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副实，假圣人真骗子——“南海圣人”康有为

名不副实，假圣人真骗子——“南海圣人”康有为  醉卧听雨便是风 2019-03-07 21:10:01
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刚刚诞生了一个小男婴，这个小男婴就是今天文章的主人公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是一个“大放异彩”的人物。在我们熟知的教科书上，他是公车上书的发起人，是地主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深得光绪皇帝的倚重和信任，俨然是一位清末进步人物的形象。就连康有为自己也曾大言不惭，自称“南海圣人”。然而，胡适先生说得好，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你曾经仔细研读了近代的许多史料之后，会惊讶地发现——这位自吹自擂的“南海圣人”，其实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大忽悠”。

康有为故居雕像

• “流产”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可以说是康有为最大的政治资源，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公车上书到底是什么样子。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更是迫在眉睫。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于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联名请愿，发动“公车上书”。这样看来似乎公车上书没得说，但是这种说法，大部分其实是来自康有为的自述。事实上，康有为只不过是组织了一场在松筠庵的集会，收集了1300名士子的签名。因为所谓的“公车上书”压根就没有被呈到御前，也就是光绪皇帝压根就没有看到过这所谓的“公车上书。”
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其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18省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也就是说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其实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但是我们亲爱的康有为先生却在之后的流亡岁月里，一直鼓吹自己就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在康有为看来自己领导士子们在万言书上签了字，那就是自己领导了公车上书无疑，至于这个书到底上没上，怎么上的，最后结果怎么样，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 “大忽悠”遇上“小青年”
  

康有为还是有一番雄心壮志的，他觉得自己有雄才大略可以改变清帝国积贫积弱的现状。那具体要怎么改呢?维新变法啊。高中进士的他开始不断的给光绪皇帝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不断鼓吹维新变法，光绪皇帝毕竟是个小年轻，架不住康有为这种“老狐狸”忽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六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
而这唯一一次的面圣，也成了后来康有为招摇撞骗的资本，著名的康有为（右）、梁启超（左）与光绪皇帝合影，后被证明是修改底片PS而成的


据康有为自己的说法，光绪皇帝足足和自己聊了九刻钟，也就是两个多小时，非常信任倚重自己。然而事实却远非康有为本人所言。
同是光绪年间进士的张元济在那一天也被光绪皇帝召见，臣子们在一起等候皇帝召见，张元济恰恰排在康有为的后面，据张元济的回忆：“二十八日(即1898年6月16日)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到西苑门外，坐在朝房里等候。当日在朝房的有五人：荣禄，二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康有为和我，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召见时，二位新知府先依次进去。出来后，太监唤康有为进去。大约一刻钟光景，康先生出来我第四个进去……当时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对……。”
也就是说实际的面圣时间是康有为所说的九分之一，这还不算。关键的是康有为是广东人士，说的一口纯正的粤语，而光绪皇帝则是在北京城里长大的满族人，讲得一口北京话，这俩人交流都成了问题，更别说交流足足俩个小时之久。

• “我的”衣带诏
  

在光绪皇帝以为自身危机时，曾有绝密的诏书，交康有为带出，与变法的重要人物杨锐、谭嗣同等人商量对策。据姜鸣先生考证，绝无此事。所谓“衣带诏”是有的，但是是在会见杨锐时写给杨锐的，上面有“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等语，那个“尔”就是指杨锐。

杨锐照片

后来康有为自己说，是他受此“衣带诏”。他以为诏书上提到的人都已死去，死无对证。但是想不到的是，杨锐被杀后，他的儿子杨庆昶趁扶柩回四川时，缝到四川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老家，后来又拿出来。皇帝的手书，是铁证，伪造不了。于是，“衣带诏”之事乃大白于天下。但是此时的康有为却逃到海外，以“衣带诏”等事欺世而盗名，以盗名而敛财，敛了很多财。
康有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来到北欧国家瑞典，被这里的风情吸引，他买下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沙丘巴登（意为盐湖浴场）地区的一座小岛，并在岛上建起中国式园林，取名“北海草堂”，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才离开。一百多年过去了，“北海草堂”在波罗的海寒风的侵蚀下，早已湮没难寻，但北欧的华人为了纪念康有为，习惯把该岛称为“康有为岛”。 而买岛的钱就是康有为以“衣带诏”为由头，诓骗南洋华侨的钱。

康有为岛

• 晚年“趣”事
  

康有为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大家都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
民国七年（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
康有为泛湖闲游，忽见一位妙龄女郎在浣纱，疑是西施再世。经打听此女叫张光，年仅18岁，尚未婚配。康赶紧托人提亲，张家见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坚决要求和媒人尽力撮合之下，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民国八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
民国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1927年3月29日），康有为去一位广东同乡家中作客。回家饮了一杯柠檬红茶，腹痛如绞，请了两位医生诊断，一位日本医生断为食物中毒。20小时后，于民国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1927年3月31日）清晨5时逝世。

• 我的看法
  

如果说康有为这样的人可以自称“南海圣人，”那真的是有辱圣人之名，孔孟的棺材板怕是压不住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康有为死后曾送挽联：“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而这联是借用“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而不死是为贼。”特意将妖孽与贼隐去，真是对康有为莫大的讽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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