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七重境界，惊艳千古的绝世才情有时候真的很羡慕古人。没有发达的现代科技干扰心灵的宁静，交通不便反而平添许多诗意。“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这意境如今也只能在诗里寻觅了。
现代人想风雅越来越难了。打开电视有肥皂剧，上网声色光影无处不在。周国平说得好，人们但凡有了实际的消遣，就不会坐下来读书。膨胀的物欲诱惑着我们，再也无法享受生命中最原始的快乐。
相比之下，古人则显得从容不迫又宁静淡泊。“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那是怎样令人向往的写意！窗外是青山绿水，四季有梅菊兰竹，可以泛舟夜宿，可以偃仰放歌。星夜有渔歌相伴，黄昏与飞鸟同归。
常说“诗言志，词传情”，盛唐诗人有多少挥之不尽的豁达，宋代词人就有多少诉之不竭的愁怨。“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欲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是久病不能赴会之愁；“酒意诗情谁与共，泪溶残粉花钿重”是寂寞闺愁；“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是相思之愁；“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是壮志未筹；“一川烟柳，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是闲愁；“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触目皆愁。
宋词细腻、凝练、含蓄蕴藉。词人寥寥数字就能道出我们无法言传的情思，反复品味只觉满口余香。读宋词需要一个极其平和的心境，最好带点伤感的情绪，方能体味那穿越千年仍不褪色的淡淡忧伤。这忧伤绝非某些现代文人酒足饭饱后的无病呻吟，而是经过反复锤炼的赤金。
唐人有时会通过诗委婉地表达他的意图，例如孟浩然那两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就是想找人引荐他做官。但词好像就没这个功能了。词是用来谴怀的，是私人化的。不必说明什么，所以不用冠冕堂皇，茶余饭后信手拈来，就像我们写博客一样。不同的是词牌的约束让词简约而言之有物。
唐诗读来爽快，宋词叫人惊艳。有些句子只能用绝妙来形容。陈克的《临江仙》中的两句每次读来都感佩不已，“疏髯混如雪，哀涕欲生冰”“别愁深夜雨，孤影小窗灯”，形象到呼之欲出。
苏轼的豁达，稼轩的豪迈，李清照的婉约……各占其美。宋人的豁达总有几分无奈在里面，无论“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版尽清欢”，还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都有些消极意味，纵然把酒言欢，仍旧心有所恨。最喜欢的还是晁冲之的《临江仙》：
忆昔西池池上饮，年年多少欢娱，别来不寄一行书。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安稳锦屏今夜梦，月明好渡江湖。相思休问定何如。情知春去后，管得落花无？
宋词的境界之一：日月同辉
词体文学根源于佛道文化，全盛于以儒释道文化为境界底蕴的宋词。宋代理学的内涵与智慧，使宋代的词体艺术大放光芒，如同经天的太阳，在经历了孕育、初始、成型并走向成熟的高峰，开创了宋代文学的壮观与辉煌，使宋词与唐诗并绽，成为中国古代文明长空的两道经天光耀的壮丽彩虹。
宋朝文化的太阳，如同宋代的南北政体一样，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绽放形式，表现出一种无极生太极、太极分两仪之形式，阴阳共成，日月同辉。道儒合流的儒学，与佛家学说共存；儒家的理学与心学并蒂；璀灿绚丽的宋词与散文同辉。
辉煌的宋词，表现在风格上，有婉约与豪放的交响；表现在内容上，是俗艳与雅正双存；表现在作者性别上，有男女词人共名；表现在宋词的内涵上，有入世与出世并举……在北宋的词坛，宋词呈现出一种内涵与艺术的双高峰，是以东坡居士苏轼为代表豪放派清真居士周邦彦为代表的婉约“集大成者”的典雅境界；在南宋词坛，宋词同样呈现出了双峰并峙的辉煌景象，是以婉约与豪放分镳并驰又合而为一的大儒词人辛弃疾为首的辛派词人，和以思想意蕴与艺术境界高雅脱俗的白石道人
宋词的境界之二： 艺术的拯救
宋初，青楼歌坊繁盛，因此俗惑艳媚之词极度泛滥。朝庭的士大夫们，极尽享乐，观妙龄女子“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于浅斟细酌之际，听娇声曼唱、艳曲小调，充满对声色的追求，享乐本能的满足，呈现出一种群体人格堕落的淫腐之风（或许，这也正是宋朝后来被野蛮民族灭掉的一种征兆）。
这时宋词的内容，主要是以表现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为主，其主流倾向正是当年被孔子屏弃为淫靡的“郑声”一流。这种曲词，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而没有更深层的意蕴供回味，与风雅背道而驰。
人们一面享受、沉湎于声色快乐，同时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进行着自我掩饰与辩解。兴发情动，形诸歌咏，贪图享受之欲望人所难免。
为了将这种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又似有兴寄，有无限言外托喻之想，将字面、句子、声韵加以锻炼，具有典雅之风貌，这样便接近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标准。
这样，对宋词创作“去俗复雅”的艺术拯救，便成为词人们一种努力和追求。创作上“去俗复雅”，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个人努力到形成流派，已经成为宋代词坛的一种必然趋势。
千载以降，儒家“雅正”的审美观念，一直成为历代文人创作的中正标准。这种标准，主张文学应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表现上应含而不露、委婉得体，称之为“温柔敦厚”。
孔颖达《礼记正义》疏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它的内涵。一是指作品的道德功用，要表现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谓之“尽善”；二是指文学的表现，必须含蓄委婉、中和得体，谓之“尽美”；使之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社会效用。
这种“温柔敦厚、尽善尽美”的儒家传统审美意识，早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审美需求。王灼《碧鸡漫志》曰：“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张炎《词源》中指出：“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陆辅之《词旨》言：“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凡观词须先识古今体制雅俗。”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标举“八体”，首推“典雅”，“器成彩定，难可翻移”，要求为文，应该从“雅制”正途入手，以免堕入“淫俗”之魔道，曰：“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初唐陈子昂倡导诗风革新，著《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曰：“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清代刘熙载《艺概》说：“词尚风流雅正。”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入门之始，先辨雅俗。”王国维《人间词话》亦言：“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二十四诗品》比喻“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雪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人曰可读。”
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去俗复雅”之努力，在宋初，便成为词人们的一种迫切而强烈的不懈追求。这种“去俗复雅”的“雅化”进程，正是宋词在内容上不断净化的一个过程，在艺术上不断地升华、完美的一个过程。
从“无复正声”俚俗粗鄙的民间词——花间尊前的宴乐艳科文学，逐渐地演变成充满文人风雅情趣精致的阳春白雪，词的创作逐渐地摆脱了鄙俗的语言和风貌。自北宋之初小令词家的闲雅舒徐，至北宋末大晟词人的精工典丽，再到南宋雅词作家群的蔚为大观，这一过程，被称之为“去俗复雅”的“雅化”进程。
入宋以后，整个社会纵欲享乐、不思进取之风大炽，荡子思妇变成了狎客妓女，狂嫖豪赌取代了春闺秋怨。一批浪荡的文人，整日流连于歌坊青楼，给歌妓们写一些境界低下词，俚俗艳情泛滥。闺门淫亵、羁旅狎妓之词风靡天下，是以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之说，柳永成为这一时期词人的代表。也有一批杰出的词人，他们承继南唐词风，创作闲雅的小令，努力地将词“去俗复雅”，以改变、提高词的境界和品味。
宋初晏殊、欧阳修等人，创作了一些宋词小令，高远疏俊，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节奏平缓舒徐，语言雅致文丽，显示出一种高雅的文人气质，使宋词趋向于典雅净洁。
宋词“雅化”的进程，正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词人们努力地使词跨越“言志”与“言情”的界限。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诗为词”（陈师道），最终成为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熙载《艺概》也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苏轼“以诗入词”，把词家的“缘情”与诗人的“言志”有机地结合，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入词中，从而提高了词的境界与品格。胡寅《酒边词序》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蕙风词话》称赞曰：“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 刘熙载著《艺概》感概曰：“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东坡的复古，正是使词之诗化，突出“志之所之”，使宋词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史书评价说，词至东坡，其体始尊。
北宋后期，词人贺铸以比兴入词，使词具有了喻托之意，词的品质进一步得到了提升。他咏荷花之词，“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芳心苦》），借以抒写自己不慕容华、洁身自好、清苦自任、独持节操的品格，使词显出了高雅的气质。
大晟词人周邦彦，可以说是一位婉约的集大成词家，他在北宋词“雅化”的进程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大晟词人将前人诗句融化入词以求博雅，用以来改变词的面貌和气质。他把前贤的雅丽篇章、高雅情趣尽融入词中，使宋词自然脱落掉来自民间的“俚俗之气”，成为一种“雅词”。沈义父《乐府指迷》谈清真词特点时说：“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推敲文法结构以求精雅，追求韵外之旨以示风雅，大晟词人对传统的艳情题材加以改造，追求表达的含蓄化、深沉化，还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用以触动墨客骚人江湖流落、仕途不遇的愁苦之情，使宋词若有寄托、别具象外之意、韵外之旨之韵味。咏物词，是大晟词人追求韵外之旨的代表性作品，《大酺》咏春雨、《兰陵王》咏柳，王灼曾经将它们比作温柔敦厚的《离骚》。大晟词人还注重音韵声律以示醇雅，后来被称之为“格律派”。
北宋词至大晟词人，完成了宋词的“雅化”进程，为南宋风雅词的创作，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豪放旷达的词风，集豪放与婉约之大成，以雄奇开阔的境界，把宋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思想与艺术的双重开拓和完美结合，成为词史上的一位划时代的词人作家。
辛弃疾以赋的笔法入词，通过多种艺术技巧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词的表现力。他还对词的语言，进行了创新和丰富，呈现出高度的语言艺术。他努力强化词的品格风骨，为词注入了一种阳刚之气，又同时保留了传统温婉曼妙的审美特质，创造出了独具风韵的刚柔并济的新词风，使宋词的艺术风格，呈现出一种瑰丽多姿。如果说苏轼是以诗为词，那么辛弃疾便是以文为词，扩大了宋词的表现方法。辛弃疾还努力地提高语言的表现能力，大量地运用表现力强的口语、俚语入词，变朴为美，呈现出了一种新鲜活泼，化腐朽为神奇。
白石道人姜夔，是在南宋与辛弃疾双峰并峙的另一位词坛的领袖。作为一位清雅的高士，他将词的艺术进一步深化，使传统词体的思想意蕴与艺术表现进一步增强，在豪放词风独盛的南宋，另树一帜，为传统宋词开拓出了一种新的词境，在婉约、豪放之外，别立一宗，开创了一种新的词派――格律词派（亦称骚雅派或风雅派），在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姜夔有着孤芳自赏的雅士风度，和飘然不群的清高个性。他的词，情调低沉伤感，艺术表现含蓄委婉，其爱情词表现出与传统题材迥然不同的风貌，他用独特的冷色调，来处理炽热的柔情，将恋情雅化，词便显得既深情绵邈，又意境高远。他的咏物词，常将自我人生失意的感慨，与咏物融为一体，使词既形神兼备，空灵蕴藉，又寄托遥深，意蕴丰富。
白石之词，用笔灵动，含蓄蕴藉，清空骚雅，余韵悠长。词人情怀孤洁，常以凄清素洁之物象，营造出一种幽韵冷香的意境。词中多冷月、寒碧、幽香、烟云等诸清冷意象，于空灵之幽韵中，寄寓一种身世之感与怀人之情。
姜夔继承了周邦彦词的炼字琢句为文态度，又将诗法移入词中，使词的语言呈现出一种雅化与刚化趋向。他既用江西诗派的瘦硬之笔，去拯救大晟词人一派的软媚，同时又用晚唐诗的绵邈风神，去拯救豪放词派粗犷的流弊，使宋词的语言变得峭拔凝练，清刚醇雅，并常将词之语言变熟为生，化俗为雅，转实为虚，有传神入微之功。
白石道人精通音律，注重词法，依调填词或自创新调，均格律严密，音节谐婉，其“自制曲”多为因词谱曲，声情并茂，词的音乐美和词人的情感律动，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和谐。
宋词的境界之三： 变奏交响曲
与唐诗鼎足而立的宋词，呈现出一种太极分两仪之势，以一种交响变奏的复线形式，实现了一种交相辉映的辉煌。柔美的婉约派和阳刚的豪放派，以两种不同的各自独特的品格，宛若金玉两种妙声绝响，此起彼伏，交相辉映，奏出了宋代文学美轮美奂的旷世绝音。
宋词形成的第一个高峰，是婉约瑰丽的高峰。这个高峰，它即不是以柳咏为代表的浪荡文人创立的，也不是由晏殊、欧阳修等宋初小令派典雅文人派创立的，而是由南唐后主李煜，以无与伦比的身世与才能而创立的一种文人抒情词。
李煜虽是南唐后主，但他是跨五代与北宋之人。在南唐，他是皇帝；而到了北宋，则变为了阶下囚。特殊的人生境遇与文学创作高妙的才能，使他在被囚其间，“俯仰身世，所怀万端”，写下了他一系列词的代表作（《虞美人》、《相见欢》、《浪涛沙令》、《子夜歌》等）。由于他的词摆脱了低俗的艳情，用以抒发时世危难、艰辛之困苦，倾诉濒临绝境的郁闷之苦痛，使词体于是由卑变尊。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她下《词论》中说道：“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曾经权极位尊的李煜，在经历了破国亡家、惨痛之极的变故之后，以其纯真任纵的心灵，深刻地沉湎体悟于人世的无常与悲慨，于是其词作一洗宫体呻吟之词风，以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北宋之初词坛的空谷足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曾经写过“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词句，因而得罪了当朝皇帝的柳永，继承了李煜词独特的自我人生内心体验的表达方式，在词中用力描写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倾泄在仕途挣扎沉浮中的种种苦闷（羁旅行役词），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心灵情感世界。在词的艺术上，他创体、创意、创法，大力地创作慢词，扩大了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内容涵量，从而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规范。他将赋法移植于词，以此增强了词的表现力。由于他一生都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有“凡有井水饮处，必有柳词”之说，因而他的词大都俗艳软媚，境界低下，遭到了后代诸多词人强烈的斥责。
大晟词人周邦彦，是北宋柔美之婉约的集大成者。他的词，极重音律和法度，按谱填词，审音用字非常严格，分平仄并四声平、上、去、入，使语言字音与曲调旋律的节奏变化完全吻合。他作词下字运意皆有法度，章法结构、句法炼字均精心结撰，从而化俗为雅。他将前人的诗句融化入词，不仅贴切自然，而且显得博学精巧。
李清照可谓是南渡词人婉约派的代表。她的词，独具一家风貌，被后人称为“易安体”。李清照出身于名宦之家，幼时便过目不忘、出语惊人。她一生博览群书，有天才的艺术表现能力，经常用最平常、普通的语言和传神的细节，以俗为雅，化腐朽为神奇，准确地表现出人的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具有“清水出芙蓉”般的天然纯净之美。她善于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既有典雅的文人趣味，又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她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南渡后的晚年，殚精竭虑，编撰了《金石录》一书。有人形容李清照是“ 大河百代，众浪齐奔，淘尽万古英雄汉；词苑千载，群芳竞秀，盛开一只（枝）女儿花。”她因文词绝妙，鬼斧神工，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词人，被尊为婉约立正宗和婉约宗主，当行本色的典范。
与婉约派的柔美妙音合成宏乐交响另一支旋律，是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金石高音的豪放派。
苏轼以雅正的唐诗入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境界，从而提高了宋词的艺术品位，把宋词堂堂正正地引入了文学殿堂，使词从“艳科”“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朱敦儒在南渡之前，身为一名太平之世的布衣高士，性情清高狂放，词也以超脱尘世、笑傲王侯为主；南渡之后，朱敦儒词的境界遂变，词风沉郁苍凉，忧国伤世，为一代悲凉之音。他的词作也一扫北宋末年绮靡雕琢之习，承东坡豪放派词风，继而自成一家风格，抒情言志，旷达超逸，被称为“朱希真体”。他晚年退隐后，词亦发生了一些变化，多写隐逸生活情趣，风格清旷闲淡。
张元干与朱敦儒为同时代词人，词风妩媚秀雅。南渡之后，他一改婉约的词风，作品变得雄放悲凉，遒劲慷慨，词中洋溢着一股抑塞磊落之气。
张孝祥与苏轼同为佛家居士，是从东坡到稼轩承上启下的一位豪放派词人。他的词，多感怀时事，豪壮慷慨，直抒胸臆，淋漓酣畅。其中的抒发个人逸怀浩气之作，潇洒出尘，超旷飘逸，吟咏人生情怀，最能体现词人坦荡、阔大的胸襟，为佛家居士境界的展现。
岳飞的词风，属典型的豪放一派。虽然传世的词作甚少，但他仰天长啸、豪气干云、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却是脍炙人口、千古留传，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位置。
辛弃疾无疑是宋词豪放派旋律的最强音。他的词，真正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高妙境界，迸发出了一个时代、整个民族的悲愤，在整个词史上，树立起了一座辉煌的丰碑。他承继了苏轼豪旷的词风，并且把它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词之风格既悲慨雄放、沉郁苍凉，又兼容闲适平淡的清新之调与妩媚缠绵的婉约作品，寓庄于谐，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和丰富性，遂成为南宋最伟大的词人，整个词史上一位划时代词人作家。他境界雄奇开阔，形象鲜明飞动，具有一种力度美和崇高美，把词的容量和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独创一种辉耀词坛的“稼轩体”，确立了豪放一派，把豪放词的创作推向了艺术的巅峰，完成了宋词词体和词风的大解放、大变革，在两宋词史，别开生面，对整个南宋词坛、对千年后世的文学史，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娇媚、柔美的婉约之旋律，与豪放、高亢的洪钟大吕之音，把宋词汇合成一种变奏的气势磅礴的宏大交响。
宋词的境界之四： 俗世梵音
词产生于宴乐。用佛曲道乐，演唱一些佛经或道经，形成了词最初的正宗之源。当填词者以佛、道之境界，来观照宇宙万物的时候，便表现出一种禅境心韵。这种具有“善”与“美”神性内涵的圣洁意蕴，几乎弥漫在浩瀚的全部宋词菁华之中。
王安石为佛教居士，中年始倾心向佛，晚年后舍宅为寺。在他的很多词篇中，都弥漫着这种禅境心韵。
以《桂枝香》（金陵怀古）为例：“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古今人事变幻之概叹，正是包含着一种佛音禅境在内。再看《渔家傲》与《菩萨蛮》：渔家傲：“灯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乱。闻说洊亭新水漫。骑款段。穿云入坞寻游伴。却拂僧床褰素幔。千岩万壑春风暖。一弄松声悲急管。吹梦断。西看窗日犹嫌短。”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单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桥。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仲殊、惠洪、祖可等，都是有名的词僧。
仲殊僧，曾住苏州承天寺、杭州吴山宝月寺，存词近五十首，有《宝月集》传世。苏轼曾为仲殊僧好友，常与往来，《东坡志林》言：“此僧胸中无一毫发事，故与之游。”仲殊常以词之静穆而深入地观照世界，如《诉衷情·宝月山作》：“清波门外拥轻衣，杨花相送飞。西湖又还春晚，水树乱莺啼。闲院宇，小帘帏，晚初归。钟声已过，篆香才点，月到门时。”《诉衷情》：“涌金门外小瀛洲，寒食更风流。红船满湖歌吹，花外有高楼。 晴日暖，淡烟浮，恣嬉游。三千粉黛，十二阑干，一片云头。”这种澄爽空灵的禅境心韵，使人有身临其境般的亲切感受。再如《踏莎行》：“浓润侵衣，暗香飘砌。雨中花色添憔悴。凤鞋湿透立多时，不言不语恹恹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鳞鸿寄。想伊只诉薄情人，官中谁管闲公事。” 明陈霆《渚山堂词话》说：“僧仲殊好作艳词”，其实冷眼静观，其中暗藏着一种戏谑机锋之意。
再看惠洪的《浪淘沙》（二首），给人一种超脱之感：
《浪淘沙》（一）：“城里久偷闲，尘浣云衫。此身已是再眠蚕。隔岸有山归去好，万壑千岩。霜晓更凭阑，减尽晴岚。微云生处是茅庵。试问此生谁作伴，弥勒同龛。”
《浪淘沙》（二）：“山径晚樵还，深壑孱颜。孙山背后泊船看。手把遗编披白帔，剩却清闲。篱落竹丛寒，渔业凋残。水痕无底照秋宽。好在夕阳凝睇处，数笔秋山。”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宋代的词作者中，寺僧就有20人。
除庙堂之寺僧外，还有许多的词人，也都是佛教居士，如苏轼与张孝祥。另外，还有一些道人和隐士。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背后，我们明显能够看到唐诗《西塞山怀古》的影子。苏东坡与刘禹锡，恰好皆为佛教居士。两人同样于宦海沉浮中，面对历史世事之流逝，生发出同样的悲悯与概叹。
宋词宏亮的“梵唱”之音，从一百余年的北宋，一直摇曳到风雨飘摇的南宋，成为宋词的宏大交响中一种清雅的旋律。众僧与佛家居士，以禅韵之境界，发出高亢嘹亮的宏音，震撼着的千年词史。
宋词的境界之五：心灵的吟咏
曾经有人问，唐诗与宋词的区别在哪里？
张炎在《词源》中曾经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清代学人李东琪也说过：“诗庄词媚，其体原别”；田同之对诗词有更加贴切的论述：“诗贵庄而词不嫌佻，诗贵厚而词不嫌薄，诗贵含蓄而词不嫌流露，之三者不可不知。”魏塘曹学士《西圃词说》中有个贴切的比喻：“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壮士也。”以上看来，诗与词除了格式的不同外，古人“诗言志词言情”之说，是有道理的。情真意切之言情，几乎贯穿着整个宋词的始终，并且影响到了后来的元曲。
北宋之初，由南唐后主变成阶下之囚的李煜，已是国破家亡，整日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心中的苦痛，几乎是难以言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被囚禁的日月，极度痛苦的心灵，使得他仿佛成为了一个人间深重苦难的承受者，他所作之词的格调，也变得哀婉凄楚：“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叹，“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俯仰身世，所怀万端”，李煜遭受恸创的心灵，吟咏之中充满了酸楚和愁苦。他的词，遂成为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宋词心灵的吟咏，几乎离不开一个愁字。“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永，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李煜独特自我人生内心体验”的继承者，他因“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因而得罪了当朝皇帝，仕途渺茫，自此“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他的一生皆滚在情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其内心苦处，终日“寒禅凄切，对长亭晚”，“暮霭沉沉楚天阔”。柳永可谓是词人中的情种，他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与晏殊的“咋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可谓异曲同工。
宋词之真，在于艺术地展示真实的心灵，情真意切，才能真正地感人动人。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落花风雨更伤春”，与欧阳修的“泪眼问落花不语”，可以说是同样心境的抒发之吟咏；李之仪的心灵之思，却让人感到一种词境与众不同的远大：“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同为心灵的咏唱，苏轼却给人一种沉重和震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词的真实，是情感的真实、心灵的真实。陆游动人心魄的情爱，虽已千年之遥，却依旧是那样的令人心动：“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动人的吟咏，多为心灵的苦痛、哀伤、思念、愁绪的抒发。
作为宋词心灵缠绵吟咏的代表，当属“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跨两宋词人李清照——一位才情卓绝、哀婉动人的女词人，一个独守空闺的女人：“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种相思，不为李清照独有，却惟有李清照才表达得这样准确细腻、情真意切：“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思君令人老，“薄雾浓云愁永昼”，李清照的思念使得她“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韶华已逝，容颜消褪，正是“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内心的凄苦伤感，使她变得“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这种情感的率真表达，正是她情到难处、深处，萦绕心头的悲苦真性的流露。
李清照善于以委婉曲折的笔调，表现心中复杂微妙的情感变化，准确地表达出一种女性特有的深婉细腻的心理状态，和心中稍纵即逝、难以言传的真切感受。她的词多愁善感、缠绵凄婉，沉郁悲凉，真实地展现出情感历程和内心的世界，具有丰厚的情感内涵，向来被视为“婉约正宗”，李清照是中国的古代文学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女性词人。
李清照心灵的吟咏，可谓千古绝唱。
宋词的境界之六：人生咏叹
在宋代的词人中，以写人的感觉、感受和生命的感悟艺术境界，成就了一代词人大家，成就了众多流芳百世的宋词名篇。抒写人的感觉、感受和感悟，艺术化地咏叹人生，也正是宋词艺术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宋词中，以艺术感觉传达人生的体验，李清照无疑当属典范。在词中，她常以感觉来表达内心，其“昨夜雨疏风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露浓花瘦”，“人比黄花瘦”等名句，都是以感觉来展现心态的。词中准确、强烈的艺术感觉，使她的词成为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艺术经典。欧阳修也是写感觉的高手，他著名的词句“独立小桥风满袖”，写的便是一种艺术感觉。他还常用感觉来摹写景色，“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空水澄鲜”，“绿水逶迤”等，都极为精妙。潘阆也用感觉去写过观钱塘大潮的景象：“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用艺术的感觉写词，使词具有了一种品之不绝的韵味：“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春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这种以感觉使句子艺术化的范例，在宋词中比比皆是。周邦彦也常用感觉写词，他《满庭芳》中的著名词句“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写的即是感觉。南宋的白石道人姜夔，也喜欢用艺术感觉写词中之景，留下了著名的词句“数峰清苦”（《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准南浩月冷千山”（《踏莎行》）等。宏大的视境，使他在宋词中别树一帜。别有韵味的艺术感觉，使瑰丽华美的宋词，闪烁出一种神韵艺术的光芒。
以词来表达心中难以言传的人生感受，无过于北宋初期被囚禁的南唐后主李煜。在“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日子里，他身陷囹圄，愁深如海：“故国梦重回，觉来双泪垂”，“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往事已成空，还在一梦中”，“离恨恰如春风，更行更远还生”，其处境已经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词中的这种艺术感受，要比感觉来得沉重。
秦观的《江城子》，也是用艺术感受来抒写人生的忧愁：“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晏殊的《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表达的是一种婉约的人生感受；蒋杰一首《虞美人》，一咏三叹，表达的也是感受，为人生三个阶段不同的感受：“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容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老年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凭，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辛弃疾词《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所传达的人生感受，与蒋杰《虞美人》人生的一咏三叹，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如果说蒋捷的《虞美人》写的是人生感受，而他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剪梅》（舟过吴江），已经是一种人生的感悟了。感悟是人生境界的真正体现，张炎《清平乐》中“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也有一种感悟的味道。这种感悟，要比蒋杰之感悟来得沉重。辛弃疾对人生的感悟，则已经跨越了时空，“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展现出一种境界的深远和宏大。作为佛家居士，苏轼的《西江月》，写的也是人生之悟，颇似有一种佛理在内：“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张升的《离亭燕》，几乎是整首词都弥漫在一种人生的感悟里：“远处客帆高挂，楼外酒旗低迓。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愁怅依危阑，红日无言西下。” 高挂的客帆，楼外酒旗，渔憔闲史，尽入西沉无言的红日之中。
以生命的感觉、感受和感悟吟咏人生，是宋词艺术的一大境界。
宋词的境界之七：志向高洁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的一首《满江红》，写的是志，铿锵凌云的字里行间，让人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沛然浩气，凝聚成一种坚贞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词言情，诗言志，故曰：诗庄词媚。言志之词，可谓是词中极高的境界了。
文天祥的《正气歌》，可谓脍炙人口，千古传颂：“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磋余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馅，求之不可得。阴房冥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展示了一位大儒的气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确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他的另一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亦着实令人感慨：“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陆游也曾在《长歌行》中，留下了“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国仇未报人已老，匣中宝剑夜有声……”的慷慨诗句。作为一位坚贞的高洁之士，陆游的《咏梅》，最令人心叹：“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他常以梅花自比：“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
陆游是位隐士。他的隐逸，是志士之隐，这从他的《鹧鸪天》（二首）中隐约能够感受到：《鹧鸪天》（一）：“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鹧鸪天》（二）：“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歌缥缈，木虏呕哑，酒如清露鮓如花。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此是家。”他曾在《鹊桥仙》中，以渔夫自比，此正是他自己隐逸情怀之写照：“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
古往今来，高洁的境界，一直成为仁人志士不懈的追求。二千多年前，远古的屈原大夫，站在滚滚流逝着的汩罗江边，仰头高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挂官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曾经漫步在南山之下，吟诵着他的《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愁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可见，中华精血一脉相承。南宋的词人张孝祥，在被罢职还家的途中，写下了他著名的令人荡气回肠的《过洞庭》：“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银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疏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他的《西江月》，也可以说是一种彻悟人生旷达心怀的展示：“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连天，飞起沙鸥一片。”
朱敦儒，可谓是北宋的一位隐儒高士，他清高狂放，常以词言志，笑傲王侯。他的词作亦超脱尘世，其名词《鹧鸪天》（我是清都山水郎），可以说是他前半生自我心魂的写照：“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南渡之后，朱敦儒词风骤变，多悲凉之音，格调亦沉郁苍茫。晚年，他又重新回归到隐逸的生活，词风也变得清旷闲淡，被称为“朱希真体”。他的词《好事近？渔父词》（六首）、《樵歌》（《太平樵唱》）等，展现的正是他这一时期的心境：“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吕渭老也是一位高人隐士，他的词作《卜算子·渡口看潮生》，可见其心境志向：“渡口看潮生，水满蒹葭浦。长记扁舟载月明，深入红云去。荷尽覆平池，忘了归来路。谁信南楼百尺高，不见如莲步。”
苏轼的名词《水调歌头》，可谓千古绝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多么美好的愿望！也只有东坡居士，才能寓善于词，艺术地展现出这种超尘脱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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