉红自行车载着这个不是公主的女生回到我家门口，然后再把车还给她跟她道别。

　　这辆小粉红自行车对于我来说有点儿矮小，蹬起来的时候腿不能自在地舒展。豆芽倒是不重，我尤其庆幸坐在后面的是她不是我，光是这样骑着都觉得这车矮，要是坐在后面那脚还不得贴着地面被拖着走？

　　“豆苗啊，你有没有坐过别人的自行车？”百无聊赖中，她突然这么问我。

　　“有啊。”

　　“谁的车？”她说，“那你干吗不肯坐我的车？”

　　“我爸的，他的车很高，我坐在后面腿都离地面有那么高。”我说着才突然发现我没法比画，只好腾出一只手胡乱摆了摆。方向有点儿不受控制，我把手收回来，使了点儿劲儿把它扭正。我又补了一句，“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没长这么高。”那时我们还没搬家，我爸也还没卖掉那辆自行车。

　　“这不就是嘛，”她有点儿得意地摇晃着两条腿，“我以前也坐过我奶奶的车，但那时坐得可不安稳了，我有次想在车停稳之前跳下来，在碰到地面的一瞬间我以为我完美着陆了，谁知道惯性太大，我一下没站稳扑倒了，整个人跪在地上。那天我还穿着裙子，结果两个膝盖都磕破了皮，太狼狈了。噢，还有，我还有一次不小心把脚踝伸进奶奶自行车的后轮里被卡住了，我一着急就整个人失去平衡从车上摔了下来——脚踝还在后轮里呢。最倒霉的是，倒下的时候，我也是穿着裙子。”

　　“哈，怎么你倒霉的时候都穿着裙子？”

　　“是啊，那次被你差点儿撞到也是，我那天也穿着裙子。天知道为什么我一穿裙子就倒霉。”

　　“因为上帝觉得你该是个男人……”

　　“余栋你怎么不去死！”她叫嚣着就拿手挠我的胳肢窝，我夹着手臂忍不住抽搐。

　　“别，别挠了……喂，你再挠，你再挠我们就一车两命同归于尽了！”

有一天我们照常放学，在自行车棚里找出锁在一起的小粉红和小黑，豆芽正掏出钥匙要开锁的时候，不知是我们班那帮男生里的谁从暗处闪出来，一手夺走了钥匙，然后嬉笑着把它抛向空中，在它下落的地方就有另一个男生稳稳当当地接住，然后再抛给另外的某个谁，总之这一来一往逗得豆芽急得来来回回地追，任凭怎么踮起脚都够不着。最后他们心满意足地准备骑车离开，其中某个谁手上还持着那把解锁的钥匙。他们无非是想要看着我和豆芽如何费力而滑稽地把被锁在一起的两辆自行车推回家，他们总是嘲笑我老跟女生呆在一起，我一想到这一点就莫名的愤怒。

　　所以，我出了手，但不是为了打人，可能更多地只想用这种激烈的方式来证明我的男子汉气概。我用力地伸手想从那个歪着嘴巴笑的男生手里把钥匙抢回来，但他一闪躲我的手就稳稳当当地落在了他脆弱的肋骨上。然后马上不知道周围的哪个谁伸手正冲着我正面回了一拳，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别过脸去，那一拳便打到了我的左眼眶上，我并不觉得有那么痛，但是神经的自觉反应让我的左眼转瞬涌满了泪水。

　　如果说他们一定是被什么东西吓坏了的话，绝对不是我那一下看起来像是主动的攻击，也不会是我肿起的眼眶，而是我那时眼里涌出的泪水，尽管那些泪水其实无关情感。

　　所以那一天放学后我破天荒没有按时回家，而是在学校医务室待了很久，先冰敷又热敷，在我的左眼上折腾了个把小时。他们也没有按时回家——我们班男生，豆芽，还有教导处主任。

　　“还疼么？咳，都是我那破钥匙把你害成这样……”豆芽替我换了毛巾，她的脸此时在我看来突然多了一层驱之不散的雾，“今天真倒霉，还惊动了教导处主任。豆苗啊，你得当心……”

　　我从来都以为自己视力不差，只是有点儿轻度的近视，不需要眼镜，除了在教室第五排打后觉得板书不太清晰之外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这时，我的左眼被捂上，只留我一只右眼可视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世界在我的右眼里根本模糊得一塌糊涂。原来我的右眼早就高度近视，于是我猜想我的左眼一定是奇迹般地保持着极佳的视力。这确实在后来的视力检查里得到了验证，但此时我第一次被迫面对一个无法辨清轮廓的世界，在那些看起来很湿润的色块中，我听见了一个声音。
“三班的余栋，你现在告诉我，刚刚你都干了些什么？”我认出那是教导处主任的黑色制服，她叉着腰站在离我两米开外的地方，看起来像个原始的两耳茶壶。

　　“老师，我只是想把钥匙拿回来。”我想她大概已经听说了，“那帮男生抢了豆芽的自行车钥匙。”“谁来着？”“豆芽啊，就是曾巧巧啦！”

　　“所以你就动手了？”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听得出来那是个语调上扬的问句。

　　于是我说：“我伸手去抢钥匙。”

　　“抢到了吗？”她似乎比较关心钥匙最后落在谁的手中。

　　“没有。”我想她大概也会替我那微薄的正义感感到惋惜。

　　“你知道你给他打的那一拳有多严重吗？”但事实并不如我所料，“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了得不到的东西而动手打人，知道了吗，余栋？记过一次，不许再犯。”错了，我猜错了，在她问“抢到了吗”的时候，她那看不清表情的脸上一定不是我所以为的那副诚恳而关切的面容，可能只是心不在焉，或者胸有成足，她当时其实早就按照她自己心里的猜想下了定论，只不过我的回答给了她一个更有利的证据而已。我原以为这世界是不用太过仔细去观看的，即使关闭了视觉感官，我还能用耳朵去倾听，用鼻子去嗅闻，用指尖去触摸，“看”并不是我能选择的唯一的接触这个世界的方式。但就在左眼被捂住的时候，我置身于一个看不清的世界里，真相被捂住了一角，一切突然变得不可预知和掌控，我真诚的自我辩护，竟然成全了他人大相径庭的揣测。

　　我第一次有了一种害怕看不清的危机感。

　　豆芽在为我的左眼换过不知第几条毛巾之后，听医生的话把它取了下来，几个模糊的重影在这一刻重合在一起，她的脸上已然是一副将哭的委屈模样，既懊悔又同情地看着我。我刚刚所处的那个不清晰的世界里，只有她的表情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这时看到她双手放在裙子上，忍不住笑了——她今天穿着裙子。“你还笑，有什么好笑的……”她嗔怪了一句，我没告诉她缘由。
我们回家的时候，那帮男生早已散去，我不知道主任和他们之间都说过了些什么，不知道那个肋骨挨了我一记的男生怎么样了。

　　“你眼睛怎么了？”我一回家就被我妈揪着左看右看。我说：“没事。”“又跟人干架了吧？”我爸的语气平静得让人极其不舒服，“本来想着你搬到这里来就该交一些好的朋友……”我心里委屈得慌，但还是赌气地说：“是是是，我就爱交这些狐朋狗友，我就是不爱好好念书，我就是跟别人打架了！”“那你打架也得把他打下去啊！念书没念出来什么名堂，一点小事就找别人挑衅，谁知连打架也打不好，一点儿出息也没有！”

　　“你以为儿子这样都像谁呢，还不是你！”我妈听他这么数落我，也忍不住开口，“儿子打架，你问都不问原因就开始骂……你自己什么时候有好好地管过他……你以为你自己就很有出息么，以前还不是我支撑着整个家！”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跟你儿子一模一样，我最受不了了。”他说。

　　“什么‘我儿子’！这就不是你儿子了么？”

　　“他一点儿都不像我！”

　　“你看他冒冒失失的，就像你！”

　　两个人居然又在这个问题上互相推托，但这次越吵越凶，谁都是一副疾恶如仇的样子，恨不得跟我撇清所有关系。我在一边听着，再也不觉得好笑，只觉得心酸。我跑进自己的房间把自己锁在里面。

　　我在房里听见楼下一片喧闹，让我的焦躁越演越烈。我从窗户探头往下望，正要发怒，却因为看到了我们班的男生而闭上了将要开火的嘴巴。

　　他们经常在放学之后，或者逃课出来，聚集在我家楼下，蹲着抽烟喝酒，或者一起聊天，或者对殴。他们并不知道我就住这楼里，他们选择这个地方只不过因为它足够偏僻狭窄阴暗，并且寂静非常，用作秘密基地之类的东西再适合不过。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就像对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一样了解，他们总是知道在哪里可以偷偷买到烟或者酒，哪里适合不快乐的时候一个人待着，他们就像共同拥有了一些我不知道的秘密，而这样的知与不知便将他们跟我自然地分隔开来。后来在一次放学之后，我回到家里心不在焉地写作业，他们正在用酒瓶玩某种游戏，有人在仰天大笑的时候睁眼看见了我。

“嘿，余栋，”他睁开眯起的眼睛，“要不要下来一起玩？”

　　他一点儿都不意外，语气里也没有半点儿试探，好像我住在这里也是他意料之中的事。后来我想起来，他好像就是之前被我错手打到肋骨的那个男生，据说那一次他有点儿轻微的内出血被送进了医院检查。

　　对于他们来说，有些东西是可以从记忆里过滤掉的，比如当时为了自行车钥匙我们吃过彼此的那两拳，可能当时曾经心怀怨恨，因为受伤而痛苦不堪，或者因为被主任训斥处分而闷闷不乐，但拳头仅仅是作为一种礼节而存在，你来我往，不打不相识。所以在他们的记忆里，那次冲突大概只是一个事件，意义可能只在于让他们记住了我，他们从此知道我也是个有脾气、会打架的男生。

　　那个男生邀我下来那么普通的一句话，在我内心这样低落甚至混乱的时候竟然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换作平时，也许我根本不屑于回应，不然我早该跟这些人打成一片了。但现在，我打开了自己反锁的房门，罔顾客厅里仍在吵闹的父母，一口气噔噔噔地下楼去。

　　自那以后，他们放学会等上我一块儿回家。他们把自行车骑得飞快，抢先一步到路口，然后在那里堵截女生，突然冒出来吓唬她们，或者玩点儿什么恶作剧。当那个升国旗的女生路过的时候，他们就会一起冲她吹口哨。那个女生长发飘飘，长得很高，每周一升旗的时候就负责擎着旗，她漂亮但是却一点儿都不容易亲近。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看她，她对男生的口哨无动于衷。

　　“她到你跟前了，快吹口哨，余栋，”有人用手肘蹭我，“口哨，你不懂？”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在这一片喧嚣中我竟然一直安静了那么久。我看着她马上要离我远去了，赶紧努起嘴，用力地吹出一口气，结果空气从我舌尖溜走，变成了一声细长细长的“嘘”。他们全愣了。

　　“怎么回事？你真的不会吹口哨啊？”我茫然地面对他们转向我的脸，余光却看见她似乎忍俊不禁地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我以为吹口哨是一种天赋，天生就会的。

　　以前跟杨络生一起上学，他喜欢在路上吹口哨逗别人家院子里的狗，直到对方气急败坏地冲着他狂吠，眼神凶狠得就像想要马上挣脱链子飞奔到他面前咬住他的脑袋。杨络生用来逗弄小狗的口哨是音调上扬的，带点儿挑衅的味道，他吹起来毫不费劲，就像吹起一颗泡泡糖一样轻易。我没有这种逗着小狗玩的爱好，所以也就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理由吹口哨，但大概就是杨络生给了我一种错觉，让我以为只要嘟着嘴巴一吹气就能跑出哨声。

　　为了教会我，他们努力回想当年自己刚学会吹口哨的情形。

　　“口腔肌肉必须非常发达，吹出来的口哨声才足够圆润饱满，不然会漏气。老子当年可是嚼口香糖嚼了七七四十九天才练出来的，你要不要也嚼嚼看？” ——有实打实的修行论。

　　“瞎说！吹口哨要的是对气流的掌控，你应该去练练吹气球……” ——也有强调技巧的旁门左道。

　　“什么？你知道我当年是怎么学会吹口哨的么？哪来的这么多名堂啊，我心里想着要吹口哨，想着别人吹出来的声音，一边想一边嘟起嘴巴吹气，就成了！” ——还有神奇的心理术。

　　“……我看见美女就有这本能了……” ——还有更神奇的美女刺激法。

　　总之，我综合兄弟们的经验，锲而不舍地坚持嚼口香糖和吹气球，再加上不停的心理暗示，在一个月之后跟他们一起又堵在路口等升旗的女生路过，当她快到我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口哨声明显减弱，就等着我一鸣惊人了。我憋足了气使劲吹，结果只不过是更细更长的一声“嘘”。

　　现在我知道了，吹口哨真的是一种天赋，天生不会就是怎么学也学不会的。

　　学不会吹口哨的我，就像个哑巴，无法用一种奇妙的、暧昧的、为他们所通用的语言交流。就像没有通过一个合格的入门考试一样，我拿不到合格证。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每天的惯例，我们仍然可以照旧堵在路口冲她吹口哨，她照旧不加理会，然后我们照旧各自回家。这天唯一的不同在于我在这样之后一个人偷偷绕道追上她，坐在我的自行车上冲着她的背影“嘘”了一声，拉得又细又长。她转过头来，以少有的毫不吝啬的笑容回应了我。就是在这个瞬间，我突然明白，一个女生面对一群男生跟她面对一个男生的时候绝对不会是同一个样子。尤其在她已经记住了我那声不合格的口哨之后。
她跟梦梦如此相像。你们一样优秀，闪闪发亮，站在人群里我就能够一眼辨认出来，你能系完美的红领巾，她能完美地扬起鲜红的国旗，在你们的身边，永远跟随着这么一抹大红，你们就是红色的，跟红色一样绚烂。

　　我在给戴梦归的第十七封信里这么形容这个女生。

　　搬家之后其实我跟她聊过几次电话。我说不清为什么搬家之后我只跟她还有联系，就连杨络生，我都没有主动联系过，而他也不会主动找我，我知道这样的分别并不会使他变得婆妈。戴梦归成为我与过去唯一的联系，也是我与原来的城市和生活唯一的联系。不，应该说，是我选择了她作为这样的联系，因为她有一双用心倾听的耳朵和一张总是提问的嘴巴。这样的电话交流，让我记住的不再是她那样的辫子，那样的头绳，还有书包，或是其他，而是她的嗓音，她说话的腔调，她的笑声，她的口头禅，她惯用的节奏和停顿，这些东西嘎啦嘎啦地脱掉了皮囊直接从耳朵灌进了我的内心。每次都是她先发起话题，说不清是因为我潜意识里希望她先说，还是因为我一向不善于掌握主动权。

　　“小栋，你在那边怎样了啊，新家是怎样的，大吗？”

　　“好像不小吧，我住六楼呢。”

　　“你能习惯么，天天上下六层楼呢，以前你就走两层。”

　　“没问题，不就是多了四层么……”

　　……

　　“小栋！我跟你说，今天我特高兴，你猜猜是什么事？”

　　“有人说你长得漂亮？”

　　“才不是！不过，也挺接近答案了，哈哈。”她说，“我被老师选上，能在元旦晚会上跳舞，好开心！”

　　“哈哈，今天我也很开心，因为我有了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我爸送给我的。”

　　“是吗？那挺好的，呵呵，我明天就要开始准备了，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排练了。”

　　“嗯，我明天也会骑着新车上学。”

　　……

　　“小栋，今天过得怎样？”

　　“……像往常一样。你呢？”
“嗯，我也是。”

　　到底应该说，是我的过往太重，还是戴梦归作为一个支点太小，实在撑不起我的过往跟我的现在，我们在电话中花了更多的时间倾听对方的呼吸，谈话的内容慢慢变成了轮番的自说自话。在这些断裂的沉默中，她提出了一个想法：“小栋，不如，我们写信吧。”

　　写信，好啊。信件是个好东西，它为双方不在一个时间平面上交流提供了可能，每一次写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都在各自对着空气倾诉，我们假想的倾听者实际上存在于信件被对方拆开的未来那个瞬间，我们倾听的实际上都是过去某个时刻的对方。我们可以比交谈更无所保留地倾诉，因为那个假想的倾听者在那一瞬间是不存在的。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储存起要说的话，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并修改，看起来省下了很多的时间，但实际上这是一件比聊电话更浪费时间的事情。因为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来等待。不，时间并没有被花费，只能说，是信件赋予了逝去的时间一种意义，它使我们觉得，这些时间被用来等待，等待信件寄于对方手上，等待对方回信，尽管实际上我们只是把一个动作放慢来做，我们用了更多的时间去交流同一件事。唯一的不同是，我们感觉不到电波中让人不适的沉默，即使那种沉默，实际上就存在于我们写信和等信的过程中。

　　只不过，信件让我们觉得这种沉默理所当然。

　　“期待你的回信。” 这句话让我们觉得这种沉默理所当然。戴梦归喜欢在这句话之后加个肥肥胖胖的叹号，然后意犹未尽地画个笑脸，好像还想再挥洒笔墨画一幅画，一点儿都不想这么快结束一封信。

　　“在看什么呢？”我一听见便条件反射地把戴梦归写给我的信夹进书里，抬头就看见豆芽的脸。

　　“谁的信呢？”女生真是奇怪，明明知道我在看信，还要先问一句“在看什么”，好像假装不知道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是信？”于是我也装作不知道，看看这能有多有趣，“我在看书，我看书呢。”

“骗谁呢？”豆芽伸手就要拿我那夹着信的书——其实她也是这样一种学生，上课的时候把课本立起来，然后躲在里面偷偷看其他书，“你也太不了解我了。”

　　“是女生写给你的信吧？”她追问。

　　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只有女生才会用这样的信纸，”她灵活地用指尖把信纸从书页中抽出一部分，“我们看到这样的信纸就会忍不住买下来，买下来之后就会想办法把它用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给别人写信的缘故。”

　　不一定是真心想要了解或者被了解。可能她享受的只是写和寄的过程，她更想分享的只是这样一张漂亮的信纸，而不是信的内容。

　　但我是真的想要写下这些，即使你未必在意，我宁可把这当做一种交换日记，我甚至不需要任何理解或者情感反馈，我需要的只是你替我保管一段记忆。

　　我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那个在公园游荡的乞丐和尚，双眼失明，偶尔给人算命，但我们都认为他是个混饭吃的神棍。他拿着个大概是化缘用的瓷碗，碗脏兮兮的却完好无缺。现在我的兄弟们拿着大概像百元大钞那么大的一张写着人民币符号和数字100的白纸扔进他的瓷碗。

　　他们知道那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恶作剧，但是他们做了。当时我怀着一点儿侥幸地想，他也许不会发现，纸也许会被风刮走，或者在他的瓷碗里慢慢变黄。但事实上他感觉到了，也许只是一点儿风刮着纸片的声音，或者是纸片碰到他手背的触感，总而言之，他就像看着他们把纸扔进瓷碗里一样，他说：“阿弥陀佛。”

　　这句话着实让我心里一惊。这四个字含义不明，可能是感激，可能是祝福，也可能只是一个和尚的条件反射，还可能是他洞悉真相的感叹。

　　但它其实并没有结束。我的兄弟们拉着我去看他如何在饥饿难忍的时候用这张白纸去买馒头，理所当然地，他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他那双能精确地摸出别人掌纹的手，居然分辨不出一张钞票和一张白纸的区别。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他真的是个和尚。

当我的兄弟们在一边乐得哈哈大笑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在此时发现了这是一个恶作剧。他那双瞎眼，就正看着我们，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像是能听见这一片笑声里的这一份沉默。

　　我突然觉得不忍，下意识地低头闭上了我的眼睛。

　　我在干什么？

　　我是帮凶、目击者，还是无关紧要的路人？我原本可以跟他们一起开怀大笑，这确实是一件足够可笑的事情，是他们制造了这个笑料，我可以毫无罪恶感地享用；或者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但事实是，我看见了。我看见的，不是他们把一张纸放入了他的瓷碗，而是一群年轻的男生利用一点儿小聪明，轻易地把一个弱者逼入窘境，只为了获得一点儿稍纵即逝的乐趣。在他们以后的人生里，可能根本不会记起这样一件事给过他们快乐，但他会记得，在他被迫放弃所有的坚持，向生活弃械投降的时候，有人把他往绝望推了一把，那一刻的痛苦和无助，他永远都会记得。

　　我也会。为了除去那种罪恶感，我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人在某些时候会下意识地闭上眼睛，比如接吻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恐惧，或者是因为不忍。在相似的黑暗中，我想起了每次打篮球，面对冲我抛来的篮球我总是下意识地闭上眼睛，然后周围的人都着急地冲着我喊：“余栋！看球！快看球！”他们让我睁开眼睛，选择躲它还是接住它。而此时似乎也有一个同样的呼喊从我心底涌出来，我知道，我的内心叫我睁眼看，选择机械冷漠地观看或者承受我所看到的一切。

　　当我重新睁眼看向瞎眼和尚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一瞬间感觉到他的感受。这个所谓的“看到”的过程，我的视线就像为我和他搭了一条无形的线，我能从这条线里感觉到他内心哪怕是一瞬间的微妙的感受，他的痛苦便沿着这根线震颤着毫无损耗地传到了我的内心。我从生下来开始就懂得睁眼看这个世界，我活了十几年，自以为我这双眼看遍了世间百态，但此时，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看到”。

“为什么？”和尚依然茫然地站在馒头堆面前，那帮男生依然在一旁欢笑，在那个静止的场景里，我说话了，就像使劲把话语从喉咙中牵扯出来一样，“为什么要玩这种把戏？”

　　这句话让他们停止了大笑，“你在说什么？”

　　“我看见你们把那张白纸放进去，在他的瓷碗里。”我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多么虚张的正义，我没有底气理直气壮地指责，但是我必须勇敢地承认我看到了。

　　“什么？”但是他们却用一种轻佻的口吻轻易地将我击败，“你说你看到了？”

　　我说我看到了。我仅仅是说我看到了。你可以转述很多事情，转述一个传言，转述一本书的内容，但有些东西，是难以被转述的，比如说，你所看到的，一旦被转述就从你的眼睛溜到了你的舌尖，原本完整有力的东西就在这样的转移中流失了一些细节和很多的力度。我无法用任何一种方式证实我看到了，除非我的眼睛是一部照相机，把我所看见的每个瞬间都印在底片上用眼泪冲洗出来。

　　但事实上我的眼睛就只是一扇不带存储功能的窗户，它无法抓住任何瞬间，我在这一刻落下的眼泪，它们没有意义。

　　我在我的这段记忆里，到底都干了什么？

　　我在这个全新的城市里，竭力地修补我的生活，我骑自行车，学吹口哨，我努力地修补我跟其他人的生活中不一样的地方。我看见他们捉弄豆芽，羞辱一个瞎眼和尚，却又宁愿牺牲与他们的友谊去修补我内心的正义。我追求一个跟梦梦相似的女生，力图修补我的过去。

　　这根本就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捉襟见肘的修补工作，但我却以为自己正把生活推向离完美更近点儿的地方。

　　我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去试图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耗费了我的回忆去记住这些毫无价值的往事，我浪费了我的时间，挥霍了我的青春。在我专心致志地对生活进行着无关痛痒的修补时，我根本没有察觉，生活的暗处正慢慢出现一条愈来愈深的鸿沟。

于是我仍然徒劳地继续妄图修补我所见的生活的破损处，我觉得我迫切地需要一部照相机。说不清楚的一种迫切，我不想错过我人生中任何一个值得留下的瞬间，一刻都等不及。

　　但关于钱的事，我不敢轻易找我爸。我在金钱上作出的任何选择，在他看来都是挥霍。我记得小时候我跟他去超市买东西，总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因为我想要的东西他都觉得没必要，我不记得他曾经买下我说想要的东西。他愿意花钱买一辆全新的自行车给我，但是未必愿意让我去买一部哪怕是最低档的二手的相机。

　　金钱其实最脆弱，你轻轻一撕就能毁了一张百元钞票的价值，十指一松就能让一枚一块的硬币滚进沟渠随着污水排入大海，或者一个不留神就被小偷在一瞬间摸走你的钱包，一个失误就让你在一次投资里损失惨重，你可以非常轻易地失去一笔钱，同样可以非常轻易地挥霍一笔钱。但是当你随手对乞丐一掷千金的时候，你挥霍掉的不只是钱本身，你还挥霍了你的同情、你的怜悯。金钱可以承载的东西太多，所以挥霍它的时候能挥霍掉的东西也太多太多。

　　豆芽却对我说，买一个相机不是挥霍，就当做是买一个廉价的梦想，不用考虑是否能实现，你所要做的只是去实现每一个瞬间。

　　所以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向我爸提出这个要求。我想要一部照相机。对，我就这么说。

　　第三回

　　豆芽失恋了，跑来向我哭诉，眼泪就像关不住闸一样往外流，那两行眼泪都快要在她光滑的脸颊上冲出两条坑来了。

　　“你不是才跟他在一起一个星期吗？”犯得着这么伤心么。

　　“可是，”我没有纸巾，她就直接把眼窝埋我在肩窝里哭，一边哭一边蹭，蹭完之后我的肩窝就像被尿湿了一摊，“他追了我一、一年了啊。只不过，在一个星期前，我才，才鼓起勇气，接受了他。”她每说几个字就打一个嗝儿。

　　那个男生是隔壁班打篮球最厉害的，他个子也最高，跟豆芽站在一起反差特别大。他坚持不懈地追了豆芽一年，一直从高二到高三，这是真事。天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豆芽。
“昨天他跟我说，”豆芽吸了吸鼻子缓了缓，尽量平静地说起分手时的场景，“他说我烦透了，他说他都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喜欢我……”还没说完她就又忍不住哽咽，我特别理解地拍了拍她的肩。

　　“他追我的时候我就听说他跟他们班的女生不清不楚的，那时因为还没答应他，所以我还觉得情有可原……但是他现在竟然不到一个星期就喜欢上别的女生，他怎么可以这样就不要我了……豆苗，”她又泪眼汪汪地看着我，“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难道爱情就是这样的吗？”我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好说：“应该不是吧，你看我们各自的爸爸妈妈，不是都相亲相爱的嘛，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吧。”

　　“可是我们那就不是爱情了吗，我们天天一起吃饭，还说好了要考同一个大学，他还送了我一个毛绒小熊和巧克力，我还借给他我的圆规和英语笔记……该死的，他还没有还给我！”她咬牙切齿地说，“我现在恨死他了，我巴不得他进门的时候脑袋被门挤了，走路的时候摔个狗吃屎，跟别的女生亲嘴的时候被咬破嘴皮……”

　　我终于知道她为什么要找我诉苦，即使明明知道我嘴拙不懂得安慰人。

　　我趁晚自习之前那个男生还不在教室的时候溜进隔壁班，把豆芽的毛绒小熊放在他桌上，并且擅自取回了圆规和英语笔记——那个小粉红的圆规，一看就知道是她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你要找我帮忙。”我把东西交给他的时候她还遮遮掩掩的。“他们班所有人都认得我，而且他们都知道我们上个星期在一起了！”她吐吐舌头，“我自己去拿的话多丢人啊。”“反正他们也知道他已经甩了你啊。”我说完就被她瞪了一眼。

　　“还有，你干吗不把巧克力也还给人家？”我问她。

　　“我早就吃了啊……你还真别说，一想起吃过他送的巧克力，我突然觉得一阵恶心。”她张张嘴巴作呕吐状，“你要不要我现在就吐出来还给他？别忘了，你昨天答应帮我还所有东西的……”

我答应的岂止这个。昨天她哭得稀里哗啦，很难让一个男生不心软，我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答应下来的。当她咬牙切齿地要我扎破那个男生的自行车轮胎时，我居然也答应了。“为什么又找我做这种事啊？”我在抽屉里翻了翻，摸出一盒图钉。“因为他的车一看就是男生的车啊，我要是在那里捣腾，别人不怀疑才怪咧。”我一听就笑了，是呵，她那辆小粉红。她的车早就到了不用上锁也不会被偷的残旧程度，当初鲜亮的粉红已经掉漆，接口也都生锈，也就不再需要跟我的小黑锁在一起。

　　我们在自行车棚里，我蹲在那个男生的车旁边，她远远地站在车棚那头给我看风。我打手势问她要扎前轮还是扎后轮，她指指前轮又摆摆手指了指后轮，我正要把图钉拿出来的时候听见一声喊：“余栋！”我一听吓一跳，一回头才知道是她在喊我，四下也没有人，“你喊我名字干吗？要喊也喊豆苗！不要把我暴露了！”她鬼鬼祟祟地走到我身后拉着我的校服。她说：“起来，别扎了。”“啊？不干了？”我见她畏首畏尾就说，“你要是怕被发现的话，我直接把图钉撒在路上好了。”结果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当他骑着那辆差点儿被我扎破轮胎的自行车快要经过那个铺满图钉的拐角时，我眼睁睁地看着她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声：“当心！”他迅捷地绕过了图钉，余惊未定地回头看了一眼，而她愣愣地望着他安全地远去，那个怅然的神情我一看就知道，即使再怎么恨，她也根本狠不下心去报复他。

　　没过几天上学的时候，我推车出门，刚骑没多久就发现不妥。我这才想起来我的刹车昨晚就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用图钉干那些缺德事的报应。我伸脚够地，抓着车把犹豫了一会儿，路上的汽车在我身旁急驰而过。我重新蹬起车之后，还是没有绕回家找我爸，继续蹬起来径自骑到学校去了。前一天我们在家里吃过一顿不太愉快的晚饭，从来很少提出过什么要求的爸爸，居然在某个平常的一天，面对一直吃了好几年、没什么差别的、已然成为惯例的饭菜面前叹了一口气，他突然说他想吃麻婆豆腐。这个迷茫了大半辈子的男人，在一瞬间明确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有了他主动想要的东西。这一天他如愿以偿，他在推门进屋的时候就应该闻到了这一股味道，面露惊喜并且大快朵颐，而我便可以趁这个时候顺势提出买一部照相机。他不会拒绝我的——但前提必须是这一晚他心情愉悦。但事实上，他确实对这一盘麻婆豆腐表示了足够的惊奇，但却跟我妈因为另外一些小事争吵起来，我无法忍受这种毫无意义的争吵，于是一声不吭跨上我的车夺门而去。

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我只想要往高处走，最好走得我精疲力竭，大口喘气，直到再也蹬不动了就瘫倒在地，回头看看被抛在背后的那些低处里渺小的人、渺小的车、渺小的路和渺小的楼，还有我渺小的不快乐，也许就会好过一些。

　　所以我找到了这里，就在我快要筋疲力尽的时候我倒吸了一口气刹住了车。在我前面，竟然出现了一个宛如陨石掉落的大坑，里面全是不完整的规整棚架，每隔几米就有一盏小灯照得整个工地通亮通亮的，但却看不到人们的脸，它们被掩在安全帽的阴影中，而那些厚重的打桩声，我刚刚竟然没有注意到自己一直在慢慢靠近它。

　　总之在这一刻，在这个寂静无人的夜晚，我扔下我的车，独自一人在山上面对着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竟然心生感动，其实说不清是一种怎样的情绪，大概感觉到一种莫名的伟大。它是如此的广而深，我所有的愤怒和悲伤都不能把它填满。我也总算在这个城市里找到真正属于我的秘密基地，我们班里那些男生所熟知的、心情不好时可以去的那些地方里，一定没有这个刚开始打地基的工地。

　　后来等我回到家，我才发现我刚刚似乎把车扔得太狠，刹车坏了。

　　我骑着刹车失灵的自行车上学，经过操场的时候听见了国歌。这天是周一，但是升旗手已经换成了下一届的学生，我透过围栏看见新的擎旗手仍然身材高挑。

　　之前那个升国旗的女生已经不再需要像往常那样昂首挺胸地擎着国旗在人群前走过，她突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匆忙往返教室、宿舍、食堂的平凡学生，再没有一个周一值得她去期待，一个星期变成了毫无差别的七天，她变得垂头丧气，在路过我们班男生固定守候的那个路口时，口哨依旧响亮，她却尤其尴尬地加快了脚步。他们虽早已习惯了她的漠然，却不同往常那样百无聊赖地散去，而是觉得她更应该予以回应，似乎认为在她不再升国旗的时候依旧向她吹口哨是一种必须回以感激的恩赐。于是他们莫名齐心地蹬着车追赶她，她先是急匆匆地走着，不愿意跑起来，害怕因为这样的配合而演变成为一场真正的追逐；但到了后来，她也终于忍不住撒腿就跑，趁着一群男生争先恐后结果全堵在一起的时候与他们拉开了距离。

从旁快蹬了几下追上她，“要不要载你一程？”

　　她气喘吁吁地回头看了看后面，又看了看我。那个犹豫的表情如此深重以至于我以为她要考虑上几分钟，但实际上她只花了几秒，便迅速地侧身一屁股坐上了后座。“能不能再快点儿？”她直接给我下命令，好像要强调“我坐你的车只是为了逃开他们”这一事实。我只骑车带过两个人，一个是豆芽一个就是她，但是带着豆芽的时候我骑的是她的小粉红自行车，骑得我别别扭扭的，所以再精确一点儿讲，后者意义更为特殊，因为她是我骑着小黑载过的唯一一个人。她比豆芽要重一点儿，并且我猜想她的手大概紧紧地抓住了自行车的后座。她的声音从我背后逆着风传过来，“他们快要追上来了。”

　　我把身体前倾，用尽力气加速，在一段下坡路上我停止蹬车，让它随惯性飞快地滑行。我说：“那你还不抓紧我？”

　　“啊？什么？” 我感觉到她此时用力地转过头来，发梢轻而飞快地扫过我的脊背。她的手大概还抓着后座，好像在避免碰到我。

　　“我说，你要是不怕摔就不用抓着我了。”我再象征性地抓了抓刹车，除了发出了一些金属之间摩擦的声响之外，我的小黑毫不受阻地继续滑行。我说得不痛不痒，“我的刹车坏了。”

　　“你干吗不早说！”她惊呼一声。我明显感觉到她的手揪住了我校服两边的下摆，虽然在那之后她都没再说些什么，但是衣摆的牵拉感依然让我感觉到，她就坐在我自行车的后座上，带着点儿敏感的惊惶，每一次的颠簸或者急转都能让这种牵拉突然变得强烈，我既幸灾乐祸又忍不住心生怜惜。

　　我爸出差回来之后春风满面。

　　这趟公差似乎使他心情非常不错，他回来的时候就像年轻了十来二十年，突然变得容光焕发。但是一贯地，没有人知道他都干了什么，他对每次的差事都绝口不提。他只是省略为“来来去去不就那些东西么”。他这次回来给我们都带了些小礼物，但又不是什么地方特产，他把这次公差形容得像是一趟旅游，但我们又完全没办法从这些普通的东西上看出他到底去了什么地方。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现在心情愉悦。
其实对于我来说，只这一点就够了。

　　在这天的晚饭上，我已经把一个星期之前那顿呛人的麻婆豆腐抛诸脑后，应该说，所有人都已把它抛诸脑后。我只记得我想要一部照相机，我虽然讨厌被拍，但却发现我自己不排斥拿着相机去拍周围的一切。操纵相机的时候就像操纵自己的眼睛，选择我想看到的东西，把那些我不愿意看到的屏蔽在取景框之外。这个愿望实在是被搁置得太久，以至于我迫不及待想要提出。

　　“怎么样？最近复习得如何了？”我爸突然问起我的学习。

　　“就那样。”他很少这么问，我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还一心一意想着相机，就只有敷衍过去。

　　“听老师说你还要努力，”我妈转向我爸，“之前的模拟考他都落在了别人后面。”

　　“哦，是吗？”

　　我妈说的老师就是那个写板书很认真的数学老师。他每次上课总会把黑板写得满满的，并且一上来就用粉笔从黑板的左上角开始写，一直写到右下角，直到写不下了，还不舍得把原有的板书全部擦掉，而是小心翼翼地擦掉了演算的部分，然后用更小的字体写下新的板书。他写的数字娇小秀气，每写错一个，他都用手指小心而用力地抹掉，重新写上一个。我最不喜欢他，因为他小气，像个女人一样斤斤计较，无论是对他自己的板书，还是对他学生的成绩。只不过我没想到他已经找过我妈了。

　　“这几天该填志愿了。”我漫不经心地说。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我妈放下筷子，“老师建议你报哪个学校？”

　　“我想学摄影。”我径自绕过了那个问题，把筷子伸向那小碟腌菜。

　　“为什么想要去学那种东西……好好地学一门技术不好吗？”她用筷子把腌菜的小碟往远处挪了挪，“少吃点儿这种东西，没营养，还不如多吃肉，喏，又不是没有菜给你下饭。”

　　“为什么摄影就不是一门技术？”我自讨没趣地把筷子收了回来。

　　“那么，你想上哪个大学？”我爸一边说着一边夹了一小撮腌菜到自己碗里，她倒是什么都没说就让他就着米饭吃了。

“我想出国。”我说。

　　“出国？在这里念大学不好吗？中国又不是没有好的大学，况且外国的大学学费得多少钱啊。”我妈说完就扒了一大口饭进嘴里，筷子搅得瓷碗叮叮作响。

　　我爸一听就笑了。他又夹了一小撮腌菜，无视我妈的眼神，直接放进了我的碗里。

　　“这个是挺好下饭的。”他说，“学摄影的话，你的视力能过关么？”他轻轻地敲了敲我的眼镜。

　　当然没问题。

　　在测视力的时候，我有两个作弊的绝招。一个就是我的左眼。摘下眼镜之后我会先捂住右眼，用左眼看清楚视力表上所有的E，尤其是第八行以下。然后轮到测试右眼视力的时候，我就能凭借记忆大概推算出E的方向。当然，光凭印象不一定能做到百分之百全对，但我还有另一个绝招，那就是豆芽。我让她排队站在我的后面，轮到我的时候，尤其是轮到右眼的时候，她会根据她所看到的视力表，在我背上按照正确的方向轻轻用手指画上那么一下，我就心领神会。所以视力测试出来的结果是，我两只眼睛都没有近视。

　　所以你看，人其实可以轻易假装自己把这世界看得很清楚。

　　晚饭之后我没有马上回房，而是坐在沙发上陪我爸看他每天必看的天气预报。其实天气对他的工作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只不过要是他看到明天下雨，就会带点儿埋怨地感叹：“又是湿漉漉的一天，真麻烦。”要是明天天晴，他就会微微赞叹：“又是一天好天气！”每天略有些预料不到的阴晴雨雪似乎能为他奠定未来一天的心情基调。

　　天气预报结束之后有个相机广告，他没有跳过，我于是挪近了一点儿，试探性地说了一句：“那相机看起来真不错。”

　　“嗯。”

　　“我也想要一个，”我补充道，“也不一定是这个相机，一个普通的就够了，我就随便拍拍。”我尽可能地说得很随意。

　　“那可不能随便，”他说，“要想学就买一个专业的单反，我儿子以后可是要当摄影师的，哈哈。”结果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我原以为他只会勉强答应，没想到还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半夜，我起来上洗手间，经过爸妈的房间时听见了争执的声音。“为什么必须这样？你觉得这对他好吗？我请你多为他考虑考虑吧……”我第一次听见我妈甚至带点儿乞求的声音，走近却只听见她妥协了，“……好吧，但是你得答应我，必须等到高考完了才可以告诉他。”

　　我没多想，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们指的是相机。

　　不久之后我们就拍好了毕业照。所谓毕业照其实不是毕业照，因为不是毕业之后才拍的，而是特意绕开高考这个特殊的日子，提前拍了。

　　那个升国旗的女生站在我后面一排，拍照的时候我感觉到她轻轻地拽住了我校服后面的下摆，就只是轻轻地拽住了，我没有回头，她也什么都没说。就在相机快门咔嚓一按的那个瞬间，我走神了。我后来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一直没记住她的名字？可能就是在拍照的时候记忆被一起摄进了底片。于是我只能称呼她为“那个升国旗的女生”，实际上在潜意识里把她看成了戴梦归的影子，也不知道是我不愿意记住她的名字，还是不愿意忘记戴梦归。你知道，两个太相似的人同时存在于记忆里，就会如同相机重曝一样，新鲜的那一位总会覆盖从前那一位的大部分踪影。所以我不自觉并且自私地在新鲜的记忆里留出一片空白，以便日后还能透过当时留下的缝隙揪出更久远的回忆。

　　此时距离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她拽着我校服后面的下摆就像坐在一部刹车坏掉的自行车上那样惊恐不安又无法逆转地冲向未来。是的，在通向未来的路上，你永远没有刹车。

　　我能对刹车坏掉的自行车处之泰然，自然也就不太在意这通向未来的路上有没有刹车的问题。我反而觉得，这样没有刹车的前进能让人更勇敢一些。其实通向未来的路上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刹车，也不是没有方向盘，方向盘是有的，但路却只有一条，无论怎么走，你都走不出去。

　　高考刚结束的那天，我们在教室里把教科书和练习本上的纸撕下来折飞机，然后从窗户一只一只地放飞。在楼下，我和豆芽捡到了一只模样特别不一样的纸飞机，我们都在研究它是怎么叠出来的。

“折得那么好，我都不舍得把它拆开了。”虽然她这么说着，手指却还是试探着寻找那个突破口。

　　我们顺着它的纹路一点儿一点儿地拆开，然后再顺着折痕试着把它叠回去。我发现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把它打开之后，顺着折痕就能把它重新恢复原状，那些折痕就像记录了它的历史，重新折叠就像沿着那些轨迹重温它的过去。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每一段折痕，都有它自己的顺序，你得在这些雷同的折痕里，试着找出它们的顺序，即使只错了一个，也不可能叠出原来的形状。纸上看起来那么杂乱的折痕，就像我们手心里的掌纹，就像某种杂乱却命定的东西，对，就像命运。

　　直到高考成绩出来，我因为超常发挥取得不错的成绩为校争光而站在学校讲堂里接受表彰，我都觉得命运对我不薄。在我考完最后一门课的时候，我妈就把单反从她房里拿出来，我爸接过来递给我，比我还迫不及待地交给我，并且说道：“我早就给你买好了的，是你妈偏要藏起来，说是怕影响你学习。”我又惊又喜地捧起来把玩，用它试拍了第一张照片，我爸和他背后阳台里晾晒着的我的校服和妈妈的裙子。在学校讲堂里进行的表彰仪式，是我第一次站在讲堂的舞台上，在耀目的灯光底下我什么都看不见，除了眼前颁奖者的笑容还有他递给我的奖状。从舞台下来的时候一下子无法适应正常的光线，眼前竟然浮起一层黑斑，那个瞬间就像突然瞎了一样。在慢慢地恢复视力的时候我努力地在观众席上寻找我的父母，我在家长席的角落里找到了我妈，她的身边没有空位，左边右边挤着坐在一起的却都是别人的父母。

　　“爸爸呢？”在她看见我并且正要站起来的时候我问道。我明显看见她单纯的、欣喜的笑容突然像被什么钩住了拉扯着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她重新整理了她的笑容，带着很淡很淡的、淡得看不出什么感情的微笑平静地跟我说：“回家吧，回去之后再说。”她的平静里甚至带着点儿抗拒，在前一秒她站起来想要拥抱我，在这一秒她又想轻轻地推开我。她对我说，“我还以为你已经知道了。”
在回家之前我依然冷静地换回了自己的那一份奖状，在舞台上他们为了节省时间，并不是对应着每个人的名字颁发奖状，所以每个人手里拿着的都不是自己的奖状。仪式结束之后有人在下面喊“余栋”，我就这样默默地拿回了自己的奖状，把不知道属于何人的奖状递给了对方，我手里的奖状我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拿了回家。

　　在路上我不停地在想，我妈会以为我知道了什么？我又能知道些什么？在不太完整的记忆里我循着种种蛛丝马迹设想着种种可能，但回家的路途太短，在我理出任何有逻辑的头绪之前我妈就打开了家门，径自走进了房里。我看着阳台悬挂的衣服发呆，她在房里召唤我过去。她逐一打开衣橱、抽屉、书柜，我先是觉得里面东西并不多，没有堵得挤挤的，任何东西都整齐有序地躺在那儿，似乎没有一点儿不妥。但仔细一看才发现，衣橱里只有裙子、丝袜、没有领带、衬衣、西裤，这全然像是一个女人的房间而不像一对夫妻的房间。我妈就这么敞开着这些柜子的门，然后坐在床上，等我自己反应过来。那个双人床在这样的房子里竟然显得有点儿太大。而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爸不见了。

　　“对。”我妈就像在说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一样说道，“我们离婚了。他提出来的。我答应了。”

　　豆芽失恋的时候我还说，像爸爸妈妈那样的爱情才叫爱情，却没有想到，不是只有一个星期的恋情才会结束，即使是持续了十几年的感情也未必见得有多么坚固。然而比起豆芽那会儿喋喋不休哭哭啼啼，我妈这样的直接反而让我觉得一切的突然更不能接受，我宁可她失控地号啕大哭，指责那个男人抛弃了我们，而不是像这样在我冲动地想要出门找他的时候轻轻地从后面拽住了我衣服后面的下摆。

　　我看见我妈还留着那枚结婚戒指，虽然她不再戴了，但她还留着。我以为所有不再相爱的人都会像豆芽那样互相归还对方的东西，互不拖欠，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他送的东西都跟他一样肮脏”。我拿起那枚戒指，“如果你觉得亲自还给他会很尴尬的话，我替你去好了。”
“还什么？”她问。

　　“戒指啊，”我把戒指往她眼前一放，“当然，我会把你当年送给他的那枚也讨回来。”

　　“还什么，讨什么啊！”她一手把戒指夺了回来，“这是我的戒指，从他送给我那一刻开始就是我的了，凭什么要我还回去？这十几年的感情，不是说像这样还回去讨回来就能清理得一干二净的，那些他付出过的真情，永远都是属于我的，连他自己都不能讨回去。”她用手指捏着戒指搓了搓，小心翼翼地放回首饰盒里。“反过来也是如此。”她放轻了语气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句。

　　在我直立不动的位置，可以看到我家的阳台，上面吊着寥寥几件我的校服和妈妈的裙子，伶伶仃仃地被风吹得失去平衡。我重新翻出相机里当时试拍的那一张照片，我爸逆光的脸背后，只有我和我妈的衣服在阳光下轻盈起舞，原来早在那个时候他就不再住在家里，那些偶尔的出现原来只不过是一种形式。

　　我再想起在舞台上的时候都觉得不无讽刺。在那样的灯光和掌声中我以为一切都那么美好，我那么幸运，我让我的父母为我骄傲，而此时梦想也唾手可得。殊不知我根本没看清在这个时候我的生活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被我的目标和我自己遮蔽了双眼，除此之外我什么都看不到，就像在那些耀目的灯光下，我就在那个瞬间变成了瞎子。

　　我无数次设想当初我爸是怎么跟我妈提出离婚的，这也许发生在某个我已熟睡的深夜，或者根本就是那个我起来上洗手间的半夜，我猜他可能会说“我要去寻找我的真爱”那样的话，因为在我最早的关于他的记忆里面，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对生活充满不现实的憧憬和对未来充满盲目的无畏，但他从来不敢真正按照心里的想法去做。而我不知道此刻他还是不是那个我认识的父亲，即使他以罕有的勇气轰轰烈烈地离开了我和我的母亲，我都不会原谅他对我们两母子的残忍和绝情。尽管他留给我一大笔并不在他义务范围内的钱，足足十五万。
那时虽然我的高考成绩不错，但因为之前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敢狠下心报一本的学校，按照我平时的成绩我只能报个一本重点线以下的学校，但当时又再保守了一点儿，结果就只报了个二本的学校，跟摄影毫无关联的专业。我爸留给我那笔钱，就是让我放弃这个二本的学校，然后出国读大学。但是他为什么不在我高考之前给我这笔钱？那么我就不需要高考，直接出国念书，省去中间折腾的那么些日子。我于是又想起他答应买相机的那个时候，他竟然说出了比我要求更高的提议——“要想学就买一个专业的单反”，当时他是这么说的。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因为他千方百计想消除他的内疚感，他在那个时候就打定了要离开我们的主意。原来那天在我极力想讨好他的时候他也极力地在讨好我，留给我的那笔所谓供我出国的钱也同样不过如此。他只是想要弥补我，用很多他以为我最想要的东西弥补我，仅此而已。

　　但无论再怎么糟糕我也得想办法去上我想上的大学，尽管在得知父母离婚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我过得尤其消沉。当其他人都沉浸在高考结束之后那种松弛的状态里情绪莫名高涨的时候，即使有那么一些人不快乐，那也只是为了那略为逊色的高考结果而生发的柔软的、微小的伤感，它们就像苦涩的黑巧克力一样带着点儿让人眷恋的香味，入口即化，谁都不会像我这样硬吞下了这么大一颗硬邦邦的、难以消化的苦果。

　　我们对失去我爸的生活适应得很快，因为他以前也经常不在家，只不过这次走得更久更彻底。在晚饭过后我妈刷碗我进房里，新闻结束之后天气预报依然如常，但是谁都没有去关掉电视，就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我大多数时候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捣腾那部相机，我妈莫名地不喜欢它，可能因为不喜欢我学摄影，也可能因为这是我爸给我的，总之她屡次想从我那里把它夺回来。我用它在房里拍了很多照片，但无论换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光线，照片里都是空无一人的房间。

是这个相机提醒了我。我得去张罗我的未来，我不能上那所二本大学学一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专业，尽管我不愿意，但我爸留下来的那笔钱确实是我唯一能依靠的。

　　“你已经决定了？”我给豆芽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她之前填志愿的时候跟我报了同一所大学。“那你妈同意了吗？”

　　“这怎么能告诉她，要让她知道肯定就没戏了！”

　　“那钱你怎么拿出来用？”

　　“钱是我爸直接打到我名下的，我自己就能取出来。”

　　“噢，这样啊。”

　　正说着，突然听见厅里一声响，我扔下电话往外跑，看见我妈双手前臂伸平僵直在空中，地上是打翻的一碟菜。她有点儿尴尬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蹲下来想收拾碎片。她说：“没事没事，我就是一时失手罢了……”但她却笨拙地推拨着碎片，怎么也捡不起来。她的手没有被瓷碟的碎片划伤，但她却异常痛苦地咬着牙。我抓住她的手，一个劲儿地问怎么了，她艰难地松开咬得那么紧的牙关，嘴唇抖动了很久，才从她嘴里溢出这么一个字：“……疼。”

　　但是我不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疼，也许是万箭穿心的、撕心裂肺的，但是这双手就像我妈这个人一样隐忍着所有的痛苦，它在我的手里就是无力地、软绵绵地躺着，没有一点儿挣扎。

　　我把她送到医院，拍了片，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医生说是颈椎病引起的，如果长期不治，会一路恶化，甚至有高位截瘫的可能。他说：“可以通过理疗和推拿治疗，但作用都不大，我的建议是动手术。”

　　在回家的路上，是她先开口说话。“其实我啥事都没有。”她喃喃道，“平时贴点儿膏药都管用的，怎么动不动就要手术，是医院的床位太空了医生太闲了还是怎么的？”她在这种时候竟然还开会玩笑。

　　“听医生的吧，他又不会害了你。”我说。

　　“但是他也不一定就对我好，”她说，“他说手术费多少？”

　　“十来二十万吧。”
“对啊，外加之后的住院费，那医院得赚多少！”她旋即压低了声调，“再说了，我们哪儿有那么多的钱……”

　　“我们有的，”我直接接过了她的话头，停下脚步，很认真地说，“我爸留给我的那些钱，付完手术费还足够付住院费和其他费用。”我为自己刚刚想瞒着我妈出国的想法感到羞耻。

　　她有点儿讶异地看着我，沉默了很久，然后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说：“不行，那钱是留给你的，你得用它出国读书。”她停顿了一会儿，又轻轻地说，“我也不想让你去上个二本学校。”

　　“那你的病怎么办！难道你要瘫痪在床上等着我从国外回来吗！”我说完就突然明白了，她一直不想让我出国并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如此地害怕失去我，因为她已经失去了我爸，如果我也离开，她将孤身一人。

　　“余栋，”她咬咬牙，“去找你爸吧，看他能不能帮帮我们，嗯？”

　　之前她明明那么不愿意让我去找他，那么不愿意让我出国，但在这一晚，她放下了所有的执拗，就像当时她强忍手上的疼痛一样，我永远不知道她所忍受的到底有多少。我那个可怜的妈妈，她为我买了医疗人身意外样样齐全的保险，却唯独忘了给自己买一份，她为我买的保险也终究不能为我的未来作任何担保。

　　我握着电话一直没办法把号码完整地按完，我总是在按下不知第几个数字的时候犹豫很久，以至于电话机也等不及了，从听筒里传出“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不正确”或者“该号码不在服务区”的提示音。其实第一个号码我按得非常爽快，因为我非常想要打给我爸，告诉他在他离开之后我们有多悲惨，让他更内疚一些，负罪感更多一些，让这些情感像大山一样压在他身上吧，这是他应得的惩罚。但在不知第几次听见“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不正确”或者“该号码不在服务区”之后我挂掉了，我始终狠不下心打这通电话，不是对他仁慈，而是我没有勇气，说不上来是对什么没有勇气，但我清楚地知道，在这种时候我没有找他，以后甚至以后的以后无论遇到怎样的事情我都永远不会主动找他。

我起身从半掩的门看我妈熟睡的样子，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指尖的冰凉和湿润划过皮肤渗透到神经，那里的皮肤很薄，神经很浅，敏感脆弱。我想起小时候我妈总是叫我帮她捶背，因为那时爸爸给零用钱很吝啬，她就趁这些机会多塞给我一两块钱，尽管她并不是那么需要捶背。其实对于爸妈的离婚，我总是有一种无法摆脱的负罪感。他们的感情变质，仿佛就是以那次的搬迁为转折点的。如果当初我没有在搬家的事情上闹别扭，如果我乖乖听话跟着爸爸搬到南城，如果没有了他们两人分居一年多的那段时间，是否一切都还会是好好的？

　　而我也突然意识到我的18岁生日原来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我的成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祝福和礼物，反而在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我必须勇敢起来，当生活里所有的东西相继倒塌的时候，我就是我生活里的唯一支柱，我不能倒下。我现在是家里的唯一一个男人了，我知道对于我的母亲我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我把相机从眼前放下来，我是不应该去选择我想看到什么的，即使我没有看见也不等于它们不存在，我应该勇敢地去看这个世界，无论幸与不幸，都应该尽收眼底，然后我才能想办法阻止那些不幸吞噬我的生活。

　　这时离大学开学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第四回

　　那天赶上了这个夏天最大的一场雨。

　　我慢慢伸出手抹去窗玻璃上薄薄的一层水雾，被抹花的玻璃上水痕慢慢褪去，露出我自己的倒影，我避开镜子里我自己的眼睛，走近玻璃，视线穿过镜子看着窗外的雨。每个雨滴都那么仓促地在我眼前砸在地上，那些急促的滴答声听起来像是一个正在赶路的时钟，脚步紧凑却忽轻忽重忽紧忽慢，混乱不堪。我妈在进手术室前还抓着我的左手，问：“这不是用你爸给你的那些钱吧？”我轻轻把右手搭在她的手上，说：“放心吧，钱还够。”她又问了一句：“栋啊，你还能出国读书的，是吧？”我在我右手搭着的她的手下面抽回了我的左手，微笑着说：“是的是的。”她不放心，“你到底哪儿来的那么多钱？”于是我又将重复过很多次的话重新说了一次：“我把我爸那笔钱拿去炒股，赚了好多，给你动完手术还剩下一部分。放心吧，钱是够的。”

“真的吗？”

　　“真的。”

　　早在那个不眠的夜晚，我想遍了所有我可以寻求帮助的人。我爸永远都是我的最后选择，在放弃给他打电话之后，我从我妈房门外回来安坐在床上。我妈没有关系太近的亲戚，那些老一辈的我们都不想因为这些事情向他们要钱，于是我扭开台灯，仔细翻开我的同学录和通讯录，一个一个地找。同学录上全是毕业的时候他们给我留的俏皮话，还有一些掖着藏着的心里话，我们那时那么单纯地快乐并伤感，我看着这些东西忍不住一阵心酸，我根本无暇再仔细从这些话语里回想过去了，我必须从回忆中把自己抽离出来。中学的同学录翻完了，这些单纯的同学，我一点儿都不希望因为这样的事情打扰他们，更没有办法光凭着几年同学的关系向别人借那么多的钱。我突然又想到什么，起身从床底翻出一个未开封的纸箱，里面装着的是搬家时带过来的一些杂物，都不是什么日用品，所以就一直积压在床底。我从里面掏出一本满是灰尘的小学同学录，一打开就一股时光的味道。那个时候因为我小学毕业就要搬家，所以大家都写得特别真挚，在那么小的时候，他们就都已经知道，一个人要是某天突然离他们而去，他将被巨大的、陌生的人群吞没，未必再能找回来。我在那本同学录里翻到戴梦归的那一页，她用漂亮的彩笔给我画了她自己和我，这种火柴人的她和我看起来除了有没有辫子之外毫无区别，她还在旁边标上了名字。我笑了笑就把它翻过去了。然后我翻到了杨络生的那一页，他没画画，写得也很少，就在空白的地方用稚嫩的字体写了大大的八个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突然之间就想起他当时在我面前拍拍胸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把“难”字念成了“nán”，我笑他念错了，他说“没有错啊，就是有困难要一起担当嘛”。

　　我把同学录一直摊开在了他的那一页，拿起了电话。

　　“喂？”接通电话的那一刻我才想起来这是深夜，“抱歉打扰了，麻烦找一下杨络生。”

“我就是，”我第一次听见他变声之后的声音，“你是？”我突然想起来这也是他第一次听见我变声之后的声音。明明是两个曾经很亲近的人，突然之间隔着电话线谁都认不出来彼此。

　　“喂，到底是谁？”他见我沉默，就说，“不说话我就继续玩儿游戏了。”我以为他会马上挂掉电话，谁知道他是一边继续玩儿游戏，一边还悬着电话，我能从这边听见他按键和游戏的声音。

　　我说：“余栋，我是余栋。”我明显听见他又把嘴巴凑近话筒，他说：“你说什么？余栋？不是吧？余栋会喊我杨络生？！”然后他突然哈哈大笑。

　　我也跟着干笑了两声。

　　“怎么了？找我有急事？”他没有过多寒暄，直接主动地问起我。其实我也乐得直接进入主题，因为关于我们之前毫无联系的那么几年，我也一下子不知从何说起。

　　“你现在忙着么？”我又多此一举地问了一句。

　　“不啊，我打游戏而已，没事你说吧。”

　　“我最近遇到了些事情。”

　　“失恋了？”他又没心没肺地笑起来，“没事，正常，一毕业就失恋嘛，哥们儿都这样，放宽心，天涯何处无芳草。来，哪天我给你介绍几个，保准有你喜欢的……”

　　“不是，不用了……”

　　“怎么，那女生有那么好么，难道比戴梦归还漂亮？”他忽地提到戴梦归，“还是你还惦记着她？要不要我帮你搭搭线……”

　　“不要闹了杨络生！”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然后调整了一下我的语气，“跟那些破事儿没关系，我是缺钱，很多很多钱。”我停顿了一会儿，又轻轻地添了一句，“不要告诉她。”

　　“你缺多少？”他再次开口的时候语气也截然不同了。

　　“很多。”

　　“别废话了到底多少？”

　　“五位数。”我豁出去了，“你能借我多少？”

　　“那你现在有多少？”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手上没有那么多的钱。”我一听后半句心里就一沉。

　　“我现在手上只有五万，但我需要差不多二十万，”我不自主地把实际数量少报了些，“那你直接说你有多少可以借我。”

“你再借一点儿，凑够十万给我，我去帮你弄来剩下的钱。”

　　“什么意思？”

　　“我认识一个很会炒期货的哥们儿，”在他停顿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把游戏关了，电话那头是一片沉重的、让人窒息的寂静，“听着，余栋，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就可以帮你。”

　　搁下电话之后我的心狂跳不已，就像在我的胸口藏了一部打桩机，每一次的怦动都将疼痛敲入骨髓。十万，那不是一个小数目，扔进浩瀚如海的股市也许到最后连一分钱都捞不回来。一个将近十年没见的人，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小毛孩，他大大咧咧玩世不恭，这样一个人，是否真的值得托付？

　　在深夜无人的自动取款机前，我倚靠着狭窄的玻璃门，听着取款机里零件运作的声音，看着屏幕上一闪一闪的数字，手里捏紧抄有一串银行账号的纸片，在我良久的犹豫之中，取款机便已借口操作超时把我的银行卡吐了出来。我伸出冰凉的手把卡小心地放回口袋里，我知道，上天已经帮我作出了选择。我撕碎了纸片，只揣着这张卡和家门钥匙，身无分文地走在半夜的街上，我没有把卡里的钱打到杨络生的账户上，而现在即使突然上来一个劫匪用刀抵住我的脖子，我也不会把口袋里紧贴手心的那张银行卡交给他。它已经成为我最珍视的东西。我双手插在口袋里慢慢走上空旷寂寥的马路，在那样一条路上没有车来往，红绿灯上只有黄灯在这个时候毫无头绪肆意地闪烁。我一步一步走上车道，在左顾右盼之后我站住，深呼了一口气，一股白烟从我面前逸散，我从刚才的谨慎突然变得莫名兴奋，这样的马路有一种危险而诡秘的美感，我忍不住在马路中央奔跑起来，手心仍然紧紧贴着那张早被焐热的银行卡，就像握住了我自己的命运一样，在这条危险的路上跑过一个又一个无人阻拦的十字路口。

　　第二天早上，我手心紧贴着口袋里的银行卡，第一次走进了证券交易所。

　　为了一个人完成这件事，我做足了功课。我在网上搜集了很多关于炒股的资料，还看了不少的财经节目和杂志。我见过太多成功和失败的例子，但既然杨络生觉得自己可以把五万变成二十万，那么用十五万挣来二十万一定不是难事。我自认为我可以做到，于是我把自己银行账户上的十五万转入保证金账户上，我押上了所有的筹码。

在购入股票的时候我的大脑被强制抽空，在这一瞬间我拒绝任何思考，拒绝考虑它的来源和即将带来的后果，而是去感受一种单纯的、类似赌博的、带着点儿惊惶的快感。我突然发现，其实我并非不相信股票，我只是不相信杨络生。

　　在那几天他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凡是我妈接的，我都让她说我不在。但有一次我不小心自己接了，只好佯装什么事都没有，“哦，是你。”

　　“余栋，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你了。我说，你那钱打过来没有？”他在那边心急如焚，“我打给你好几次电话了，每次你都不在。”

　　我一听就反感，就这么急着要我的钱么？

　　“你重新给我念一次我的账号吧，我怕你记错了打到别人账户里去了。”他说，“必须抓紧下手，就这几天的好势头，错过就不一定再遇上了。”

　　“不用了，那张纸我丢了，”我说，“所以没给你转账，直接自己去买了股票。”反正给你也是用来买股票，哦，也不一定。

　　“噢……你买的什么？”他听完我的回答就喊起来，“赶紧抛了！听我说，余栋，抛了它去买我之前告诉过你的那只，不然你会亏得很惨！”

　　“为什么非要听你的不可？”难不成你还是某个庄家的托儿？我就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些财经节目，末了总有所谓的专家推荐某只股，我差点儿也相信他们了，幸而后来在网上看到揭露股评家与庄家勾结在一起利用信息不对等欺骗散户的诡计。

　　“因为它一定会升的，相信我，那个特别懂得炒股票的哥们儿也买了。”连你所说的那个哥们儿是否存在我都怀疑。

　　“我看看吧，没别的事我先挂了。”

　　“别再看了，抛得越快越好，说不准什么时候它就开始猛跌了，到那时候你哭都没有用，余栋，喂……”电话挂起的那一声“咔”轻轻地割断了他的话语。说不准什么时候它就开始猛升了呢。谁说得准呢？

　　没过两天它果然如杨络生所言开始疯狂地下跌，我的心就跟着K线图一直跌入了低谷。

其实我多傻，即便是杨络生跟庄家串通，我那区区十几万在流通盘里才占多大比重？他能用我这笔钱来做些什么？一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哥们儿，他曾经跟我两个人一起突破一群高年级男生的围堵，我们在巷口头破血流地一边喘气一边大笑。他狡黠地把我忘戴红领巾的事欺瞒过去，他声称是他把我的红领巾偷偷扯下来藏进我的书包里。那个时侯我还真以为他跟我开了这么大的玩笑，真的捉弄我了，是啊，原来在那个时候我就不信任他，我竟然一直都不能彻底地信任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想到了他，但是我对这个在我的同学录上写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人，原来还保留着如此有限的信任。

　　我越觉得没脸见他，那几天他就越是疯狂地给我打电话。

　　“真的不接吗？”我妈说，“他说是急事，还不停地问你抛了没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我看着她挂了电话，“是聊股票的事情，他以为我买了一只赔钱的股票所以不停地劝我抛了；但他错了，我的股票一直在升。”

　　那是我对我妈撒的第一个谎。

　　实际上错的人是我，我的股票跌入谷底，我为此耗尽了所有的时间，不再有多余的日子来等待它猴年马月重新回涨，我等不到了。我只有再重新翻出那本同学录，仿佛一切回到了原点，事实上应该是更糟，因为我连本钱都没有了。我给当时一页一页翻过去的旧同学一个一个地打了电话，愿意借出的都只是零星小数，怎么都凑不够我妈的手术费。唯有杨络生主动给了我他的银行账户密码，他说那里面勉强能有十来二十万，还可以透支一些，叫我需要多少就拿走多少。我拨通他电话的时候连多余的一个字都不敢说，我觉得我丢脸极了，真的。

　　最终我还是欠下一屁股债，还要对我妈说：“我把我爸那笔钱拿去炒股，赚了好多，给你动完手术还剩下一部分。放心吧，钱是够的。”

　　我妈手术后不久便出院在家休养，我提着行李出门的时候她坚持要送我去机场。

“妈，不用送了，快回去躺着吧，你才刚动过手术。”

　　“啧，手术都做完多久了！”她急匆匆追上我，眯起了眼，“况且，我儿子要出国读书了我怎么能不送呢，也不知道在那边会过得怎样，要多久才回来……”这种话我听着就难受，她越是陶醉在我用谎言为她制造的幻觉中，我就越是觉得羞愧。公车靠站的时候我轻轻地抽回了她紧攥着的我的手，“好了，就送到这里吧，到机场一个来回多花两张车票，又折腾，你还是回去吧。”我上车投了硬币，司机说我行李太多，要多补一张票。我听见我再次投进去的硬币哐当哐当地滚到铁皮箱子的底部，突然觉得落寞——陪伴我的不过是厚重的行李而已。我坐稳之后我妈在外面敲了敲车窗，示意我推开玻璃。她仰着头冲我又叮嘱了几句，无非是什么到国外之后要和她联系，要注意这些那些云云。车启动的时候风从她刚刚让我打开的车窗那儿灌进来扑在我的脸上，我从车两侧的后视镜里看到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镜子里只剩下一条无尽的来路，和车里探头往镜子里看的我的脸，随着公车的颠簸像抽泣一样微微震颤。

　　“哟，年轻人，要出国啦？”我旁边坐了一个闲不住的大伯，他原本坐在过道的那一边，却不知什么时候挪到我的旁边，略有些肥胖的身躯跟我的行李挨在一起，我的行李也就紧紧地贴着我的身躯，隔在我和他之间，小小的两个座位显得尤其拥挤。他大概是听见刚刚我妈跟我说的话，突然跟我攀谈起来。我懒得解释，便随口“嗯”了一声，并且象征性地不太舒服地挪了挪我的身躯，他却浑然不觉，反而像受到激发一样，愈发激动地跟我说：“哈，到洋鬼子的地方去，好啊！要是我还年轻我也想走一趟，英语么，也懂那么一点儿。”然后他就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说了几句蹩脚的英语，在公车轰隆的马达声里听起来一字一顿怪腔怪调的，大概是“Hello”“How do you do”之类的话。

　　“怎么样？说得好不好？你可别笑我啊，”他用胳膊肘子碰了我一下，“你就教我几句别的吧，让我也洋气一点儿！”其实我的英语又能好到哪里去，我笑着摇了摇头，“我也就会那么几句。”“嗯？怎么会呢？”他还没等我解释就马上拍拍自己的脑袋，“哦，我明白了，你不是去美国，也对，美国也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没意思，不去也罢……那你是去哪里？小日本？韩国？还是俄罗斯？”他看我犹豫，又自己把话往下接，“是不是一个很远很偏僻的国家？说出来听听嘛，也许我听说过呢……”

我刚忙着不知道怎么应付他的时候，从车窗远远地看见路牌。我倏地起身，“师傅麻烦停一下车！”大概是起身的时候撞到了行李，行李又撞到了那个大伯，他重心不稳地颤了颤扶住了前面的椅背，我轻拉他的手臂示意让我出去下车。他惊异地抬头问：“你怎么还下车？下一趟公车要等好久，要是赶不上飞机怎么办……”但他还是一边念叨着一边顺从地松开了手。我提着行李笨拙地走下车时，他从我上车时推开的车窗探出头冲我喊道：“办完事赶紧打车去机场吧！别误了飞机！”他的声音随着公车再一次启动飘散在风中，我转过身站定，心里竟然泛起一丝酸楚。

　　根本不需要打车，不需要去机场，因为飞机上没有我的座位，机场不是我的目的地，我要去的地方已经到了。一架飞机从我头顶上空轰隆而过，我深吸一口气，拖着行李往前面不远的大学门口走去。

　　不过二十分钟的车程，那个我亲手填入第一志愿的二本学校，它就在这座城市里，小山丘的那一边。

　　这是开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在一堆报到的人群里茫然地寻找着自己的班级，猛地听见有人喊我，于是抬头在人群里搜寻，在陌生的面孔当中看见有人朝我用力招手，我眯起眼睛才看清那个因为招手太用力而全身都在抖动的人是豆芽，她面露惊喜，即使在我明显把她认出来之后还在不停地喊我的名字：“余栋！余栋！在这里！我在这里！”

　　她左推右挤地来到我的面前，脸颊泛红，喘着大气说：“哈，我还以为你出国了呢，哈，真好，我们，又在一个学校里了……”我这时才想起来，那个孩子，在填志愿的时候跟我写了一样的学校，并且我在欠债的时候也忘了告诉她，我没法出国了。

　　虽然不同专业，但豆芽偏偏要跟着我选同样的公共任选课，这些课都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大教室里跟一大群人掺杂一起上。每到这些时候她都要我去帮她占座，而每次我到教室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占好了位置，我先一屁股随便坐在一张空椅子上，再扫一眼，看见附近还有哪里有空位就把外套放在上面。她一找到我就用疑问的眼神看着我，甚至还带点儿嗔怪，仿佛不知道自己的座位在哪里，因为我的两边都坐满了人。我于是指指前面或后面的放着我外套的椅子，等到她准备坐下便说：“豆芽，把外套还我。”她常常在这样起身递给我的时候瞪我一眼，好像在埋怨我没有把座位占到一起——反正你只是叫我占座而已，我也确实给你占了座，只不过没跟我坐在一起。
这样子的公共课其实我根本不打算来上，在老师刚刚从一堆开场进入正题的时候，我披上外套溜了出去。“喂，余栋，你上哪儿去？”豆芽悄声喊我。我随口应道：“上厕所！”然后往往是她下课之后给我打电话，说我为什么还不出来，她在男厕门口站着等很尴尬。

　　在我每一次无动于衷地仰望越来越圆的月亮时，不知不觉地，这一年的中秋，差不多就要到了。

　　“我想翘掉前一天的课，早点儿回家去。”早在中秋前几天，豆芽就来找我想要约好中秋一起回家。“一起坐车回去呗，反正顺路……怎么？还怕我让你帮我提东西？啧，难不成你还不回家了……”她看了我两眼，“怎么，还被我说中了？”到目前为止，她家庭幸福，父母健在又恩爱，工作收入稳定，而她留在南城里虽然念一个二本大学，但只要她想，随时可以回家——至少她有一个家可以回。我是不能回去的，因为从本质上说，我已经没有家了。虽然我拒绝了跟她同行回家的要求，但她也没有提前走，我们还是一起度过了中秋的前一个晚上。事实上，那一晚就是我今年中秋唯一的美好。她只带来一个月饼跟我分着吃，不是她所说的什么吃不完的问题，而是像中学时候她总是跟我分享一个自行车锁、分享她的初恋感受一样，她只是习惯了跟我分享同一个东西。我们坐在篮球场边的石阶上，我走过去，从篮筐底下可以看见月亮，宛如在井底一样。一年里月亮最明亮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了，但却不像面对太阳，我可以直视它，看清它上面那些坑坑洼洼的瑕疵。

　　我们把这个提前度过的中秋过得非常简单。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还会挑灯笼，点蜡烛。戴梦归在中秋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提着灯笼追着月亮走，她总说她梦见自己追上了月亮，一伸手就把它拽了下来，滚烫滚烫的。但实际上她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做到过，她总是在徒劳的追逐中迷失了道路，每次都是我在公园的泉眼边碰到她。天知道为什么她每次追着月亮都会跑到这个地方来，我是每年都会在那里跟随很多人一起放一托乘着蜡烛的树叶，让它们顺流而下，大概因为我们都相信这条小泉最终通向大海。在这个月光明亮的夜晚里，天上的星星全落在这条小泉里，义无反顾地流向远方，尽管有些蜡烛会被风吹灭，或是被水淹没，但也许会有这么一两个火星，能一直坚持到大海。戴梦归尤其怕黑，她手里的纸灯笼早就灭了，从公园回家之前，她还是要我帮她重新点上。有一次我陪她回家，走过巷口总有那么一阵风贯穿而来，她哆哆嗦嗦地往我身后一躲，纸灯笼里的火就被吹歪，把整个灯笼燃了起来。我以为她会失手把它扔在地上，没想到戴梦归对燃烧着的纸灯笼竟然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于是紧紧地抓住灯笼不放，火苗在她眼里乱窜，她竟然就这么拎着着了火的灯笼一蹦一跳地回到家里，那个样子就像看见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来火一样快乐，尽管后来那团火被扑灭在她家门口，整个灯笼烧得连形状都看不出来了。
我跟豆芽互相交换了小时候对中秋的回忆，然后发现我们在两个方面有共同语言——除了全世界的孩子都喜欢的灯笼，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灯谜。“最好玩的永远是那些差一点儿就猜不到的谜题。”我特别认同这一点，但她突然放轻了语气，“余栋，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谜？

　　“我总是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的秘密，而你的身上有着很多大大小小我不知道的秘密，你就从来都没有像这样跟我说过你以前的事，除了这些童年的回忆之外，我总觉得还有很多关于你的事是我猜不透的，比如说像现在这样，为什么不回家呢？这就该是个与家人团聚的日子，即使是有什么样的矛盾，毕竟都是一家人，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呢？”她开始动手收拾吃完月饼剩下的垃圾，一边换了个口吻说，“其实我不是非要让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不是在用我的秘密来交换你的，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找人说一说——也许你已经找人说过了，这样很好；但如果还没有的话，我想我可以当你的听众。”她把包装纸揉成一团裹在掌心里，抬头看了我一眼。

　　她看我那一眼直接看到我心里去了，我从来不是一个习惯倾诉的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原来在我心底的某个角落，有一堆破旧的往事一直拥挤着想要从我嘴里逃出去。于是在那个晚上，我把高考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豆芽。我甚至用一种调侃的语气告诉她，上大学之后我如何让家中的妈妈坚定地相信我在国外读书。我从不让她给我寄东西，而我寄回家的任何东西，都印满了英文，连“中国制造”四字都必须是英文，我在包裹上贴满了英文贴纸，然后快递寄到家里，从来不写寄件人地址。我从不让她给我打电话，我说国际长途贵，而我打回家的电话旁边，总会开着一部美剧源源不断地放出她听不懂的英文。

　　“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她认真地皱着眉头，“你妈妈刚经历了这样一场变故，又大病初愈，你不觉得她这时非常需要你在身边么？”

“我觉得她更需要这个谎言，”我说，“如果我没有撒这个谎，她也许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她太要强了，我了解她。”

　　“不是这样子的，余栋，”她开始入神地向我解释，“假如，我说假如，我是你妈，我想想，我安安稳稳地活了四十多年，突然被一个一起生活了二十年的男人抛弃了，留了一笔钱给我儿子出国念书，留给我一个房子。我因为生病丢了工作，还需要一大笔钱动手术，我以为上天眷顾我的儿子给了我们母子俩一大笔横财，结果却是他用他的前途换来我的健康。我觉得羞耻，是的，作为一个母亲非但不能维持一个完整的家庭，无法给我儿子幸福，反而牺牲了他的梦想。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我竟也从这些不幸中获得满足，我的儿子为了我甘愿放弃他所追求的东西，他曾经冒险，试图让奇迹出现，尽管上天没有眷顾他，但他努力过了。你想想，一个刚成年的年轻人，面对命运他能做的都已经做过了，并且他所做的都是对的。他没有依仗别人，而是依靠自己，尽管行事有些鲁莽。虽然我们失去了很多，但他愿意跟我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我为我的儿子感到骄傲。”月光下她的皮肤有着汉白玉雕像一样的质感，她动情地像母亲般轻轻地拥抱我，我从未曾像现在这样了解我妈的内心。我把头埋在她的臂弯里，眼眶温热。

　　“但是相反地，如果让我知道，我的儿子一直欺瞒着我，他原来离我那些孤独的生活只有一山之隔，我一直信以为真的幸运原来只是一场虚幻，”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背，“我会很伤心，非常非常的伤心。”

　　“那么，你就永远不要知道好了。”

　　“你觉得我可以吗？”她说完便笑了，那种带有痛楚的淡淡的微笑几乎是带着预言性的悲凉。女人在直觉上永远有着连她们自己也无法解释的精确。

　　在豆芽跟我说那番话之前，我从来没有来得及仔细审视过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我在时间的追赶下一直被一种冲动驱使着做出每一个选择，它们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拿那笔钱去冒险，我这样利用我妈对我的信任，到底值不值得。如果在一开始我就不去碰我爸留下的那笔钱，而是直接一个人一个人地借钱，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好？我根本说不清当初到底是放不下自尊，还是自己想要两全其美太过贪心。我那时之所以第一次只找杨络生，可能只是因为我只愿在他面前放下我的面子；但结果却是我面对所有人，面对命运，面对世界极不情愿地低下了我的头。这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想时间终会告诉我。但在那之前，谁都不能找出什么理由阻止我继续走下去，包括我自己——我已经没有了退路。

　　中秋节早上，我还是送了豆芽去车站。“你真的不要回去么？”她一脚踏上车还一边回头问我，“你可不要后悔哦。”她在车窗边向我挥手的样子突然让我想起入学那天我和我妈在车站的场景，我就像换位成了我妈一样，但她却并没有我那时的百般感受，乐呵呵地跟我道别。我从车站回来的时候在电话亭里待了一会儿，在口袋里摸了个硬币打了通电话。我家里的电话没有来电显示，其实无论用手机还是公共电话都一样安全，只不过电话亭这样狭窄的、封闭的空间让我感觉舒适。我预计给我妈打电话的时间还把时差算了进去，我要假装是一个习惯了外国时差的人，按照外国的习惯把夜晚的时间拖延了8～10个小时。于是我是在中国时间的中秋节当天大中午的打电话给我妈，说我在外国赏着月亮，说着一些诸如“原来这里的月亮跟家里的一样圆”的鬼话。

　　我在学校里游荡了几圈，发现这个中秋比我想象中更难以度过。这里留下来的都是些没有回家的异乡人，或者是跟情侣一起过节的本地人，而我既不是从异乡来，也没有对象，走在这个空旷的校园里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上大学之后我养成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而在这个无所事事的节日里，我又靠着这些习惯打发时间。这些习惯源于一次购物无意间压碎的方便面，我把它从购物筐中取出来，放回架上打算重新换一包，但却忍不住用手隔着包装袋再捏碎了一些。从那以后，我在超市路过一列方便面的时候总是忍不住伸手取出一包，装作仔细地看说明和生产日期，悄悄地、慢慢地在指尖上使劲儿，隔着包装袋感受那种干脆的断裂的感觉。那些方便面饼那么的脆弱，只要稍稍用力，它们就变成碎片。在每一次捏碎一包方便面之后，我都默默地将它放回货架。我知道总会有那么些方便面长期积压在货架上，而这包也将是这些直到变质也卖不出去的方便面之一——或者有哪个匆忙的糊涂蛋把它放进了购物车甚至装进了购物袋。由此衍生的还有其他类似的癖好，比如偷偷地拉开汽水的易拉罐，它们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的破坏欲，也就是从它们那里，我发现了自己对物质世界竟然有着这样一种隐秘的憎恶。这个世界让我觉得自己欠了很多人很多东西，我对别人欠了一笔债，对我妈欠了诚信，对自己欠了交代，但这样的命运本身又说明，世界同样亏欠了我。它让我死皮赖脸地为我所做的一切找到合适的理由。
晚上我决定出去一趟。

　　我想到了一个地方，在许多个不快乐的日子里我都会去的一个地方，我却在最困难的时候忘记了它。今晚从山丘的背阳面重新走上去，却发现那个热热闹闹的建筑工地竟然不知从何时起停止施工了，我能那么轻易地跨过围栏走近它，东西似乎还撤得干净利落，再也没有灯，没有人，只有风声从耳边呼呼作响，那栋未完成的大楼徒有一个水泥外壳，风从没有遮蔽的窗户之间横贯而过，此时此景使我始料不及地遭遇到更深邃的悲凉。原本我是来这儿寻找安慰，寻找一个可以容纳所有不快的地方，但没想到我遇到一个比我更孤独的灵魂，它深居在这栋大楼里，跟我一同面对这一方黑夜的寂静。

　　那样的一个工程一旦停下来便不知何时再能继续，这栋大楼以一个被遗弃的半成品姿态屹立在这座小山丘上，我站在它的底部，幻想着它的过去与未来。它也许是被计划建成一座清幽的山顶公寓，或者是新开辟的另一个商业大厦，它应该有几层楼，现在封顶了没有，他们原本打算用什么样的材料装饰外墙，是玻璃还是金属。我跟它一起站在山顶俯瞰这个城市，我面对着南面在万千灯火中寻找着我家的大概位置。我现在面朝的这个方向，应该是我自己的房间，所以我实际上是在这样的灯火里寻找一个小黑点儿。我眯起眼睛，发现在这样密集的房子里难以确定我家的位置，于是我含糊地认定了一个区域，对自己说道：“哪，我家就在那边。”是啊，我家就在那边不远的地方，我能远远地看着却不能回去，就像被一种自觉的约束囚禁在了山的这一边，而我现在就像站在了边界上。

　　我走进这座大楼，仅凭中秋夜皎洁的月光辨认出墙上的斑驳。我突然发现即使这里不再能承载我的痛苦，它至少还能放得下我对家的怀念。我在楼里找到一个跟我家格局相仿的房间，伸出手去抚摸墙壁，幻想这就是我家，这是我的房间，书桌那边最为凌乱的是我从不允许我妈收拾的私人领地。这过去是我爸妈两个人、现在是我妈一个人的房间。这是卫生间。这是阳台，从这儿能看到新年的烟火和中秋的圆月。这是厨房，抽油烟机嗡嗡作响，我妈围着围裙背对着我炒菜，饭桌上放着月饼和水果。她转过身来，捧着一个碟子，微笑着对我说：“还愣着干什么呢，快坐下来吃吧，你爸很快就要回来了。”

第五回

　　在某些人眼里，一个城市就像一张摊开的巨大的画布，你总是能够找到可以涂鸦的地方。学校外墙的涂鸦已经跟我大一所见到的完全不一样，新的涂鸦一层一层地覆盖掉旧的，干净利落并且看不出任何的厚度。除了这些外墙，还有很多公共地方能成为另外一些人小涂小画的地方，比如灯柱、比如椅背、比如抽屉、比如床板。我在我的床板上发现了一小串留言，看上去像是毕业生留下的纪念，我对这一小串没有办法清除的字感到厌恶，它们就像是被铭刻在这张床板上，证明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个人的专属，它曾经承载过无数人的睡梦，最终将不会记得我，因为它只是一张床板，除非我把自己的名字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写在上面，就像我们常做的那样，把记忆强行附着在那些本身毫无感情和记忆的事物之上。

　　我出神地用指尖轻轻摩挲着抽屉里的涂鸦，干硬的修正液上显露出木头的纹理。就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我扭过身去，中间隔着几个同学，朝着斜后方正埋头做着笔记的豆芽轻声说了一句：“喂，借我修正液使一使。”

　　我一直没怎么用过修正液，写错了字便画一画重新写一个就好，反正在某些要求不能有错字的场合（比如考场）常常同样要求不能使用修正液。我这才发现修正液是个好东西，只需轻轻一挤，所有的过去——不管你有没有写错，只要是你不想要被发现的——都能被轻而易举地覆盖掉。她茫然地看着我用她的修正液在我的课本上画画，修正液在我手中摇了摇，发出几声干脆的响声，我回头给她做嘴型无声地说：“我明天再还给你。”

　　晚上我拿着修正液去了山上的烂尾楼。因为在负载着谎言的日子里，我无法回家。我不能把学生宿舍当做家，于是这栋楼就成了我心中的家的替代品。我满怀欣喜地准备用这根修正液在空白的墙上涂涂画画，试图勾勒出我心里想要的那个家的模样，它应该有着怎样的天花板、怎样的墙壁、怎样的吊灯、怎样的书桌、怎样的沙发、怎样的电视，甚至是怎样的人，它们都将随着修正液笔尖的乳白色液体显现于这栋如同画布一样空白的大楼里。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他静静地盘腿坐在我的阳台上，衣衫褴褛，也许是不知哪儿来的流浪汉，借这个地方过夜。我不太高兴地走过去气冲冲地告诉他：“喂，是我先来的。”他对于站在他面前的我无动于衷，反而气定神闲地说：“这是我家。”我恼怒却又不知道怎么把他赶走，推也不是，拖也不是，我就这么着急地来回踱步，“你凭什么说这是你家呢！”“那你凭什么说不是呢？”我被他问得无话可说。在我之前，有很多建筑工待在这里，这里大概是他们的家；再之前，在楼还没开始建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鬼地方。等它变成了一栋无名之楼，谁都可以来这里认领一寸空间，我凭什么而你又凭的是什么呢？其实所有的凭证都是虚幻的，这个世界似乎就是这样，所有的空间，包括土地、房屋，等等，尽管人们用尽方法满足并强调自己的拥有感，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哪怕一寸是完全属于一个人的。

　　我环顾四周，在他与我所占据的房间中央用修正液从地上一直到墙上，甚至我还想一直到天花板——可惜我不够高——画了一条界线。我用这种方式强调了地盘的划分，强调了这种拥有感，却也同时觉得若有所失。我把怅惘挥散，重新摇了摇修正液，用这支本应用来修正和覆盖的东西来书写与创造我幻想中的家。

　　“我的修正液呢？”几天之后豆芽找我要回她的修正液，我才发现我把它落在了烂尾楼里，“我重新给你买一支吧，你的被我弄丢了。”“好吧，过几天考完试就放假了，你要不要回家？”“要啊，但是我不能跟你一起坐车。”要是被我妈撞见了，我大概就要编一个类似“豆芽来机场接我了”的破借口。

　　我一推门就听见客厅里我妈跟另一些女人的笑声。我放寒假回家没有跟我妈说是哪一天，免得她自作主张跑到机场来接我。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恰好碰上有客人来访的时候。我妈看见我回来了赶紧迎上来，我把行李箱抬进来，示意不用帮忙。经过客厅的时候我仔细看清了其中一个女人。她应该比我妈年长几年，不知是不是因为有点儿发胖的原因，她的皮肤充满了光泽，我注意到她微卷的短发下面，有一对非常宽而厚的耳垂儿。她一开口就把我震住了——她有一把非常洪亮的嗓门儿，“哟，面条儿，回来啦？”

这下我才把她认出来。她是我们家对门的冉大妈。在很多年前我还住在这里的时候，她总是帮楼里的各家把孩子喊回来吃饭。她总是给各家孩子取上些跟吃的沾边儿的奇怪外号，比如“大饼”之类的。我那时又瘦又白嫩嫩，她就整天“面条儿”“面条儿”地叫。我一直受不了她这么叫我，她却为了自己找到如此生动的形容词而沾沾自喜。

　　“快打声招呼。”我妈轻轻推了推我，示意冉大妈身边还有另一个女人，“冉大妈你该认得。这是如云。”我条件反射地冲着她脱口而出，“阿姨好。”“她才比你大五年，喊姐。”我妈敲了敲我的脑袋，我抬起头重新打量这个女人。

　　她跟这个屋子里的其他两个女人截然不同，她年轻、清瘦，即使是微笑的时候眼底浮起的细纹，也像是脸上的淡妆那样成为一种恰到好处的装饰。她随意地把外套拉链拉到一半，头发干练地梳在脑袋后面。她不是完全静止得像个不真实的人偶，在她身上有一种缓慢而温和的节奏。她像是应该出现在高级咖啡厅里的女人，轻声地与人聊天，或者是低头翻看一本书。如果要把我加进这个幻想的画面里，我大概顶多是个碰巧在咖啡厅里兼职的小侍应，带点儿怯弱而有礼地端上咖啡，在这种时候，我们完全陌生，没有我妈在一边提醒我要跟她打声招呼，也没有她指点我应该如何称呼，我会自然而然地叫她“小姐”。

　　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女人的存在对我来说是个绝对的威胁。

　　她远嫁美国，这几天碰巧回娘家一趟，她跟她的母亲冉大妈一起拜访我家，竟然还碰上我放寒假回家。我记得以前冉大妈喊她“小苹果”——果然还是给自己女儿起的外号最好听了。现在冉大妈改叫她“如云”，却还是叫我“面条儿”。如云给我们家带了些外国的巧克力，还摊开了一本相册跟我们寒暄起来。相册里全是异国风光，在一些合照里她挽着一个金头发、蓝眼珠的外国男人，她跟我们说那就是她的丈夫。三个女人聊着聊着，我努力保持低调，尽量让她们在高声阔谈之中忽略我的存在，但最后她们仍然是聊着聊着便聊到了我。
“噢对了，小栋，你是在哪里念书来着？”发问的人正是如云。

　　我愣了一下，突然想起某个著名的摄影教材来自美国纽约电影学院，便小心地试探道：“纽约，纽约电影学院。”其实这句话最后根本不是个句号，我轻轻地带了点儿上扬的语调，埋下了一个隐藏的问号。

　　“哦！那学校很不错！”

　　“嗯？小云你也听说过？”原本是一段可以暂且告一段落的对话，我妈硬要插进来一句，充满了兴趣。

　　“是啊，我丈夫有一个朋友就在纽约电影学院教书。”完了，我瞎说的学校竟然还跟这个女人有交集。

　　“那你给小栋留个联系方式，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一下嘛，”冉大妈完全没有体会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毕竟一个小男孩在外国念书也不容易，是吧？”然后很自然地，如云就从包里翻出一张名片递给了我。我双手接过的时候，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连忙把眼睛转向别处。

　　为了彻底结束这个话题，我慌乱之中瞟见了放在茶几上的相册，于是随口拾起了一个新的话题，“美国真是比这里强多了……对了，为什么你不把冉大妈也接过去一起生活呢？”话一出口我就后悔选了这么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但她只是大大咧咧地搂了搂冉大妈，开玩笑似的说：“我妈才不愿意去那种满大街说洋话的地方呢，要是没人跟她聊天，她保准要闷坏了！”冉大妈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她的大嗓门笑起来也是惊天动地，“我就爱到你们这儿来，跟你妈聊聊天——你不知道我就跟你妈聊得来。”我妈听了也乐呵呵地笑。

　　我发现如云的出现之所以让我不舒服，并不全因为她让我的谎言随时可能被击破，还因为她让我置身于一种奇怪的耻辱感当中。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我所编下的这个谎言是一种多大的耻辱，我甚至一直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是面对命运应有的正当的反抗。但在如云出现的那一刻，在她谈笑风生的时候，我知道在我心底某些自己建筑的东西崩塌了。

我妈让我沏一壶茶。家里的茶具是我爸留下来的，有些我也不会用，我只会最简单的冲泡。其实我跟我妈都不懂茶，这只是我爸的爱好，他以前有空的时候教过我一点儿。所以我也只会按步骤沏茶，至于茶的口感，我是一点儿也喝不出好坏。然而冉大妈和如云都说我沏的茶好喝，那只能证明我爸教得好。

　　她们聊得高兴，还留下来吃了饭，之后不知谁提出要搓一盘麻将，凑不够四个人，就硬是把我拉进去搭一脚。女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找到聊天的缝隙，她们仅仅是把聊天的场所从茶几挪到了麻将桌。三个女人竟然围着我问起了大学里的感情生活，我愣是红着脸支支吾吾地敷衍了过去。如云说：“要泡外国妞的话，你还得多锻炼锻炼才行，这么皮包骨头的，她们会觉得你不够男人！”说着她还捏了捏我的手臂。我妈假装正经地开玩笑：“你要是娶回来一个金发媳妇的话，我可不介意，不过她起码必须会做中国菜，而且不能说我做的饭不好吃……”“生一个混血儿孙子多好玩啊，不知道他的头发会是黑的还是金的……”说完她们都哄然大笑。三个女人拿我子虚乌有的大学感情来开玩笑并陶醉其中，我却在想，爱情是一笔长期的投资，在亏欠着别人许多钱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资格去追求爱情，爱情也不是我生活里的首要任务。

　　临走的时候冉大妈帮如云把相册收起来带回去，拿起来的时候硬是没忍住，偷偷翻开意犹未尽地又看了几眼。

　　她们离开之后，我和我妈有了一个安静的夜晚。我们收拾好了茶具和麻将，便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我妈看着她每天必看的肥皂剧，突然想起了什么，往DVD机里塞进一张盘，说是别人借给她看的外国电影，说想跟我一起看，但是捣弄了半天我们也没调出来字幕，我说就别看了吧，她非要将就着看。“你到了外国，英语肯定长进不少，来，给我翻译一下这片子在讲什么。”我在憎恶这个电影没有字幕的同时也为此感到庆幸，因为没有字幕也就意味着，我瞎编也不会被我妈发现，尽管实际上我编得漏洞百出。“你看，这个女人在跟男人聊天。”“这个男的是谁？”“她老公吧。”“那为什么他现在又跟那个女人这么亲密……”“哦，那是婚外情……”“哦……外国人也搞婚外情啊……你以后得看好你老婆。”“妈，我又没要娶外国女人……”
我突然想起我带回来了一些外国糖果，赶紧把它们从行李箱里拿出来。我妈把这些糖果跟如云送的巧克力放在一起，在我家的玻璃壁橱里，跟陶瓷摆设放在一起，就好像它们不是食物，而是一种装饰品。

　　第二天我出门的时候看见了冉大妈。她一个人出来倒垃圾，我追上去跟她打了声招呼。其实很多年前，我妈跟这栋楼里的邻居都不怎么来往，平常碰见了点个头，但很少会到谁家里去坐一会儿，很少。冉大妈家里那个很久没有出现过的男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事，也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走了。我想我爸离开的时候大概在其他人眼里也是这样的吧，加上我的假装离开，就很自然地，我妈在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独居的女人，这栋楼里也无人追问，就好像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我突然在想，为什么冉大妈不直接搬过来跟我妈一起住，或者我妈搬过去跟她住呢？反正这层楼就两户人家，两个房子里都只各自住着一个女人，与其这么经常串门来往，还不如住到一起有个照应，也节省开支。但我妈跟冉大妈似乎一直是这样，坚持两个人独自住在原来的屋子，坚持一种微妙的界限，就像刻意去维持一个早就破裂的家庭，即使坚守着一个虚壳，也总比什么也不坚守要好。即使有一天，那个缺席的丈夫和父亲会回来，或者有新的人填补空缺，或者这个位置永远空缺，这两个女人都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撑起她们各自的家庭。

　　一路上我跟冉大妈聊天，等走上六楼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随手撕了张纸，写上我的手机号，交给她：“这是我的号码，如果我妈这边有什么事，就请你多关照一下，还有麻烦你马上给我打个电话。”我在我的号码前面添了几个字：紧急联系。她一口应允下来，接过纸条之后忍不住笑我用的是一张破烂的发票。那张发票就是之前我给豆芽买修正液的时候随手放在口袋里的，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于是我也笑了笑，看着她把纸条折起来放在外套胸前的口袋里。

如云不久后便回美国了，我的假期也在这样平静单调的日子里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开学的时候我又提着那个行李箱，带着跟回来时同样的那么些东西，急急忙忙地再次假装去赶飞机。“证件和机票都检查过没有？”临走前我妈突然叮嘱了一句。“带上了都带上了，我心里有数。”我看见她犹豫了一下，“我放在最里面，不好拿出来，总之确定放进去了，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坐上公车看着我妈从车后视镜里慢慢消失，每到这种时候我才能舒一口气。维持谎言就像是手捧一个充满了气的气球，必须小心顾虑，一旦出现一个微小的孔隙，真相就会像球内空气一样从这个缺口汹涌地喷出，而谎言本身就会成为那个瘪掉的气球皮，不再有任何意义。

　　新学期的开始对我而言仅仅意味着另一个还债高峰的开始，我只有在上学的时候才能堂而皇之地做兼职赚外快，假期里背着我妈赚的那点儿小钱都只是热身。我有一个小笔记本，里面记下了我当时欠下什么人多少钱，其中最大的数目都是我家那几位老人。我最初是不打算惊动他们的，但自从炒股失去了我爸留下的那笔钱之后，我根本不可能指望从同学、朋友身上借到这么大的数目。所以大部分的钱都是找外公、外婆、奶奶借的，其他人的都只能算是个零头。而且即使我再怎么不愿意找我爸帮忙，我还是敲开了奶奶家的门。她住在我们搬家前的那栋房子里，为此我回了一趟北镇。我当时并没有说出事实，说“我妈生病了”这个理由大概没有“我要出国念书”来得有感染力，因为在爸妈离婚之后，对于奶奶而言，我还是他们家的孙子，但我妈就已经不是他们家的媳妇了。“刚刚那是开玩笑的，不是我妈病了，其实是我想出国念书，我爸给我的钱有点儿不够。”我假装轻松和任性地说，然后接受了她欣然借出的几万块。她笑眯了眼睛，脸上的皱纹很深，心里的沟壑却很浅。我保证我一定会在毕业之前把钱还清。说完之后突然觉得人生真像一场梦，理由是假的，姿态是假的，需要却是真的，承诺也是真的。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必须撒谎，不明白为什么我在撒谎之后才觉得疑惑。我马上匆匆地离开了这个城市，不是去寻找答案，而是为了逃避困惑。

“余栋，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我知道，我不就是在给一个证券公司的人做代理嘛，找到一定数量的人在他那个窗口开户我就能拿到提成，你只要用你的银行账户开户就可以了，你可以开了之后什么也不做，对你而言没有任何损失，只要完成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就可以帮我……”我不明白一向热心的豆芽这次为什么这么不爽快。

　　“我不是不愿意帮忙……”她一下急了，“难道你没有发现吗？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跟当年你所痛恨的那种行为是一样的……就是你当时以为杨络生在做的那种，像托儿一样的工作，说得好听一点儿，也就不过是你所说的‘代理’而已……”

　　“这两者还是不一样的，我起码没要你出钱吧……”

　　“余栋，”她皱了皱眉，突然特别诚恳地看着我，“如果你真的急着要钱，我可以借给你——二十万是吧？”

　　“那有什么用？我仍然是欠债，不管是欠别人的还是欠你的，本质没有改变啊！”

　　“如果你之前是欠着很多人的话，你从现在开始就只欠我一个人了。这样还起来不是简单得多吗？而且我知道，你的钱都是借你奶奶他们的，这些钱说不准什么时候他们突然就会需要了，如果还得不及时，你欠的就不只是一笔钱而已……”

　　我到底还是没有接受豆芽的提议。

　　我找到一份替身演员的兼职，报酬非常可观。这份危险的武替工作却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胜任，我是因为身高体重等外形上的条件最符合要求才得到了这份工作，仔细想想这应该算是一种幸运。我要代替男主角陷入坏人的圈套，被围堵着打，并且不能反击，必须被摔在场地的任何地方——墙角、木箱、桌子、玻璃，任何不会破裂或者轻易破裂的东西上。而最后颤颤着站起来，面对镜头展开豪迈而鄙夷的一笑的那个人不是我而是演男一号的那位演员，反正至少在这么被打之后，我可是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了。我摔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剧务叫我赶紧起来给下一场戏腾地方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根本站不起来了。我的整个胸腔就像被撕裂了一样疼。

我迷迷糊糊地记得我被抬上了担架送到了医院，但后来我大概是昏过去了。醒来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已经帮我付了医药费，医生说我刚刚大出血，他伸手指一指门外，说是那个女孩及时给我输的血。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在玻璃的另一边，豆芽看见我醒来便兴奋地用她紧夹的左手臂朝我挥手，没挥几下突然脸色大变，放下手臂拿起棉签压了压手肘内侧。我一看就笑了。

　　豆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害怕流血的人。早在初中说起从自行车跳下来摔破皮的逸事时，她就说：“我觉得只要流血都会让人特别特别的痛。”有好几次她痛经，都是我背着她上下宿舍楼。她对流血有与生俱来的恐惧，体检验血的时候她都要紧紧地抓住别人的手，不敢看针筒，有几次刚抽完就直接晕了过去。我们开玩笑让她打赌输了就去捐血，她要是没有十分的把握是绝对不可能应邀打这个赌的。

　　而今天她竟然为了我愿意让护士把针刺进手臂，抽了几百毫升的血。她在我的床边，紧紧地夹着左手臂，脸色苍白却还笑着戏谑：“义务捐血还能分到一点儿饼干和牛奶，这回你怎么也得请我吃顿饭吧？”

　　我在医院躺了几天，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喂，您好，请问是冉大妈的家人吗？”我认出这是我妈的声音，隐隐感觉到了什么，但仍然迷惑不解。我试探性地喊了一声：“妈？”我感觉到她在电话那端也愣了，隔了好一会儿她才确认，“余栋？这个号码怎么会是你？”我心里一惊，她该不会是发现我在用一个本地的手机号吧。“这纸条明明是从冉大妈外套的口袋里找到的，还写着紧急联系，我还以为是她家里人的电话……”我一听就松了一口气，她接着说，“她今天突然就晕倒了，把我给吓得……刚把她送到医院，进了抢救室，我看还挺严重的，就想联系她家人，但是怎么也没找到通讯录，只有这个纸条……那没事了，你忙吧……”

　　挂了电话之后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从钱包里拈出当时如云给我的那张名片，在灯下翻了翻。“国际长途……”我考虑了一下，还是狠下心拨通了。
“喂？噢，Hello？This is uhm……”该死的英语，“呃，我是余栋……”

　　“噢嗨，余栋！Happy April Fool’s Day！愚人节有什么安排吗？”

　　“……其实是这样的，我听我妈说，冉大妈突然病倒了，刚刚被送到医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还没说完，如云在电话那边语调大变，“这不是愚人节玩笑吧？”

　　“呃，根据时差，这边已经四月二号了。”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过去。”

　　等到我在十五分钟之后见到她出现在医院门口时，我才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刚刚那通昂贵的越洋电话原来绕了一个大圈，还是回到本地的一个普通座机上。

　　“她在哪里？”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你怎么了？”我这才意识到我还穿着病服。

　　“我这几天受了点儿外伤，没什么大事……冉大妈么，我不知道，听说是在抢救室吧……你不是，呃，已经回美国了吗？”

　　“你不是也回美国了么！”她不无讽刺地笑道，“是，我是回美国了，所以我现在不能进去，我从接到你的电话开始，应该开半个小时的车到机场，然后是十八个小时的飞机，然后再半个小时的出租车，也就是说，至少要等到明天下午，我才能从这扇门走进去。”她喋喋不休地计算着，就像一部极其熟练的计算器一样，似乎曾经为这个演算过无数次，我却觉得可笑，“什么？你都来到门口了，为什么还要等上大半天？里面躺着的是你妈妈啊，如果她熬不过今晚你就见不到她最后一面了！”

　　“但是我一进去她就会知道我根本没有回美国！我宁愿这个谎言一直跟着她跟到棺材里……”她焦躁地点了一根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遇到了人生中最荒唐的事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反问了一句，然后吸了一口烟，“你应该跟我一样清楚。在你提着那个行李箱进门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根本没有去过美国，那时你妈还乐滋滋地跟我说，‘看，那个就是我那出国念书的儿子。’要是你，大概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妈妈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吧。”
      在她抽烟的时候我注意到她左手无名指上还戴着当时来我家时的那枚戒指。她发现我在看，于是把它从手指上取了下来。我突然想起我妈留着的那枚，戒指果然是只有戴在手上才有意义。正在我看得出神的时候，如云却把戒指套在了小指头上，说：“看，这样是不是我就成了独身？你别把戒指看得太重，只不过是戒指而已。”她说，婚姻也不过是一个小红本而已，人们结了婚又离婚，离了婚又结婚，戒指在无名指上戴了戴又跑到了小指，又从小指跑回无名指，这些东西其实都不代表什么。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也不打算结婚。”如云说。

　　“那，戒指是谁送的？”

　　“情人，”她重新把戒指戴回原位，“不过很不幸，他已经陷进了婚姻这个坟墓里。所以他才会需要我，只有我可以把他拯救出来。”

　　一切都超乎了我的想象。她在跟一个本市的已婚男人纠缠不清，却蒙骗自己的母亲说自己嫁到了美国，并且掩饰得如此完美，她的英语十分流利，就连她身上散发的气质，都跟她的谎言非常匹配，就像，这就是一个她自己量身定做的谎言。“嫁到美国是我小时候的梦，它只是自由的象征，当我能用这个谎言来获得自由的时候，实际上我嫁没嫁到美国也都无所谓了。我只不过是在不懈追求的过程中，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这个谎言。”

　　“那你相册里的那些照片呢？不可能是假的吧？”

　　“噢，那是我跟我的情人到美国度假的时候拍的，去过一趟你就会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只需要在那里待上几天，你的灵感就会像泉涌一样，编出许多可用来丰富谎言的漂亮故事。比如说，如何遇见我的美国丈夫，我们的第一次约会，他向我求婚的场景……”

　　“照片里那个男的是谁？”

　　“你说那个金头发蓝眼珠的？哈，那是我们的导游。当然了，我跟情人的合照你是没看过的。”她说着便毫不避讳地打开了皮夹给我看，一样的异国背景，她挽着的却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男人。
　　“你就不怕你妈以后还要看你那位‘美国丈夫’的照片吗？”

　　“我怕什么呀，随便找一个差不多样子的金发蓝眼男人，干脆上网打印布拉德皮特的照片得了，哈哈！在我妈眼里，所有白人长得都差不多那样，她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要么？”她递给我一根烟，我接过来了但是没有把它点燃。我看了看表，凌晨两点。于是我说：“我去打听一下她现在的状况吧。”

　　我找了一个护士，她从观察室回来之后告诉我：“她没事了，躺在床上睡着呢。”

　　“嗯哼，我就知道我妈这会儿没事——她的耳垂儿可是又宽又大的。”我们默契地相视一笑。

　　“你还是要等到明天下午才进去，是吧？”我说，“有时候我挺佩服你的。”

　　“哦？也是，在电话号码方面你倒是没有我高明。你就不怕你妈会发现？”

　　我突然由电话号码想起一个非常致命的细节。用来抄写号码的那张纸并非一张普通的白纸，那可是一张堂堂正正的中国发票。想到这一点让我内心更加发虚。“但愿她不要太聪明。”手机此时在我的口袋里响了起来，“噢，这不又给我打过来了……”

　　“祝你好运。”我一边握着手机往医院里走，一边看见她叼着一根烟冲我做了个手势。

　　“冉大妈没事了，就是身体还有点儿虚，我留在这儿看着她……”我妈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很轻。

　　“那就好。”

　　“你现在在干吗呢？”

　　我心里快速地换算了一些时差——现在是四月三号凌晨，那么美国时间现在大概就是……“我啊，刚下课，等会儿还有课要上。噢对了，昨天刚过了愚人节，我被一个美国佬用胶水粘了一屁股……”我正忘情地编着故事的时候，听见我妈窸窸窣窣的笑声同时从我贴着手机的左耳和面对空气的右耳传过来，然后不到两秒，我看见她握着手机从走廊尽头拐角处走过来。她一抬眼也看见了我，我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她就像我的镜子，我猜我脸上的表情跟她的是一样的。

这个愚人节到底是谁愚了谁，大概是老天给我们开了个迟到的玩笑。

　　但是就在我愣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我妈竟然开口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这是，愚人节玩笑？”

　　什么？

　　然后她自己先笑了，“这身病服也是借来的？其实你没必要为了愚人节专门从美国回来一趟——这病服到底是怎么搞来的？”

　　“妈，前天才是愚人节。”

　　“噢……我以为你还在过着美国时间……”

　　“美国时间现在也已经到了四月二号了……”

　　“那么，你是病了怕我担心所以才没告诉我的吧？”她拍拍我的肩，“没事，妈都能理解，孩子长大了嘛。什么时候才回学校？那边耽误的课程不要紧吧？”

　　“不是不是……你到底是怎么了？”我感到讶异，为什么我妈比我还费劲地去弥补这个谎言显而易见的漏洞？如云那个几乎以假乱真的谎言被揭穿了，但是她曾经带给我的那种耻辱感仍在并且挥之不去，我真的再也不想继续撒谎了，“我的手机号码、那张发票，还有原本应该在美国的我却出现在医院里，你比谁都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这可能是你因为一些私人问题回来了不想让我知道，给以前的同学帮个忙什么的，或者是假期还没结束，你只是想自己跟朋友待一会儿，谈了恋爱不想让我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在这么多的可能性里面事实到底是哪一个……”

　　“我不想让你知道的是我根本没去美国！”我不可遏制地激动起来，“妈妈，面对事实吧，你明明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不把它说出来？”

　　“那你为什么非要把它说出来呢？如果你不说出来，我可以一直假装不知道的。”她的眼神突然蒙上了一层暗淡的雾，她松开了抓住我的手，“我所知道的是，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一定有你的苦衷，你选择不告诉我是因为有你的理由。我能理解这些，是因为我是你的妈妈，小栋。”

　　我一直在假装我去了美国读大学，而我妈原来也一直在假装相信这是真的。这其实也是另一种谎言，所以在揭穿我的谎言时，谎言之间互相抵消，两个撒谎的人同时也是受骗者。到了这种时候，有什么比一笑置之更加合适呢？人生总是跟我们开各种各样的玩笑，实际上这都是博弈。只有小孩子才会被随意的玩笑话逗哭，面对它们，笑比哭高明，你笑了就是赢了，哭了就是输了。
于是我们在深夜的医院走廊里相拥而笑。

　　我妈一边忍着笑一边说：“那个外国电影，我后来捣弄捣弄字幕就出来了，我自己重新又看了一遍，原来那个男人根本不是她的老公而是同事……”然后她笑得说不下去了。

　　我出院之后就把东西从学校宿舍搬回了家，在那堆东西里我翻出了之前买的自由女神像，拿出来放到家里的玻璃壁橱里。我自嘲般地对我妈说：“那是我打算明年给你从美国带的礼物。”然后她笑着把小雕像摆正，合上了壁橱。

　　带回的行李里，还有我爸三年前留给我的相机。原来已经过了三年，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却不再有勇气举起它拍下照片，好像失去了读摄影专业的机会就等于被理想拒之门外，而我连抬手敲敲这扇门的勇气都没有。

　　冉大妈出院之后，如云也“回美国”了，在冉大妈住院的时候曾经一直陪着她。我陪我妈拿着水果去冉大妈家拜访过一次。她看见我显得非常惊讶，“面条儿，你怎么回来啦？”“他只是受不了那样的生活，你知道的，整天吃生肉，没有米饭。”我妈替我接过话，看了我一眼，于是我默契地笑了，半开玩笑地说：“还没有面条儿。美国其实也就那样，没什么特别。”冉大妈瞪圆双眼看着我一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模样，提高了音调说：“那可是美国啊！多少人梦想着要去的……哪天我要是能去一趟就好了，要是能跟‘小苹果’一起在那边生活，我也不怕吃生肉……”我头一回听见冉大妈的大嗓门儿最后竟变得如此细弱，甚至带点儿伤感，嗓音里的沙哑在此时才显露出来。我妈把手放在她的膝上轻轻地拍了拍，就像她曾经在我爸失去工作的时候做过的那样。

　　我突然心里一酸。

　　之后我请豆芽吃了饭，我还陪她逛了大半天。后来她痛经发作，虽然随身带了止痛片，却哪里也找不到水给她下药，街上的饮料卖得太贵，肯德基和麦当劳里人太多根本挤不进去，然后我们在路边找到了一家有免费试喝的茶庄。我给她拿了一小杯热腾腾的清茶，她撅起嘴巴吹了几下就把药扔进嘴里一口喝光了，完了还吐吐舌头喊烫。我正口渴，自己也拿了一小杯，小小地抿了一口，竟然觉得茶的香味顺着一小股热流灌入口腔，带一点儿苦涩，但是却让你浑身通畅。你有没有发现，世上最美妙最经典的饮料都带着点儿苦涩？，比如无数人喜爱的咖啡，再比如茶，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咖啡味儿或者茶味儿糖果能够真正取代这些饮料，因为人们热爱的正是带着点儿苦涩的香醇。如果没有了这点儿真实的苦涩，生活的香醇也就没有了意义。

　　我突然在一瞬间明白了我的爸爸为什么那么热爱茶，我似乎突然明白的也不只是茶本身。

　　毕业之后我打算再回北镇一趟，把欠下奶奶、外公、外婆的钱全部还清。在努力筹钱的那段日子里，还债成了我生活的全部目的，竟然有一种不该有的充实感。同样的，还清所有的债务让人有一种重新赎回了自己人生的错觉——而人生原本就该是属于自己的，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不能自由操控自己的人生？我不得其解。在看见存款数字的那一刻，我知道我从此摆脱了人生中最大的负担，但为什么，在失去这个负担的时候，我仿佛失去了一切，生活的一切意义，竟然都随着它一并掏空？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天一天地活着，努力着，奋斗着，是为了什么？除了还债，生活的意义，还剩下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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