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电影向来是不讨好的类型。对于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要在忠实于历史的同时保证已经对其事迹谙熟于心的观众还有强烈的兴趣,对于导演的能力和编剧选取的角度是巨大的考验——何况是描写莫扎特这样的世界级天才。欣慰的是,拍摄与1984年的《莫扎特传》算是成功的范例。
敌人眼中的天才
《莫扎特传》成功的最大要诀便是选取了一个恰当的角度。它一反其他传记电影总是以传记主人为第一人称的惯例,而是选取了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敌人”的眼睛。影片采用倒叙手法,由安东尼奥·萨列里(Antonio Salieri)讲述。他是一位宫廷乐师、莫扎特的天才使他既羡慕又震惊,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决定除掉莫扎特。音乐在全片中具有叙述和点出主题的作用,将莫扎特的音乐和他的生平事件串连在一起,刻划了莫扎特与萨列里在音乐上的冲突。
这样的布局塑造了两位作曲家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位,是纯洁、善良、桀骜不驯的莫扎特——他被誉为上帝的宠儿。一位是阴险、伪善、对莫扎特满怀嫉妒的宫庭音乐家萨列里——一个与上帝为敌的人。由此,天才对抗着平庸,友情对抗着陷害,真挚对抗着虚伪,甚至于在安东尼奥·萨列里心目中,恐怕也进行着钦佩赞赏与嫉妒相轻之间的战争,他在最后的忏悔中也说“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两个人”。
那么,这种对抗的胜利者是谁呢?正如同影片最后安东尼奥·萨列里所说:“我死后不会有人再弹奏我的音乐了,但是莫扎特死了,他的音乐却永垂不朽”。在疯人院里,他不停地忏悔着:“我杀死了莫扎特!”而他又不停地叫喊:“我宽恕你们!庸才!”没错,他杀死了莫扎特,虽然只拥有短短的35年生命,莫扎特依然是最高产的作曲家之一,有这样的一种伟大,抹杀肉身,也无法遮盖。你不得不说,莫扎特也许确实是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上帝之宠”。
不是宠儿的悲哀
莫扎特的全名是约翰尼斯·克利索斯托穆斯·沃尔夫冈古斯·特奥菲卢斯·莫扎特(Johannes Chrysostomus Wolfgangus Theophilus Mozart)。其中的Theophilus这个词有着特殊的含义,在德语中它是“Gottlieb”,在拉丁文里是“Amadeus”,在意大利语叫“Amadeo”,在法国叫“Amad”,而翻译成中文,则是“上帝的宠儿”——也就是这部电影原片名最准确的翻译。
可整部影片中,给我最大震撼的其实不是莫扎特本人,而是萨列里。史实中,对于莫扎特的死,安东尼奥·萨列里是无辜的,莫扎特死于疹子感染。而在影片中,萨列里对莫扎特的天才的妒忌和真心的佩服的复杂交织,才充分显示出了电影的功力。
莫扎特死前与萨列里合作写出的乐章的一幕,毫无疑问是电影中的经典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戏剧张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庸才”宫廷作曲家,为自己精心策划谋害的病榻上的“天才”代笔,由莫扎特口述,萨列里记录,那波涛汹涌的美妙音乐,就如此被书写成谱。毫无疑问,萨列里是仰慕这位天才的,在影片中,他也是唯一一个能够理解莫扎特音乐的人,如同他自己所说“我嫉妒这种音乐,我动用权力让它只演出了5场,但我又每场都偷偷的来听”。
萨列里明白莫扎特音乐的美丽之处,但是又对他疯狂的嫉妒,在莫扎特生命的最后时刻,当他听着这位仇人的口述记录下音符,当他在仇人的指点下豁然开朗,当他对这音乐的异常的兴奋时,尤其是当最后,莫扎特向他道歉时,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萨列里不是“Amadeus”,于是在必须进行艺术加工的电影里,他成了承担所有罪状的替罪羊。出于对真实的追求和历史的敏感,每念及此,我对于这部《莫扎特传》便有种说不出的沉闷之感:虽然导演尽力还原了一个非神化的莫扎特,可这种非神化是以贬损非天才的旁观者作为代价。换句话说,在天才降格为普通人之后,普通人被降格为了“庸才”、“杀手”,两相比较,莫扎特还是高高在上。
但时间还是会给每个人一个机会的,2003年,著名意大利歌唱家巴托莉推出萨列里作品的唱片,我一直在心中告诉自己,一定要找机会用心地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