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坚勇宋史三部曲第一部《绍兴十二年》出版，引发广泛关注。时隔三年，夏坚勇又带来了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庆历四年秋》。12月13日，长篇散文《庆历四年秋》研讨活动在南京举行，该书以庆历新政为背景，着眼于庆历年间的世态人情和生活肌理的描摹。近日，记者就《庆历四年秋》与这些年来的文学创作和夏坚勇进行了一次对话。
文学之路的起点：
作家是一种高尚的职业
文艺周刊：夏老师，你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
夏坚勇：写作一开始是为了解决生计。我出生在海安一个平凡的农家，母亲生了8个孩子，我是最小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是“学霸”。总想着书读得好，就能多一条出路，就是这么一种朴素的想法。
我是老三届，高中毕业后回到海安老家，不甘心一辈子当农民，毕竟读了一点书，总想开辟一条新的人生路。当时，我在乡下写通讯报道，表现不错，被借调到县里。1973年，我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可以说，是文学给我打开了命运转折之门。
进入大学短短几个月，我就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篇名为《车辙》的处女作，竟然刊登了一整版，给了我极大鼓舞。我一直认为，作家是一种很高尚的职业，有一种庄严感和神圣感。
文艺周刊：你的新作《庆历四年秋》，每个篇章后都列了大量历史参考书。阅读是否给了你创作的强大支撑？
夏坚勇：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上学路上经常一边走路一边读书，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看，眼睛都搞近视了。我搜集了当时农村所有能看到的书，像东周列国、三国、水浒、说唐、杨家将、说岳全传、封神演义，还有征东征西扫北平南，等等。不过现在反思，自己当时的阅读是有些畸形的，一边倒地偏向历史演义小说。我直到24岁才开始完整地阅读《红楼梦》，30岁才开始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在创作时要“还债”，必须不断弥补当时阅读的短板。
因为家庭环境的缘故，伴随着我成长的，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敏感与自卑，这些性格成为我后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基因。一个人写作，其实写来写去，还是在写你20岁之前的生活，那是你最初的打量生活的眼光，这种眼光里面的情感和色彩，就是你看世界的基本态度。
文艺周刊：1996年，你的文化散文《湮没的辉煌》一经出版，便引发很大轰动，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你为什么对历史散文情有独钟？
夏坚勇：整个八十年代，我写了不少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还创作了几部戏剧作品。我在1989年被调到江阴工作后，开始反思，论中短篇小说创作，我可能比不过人家，历史文化方面的素养或许算是我的长项。中国古典文学里所体现的典雅富丽的美学追求，总是让我神往，于是开始着手创作历史文化散文。
从小说、戏剧转向历史散文，我认为这几者之间是可以互相借鉴的。我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和剧本，知道怎样把文章写得有意思，怎么让读者津津有味地往下看。写小说，你要呈示生活画面，要塑造人物，写话剧，要讲究戏剧冲突，我把这些讲究很自然地运用到散文创作里面去。
历史散文：
要写出史识和生活肌理
文艺周刊：你的散文被冠之以“大散文”，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夏坚勇：在人们的印象里，散文历来是一个分量很轻的文体，无非拣点边角料，描摹点风花雪月这些小情调。但我认为，散文也可以是“大”的，这种大，不仅仅是体量上的大，可以上万字甚至数十万字，更重要的是它能体现一种厚重深邃的气度与情怀。所以写《绍兴十二年》《大运河传》以及这次的《庆历四年秋》，我始终有一个野心，就是想尽可能拓展散文的疆域。
这种拓展的一头扎在小说，这是就技法而言，另一头扎入学术，就是要在历史散文中多一些“史识”呈现。作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要有自己的判断与立场。比如《庆历四年秋》里，涉及到对庆历新政的评价。在我看来，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与当时的保守派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分野，他们之间的矛盾，有一部分源于人与人之间心理、性格、官场利益的摩擦。我们应当把每个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中去考察，体现出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丰富性。
文艺周刊：《绍兴十二年》与《庆历四年秋》，除了天下大势纵横捭阖的宏观把握之外，更呈示细密精微的人情洞察，这体现了你个人怎样的文学理念？
夏坚勇：我想尽可能呈现当年的历史场景、各种人物的心理动因。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宫廷里面是什么样的生活情调？人们的衣食住行是一种什么状态？社会风俗是什么样子？我想对从宫廷到民间各个层次的生活画面作一次整体展示。
《庆历四年秋》其中有一篇的开端，我描写了宋仁宗早上起床的过程，讲了一只小狗在唤他起床。我不是随便讲一只小狗，那小狗是有来历的。不久前，宫廷里面发生了一次政变。后来有人建议宫廷里面养狗，推荐了四川罗江出产的狗，这个品种的狗很小，但很机警。“罗江狗”是当时朝廷面临风雨与变革的一个缩影。我只是把庆历新政作为一个背景，而着眼点多在于世态人情有关的鸡毛蒜皮。我觉得写鸡毛蒜皮并不容易，写好了也挺有意思，从中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肌理和体温。
文艺周刊：你刚才提到了细节，我们发现你的历史散文，都截取了历史上的一个横断面进入，是怎么想到挖掘这样的角度？
夏坚勇：有些作品的灵感是从结尾开始的，我写《绍兴十二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绍兴十二年的雪停了吗？”有了这句话，全书的色调和氛围就定下来了，绍兴十二年是宋朝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于是，我从前一年的腊月二十九写起，那天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宋高宗把岳飞杀害了。绍兴十二年是一个转折点，南宋偏安一隅的时代开始了。
《庆历四年秋》的名字来自于范仲淹《岳阳楼记》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庆历四年春”，现在我把“春”换成“秋”，其效果就正如 “熟悉的陌生人”。故事从一桩非常小的公款吃喝案引入，但这个案子后来被不同政见者利用、放大、震荡，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历史上宋仁宗是一个还算宽厚的皇帝，这一次针对这个小小的事件，却大动干戈，后果是这场庆历新政就此流产。从整个事件中你能感觉出来，传统社会里中国的每一次改革，所承受的各种软成本很高，压力会很大。
好东西是
聪明人花笨功夫做出来的
文艺周刊：在你心中，真正的好作品是什么样子的？
夏坚勇：我睡觉之前，经常随便拿一本书看看，翻到哪一页都行。所以现在形成一个对自己作品的审美标准：要让读者翻到任何一页，都能够津津有味地看下去。要达到这样的标准，作品必须写得饱满，你得考虑每一段、每一句、每一个字是不是安排得很妥帖？这句话是不是有语感，是不是讲得很有意味？你有没有把生活的肌理和质感写出来？像司马迁《史记》那种传神的笔法，你不可能每页都有，但是你要有追求。南大王彬彬教授说我的语言“平实而不失丰腴，峻峭而不失圆润”。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好，但那肯定是我追求的目标。
文艺周刊：如果回到我们当前文学的现状，你有哪些看法和建议？
夏坚勇：相对于北方作家，我们南方作家少了些厚重感。像陈忠实，一本《白鹿原》就够了，路遥就写了《平凡的世界》和《人生》。包括莫言，也始终是在扎扎实实地书写着高密乡间故事，他们都是靠一种很笨拙的力量，以力量取胜，这一点很重要。相比而言，我们南方作家显得过于精致，有时候有点太机智了。我写《绍兴十二年》的时候，一开始就在日记本的封面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提醒自己：“好东西是聪明人花笨功夫做出来的。”
文艺周刊：那么你觉得，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天赋重要还是努力更重要，你如何理解作家和生活的关系？
夏坚勇：天赋和努力当然都重要。如果你有几分才情，你会写得比人家好。但是一个有一点才情的人，如果用它去迎合或赚取现实的利益，那就可惜了。如果你不是把文学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去追求，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
托尔斯泰说，文学有三点很重要：写什么、怎么写以及写的态度。这当中，托尔斯泰把“态度”看得尤其重要，归根到底是你的写作是否真诚。“深入生活”很重要，但是要看你怎么深入。即便你处于生活之中，你是否具备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眼光？你敢于触碰生活中那些艰难的问题吗？你对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是否感同身受？
我还是比较推崇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式的写作。他们往往体现出一种很笨拙的力量，通过大块的文字，把整个时代几百个人物一个一个写出来，真实地呈现当时从宫廷到底层的广阔社会面。这些作家并不总想着“炫技”，但他们体现了真正的文学。
文艺周刊：最近你的《大运河传》又重新出版。这本20多万字的作品一气呵成，洋洋洒洒，能谈谈你心中的大运河吗？
夏坚勇：我老家的北面有一条大河，地图上标记为老通扬河，民间则称之为官河。1999年，东方出版中心的编辑来江阴约稿，说想策划一些“大块头”的东西，例如长江、黄河、长城、大漠之类，组成一个系列。他们当时并没有说到大运河，但我却感到心头似乎被某种温热的东西轻轻撞击了一下，我告诉他们，我可以写大运河，因为我是在古运河边长大的，一谈到运河，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很温暖的情感。我至今认为《大运河传》是我写得最满意的一部作品，非常丰满。
夏坚勇 作家、剧作家，1950年生于江苏海安。1976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著有小说《吹皱一池春水》、系列文化散文《湮没的辉煌》、长篇散文《大运河传》、话剧《金粉残阳》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现居江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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