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弄弯了汉人的脊骨—

是谁弄弯了汉人的脊骨——从历代朝仪演变看君臣关系变化及其影响 原创 享受书法 2019-08-03 01:48:40
古代君臣关系变化，在历代朝仪上有标志性的反映。君一直在坐着，而且坐得越来越高，距离臣越来越远；臣则由坐而立而跪，在君心中的地位越来越低。透过朝仪中君臣姿势和空间变迁的表象，可窥见君臣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一、叔孙通为汉高祖刘邦制定新朝仪
在刘邦接过秦始皇的接力棒统一天下之前，先秦时代及秦国，都有自己风格的朝仪。而刘邦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通过起义从草根当上皇帝的人，对前朝的朝仪既不熟悉也不适应，尤其对朝仪的意义和作用存在严重认识上的缺陷，只是感到太繁琐。所以，刚当上皇帝的他，面对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只制定了几条简单的朝堂规矩。结果出了乱子：在庆功宴上，诸侯和群臣喝酒作乐，互相争功，喝醉了就大喊大叫，甚至拔剑击柱，乱得不可开交。刘邦见了开始不高兴了。儒生叔孙通深谙帝意，毛遂自荐，愿召集鲁儒和自己的弟子，共同制定一套新朝仪，以改变目前的混乱局面。高祖说：那好吧，只是不要太麻烦就行。


新朝仪经过制定、演练和高祖的检阅、认可，首次在长乐宫落成， 各诸侯王及群臣朝拜皇帝参加岁首大典时实行。整个过程，不可一世的武将们个个表情肃穆、毕恭毕敬，往日乱哄哄的朝堂变得尊卑有序，汉高祖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得意忘形的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开心之余，升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通过制定规矩，强化了上朝的仪式感和出庄严肃穆的氛围，强化了尊卑和等级，不但让刘邦找到了当皇帝的感觉，也让后世的帝王们有了效法的榜样。
二、朝仪的变迁
朝仪是个复杂的礼仪系统，最核心部分的演变，康有为在他的《拟免跪拜诏》中，有精炼的总结：“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宋乃立，惟元乃跪，后世从之。”分述之：
1、宋朝之前，君臣都是坐而论道。由于没有坐具，君臣在朝堂上先是互相跪坐，君居中。自唐始，椅凳（胡床）发明后，大臣见君，皇帝垂足坐在凳子上，大臣跪坐地上。
2、宋代君坐臣立奏答——我可以坐着，你们得站着
宋朝之前君臣坐而论道的朝仪持续了一千余年后，终于被宋太祖赵匡胤改变。武将出身的赵匡胤，临大事颇有举重若轻的本事，通常不按常理出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轻而易举做了皇帝；喝了场酒，便把大臣们的兵权给收了。要改变千年君臣坐而论道的朝仪，对于这位赵皇帝来说，也不是个事。宋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里记载：赵匡胤即位的那天，宰相范质等还是照例坐着的。赵匡胤看到大臣们也坐着，心里就不舒服，就想了一个歪招。他说:“我眼睛昏花，你们可各自拿了文书就近给我看。”范质等纷纷站了起来进呈文书，完了回去想落座，发现宋太祖已暗中命令侍者撤去了他们的座位。自此，君臣共坐商议国事的朝仪成为了历史，从此开启了有宋一代君坐臣站的“君尊臣卑”朝仪模式。 大臣们一站就是三百多年。虽然站得有点累，甚至有点腰疼，但尊严还在。

宋代朝堂上站得笔直得大臣

3、元明清三代君坐臣跪奏答——我高高的坐着，你们必须跪着说话、听宣
伴随着成吉思汗、忽必烈的铁骑，蒙古族建立的元朝， 把蒙古族君臣之间的主奴关系带进了大元朝的朝堂。元人《牧庵集》记载：“方奏，太史臣皆列跪。” 汉人的脊椎骨，终于被强权弄弯，高贵的头颅也深深低下。
大明沿袭元制。在大臣们跪了近百年之后，朱元璋打败元帝国建立大明。而强化“君尊臣卑”思想的元朝朝仪，朱元璋不但照单全收，而且推而广之。据《大明会典》，洪武三年（1370）定奏事仪节，“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凡司属官品级亚于上司官者，禀事则跪。凡近侍官员难拘品级，行跪拜礼。”规定下级向上司禀事，也必须下跪，这样一级跪一级，使跪的范围和人数呈几何级增加。
清代臣对君的跪拜礼比明朝更过之，《清会典》：“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朝仪亦如之。”除了跪奏、跪听，还要口称“奴才”，还要叩响头，磕头“须声彻御前，乃为至敬”。据说清宫“殿砖下行行覆瓿，履其上，有空谷传声之概”，只要叩对地方，声音便特别洪亮，所以大臣叩见皇帝之前，必须重赂内监，指示向来碰头之处，则声蓬蓬然若击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则头肿亦不响也”。


三、朝仪对君臣地位、君臣关系的影响
臣子的地位，随着朝仪的变迁，大臣从与君坐而论道，到站着报告，到跪着奏答，君主的地位越来越尊贵，也越来越走向专制和独裁；在帝王的眼里，臣子的地位越来越低下，而大臣们的心离皇帝也越来越远。君臣在朝堂上空间位置和姿势的变化，是“君尊臣卑”人格不平等的形象表现。因君臣人格分离、地位的逐渐拉大，君臣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朝堂上的集思广益逐渐过渡到宋后的一言堂。
1、夏商周时期的君臣血缘关系
夏商周的贵族制时代，君臣多为家族成员，君臣关系有血缘关系背景，好比家族公司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国事以商量着来为主，并无“尊君卑臣”观念。
2、春秋战国至宋，君臣之间多为师友关系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以传统血缘凝聚的小共同体社会瓦解，人员流动加速，陌生人之间互相选择成为君臣。好比一个公司要做大做强，必须引进人才。大臣们是皇帝请来帮自己治理国家的，所以地位极高，君王对大臣以尊重、倚重为基调。汉代皇帝见了丞相都要客气的行礼；晋唐时期，君主对臣大多情况下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呼其“字”以示平等和尊重。东晋时期的司马睿登基时甚至要拉着丞相王导与他同坐龙床。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君主与士大夫之间关系类似主宾、师友。如宋神宗尊王安石为“师臣”，南宋度宗亦尊贾似道为“师臣”。顾炎武《日知录》中赞赏这种关系：“其时堂陛之间未甚阔绝，君臣而有朋友之义，后世所不能及矣。”
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大臣。皇帝以诚相待，做臣子的也会为国尽力舍命。在君臣之间师友关系的大背景下，君敬我一尺，臣敬君一丈。大臣们中尽管有擅奉迎的，有随大流的，但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己任的，仍占主流。把尽心辅佐皇帝视为大臣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以“武死战，文死谏”作为毕生的光荣。
01、武建功，文献策。秦之李斯，为嬴政提了很多好建议，为秦始皇的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劝说秦王嬴政灭诸侯、成帝业，并献计献策；上《谏逐客书》集天下人才为秦所用；秦一统天下后，建议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并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他的建议基本上都得到采纳，在当时发挥作用，对后世影响巨大。
西汉之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被采纳。虽然儒家思想在后朝的地位时有波动，但一直是历代的主流意识，其影响可谓深远。
文武兼备，为皇家大业鞠躬集萃，死而后已的，当首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陕西祁山五丈原诸葛庙有一副对联：一对二表三分鼎 ；六出七纵八阵图。隆中对和前后出师表，是为刘备出主意；六出祁山，七擒孟获，是为蜀汉打江山。诸葛亮之与刘备，在桃园三结义时是好兄弟，刘备称帝后是忠臣良将，刘备将死，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诸葛亮“两表酬三顾 ，一对足千秋”，最后死在北伐的战场五丈原上。


02、深度参与，积极进谏。以唐朝为例，诸如立太子、立皇后等大事，一般都要征求大臣意见。武则天当了皇帝，在立嗣问题上，在亲子李显和侄子武三思之间拿不定主意，就征求狄仁杰的意见。狄仁杰告诉武则天，自古以来，祠堂上只有儿子供奉母亲，鲜少听说有外甥供奉姑姑的。只此一句，便决定了李唐天下的未来。


唐朝的大臣比较牛，连皇帝的私生活也不放过。武则天作了皇帝，有了薛怀义等男宠，对此，宰相苏良嗣早已看不惯。一次在朝堂上苏良嗣见薛怀义对自己无礼，当众甩了薛一耳光，薛怀义去找武则天告状，没想到武则天说你该打，自己替他做不了主，让他认了。因为自己也非常惧怕他，让薛怀义以后看见苏良嗣躲远点。
打男宠还算小事，狄仁杰直接劝女皇远离男色，这问题就很严重。结果怎么样？七十多岁的武则天辩解说，我这是采阳补阴，效果很好，你来看我又长出了新牙齿。既如此，武则天最终还是撤销了“控鹤监”，但是，女皇并没有整改到位，依旧把张氏兄弟留在身边。狄仁杰就再三劝女皇，落实工作不要表面化、形式化，要从根本上撤销。武则天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学生，表现非常乖，不仅向狄仁杰承认了错误，承诺自己不会再增加男宠了，一定会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 。
魏征无疑是唐朝第一进谏手，后朝鲜有超过他的。史载，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十七年中，谏诤多达二百余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魏征一条一条的进谏还嫌不过瘾，还要长篇大论写了个《谏太宗十思疏》。魏征比唐代宗大20多岁，既是臣下，也是老师，又是监察官。唐太宗一方面受益于魏征，所以在魏征死后，李世民有感而发：“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另一方面，也没少受魏征的气，挺窝火的，所以，在魏征死后，和魏征的亲家也不作了（悔婚），把魏征的墓碑也亲手推倒了，着实发泄了一下。后来还是把墓碑扶正了，明显是和死后的魏征斗气。


当皇帝自己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怕谏官们揪住小辫子，这种颇有民主意味的朝堂风气，在宋朝达到了高峰；文官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也在宋朝达到顶峰。
唐有魏征，宋有包拯。包拯的一生，最出彩就是做谏官，怼天怼地怼皇帝。说急了，甚至对着宋仁宗发连珠炮，喷得皇帝满脸口水。搞得仁宗同志很尴尬，像挨训的小学生。只有回到后宫拿张贵妃出气：都是你，非要替你伯父跑官要官，你不知道包拯把朕看得很紧吗？又一次，一群和尚在皇宫中参加道场法事后，仁宗皇帝赏赐每个僧人紫罗一匹，并特意交待：“来日出东华门，将紫罗放在怀中，别让人瞧见，否则包拯等台谏官又要喷朕一脸唾沫星子了。”
与唐朝相比，宋代直言敢谏的不只包拯，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苏东坡等人怼起皇帝均不逊色，史称“天下是非付之台谏”。唐宋两朝，华夏能够傲视天下、引领世界，与良好君臣关系下皇帝民主、大臣尽力不无关系。
03、托孤。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对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国家之事，我就放心了。”皇帝托孤，是对大臣最大的肯定和信任。
3、元明清三代，君臣之间为主奴关系
元明清三代，大臣的地位和处境与宋前不可同日而语。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对于汉臣汉人低看一等。元朝的“四等人制”，依次把国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多西域人，部分契丹人）、汉人和南人（多为原宋朝的汉族）四个等级，天生的先低人一等。
宋朝优待士大夫，前所未有；明朝羞辱士大夫，同样前所未有。嘉靖三年（1524），因为大礼议之争，134名谏言的大臣被集体廷杖，血溅玉阶，肉飞金殿，16人当场被打死。与宋代的直言大臣群体相比，明朝的海瑞是孤独的；与包拯敢拉着皇帝的龙袍争辩相比，海瑞是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到了清朝，清廷高喊着满汉一家，实际上还是隔着一层皮。在清朝皇帝眼里，只有“奴才”才是最可信的，而能称为“奴才”的，只有满臣和汉将才又资格。汉臣则是比“奴才”低一级的打工仔而已。
清初以来，儒生的独立人格可谓消失殆尽，很多人不是成为嬉皮笑脸的弄臣，就是低三下四的庸臣，哪个还敢直言进谏？哪个还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颇有几分才华的和珅，成为皇帝身边的哈巴狗；满腹经纶的纪晓岚，除了编编书，也只能以陪皇帝说笑，逗皇帝高兴为主业。宋代之前大臣们我要说话、我愿说话、我有话要说、我必须说话的主动而生动的局面不见了；元明清的皇帝们大多都陶醉在大臣的阿谀逢迎里不能自拔。


元明清三代的士大夫们整整跪了六百多年。读书人一次次下跪，丢掉的是气节，养成的是奴性，儒家倡导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在一次次的下跪中，大打折扣。一个人跪得久了，会跪得习惯，跪得心安理得，跪得殷勤欢快，跪出士风的退化。
纪晓岚的得意门生汪德钺，在《上大宗伯纪晓岚师书》中，对跪之影响有难得的认识：“夫拜跪，细事耳，而所关甚巨。自古宗社之巩固，由士大夫之有气节；气节之能植，由士大夫之识廉耻。“
官员们跪得越多，不但气节尽失，而且一旦扭过身来，面对下属，面对平民就越气盛，他要在上级面前受的委屈，在下级和平民那里找补回来。由此传导带来的影响，使奴化工作迅速向下普及。
下跪对于民族的影响，鲁迅先生有深刻的反思：“一个跪了太久的民族，连站起来都有恐高症。一说钱权，立刻放大瞳孔；一说男女性事，马上就兴奋；说到民生、正义、人性、良知，个个哑巴，不关我事，不感兴趣。一个个精到骨头的个体组成了一盘散沙的族群，其实所有的屈辱和灾难都是自酿的苦果……”
伟大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长期跪拜的历史。一百多年来，大家以同志相称，重回坐而论道。这是历史巨大的、跨越式的进步。但是，身子站起来了，心不能还跪着；封建遗毒很深，真正身心俱立，尚需时日。
（本文所谈是个大题目，本人学力才力有限，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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