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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记录下的千古冤案 天涯的武侠梦 2019-07-12 20:54:38
伍子胥
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楚平王要杀伍奢,又担心他两个儿子回来报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说,父亲召我,若求生不往,为天下耻笑。弟弟伍员说,俱死无益,不如奔他国,借力雪耻。伍奢与伍尚俱被杀,伍员四处逃亡。
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他胸中始终回荡一股愤懑之气。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相比,吴国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国,《战国策》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伍子胥来到吴国,掀开了吴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一个弱国,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兴。
吴王阖庐,重用伍子胥,国家日趋富强。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楚国是七国中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吴楚交兵,吴兵攻入楚国国都,几乎灭了楚国,这是楚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吴国向南制服了越国,向北伐齐,大败齐兵,威震天下。
吴国攻破楚国国都,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完全不顾君臣父子之伦理,毅然逃亡,历尽艰险,最终掘墓鞭尸,报仇雪耻。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吴国的辉煌,仅是昙花一现。阖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重用奸臣,疏远伍子胥。其时越王句践正在卧薪尝胆,一心灭吴,吴国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祸,数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偏信奸臣的谗言,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
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卧薪尝胆的句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死时“掩其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为他立祠于太湖边的一个山上,命此山为胥山。一个人的到来可以兴国,一个人之死可以亡国,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直言贾祸,真话说不得,犯颜极谏,龙颜就要大怒,要杀头。几千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人为什么不追求荣华富贵而要自寻死路?中国的历史上,偶尔也会生出一个伍子胥一样的人,说话行事总是爱惹麻烦,大家都不喜欢。这种不管不顾的人,总是难得长命。惟其如此,这样的人越来越少。
兔死狗烹
天下第一智者当数范蠡。人皆以为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诸葛之智与范蠡之智相比,略见逊色。一篇“出师表”千年传颂。诸葛丞相的忠信与睿智,世代相传。但诸葛一生也有几处败笔。一是痛失荆州,接着又有“火烧连营”,打了两个大败仗,死了关羽和刘备,难道丞相一点责任也没有?二是兵出岐山,耗费多少人力和财货,一无所获,岂是智者所为?最主要的是诸葛亮不能像曹操那样,在自己身边聚集大量人才,这是蜀国很快败亡的主要原因。“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终于没能成功。
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弱小的越国要想打败强大的吴国,没有这种非凡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是不行的。但仅有这样的精神还不够,还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句践与范蠡、文种,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业。勿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成功的不知几多。范蠡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他的成功,更高人之处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说的一段话。
越国灭了吴国,范蠡随即离开了越国,并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执迷不悟的文种不肯离开越国。越王赐文种一剑,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他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种只好自杀。
商鞅变法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变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数商鞅变法。戊戍变法是失败了,使我们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国强兵的历史机遇。究其失败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势力过于强大。在这个保守的国度,要变更祖宗之法,谈何容易。但商鞅却成功了。商鞅成功,因为不仅有超人的胆略,还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开始,他就作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悬赏五金,募一人将一根木头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民怪之,莫敢徙。”于是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兑付了赏金。民怪之是因为政府缺乏公信力。商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确立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于是推行新政。在各种政令中有一条颇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说不准吃大锅饭。
新法很难执行,因为大家都反对。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岁头上动土,商鞅之胆略可见。“明日,秦人皆趋令。”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难题是执行难。法令如果不能执行,就是一张废纸。“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今天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商鞅,改革或许会顺利得多。正因为有了这个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变法最终取得成功。
商鞅变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雍州位于陕西西部,所处环境,十分偏僻、闭塞。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诸侯卑秦。变法之后,秦一跃成为西部之强国,诸侯惧之,称为虎狼之国。到后来,秦始皇扫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若论统一大业,商鞅变法应是第一功,因为他为秦国以后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后来的结局十分悲惨,秦孝公死后,他四处逃亡,走投无路,终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车裂之刑。历来的改革者,少有好结果。战国时的吴起,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不得好下场。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花样翻新,所以不断地有新东西发明出来。我们中国人尊崇老的,喜欢旧的,凡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都是极为珍贵的,若有标新立异,一律视作异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是东西方观念的差异。再者,千年大树盘根错节,既得利益者各据要津,要把他们挪动挪动,无异于要他们的命。改革者与既得利益者最终是鱼死网破。
韩信之死
汉代韩信之死,最令人同情。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对阵,常吃败仗,刘邦可说是常败将军。高祖二年,刘邦率五十馀万人伐楚,至彭城。项羽率三万精兵击汉军,大破之,汉兵死者十馀万人。刘邦带着数十人仓皇逃遁,一路上几次要将女儿推下车。这一仗,刘邦的父亲和皇后也被项羽捉去。高祖三年,刘邦被项羽包围在荥阳,弹尽粮绝,将军纪信假扮高祖模样诈降,刘邦率数十骑狼狈而逃。
刘邦收兵守成皋,又被项羽包围,复遁,逃入韩信军中,收韩信之军。高祖四年,刘邦在广武被项羽伏弩射中胸部,假意摸着脚说,射中我脚趾头了。逢羽必败,断定刘邦患有严重的恐羽症,多亏有韩信在。汉军出陈仓,就是用韩信之计。以后井陉之战,充分显示了韩信的谋略和军事指挥天才。收赵定齐,韩信立了大功。杀死龙且,斩断项羽臂膀。刘邦几次大败,末了从韩信那里收精兵,方能再战。
高祖五年,楚汉决战垓下。开始韩信、彭越不到,刘邦大败,深堑而守之。后来用了张良的妙计,愿与韩信、彭越共天下,把两人哄了来。垓下之战,据《史记》记载“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整个战役全由韩信指挥。垓下之战实乃韩信之战。呼风唤雨,波澜壮阔,四面楚歌,英姿飒爽的韩将军与拔山盖世的楚霸王在垓下谱写了一篇壮丽凄绝的英雄史诗。
刚刚葬了项羽,刘邦就驰入齐王壁夺其军,突如其来夺了韩信的兵权。好一个共天下,原是如此。司马迁在写韩信传的时候,用了很大一段文字描写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楚、汉相争三年,在京、索之间相持不下,兵疲民困,刘邦与项羽双方都无力息天下之祸。唯有韩信接连打胜仗,兵强马壮,且据强齐,从燕、赵,正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这一段文字十分精彩,恰似诸葛亮《隆中对》的最早版本。这一段文字以后又被司马光引用。何以司马迁要用大段文字记这件事?猜太史公对韩信暗存同情之心。蒯通又引了兔死狗烹,文种被害的故事告诫韩信,但韩信深信刘邦,执迷不悟。结果韩信没有逃脱兔死狗烹的结局。
都说韩信是死于吕后和萧何之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此十分怀疑。猜忌-削权-杀头,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韩信功高,有奇谋,善用兵,刘邦岂能容他。韩信之后,彭越、琼布也为刘邦所害。聪明的张良,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祸。辟谷原是聪明人用自残的方式以达避祸之目的的方法,后人不知就里,引张良的例子学而习之,自残其身,实在是谬以千里。可以说,韩信被杀是必然的。
谋杀韩信,刘邦不在现场,但他可以用嘱言或锦囊的方式,把这件事做的巧妙一些。在许多罪案中,主谋不亲自出面是常有的事。说韩信谋反,不但奇怪也不合逻辑。作齐王时,实力强大,蒯通一劝再劝,坚决不反;当了楚王,仍有一定实力,也不反;只待一个兵都没有的时候才反。无兵造反,自取灭亡,韩信莫非有病?况且,韩信与陈豨的对话,应是两个人之间的密谋,泄漏出去,定有杀身之祸。却纪录于史书之中,而且绘声绘色。那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
如果要编一本中国的《帝王术》,一定要有一章,如何用谎言锻炼冤狱。经见过多少冤假错案,离奇的造假手法令人叹为观止。中国的这种技巧,乃是一种国术,不断流传,发扬光大,至臻完美。临死,韩信才觉悟,“吾悔不用蒯通之计。”
这个天才的军事家,原来是个呆子。
忧愤悲歌
北宋朝廷著名的抗战派领袖李纲,死时年仅五十七岁,有人说是活活气死的。一生坎坷,就像绑在井绳上的水桶,一忽儿上一忽儿下,上上下下何其多也。政和二年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言事忤权贵,被迁为起居郎。生性刚直,容易得罪人,初入仕途就遭当头一棒。
宣和元年,上书力陈国事,朝廷恶其言,被贬到南剑州沙县当一个监税小官。脾气不改,又得罪人,再给一棒。宣和七年,被任命太常少卿。金兵南下,宋徽宗胆怯。李纲刺臂血上书,请徽宗禅位太子。如此大胆,实在少见。
钦宗即位。靖康元年,金兵过黄河,局势危机,徽宗南逃,钦宗也想跟着跑。满朝文武,个个畏敌如虎。太宰白时中等主张弃城而去。李纲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主张坚守抗战,并且临危请命: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报!钦宗为其感动,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李纲甫上任,下令主张弃城逃跑者一律处死。李纲厉兵秣马,调配军队,修整军械。金兵攻城不下,只好退兵。这就是著名的李纲守东京的故事。
李纲运筹帷幄,准备大举反击。有姚平仲急于邀功,受了小挫,宰相李邦彦乘机中伤李纲,钦宗罢了李纲的官。消息传开,京城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呼声动地,为李纲请命。钦宗无奈,命李纲复为尚书右丞,重负守城之责。不久,以专主战议、丧师费时之罪,贬为亳州明道宫提举。
高宗即位。任李纲为宰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锐意革新,改革弊政、充实国库、整顿军备,准备北伐。其坚决抗战的主张,遭到黄潜善、王伯彦等投降派的反对,被视为眼中钉。在相位仅七十五天即被免职,放逐鄂州。十几年来,李纲就是这样上上下下,屡遭贬谪。
三个皇帝,徽宗、钦宗、高宗,一个比一个昏庸。每个皇帝身边都有一大堆汉奸、投降派,蔡京、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勋、李邦彦、蔡懋、唐恪、耿南仲、张邦昌、汪伯彦、黄潜善等,把持朝政,迫害忠良。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绍兴十年,李纲在悲愤与忧郁中病逝。为什么,忠与奸的斗争,如此艰难,且常以忠良枉死为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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