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师的门还很好敲的年代

那个大师的门还很好敲的年代 原创 大众摄影 2019-01-08 17:19:56

1977年我参加“文革” 以后的第一次高考，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成为1977级的大学生。1978年3月我正式入学。我以为我是赶上了一个特殊的好时代，1980年代的特殊背景使我不仅能在北大课堂上学习求知，而且能在课下求教于北大大师们的门下，还可以以北大校友的名义拜访我久已心仪的北大校友名人。这种访问如一盏盏明灯，给我的人生规划带来新的天地，对我的人生给予无穷的启示。

图文：邹士方

编辑：尤文虎 高心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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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季羡林在北大办公楼前 1981年

图片扫描自原始照片，为保原始样貌，未做修脏及调色处理。以下皆同。

1978年9月23日上午在北大图书馆召开了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恢复成立大会。我和中文系的陈建功被任命为文学社的副社长。朱光潜、王瑶、季羡林等名教授被聘为文学社的顾问。此后我以文学社的副社长的身份多次拜访当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和美学大师朱光潜教授，为他们拍照。他们知道我当时正在研习美学，也进行文学、摄影创作，十分支持并予指导。

季羡林先生布衣布服布帽，瘦瘦的，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好像不擅言辞。他给我总的印象像一个工人，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

我在1981年为了解朱光潜、宗白华先生的一些情况，专门访见过季先生，向他求教。记得当时我信步走到临近北大西门的办公楼，径直来到他的办公室门前，敲门进入。说明来意后，季老就娓娓道来，他说朱光潜先生对他影响很大，他在清华上学时曾听过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课，在他留学德国前曾向宗白华先生请教有关德国的一些情况。

访谈后，我为他在楼前石兽旁拍了照片，这是大师的典型瞬间：季先生布衣布服，朴素平易，神清骨峻，洒脱飘逸，静如处子，与古老精美的石兽相映成辉，一派大师风范。历史云烟缭绕，季老已定格在东方文化的高峰之上。

二

思――朱光潜在寓前 1980年9月

1980年初我向校学生会提议拍摄一些北大名教授的照片放到校园的橱窗里展示，以体现尊师重教的风尚，经研究同意，我与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孟晓苏同学具体施行。我给朱光潜、王力、吴组缃、侯仁之、李赋宁等教授拍了照片。《思――朱光潜在寓前》就是在这时拍摄的。

那天朱先生为了拍照，特意穿上他出席会议才穿的呢子制服，并手持了烟斗。在我们的安排下，他坐在树木花丛中的藤椅上。我们采用了侧逆光，我用海欧4B相机拍摄，孟晓苏打了一个反光板。拍了一张正面的，一张侧面的。冲洗出来，还是侧面的好。

朱先生对这幅照片非常满意，他让我放大多张寄给他安徽老家的亲友。他对这幅照片作出评语：“这一幅由于采用了逆光而突出了主体人物，给人一种雕塑感，人物神态安详，不显衰老。背景处理也好，那株树干给主体人物一种支持力，后面的树叶和花朵的虚幻亮点十分美妙。”

三

杨晦教授 1980年6月

1980年校学生会委托我编写一本《北大人才史话》，于是我访问了许德珩、任继愈、李泽厚、李瑛、刘绍棠等校友和北大原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并为他们拍照。

北京大学中文系杨晦教授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那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5月4日那天他直接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革命行动。解放后他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并兼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

我在北大读书时，杨晦先生因年过八旬，已不任中文系主任，基本在家指导研究生。他那时住在北大燕东园的两层小楼中，1980年6月去拜访他，为他在院子里拍了一张照片，他旁边有个女孩，大概是他的孙女或外孙女。老与小，相映成趣，笑得都那么开心。杨晦先生就像个老小孩。

杨先生整日在楼上的书房中，那房里地上桌上全是书，人完全被书包围起来，可以说杨先生是坐拥书城。由于常年的习惯，他每晚读书到后半夜，第二天上午才睡觉，吃午饭后接着又睡到四点多钟。我去访他是下午时光，他的房间中光线很暗，杨晦先生瘦劲飘逸，手执一把折扇，一边煽，一边自顾自地剥红澄澄的橘子。

我当时想,这个老先生真怪，一般客人来了，主人都要把食物让一让客人，或者停止动作，总不能自己一个人独吃吧？可是杨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几次我去见他，都是这样，从不讲什么客气，这也许正是他真性的自然流露，没有掩饰，毫不做作。

时光已过去三十多年，而一位白发老人在昏暗的光线中潇洒地剥着红澄澄的橘子的情形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

四

钱钟书侃侃而谈 1988年11月23日

1987年4月27日我第一次去拜访钱钟书先生是贸然而去的，事先没有打电话，也没有联系。因为听说他恃才傲世，杜门谢客，不接受任何采访，如果事先打招呼，十之八九要被拒之门外。

那是一个暮春的下午，当我忐忑不安地叩响南沙沟钱先生寓所的门铃时，一个高亮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来了！”随之门被打开，当我说明来意，老人不紧不慢地说：“今天不行，我这儿有外宾，明天下午吧。不要采访，咱们随便聊聊可以。”他的声音高昂，显得底气很足。没想到久已心仪的先生这么痛快地与我约定了时间，虽说不让采访，但总算有个长谈的机会了。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而至，这次开门的是钱老夫人杨绛先生，她皮肤很白，略显清瘦，表情平易，十分儒雅。也是浅浅的笑意浮在唇边，但说话的声音却较之钱先生要低八度了。她把我让到客厅就去招呼钱先生。

钱先生微笑着从内室走出，山南海北地同我聊起来。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是学什么的？听说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就询问起北大的老教授情况，如：冯友兰、吴组缃、季羡林等等，我一一作答。开始我还有点拘束，后来见他不拘形迹，谈笑风生，我也逐渐变得自然了。

那天他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和人生、社会。钱先生谈锋甚健，出语机智幽默，对晚生后辈循循善诱，使我受益匪浅。但钱先生一再叮嘱我，不要宣传他，不要写他，谈话内容不可向外传播。

在1988年11月23日钱先生与我又有过一次长谈，那也是一个下午在钱先生寓中。

那天我叩门后，出来的仍是杨绛先生，她对我的突然造访似有挡驾之意：“钱先生病了，正吃中药呢。”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不想钱先生循声出来，一看是我，就善解人意地打破尴尬：“不是那么回事，请进！”

宾主落座后，钱先生解释说：“我很长时间开会都不去，不见客，你今天来是‘瓮中捉鳖’。”他大笑。我也笑，在笑声中我刚才那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我拿出自己收藏的先生的著作《七缀集》，请他签名。他用墨笔在扉页上题写了：“士方同志览存 钱锺书”，并加盖了名章。他说：“台湾最近出我七种书，《七缀集》这是第一版，台湾版我本来加了一些内容，并改了许多错。但他们说错字可以改，加文不行了。还有一个错字我还记得，我来给你改。”说着，先生翻开书后注释部分，在一页上改了两个英文字母，说：“两个字母印错了，意思就错了。”他严谨的作风令我钦佩，他惊人的记忆力又令我惊异！

在先生谈话和钤章时我为他拍了6幅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十分可亲可近的长者。也许是先生久未见客，心中郁闷，欲一吐为快，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两个小时。

临走时，先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暖意盈人地说：“今天你来了，我很高兴，谢谢你！”又嘱我：“今天我们不过随便聊聊，不要同别人谈这些内容。”我连连承诺。先生一直把我送出大门外。为此我感动了好几天。

五

冯友兰在北大燕南园三松堂 1986年

哲学大师冯友兰是我们哲学系的教授，虽然已经不再授课，但顺理成章，我在1980年5月还是慕名拜访了他，与他聊天，为他拍照，有一张他爽朗大笑的，他非常满意。以后我每年都去拜望他一两次，聊天、拍照。1986年我在三松堂书斋拜望冯先生，他在我的册页上书句，我拍照。背景是他所书自撰联：“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心怀四化意寄三松”。他表情专注，大笔纵横，现场气氛十分凝重。于是有了这一幅《冯友兰在北大燕南园三松堂 》。1987年夏天我又为冯先生在家里拍了一张低调照片。在深色背景衬托下，白发白髯白衣的哲学大师一派仙风道骨，气定神闲。

六

宗白华 1981年春节

1980年11月我开始为撰写《宗白华评传》做准备工作，以后的7年一直频繁出入宗白华先生的居所，请教，聊天，也拍过许多照片，春夏秋冬各个季节的都有。但只有在冬天为他拍的照片比较成功，他满意，我也满意。

1981年春节我为宗老拍过一张他与案上朝夕相处的石雕佛头的照片，他微笑着，一头银发，宽敞安详，心凝神释；佛头低眉瞑目，秀美慈祥。

记得宗老曾对我讲过，这尊隋唐的佛头是抗战前从南京夫子庙古董店里偶然买到的，他十分喜爱。他曾对学生说：“我回家只要一看到它，就什么烦恼都消散了。”抗战时他仓促赴渝，行前别的东西顾不上，但没有忘记把佛头埋在院子里的小枣树下。在渝期间，谈话中常常提及，惘然若失，十分惦念。胜利回宁，他家中的一切荡然无存，只有佛头犹在，他感到由衷的喜悦，逢人便讲。为此他在南京文化界得了个“佛头宗”的雅号。这件事很可以说明他那美学家的出神入化的艺术情思。宗先生的小姨、著名女作家方令孺曾在她的一篇散文中专门提到此事。

我把我的这幅照片命名为 “佛头宗”。宗老也十分满意，欣然在照片上题字。

宗老喜欢照相，每次照完都让我给他看小样。看完小样，大都选择几张他满意的让我给他放大，放大照片他都预先付款。朱光潜先生则不是。照完不闻不问，我有时放大几张给他，他也从不付款。两位美学大师两种性格。

七

铁骨铮铮梁漱溟 1986年

1982年1月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全国政协学委会办公室工作，在此期间，结识了梁漱溟、溥杰。

儒学大师梁漱溟先生，他不苟言笑、做事认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组织全国政协直属委员学习组学习，每周一次，梁漱溟是这个组的成员之一。有一次学习他没有到，特意让人送来亲写的请假条。用钢笔竖写，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其实他让人打个电话也就行了。

一次在全国政协礼堂梁老同我谈美学大师宗白华，说他们相识，我说宗先生是我的老师。由此我与梁老的关系又进了一步。

梁老是一位重感情，很有人情味的人。1986年8月21日他将自己的著作《人心与人生》题款签名赠我，1988年1月又题款签名赠我他的《忆往谈旧录》。更使我感动的是他为我的著作《宗白华评传》题词：“宗白华评传 充实之谓美 邹士方著 一九八八年一月 梁漱溟”。那天我告辞向外走时，他细心地提醒我：“你的衣服还没穿好。”好让我感动。

我为梁老在他家中还拍过一些照片，有黑白，也有彩色的。彩色的一张是侧面，他左手放在藤椅扶手上，表情深邃。背景是书柜和墙上悬挂的《百寿图》。这一张黑白的，时间在1986年。他临窗而坐，背后是层层垂拂的吊兰。梁老双眉紧索，表情严肃，93岁高龄的梁老的倔强性格和“犹自带铜声”的风骨由此可见。

梁老那些可惊可叹的往事，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八

“皇弟”溥杰在寓中 1984年

溥杰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十分谦恭和随和，无论老幼尊卑他都一视同仁。同时他对一切都很淡泊，我想就是那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淡泊”。但这不是与生俱来或修养成的，这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享过帝王家的荣华富贵，又当过“战犯”，被关押多年，获得新生后，对一切都无所求。

溥杰先生很“健忘”。

1982年我的同事汪东林热心地为我向溥杰先生求一幅字，当我从老汪手里拿到这幅字后，又收到溥杰先生转来的赠我的另一幅字，我想这可能是他忘记已经给我写过了，不过这也看出他的认真之至。溥杰先生对于别人求他字，是有求必应。

但溥杰先生也有忘却不了的事情。

1988年我把我在香港出版的著作《春天的问候》送与他，他看到书前有一张冰心老人与我的合影，就认定照片上的老太太是他的日籍夫人嵯峨浩。那时浩夫人故去不久，生前他们夫妇感情很好，难怪他仍眷眷于旧情。我告诉他，这不是浩夫人，是冰心老人，可他说什么也不信。过了几天我又到他家，他拿出自己剪贴的一本个人照片资料给我看，居然把这张冰心的照片也剪贴在内，我真是有点哭笑不得，但我能说什么呢？我确实有点感动了！

溥杰先生客厅墙壁上总是悬挂着浩夫人和他们的爱女慧生的遗像（她已在日本自杀身死多年）。由此可以看出溥老的一片真情。

溥杰先生曾赠我浩夫人著作《流浪王妃》, 他在书的扉页上题写了：“惩毖前车”。他在赠我的溥仪著作《我的前半生》扉页上题写了：“惩毖半生留自传，沧桑一变纪新生”。

我为溥老在家里拍过一些照片，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表情，反映了他的多个侧面，很有意思。

九

李泽厚在寓中 1981年2月

1981年2月12日我应邀来到李泽厚先生家。他那时住在北京和平里的一处旧楼里。

那年他50岁，可算是“人到中年”，但在我国美学界中能戴上“美学家”桂冠的，他大概是年纪最轻的了。老一辈的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已是八十开外，蔡仪、王朝闻也是年过花甲。

这个架着一幅方框眼镜的湖南人，眼中闪着机敏的光，谈起话来时时扬起头开心大笑，那“一边倒”的头发就遮在他宽宽的前额上，披散开来，显得潇洒、自信，很有点诗人和艺术家的风度。

他风趣地眨着眼睛对我说：“不熟悉我的人，不论是国内的青年朋友，还是国外的学者们总认为我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他们给我来信十分尊敬，岂不知我不到50岁。”

那天我为泽厚夫妇拍了一张合影，十分成功。照片上泽厚的夫人站在他的身旁，秀美的双手分别放在他的双肩，表情有些矜持。而前面的泽厚则是爽朗地笑着。伉俪情深，溢于相外。背景处堆积很高的书籍和世界地图增添了文化氛围。我又为泽厚拍了几张单人像。这张背景墙上是夫人年轻时的小照，俊俏亮丽，一幅梅花挂历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人物的品格（而且标出了时间——2月）。泽厚靠墙而坐，优雅地双手相搭，左手持一册书，表情深邃而活泼，一付大才子的模样。墙上简陋的墙围子带着那个时代的特点。

泽厚很喜欢这两张照片，让我放大送给他。30多年风风雨雨，不知泽厚兄是否还存有它们？

十

茅盾在病中 1980年8月21日

1980年8月21日我到茅盾先生家中拜访他，并为他摄影。他住在北京东城交道口的一条小巷内，中央戏剧学院就在他家附近。他的住所是很大的四合院。敲门进去，他的儿媳出来接待。我自报了家门，她引我到北房。我终于见到这位文学大师。

房间里靠墙处都是高高的玻璃门书橱，书橱里装满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一个书橱上面还摆着笔筒和毛笔。

他那时在病中，身体不好，脸颊清瘦，面容憔悴，胡子老长。他坐在靠背椅上不停地咳嗽。但他还是伸出颤抖的手，紧紧地与我握手。他已经不能多说话，当我提出为他照相时，他先是不肯，我提起他给北大五四文学社复信的事，他突然来了兴趣，问起五四文学社的情况。这样经过交谈，距离拉近了，亲热了许多，答应让我拍照。于是有了这幅《茅盾在病中》。

临走时他在我的本子上写了：“谢谢你们，我的手抖不能多写。”

茅盾先生于1981年3月27日逝世，距拍摄这张照片也就7个月。

这幅另类“伟人”像《茅盾在病中》曾得到朱光潜老师的赞赏，他有评语曰：“这是一张新闻照片，拍于茅盾逝世前不久，很有史料价值。由于作者不是专业摄影师，所以被摄者未作任何修饰（胡须都没有刮），很随便，完全是书生本色。因此片子拍得自然 、真实，把文坛巨匠的病中之态，病中之情抓取得恰到好处，照片具有了艺术感染力（尽管在病中，但茅盾眉宇间仍显露出他那顽强的气概）。像茅盾解放后这样朴素真实的生活照我是头一次见到，以往见到的多是一些正襟危坐、衣冠整洁、魁梧高大的‘伟人’像。”

十一1986年3月6日，一代美学宗匠朱光潜老师逝世。

在朱光潜先生最后的日子里，他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惦记那部自己翻译的《新科学》出版；一个是想再去看看老友叶圣陶和沈从文。但这两个愿望在他生前未能实现，实为遗憾。

在朱光潜逝世后，《新科学》终于出版了，朱师母特寄我一册留念。这部四十万字的意大利美学家维柯的著作耗尽了朱先生晚年的心血。为了实现朱先生的另一个遗愿，我决定代他去看望一下叶老和沈老。

双目失明的叶圣陶在寓中 1987年冬

1987年冬天我来到叶圣陶先生的住处，看望了他。叶老那时双目几乎失明，只有极微弱的一点视力。我向他转达了朱先生生前对他的问候，叶老十分高兴，同时又有些激动。我利用室内自然光为他拍了一张照片并请他在我收藏的茅盾诞辰90周年纪念封上签字。

过去在许多公共场合见过叶老。1985年3月27日上午我曾随叶老的儿子叶至善先生去北京医院采访巴金看望叶老的情况，拍了几张照片。

巴金（左）在北京医院看望叶圣陶 1985年3月27日

当时91岁的叶老因病住在北京医院，那几天心情有些烦躁。他仰望窗外明媚的春光，忆起前两年春天在自家的庭院中与两位九旬老友章元善、俞平伯共赏海棠花的情景，3月25日写成《病中吟》一首：

廊外春阳守病房，今年又负满庭芳。

章俞二老冰心姊，仍歉虚邀看海棠。

他思念章、俞二友，思念冰心，思念许多文坛旧友。

3月27日上午巴金的到来，驱散了他心头的惆怅。

巴金紧紧地握着叶圣陶的手，激动地说：“我三年多没来北京了，我很想念你。”白发苍苍的叶圣陶手在颤抖，他说：“我也很想念你。”

当巴金问起叶老的身体状况时，叶老满有信心地说：“春天来了，我的病也好起来了。”

叶至善先生说，昨天现代文学馆开馆了，巴老他们都去了。巴金对叶老说：“那门口的牌子还是你题的呢。”他告诉叶老，他们从现代文学馆出来后，去看了冰心。叶老脸上浮现出微笑。

叶老叫叶至善将《叶圣陶散文乙集》取出送给巴金。巴金说，我每次来你都送我书，我家里有不少你送的书，将来捐献给现代文学馆。巴金安慰叶老：“这里很安静，你多住几天，不要急。”又说，你讲话很好。叶至善说，他平常讲话很少，今天讲得格外多。

临别时巴金对叶老说，我今天专门来看你。怕你讲话多了，我要走了，望你多保重，健康长寿。

叶老手拉着巴金的手，一直送他到走廊中，两人久久地握手惜别。巴金向前走去，又几次依依不舍地返回来向叶老道别。叶老目送巴金走到走廊拐角处。巴金回过身来，久久地挥动着手臂。

十二

离世前三个月的沈从文 1988年1月28日

自1985年3月28日我陪同巴金先生访见沈从文先生后，已经将近三年没有见到沈老了。这期间听说沈老因病几次住院，又听说他迁进了新居，享受到副部长级的待遇，我心底暗暗祝福他健康长寿！

沈老的新居我只去过一次，那是1986年冬天去看望他的夫人的妹妹——美籍华人作家、昆曲家张充和女士，那时沈老正在住院，当然无缘相见。

1988年初，听说沈老已经康复，我就萌生了访见他的念头。但又听说他杜门谢客，于是我就请沈老夫人的姐姐，著名昆曲家张允和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

1月28日上午10时，我来到沈老的新居——崇文门附近的高层公寓。

虽说近三年未见，沈老的夫人张兆和还记得我，他看到姐姐允和的介绍信，连连点头。

她把我让到客厅，沈老正坐在藤椅上，精神甚好。他还是三年前印象中的那一副谦和大度，平易慈爱的神情，只是显得瘦了许多。

我向兆和提出为沈老照几张像，兆和说：“我得跟他商量一下，他自从病了以后，不愿意照像，也很久没照了。”兆和同沈老商量，他先是不肯。兆和说：“你再同他商量商量！”沈老听完我的话说：“我这么丑，谢谢你，不照了吧！”“您既不丑也不老，特别精神。我给你照了，不发表，留作资料。”“那也是丑的资料。”在我的一再请求下，他终于应允了。

于是我十分迅速地为他拍了几张照片，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一边照，沈老对我说：“照侧面，侧面还好。”我会心地笑了。兆和对我说：“他还真对你不错，一般人他根本不让照。而且他今天精神特别好，眼睛也睁得挺大。往日他10点半就要睡觉了，今天他好像并不困。”

照片冲洗出来，我发现黑白的一幅背景上可以看出整齐排列着沈老的著作和他的藏书，特别是沈老的代表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清楚可见。典型的环境衬托出人物的身份，十分难得。一束阳光照射在深色背景上使得画面凝重中显出几分活泼。病中的大师并非东倒西歪，愁容满面（只有双手的姿态暗示着他的病情），而是稳坐如山，神情庄重，眼神中透露着独立、倔犟、孤傲。

沈老是1988年5月10日去世的，离拍这张照片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想来，他拍照时真是到了暮年。

十三

冰心为邹士方题词 1988年春

仁爱慈祥的冰心先生也是朱光潜先生的老朋友。

她家的客厅墙上长年悬挂着两位名人的字画，中间是艺术大师吴作人赠给他的一幅《熊猫》中堂，上面有题：“冰心先生正腕 一九七二作人图”。两边是梁启超书赠她的一副楷书对联，内容是：“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上款是：“冰心女士集定庵句索书”，下款是：“乙丑闰浴佛日梁启超”。

我在1984年7月27日第一次拜望冰心老时，为她在这副对联和吴作人的《熊猫》图前拍了一幅照片。当时她随意地在沙发上坐着，一头灰白的头发短短的，向后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溢出真诚的笑容。短袖的中式白衫、黑色宽松的裤子，十分合体。身体硬朗，清瘦爽洁，慈祥可亲。

老人给我题过四次词。三次题的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此语出自诸葛亮《诫子书》。据我所知，她给几个朋友都题过这个词。这大概是老人最喜欢的一句名言，反映了她淡泊宁静的本色。她还给我题过集句联（集李商隐诗和苏东坡词）：“夕阳无限好，高处不胜寒”。

前些时候，她跌倒在花池旁，摔伤右腿骨，由于身体原因，不能下楼活动，也无法在室内自由走动（要依靠助步器才能走动）。她不止一次地自叹：“我成了废人了。”但她并没有停止手中的笔，写出一篇又一篇有份量的醒世文章，如《我请求》《万般皆下品》《空巢》《介绍三篇小说和三篇散文》等，她为人才流失而焦虑，为争取改善中小学教师待遇四处呼吁，她对社会上的特权现象深恶痛绝。她的文章表现出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她给我的题词恰恰反映了她晚年的心境。她为无法下楼而苦恼。对于一个热爱生活、童心未泯的老人，没有什么比阳光、清风、新鲜空气更重要的了。高处不胜寒，不仅在身而且在心。她对自己居高不下的声名和地位视之为“寒”，大概也是词中暗含之意吧。

在她给我题词时，我拍过几张照片，此为其中一张，时间在1988年，是在给我题 “夕阳无限好，高处不胜寒”的时候。

十四

骆宾基 1987年5月

解放以后，有两位老作家爆了“冷门”，不是在文学创作领域中，而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领域中一鸣惊人。一位是沈从文先生，他终止了文学创作，写出了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另一位就是骆宾基先生。

骆宾基是著名的东北作家，生于1917年，原名张璞君，吉林珲春人。著有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幼年》，专著《金文新考》及《骆宾基短篇小说选》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文学创作受到限制，自身也受到审查的情况下，他开始作札记，准备转业，以解除精神上的痛苦。他写道：“既然要生存下来，未来这只笔还要为人民做点什么吧！而古代典籍与金文，正是我的躲避政治风暴的一个僻静的港口……却不想我从这港口驾着思想生命的小舟驶进去，却发现了天高地阔的一个人迹未到的天地，我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在殷周金文的幕布下，遮盖了一、二千年之久的古文字创作之始的五帝金文与唐虞金文，中国古代史——有文字记载的古代史——据此前推千年以上，它们都是属于公元前2300年到500年之间的象形文字。”

对于他的改行，许多朋友感到“很吃惊”并“同时觉得可惜”，如聂绀弩、姚雪垠、秦似等都对他作过恳切的“谈话”，尤其是杂文家秦似对他说：“我真不理解你为什么丢掉了文学创作去研究古金文的考证，仿佛你有那么一个漂亮的忠于你的妻子，你却丢掉了她，却追求一个还远无把握且不知是丑美的一个女人一样，我真不理解，你怎么丢掉了文学创作，多可惜！”

但文坛巨匠茅盾以及冯雪峰同志热情支持着他的“冷门”。他们为他看稿，推荐发表。最终这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50万字的《金文新考》终于问世，茅盾为此书题签。

1987年我在我主持的报纸副刊上编发了骆宾基先生关于《金文考证》的长篇通信，使我有机会结识他。5月7日我来到他的寓所，他赠我以他的著作《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那天我为他拍了几张照片，在此发表颇有特色的一张，背景墙上是托尔斯泰像，这是骆先生推崇的前辈大师。骆老给我的印象是严谨、坚韧、朴实，此照反应了他的个性和作风。

1988年我又在报上编发了骆老的《再说“龙觚”》一文，以后又通过几封信，也去他寓中拜望过两次。

我保存有骆宾基的书信原件7封，另有复印件一封。骆先生的字龙飞凤舞，张力十足，铺天盖地爬满了格子，还上下左右地越出边界，像一个大人爬在婴儿的床上，不容他人以插足之地，个性色彩十分突出。

十五

李可染（右）与邹士方之女在李寓 1984年

1983年10月《李可染中国画展》在日本展览。1984年春节我去给李可染先生拜年，他将这个展览的画册托我分别送与他的老友、我的老师——美学大师朱光潜和宗白华先生。他在画册扉页上用毛笔书写了“光潜（白华）先生赐阅教正 甲子春节李可染”，并加盖了三个印：“李”“可染”“师牛堂”。他说,画册没有余书可以赠你，我给你写几个字吧。他立即为我书写一张条幅 ：“金铁烟云”，边写边向我讲解“金铁烟云”的意思和出处。“金铁烟云”四个大字写完后，他又在左边写了一行小字：“论家赞李邕法书语书赠士方同志正之 可染”。他告诉我，这幅书法的价值要比画集高多了，嘱我好好保存。我真是受宠若惊！

后来朱先生托我把他的文集回赠给李老。李老说，他十分尊敬朱老和宗老,他们的学问博大精深，使他受益很多。

1984年在李老家里，我为李老和小女抓拍了一张很有趣的照片。小女拿着李老给的一个苹果，不苟言笑，严肃得像个小大人。而旁边的李老天真地望着小女笑着，倒像个孩子。由这种角色的错位带来的喜剧效果，倒是耐人回味。

十六

笑口常开的费孝通 1980年代

我与费孝通先生相识在1983年6月，那是民盟中央在外交学院举办多学科学术讲座，请朱光潜先生主讲美学，朱先生一定让我做他的助手，助其准备讲稿。讲稿由朱先生口述，由我录音整理。但在6月9日朱先生讲课当天，他突然身体不适，住进医院，只好由我播放录音，代读讲稿并解答学员问题。那天费孝通、钱伟长两位先生主持讲座，给我许多鼓励。两人还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写了：“1983年6月9日参予民盟组织的多科学术讲座，初次相逢，以共同努力完成这次任务相勉。 士方同志留念 费孝通 钱伟长”。

费老当时同我谈过一些话，主要是有关学术问题和人生问题，使我受益匪浅，回味无穷。费老脸上总是浮现着仁厚、亲切的笑容，使你有如坐春风之感。

以后的七八年间，我与费老在各种场合见面，长长短短交谈过几次。尽管他后来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每次见到我仍是那么亲切，像老朋友见面，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处处显露出朴素平易的学者本色。

费老爱好广泛，兴趣很多。年轻时爱打球，随年龄增长，对围棋、棋牌兴趣渐浓，尤其在围棋上颇见功力。每逢电视里有围棋节目，他都“不见不散”。但他很少下棋，一是没有时间，二是对手难觅。他觉得只有同水平相当的对手下棋才过瘾。听音乐会也是他的一大爱好，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一定要听。

他晚年不抽烟，不喝酒，心宽体胖，笑口常开，很少生病，气喘病也很少发作。有人说他像“弥勒佛”，他风趣地说：“弥勒佛好啊！大肚能容，心胸开阔。”

十七

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因为种种机缘，我与中国当时的300多位文化名人有过交往。其中有过亲密接触的也有100多人，这亲密接触的产物之一就是拍摄了他们的人像。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百废待兴；那也是一个崇尚理想主义的年代，充满希望。文化名人们从“地下”走到“地上”，从“幕后”走到“台前”。他们身上背负着过去的阴影，心中还镌刻着痛苦的烙印。有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大多数则面向未来，意气风发，焕发出空前的创造力。

而我则以一个后生小子的身份做时代忠实的记录员，记下了这些文化名人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其中有不少是与文化名人们私人聚会的记录，这就使这些照片具有相当的私密性。文化名人们的坦白和直率跃然纸上。我不知道我记述下的这些是否能折射出一个大变革时代的本质特征，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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