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条件构成人的境遇。鲁迅的哲学，就首先是从境遇问题开始的，他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最低层的“末人”，他们卑微而谨慎，浑浑噩噩地在世间游走。在尼采那里，“末人”则是他专门塑造出的和“超人”相对的形象。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又向人们介绍了“狂人”。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尼采哲学中所讲的“超人”有着许多相似的品格。
“超人”一词是尼采的首创，但又是一个没有被尼采充分阐释，给出明确定义的词。尼采虽然以他的“超人”哲学让世人震惊，但从尼采的作品来看，“超人”只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被完整地展现过。“超人”的概念从它出现以来就满载了人们好奇的目光，它作为一种新型的人生哲学，开启了西方思想界中非理性主义的序幕，是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源泉。
从尼采的原著看，“超人”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拥有强力意志，富有创造性、肯定性和超越性的新型的人，一是指从凡人中觉醒，孤独痛苦但坚强、勇敢、不屈不挠，进行着反基督教、反世俗道德的斗争中的人。“超人”其实是尼采对人的一种生命理想，是对理想人性的渴望的外在表现，他具有尼采想象中一个人可以拥有的最完美的人格，他勇敢而坚定，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留下自己超凡脱俗的脚步。
在东方，尼采的超人思想则被鲁迅和他的学生徐梵澄介绍进入中国，逐步成为唤起人们的精神力量。鲁迅希望通过“超人”精神唤醒广大民众，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不要成为封建专制统治及其思想的奴隶，不要为现实的苦难所阻碍，成为真正的具有抗争精神的人。
和“超人”相对的是“末人”，查拉图斯特拉有时称善良的人为“末人”，有时叫“完结之始”。尼采认为这是最有害的一种人，因为他们是以牺牲，也就是牺牲未来为代价而苟延于世的。”
在尼采看来，善良人不能创造，他们永远是完结的开始，他们把重估一切价值的人钉上了十字架。他们也把人类的未来钉上了十字架，在现实生活中，善良人的危害是最严重的。而在现代汉语中，“末人”的形象大概是鲁迅创造的，“超人”和“末人”相反对，他们具有完全相背的性格，这为我们理解鲁迅作品中的“末人”提供了钥匙。
在尼采那里，“末人”有着和“超人”相对的特征:他们没有创造的愿望和能力，不再投掷愿望的箭；他们谨小慎微，畏缩卑鄙，浑浑噩噩地度日，他们靠彼此的摩擦来取暖，他们小心地走着路，生怕碰在石头和别人的身上，给自己带来伤害，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有着微小的纵欲，并以为这就是幸福；他们的个性泯灭，千人一面，不再贫穷或富足，这两者对他们而言都太苦恼，他们愿意支配和服从，两者都太苦恼，一群没有牧人的羊，一切人意愿相同，一切人相同，有着别种感情的人进疯人院去。
尼采深痛厌恶“末人”身上的这种奴隶性，在他的笔下，“末人”的原型是基督教信仰下的德国民众，这群人盲目地信奉着基督教，没有思想也不愿为另一种生活而努力。鲁迅在寻找解救旧中国民众灵魂的良药时，在尼采身上找到了契合点，如果不是鲁迅，汉语中也许不会出现“末人”这一概念。“末人”，德文为De
etzt Mensch，英文为the last men，也就是“最后的人”的意思。
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他看到精神医乏是中国人性格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意识到“末人”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给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于是，鲁迅在他的小说中把“末人”的形象揭示给人们看，不动声色地表现出“末人”的存在给民族带来的危害和痛苦，他们就好像是勃附在旧中国的伤疤，虽不会为民族带来巨大的彻底的灾难，但足以使整个民族渐渐丧失所有的毅力和战斗力。
另外，鲁迅所讲的“末人”和尼采哲学中与“超人”相对的“末人”也有着一定的区别，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中，尼采用非常形象的笔法刻画出了“末人”的形象: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期待什么是星球，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幸福，尼采认为，这种只追求幸福而不追求伟大的人是“末人”，他们平平庸庸地生活在自己欣赏的幸福之中，其实尼采个人非常不喜欢那些沉醉在个人琐碎幸福中的人，甚至是完全排斥的，因此他把他们叫做“最后的人”，也就是没有希望、永远不会有大成就的平庸的人。
当“末人”的概念来到中国，经过鲁迅的重新阐释并赋予了新的概念化意义之后，就有了它在中国的意义，它不单是指只追求个人幸福而不追求人类伟大精神思想事业的人，而是指那种精神退化，平庸无趣、没有生活目标、麻木而愚昧的民众。
鲁迅在小说中向人们集中展示了这样一群“末人”。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生存背景。然而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胆小、懦弱、狠琐、没有希望、没有创造力、浅陋渺小。鲁迅试图通过小说这种特殊的方式把中国社会中的“末人”展现给人们，他笔下的闰土、华老栓父子、孔乙己还有那些看客都是典型的“末人”，他们或碌碌无为或麻木迷信地生活着。
这其中最典型的“末人”便是《阿Q正传》中的阿Q，他“安心”地生活在自己为自己营造的精神胜利法的世界里。当受到欺负时，他便会采用自我安慰的方式来解决苦恼，他不关心未来，盲目地理解革命，他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名字，他对生没有希望，对死也没有感觉，对生命没有打算，对屈辱贫穷奴役灾难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终日无所事事，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昏昏度日，即使被人欺负了也毫不在意，不愤怒，更不会想到报复。阿Q看似有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但是，这种精神性的东西是变形的和干瘪的，是完全病态的精神想法。他的精神胜利法，只是一种衰弱的精神本能，决不是战斗工具。
从鲁迅的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末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着，他们自欺欺人地生活，完全没有羞耻心，不能辨别好坏是非，但他们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末人”之所以存在并且长久不衰，究其根本原因是封建制度已经根深蒂固地活在人们的思想中，构筑成长期禁锢人们思想和灵魂的精神牢笼，在中国当时的社会中，很多人们不愿意脱离这种牢笼而存在，他们要么在这样的牢笼中“安分守己”地生活，要么干脆成为帮助统治者建构牢笼的帮凶。因此，有阿Q这样糊里糊涂的“末人”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
鲁迅不动生色地塑造着这样一群“末人”，他不刻意直接地谴责或批判他们，却让人看着好笑又心痛。鲁迅自己说:“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办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看来，鲁迅还是提倡战斗，于是，与终日无所事事的“末人”相对，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代表着另一类人的典型一一狂人。
《狂人日记》以奇诡的隐喻结构，对“狂人”的境遇作了提纲挚领式的说明。“狂人”与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超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觉醒者，他正义且敏感、勇敢而孤独。狂人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穿透力，他拨开宗法社会看似温情脉脉的面纱之后，看到了鲜血淋漓的历史景观:“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看到的是这样令人不寒而栗的文化本性，这震动了所有觉醒和未觉醒的人。说它给整个中国历史带来了颤栗，是绝不过分的，因为它展示了鲜血淋漓的东方的沉沦。狂人对于文化和历史的悲观性诊断，尖锐而准确地击中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非人性的要害所在，因此，它无异于宣告了这种文化观念的死亡，面向世人展示了民族文化必须予以现代重建和新生的意图。
狂人已经有了觉醒的意识，他从认识到中国封建礼教限制并扼杀人的本性到想要发起拯救，就是他逐步走向个性主义的标志。开始的时候，他想劝转两个人，一个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另一个是他的大哥，继而想劝转所有在门前围观他的人。他使出了浑身解术，先是想让人们对“吃人”现象的不合理性表示怀疑，再是想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让人自觉抵制堕落而变为“真的人”，最后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描述了不进行意识转变的可怕的后果：“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一一同虫子一样!”
在狂人的这段话语中，出现了一个“真的人”的概念，它是与虫子、野蛮人相对而言的，因此是最具有人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早期文言论文中最先得到运用并被赋予主体性和人性的内涵，当时不叫“真的人”而叫“真人”，并且也是在与“兽性”显露之人相对的意义上使用，从词源上说，当是来自庄子，但从词义的现代内涵来说，当是来自尼采。
在鲁迅的意识里，“真的人”显然具有人性发展的最高阶段上的人类状态，因而他是一个立足于进化论并显示着人类乐观主义情怀的概念。《狂人日记》呈现的是一幅感性和理性相交织的文学图景，既是一种复杂而疯狂的感情书写又体现了感受铺写背后的控制力和批判意图。狂人的怀疑性的问话也显得充满对世界的怀疑:“从来如此，便对么?”其实狂人的发问是充满了理性精神的发问，是对以往价值秩序的怀疑，也是对置身在非人性文化传统中的生存方式的怀疑，这一点和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是非常相似的。
这种怀疑不仅仅指向外在的社会与文化，也指向思想者自身，在对家族历史的还原性追问中，终于发现了自我主体内部存在着的黑暗与罪恶：“吃人的是我的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当狂人发现自己也无意却先天地加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时，他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和罪恶感，这种恐惧感和罪恶感让狂人对自己发出了疑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罪恶来自哪里?狂人的焦虑体现了当时情况下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反思和疑惑，也正是在这种痛苦的自我省察中，中国启蒙者身上最为内在的自我觉醒意识被彰显出来。
知识分子是人类的良知，他们本当反思现实并主动承担起历史责任，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人的意识中缺少狂人式的痛苦反思，他们不关心未来，完全置身在理想之外。鲁迅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于是，他在小说《狂人日记》表达了这种遗憾，《狂人日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我们的思维触角拉向了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的纵深处，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忧伤与沉思，这种忧伤是作为启蒙者的狂人进行启蒙失败而导致的，狂人表达出了这样发自内心的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但是，在《狂人日记》所记载的内容来看，似乎早就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孩子，狂人的妹子好像给人带来些许希望，但她已经被别人吃掉了。狂人的启蒙以失败告终，在他对大哥和村民的规劝中，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完成拯救，自己不仅不被人理解，而且还受到莫名的误解和伤害，在现实环境的压迫下，狂人最终只好又重新回到现实的、常态的世界中去。
狂人的结局看起来似乎很完美，他的“病”好了，像一个正常的读书人那样赴某地做官去了，看似完美的结尾让人哀叹觉醒者最终的无奈。这就说明他已经回到了正常的状态，也已经失去了原来那种独特的思想家的清醒。引言中既由暗含的作者提供了这种团圆结局，事实上也就指出了另一个暗含的主题，即失败。这种“失败”不是狂人一个人的失败，而是对启蒙主义在中国失败的一个总结。
在狂人发出的呐喊中，他的自我意图得到了一定的表达，他对自己所进行的清醒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狂人缺少一种必要的、全新的新的伦理意识和胆量，所以当他面对着众多的“吃人的人”的时候，内心总是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感随着狂人对事态的进一步感受而一点点增长，虽然这显示了狂人不愿意做毫无意义的牺牲品的企图，但也暗示了狂人所具有的一个缺陷，那就是，他缺乏那种敢于自觉承担历史黑暗与文化的心理机制。狂人尽管有过那刹那间的罪恶感和负疚感，但还是很难毅然地走向拯救那些黑暗中的人们的行程。
“狂人”和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着的“末人”有本质上的区别，“狂人”在自我的觉醒中苦苦地挣扎着，“末人”不懂什么是觉醒，也不清楚这个世界上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与他们自身有怎样的关联。但无论是狂人还是末人，都显示出鲁迅对中国人精神的一种期望，他期望人们能够站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战斗从而获得一种崭新的生活。
然而，事实却并没有想象中完美。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如果说尼采的“超人”反映了他对理想人性的追求，那么，鲁迅笔下的“狂人”和“末人”则是鲁迅对中国人性格的精确把握。
撰稿/王䶮【读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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