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前先说几句闲话，身为职业编辑，为人做嫁衣裳，倥偬数十载。整日伏案审稿、编稿，经常与文坛名家、新秀打交道，在敬畏、精诚、庄严、隐忍中，看云卷云舒，落日西沉，青春老去，其经历的苦乐悲欣交集，笔墨难写。
英国史学家爱•霍•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编辑又何尝不是一辈子与作品、作家对晤问答呢？这种对晤交谈，会发生许多不寻常的故事，虽世情相去已如云泥河汉，但并不都斑驳成尘，一直都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
比如号称获茅盾文学奖最多的《当代》，曾决绝地退过一部由路遥创作，亦获茅奖的《平凡的世界》，这事便值得一提。围绕退稿风波的种种议论，也意味深长。回忆这段往事，权当对一位逝者的纪念。
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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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后，在开始创作数十年准备的七卷本《民国清流》系列的间歇，写过一本《往事流光：见证文学的光荣年代》（重庆出版集团出版），将与老师聂绀弩、王蒙、李国文、陆文夫及好友古华、陈忠实、莫言、阿来、张抗抗、铁凝、蒋子龙、张贤亮、王朔等作家的交往、相处的温馨故事记录下来，以让读者一识鸿雪，也算我个人见证参与新时期文学的美好回顾。惜本人才疏学浅、眼光谫陋，文坛崧岱，多有疏漏。没写路遥，实有隐情。
最早我得知《当代》某编辑曾毅然退掉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不是从编辑部内部，而是先从《花城》主编老朋友范汉生那里，他打电话给我说，此稿乃是你们的某编辑退稿。《花城》派负责人谢望新，飞赴西安审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现场高度评价，同意刊发《花城》（谢望新《路上求索》）。
不久，1986年第六期《花城》果然推出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还在编者按中高度评价了这部长篇小说，按语不提遭退一事，使坊间传说更变得扑朔迷离，致使相关各种议论似钱塘秋潮。
《当代》编辑部认为，编辑退稿，哪怕是名人的大作，无论退对退错，皆属文学鉴赏范畴，与政治、道德等并无干系，因此既未对退稿编辑提出批评，也对外界的纷纭议论不予置评，其智慧大度，深得同人赞誉。
我未将路遥与《平凡的世界》写进《往事流光》一书，慎重考量的正是对编辑部约定的遵守。因为写路遥和《平凡的世界》，退稿风波无法回避，我只能沉默。
我是个电脑、手机盲，外部信息了解太少，很久以后才发现，我那位退《平凡的世界》的同事，早已以轻松甚或调侃的笔调写了《记得我当年差点毁了路遥》一文。胸中有丘壑，他不委流俗的个性不改，更多了些老辣练达。想想我对那个约定的恪守，显得多么愚钝可笑。
《平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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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是路遥创作生涯的福地。出生在陕北绥德清涧县乡下，在延川长大的路遥说：“我的创作，作品中所有的生活和它的生活背景、生活原材料，大部分都取材于这个地方。”但是，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他从延安大学调到西安《陕西文艺》之后完成的。
好风凭借力，是文化底蕴深厚、作家云集的西安，把他推上了文学创作的巅峰。“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其间艰苦，世人岂知？
1976年秋天，一个“全身落满黄土尘末，背着沾满黄土的行装，脸庞黑红，头发蓬乱，衣着不整”的年轻人，走进了西安建国路71号院的《陕西文艺》。他就是从延安大学来报到的路遥。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路遥的心中涌动着复杂的心绪。
编辑部同人从土气十足的年轻人身上，看到黄土高原的土气背后，蕴藏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勤奋、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博得同人的赞许。1977年，《陕西文艺》恢复了刊名“延河”。曾由柳青、王汶石、杜鹏程付出大量心血的《延河》，编辑力量强大，自20世纪50年代始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1978年，柳青、胡采等人组成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筹备小组，西安作家恢复活动，路遥有机会得到柳青耳提面命的指导。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连载，路遥是其编辑。
路遥通过文章《病危中的柳青》和《柳青的遗产》，表达了对这位文学前辈的由衷敬意。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多次为柳青扫墓。一次，他带弟弟王天乐去祭扫，在墓前转了多时，突然猛地跪在碑前，放声大哭。
在当时颇有人望的同人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帮助下，有深厚生活积淀的路遥，其文学创作上了一个新台阶。他在被戏称为“王李家仡佬”的一间陋室内，创作了六万字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被编辑部副主编贺抒玉推荐给一家大期刊，不幸被退回来。
又寄给另一家大刊物，也被退回来。就这样，稿件便有了在五家刊物旅游的经历。在最后投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时，路遥的心绪极为低落，他甚至想，如再退稿，就付之一炬。
让路遥颇感意外的是，不久，他接到全国发行量最高的《当代》独具慧眼的主编秦兆阳的亲笔信。秦兆阳热情肯定其创作的同时，指出其不足，与他商量：可以就这样发表，但如果愿意修改，请到北京。
路遥到了北京，责任编辑刘茵和我陪着他到北池子，聆听秦兆阳的意见。路遥用了二十多天，做了认真的修改。修改后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在《当代》1980年第三期。同时，秦兆阳撰文《要有一颗火热的心—— 致路遥同志》发在《中国青年报》上，推荐此作。
次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当代》又发表了路遥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获得《当代》当年的“当代优秀作品奖”。
对成就了路遥的秦兆阳，路遥曾说：“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获奖极大提升了路遥创作的自信。不久，他告别了妻儿，告别了西安，远赴延安甘泉县，开始创作给他带来更大荣誉的《人生》。
这部中篇小说是他从1979年至1981年，折腾了三年才完成的。创作《人生》的直接动机，是他赴京领奖时，在会上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柳青《创业史》的责编王维玲认识，王维玲主动向他约稿。
他在甘泉县招待所写《人生》，“每天工作十八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他的朋友白描去看他，只见小屋烟雾弥漫，房门后的铁簸箕里盛满烟头，桌子上还摆着硬馒头，还有麻花和几块点心。他头发蓬乱，眼角烂红。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在王维玲多次来信的鼓励下，经过二十一天的苦熬，如同产妇分娩，他的《人生》诞生。于是，小说中的高加林、刘巧珍鲜活地走了出来。
《人生》完成后，路遥一人跑到榆林白云山寺庙卜了一卦，抽得上上签“鹤鸣九霄”。
路遥多次打磨此作后，以“生活的乐章”为小说题目，忐忑地将此作寄给了王维玲。得到出版社的热情肯定后，路遥来到北京，住进了明亮宽敞的客房改稿。最后，王维玲建议改书名为“人生”，推荐给《收获》发表，在全国产生极大轰动。《人生》获得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路遥是冷静的，面对文学界的批评，他说：“作品最后要经受的是历史的考验。”
路遥囊中羞涩，为了到北京领奖，他把电话打给在铜川矿务局的弟弟王乐天，借了五百元，应了急。
《人生》看似关于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故事，而路遥要表现的则是新的时代对年轻心灵的冲击和因此而产生的灵魂骚动。他们不甘心像长辈一样，终老在黄土地上，要到广阔世界去闯荡，以改变个人的命运。
于是，乡村道德与现代意识，感情纠葛与理性判断，个人生活与人生选择之间展开了深刻的悲剧性冲突。当高加林带着城市给他留下的累累伤痕，返回黄土地时，他深爱的巧珍亦离他而去……
从闯荡到回归，我们分明看到的不仅仅是高家林的内心痛苦、命运的哀叹和自我的谴责，更是对现代意识的诘问。《人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对路遥也刮目相看。
因缘萍水，亦非偶然。我在读《人生》之前，早就与路遥在《当代》编辑部相识。
黑瘦的脸庞，拘谨的举止，内敛而幽深的眼神，是我对路遥的第一面印象。他住在《当代》编辑部同一楼的西侧，在编稿之暇，我曾到他的房里聊天。
路遥画像（铅笔·水粉）2018年8月 罗雪村 画
路遥在北京改稿时，他的老乡，后来成名的导演吴天明请我和路遥吃饭。当时吴天明正在北京参与筹备一部电影。吴天明夫人是我夫人的高中同学和闺密。他们两家都住在南横街，吴天明夫妇同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常到我家吃饭。他们结婚时，我和夫人为其庆贺。
后来，是我极力向吴天明推荐了《当代》发表的郑义的小说《老井》，并把郑义从山西唤到北京与他见面，遂有电影《老井》问鼎各项大奖的壮举，吴天明也奠定其在电影界的地位。
此后，我每到西安，天明总是拉上路遥，与我晤面，吃羊肉泡馍。因拍电影《人生》而再获金鸡奖和百花奖的吴天明，一度有把《平凡的世界》搬上银幕的冲动，最终因工程浩大庞杂，而无奈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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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退《平凡的世界》一事，本不复杂。1986年，《当代》新来的一位编辑去西安组稿，西北片儿属他管，此行他是奔那里的几位文学新人而去。发现、扶掖文学新人，是《当代》一贯坚持的方向。而这位编辑在后来的编辑生涯中，推出邓贤等多名年轻的作家，为同行所推崇。
到了西安，为他安排食宿的陕西作协一位副主席告诉他，“路遥新写成了一部长篇”，问他感兴趣否。当时路遥在文坛已炙手可热，能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他的长篇处女作，如同天上掉下馅儿饼，他“欣喜若狂”地叫道：“当然有兴趣。”
殊不知，天下没有免费的馅儿饼。据我这位同事讲，正当他激动不已时，人家副主席接着说：“路遥还有一些希望，如果《当代》要用，希望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全文一期发表；第二，头条；第三，大号字体。”给《当代》提这样的要求者，没有先例。
当日下午，我的同事在陕西作协办公室被安排“和路遥见了一面，寒暄了几句”，诸君从他的记述中，可揣测他们的晤面缺乏热情和真诚，毫无文人间的洒脱和情趣。这不禁让人想起，陈忠实把《白鹿原》交给《当代》编辑时的情形，“我连同生命一并交给你们了”。路遥太缺乏自信。
我的同事“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兴致勃勃地拜读”，结果是悲剧性的，“读着读着，兴致没了。没错，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三十多万字。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慢，就是啰唆。那故事一点悬念都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难往下看”（《记得当年我差点毁了路遥》）。
读不下去的结果便是退稿，这是每一位编辑的权利，想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曹禺把《雷雨》交给《文学季刊》的靳以，靳以看后，放在抽屉里。一年后，《雷雨》被同是《文学季刊》编辑的巴金发现，立刻发表在《文学季刊》，曹禺一举成了无人不识的大剧作家。
判断文学作品，自然与文学观念、审美情趣相关，但也与阅读习惯分不开。我的这位同事“读不下去，就坚决不读”，退掉了《平凡的世界》。倘若陈忠实的《白鹿原》落在他的手里，他照样退稿。
用他的话表述，便是“无独有偶，后来陈忠实的《白鹿原》我也没读下去。得了茅盾文学奖，我也没再读”。好在文学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和标准，即便《白鹿原》被退掉，也不妨碍它还会在其他期刊绽放。
问题是，作为一个职业编辑，是否不应无视文学的多样性和读者多元化的阅读诉求，而总以个人的审美情趣取舍稿件？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至于退稿，是每个编辑出版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比如作家出版社也毫不犹豫地退掉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因为它“技巧粗疏，语言陈旧，人物形象不够立体，同时路遥时不时还跳出来，对情节和人物发表自己的大段议论和感叹，这些问题说明《平凡的世界》显然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曹徙南《三十三年过去了，〈平凡的世界〉依然是中国人最爱看的书》）。
退稿有时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角度考虑的权宜之计。以《当代》为例，出于这种背景，曾退过张炜的《九月寓言》和王朔的《动物凶猛》。当年，老主编担心《当代》的命运，把已排好的《九月寓言》撤掉，责成我将其退给张炜。
我无法向张炜解释，坚持要主编修书一封，然后远赴龙口，无言地将《九月寓言》退给称我为兄的张炜。不久，《收获》发表了《九月寓言》，广受好评。
王朔将三个中篇送到我处，我最看好的《动物凶猛》被《当代》拒之门外。我只好编发了《永失我爱》和《无人喝彩》，劝说王朔将《动物凶猛》交给《收获》。《动物凶猛》发表之后，姜文改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灿烂得很。小说《动物凶猛》是一篇青春小说。
青春总和政治搅拌在一起，青春文学早已失去青春的色彩。作者在《动物凶猛》中，还原了青春的嚣张、青春的骚动、青春的斑斓。作家阿城在《遍地风流》的序言中就说，中国除《动物凶猛》外，没有青春文学。
《当代》退掉张炜、王朔等人的优秀作品，动机很神圣，“保护《当代》”，有殉道者的精神，自然无人追究责任。而社会上对退掉《平凡的世界》感兴趣，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平凡的世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堂堂获茅奖的大户《当代》，也有失察走麦城之窘。
其实，在《花城》隆重推出《平凡的世界》以后，并没有继续发《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三部，与首发第一部时的隆重形成巨大的落差，起码有虎头蛇尾之嫌，甚或给人不了了之的感觉。过了许久，费了些周折，《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三部才在地方文学杂志《黄河》上发表，其影响可想而知。
我们这位同事的退稿之举，渐渐被人淡忘，偶尔听有人说，这小子的法眼如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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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自会有它的邂逅。路遥仙逝二十多年，宿草经荒，墓木成拱，突然，广播剧和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再度激发了年轻人阅读《平凡的世界》和关注路遥的热情。于是，关于路遥和《平凡的世界》在文学史上的定位问题，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海报
1987年1月7日，《花城》和《小说评论》借我人民出版社三楼会议室，举行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京门的著名评论家几乎悉数到会，我也受邀参加。
研讨会上，“《平凡的世界》几乎遭遇到了全盘否定。很多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写得陈旧”（张艳茜《路遥传》）。“《延河》主编白描在路遥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回忆，第一部的研讨会在京召开，评论家对其几乎全盘否定，正面肯定的只有朱寨和蔡葵几位”（厚夫《路遥传》）。
张韧、朱寨等人的发言，肯定了该作，同时也提出善意而尖锐的批评。不知为什么，后来，雷达将在该会上的发言抽去批评，整理成《诗与史的恢宏画卷—— 论〈平凡的世界〉》，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认为《平》（《平凡的世界》简称，下同）以它的时代内蕴的深度、形象的扎实和情感的凝重，以它的社会历史主题与人物命运主题的巧妙融合，特别是以它对平凡众生心灵世界的开掘所产生的内在力量，来打动读者，并站稳了脚跟，“它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宏大和厚重”。也有人说《平》是“农村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张韧说，《平》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会上的批评者说其似流水账，冗长而杂芜，说其人物众多，鲜活者太少，说其人物性格分裂，不统一，有图解生活的痕迹云云。至于《记得我当年差点毁了路遥》中，说什么“老何（即我的同事，时任《当代》副主编的何启治）见了我，第一句话是说，大家私下的评价不怎么高哇”，老何也参加了研讨会，他心中自然有数。
在《平凡的世界》由《花城》发表后，我即认认真真地研读了一番。我在自问，倘若路遥把《平凡的世界》交给你，而不是别人，你将会怎么做？坦率地说，界定你手里拿的东西是不是有重大价值的作品，文学性有时不见得是衡量的唯一标准。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文学上的弱点显而易见，但它却是中国改革开放文学的开山之作，宣告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开启。有时，作品会溢出文学边界，具有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平凡的世界》呈现了20世纪末中国伟大艰巨的转型期的城乡社会图景，承载了一个时代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和精神追求，塑造了一个成为历史变化和时代精神汇聚点的新人孙少平，给人以持久的力量。
考虑到路遥是《当代》的作者和曾发表过《人生》这样优秀的作品，特别是他对生活、对文学有一种力透纸背的热爱和真诚，他坚持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我不会当面率性地退掉，而是拿回编辑部，表明我的态度后，由编委会权衡发或退。我似乎理解、认同我的同事对它的基本判断，只是不赞同他退稿的方式。
但自《平凡的世界》发表后，路遥似有“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之抱怨和不满，对我也明显冷淡许多，让我也生“从此萧郎是路人”的担忧。黄土高原的汉子，并非人人时时都有黄土地那样的宽厚胸怀。
当然，《平凡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路遥家的土窑 2002年2月 罗雪村 摄
《平》截取1975年至1985年，中国历史发生重大深刻的大转折的历史时段为背景，以孙、田、金三个家庭各种人物的命运为结构基础，将公社、县里、地市，乃至煤矿、省城广阔又恢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生活场景，随着一众人物的足迹一波一波展现出来。
小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等普通农民心灵世界的精神矛盾的描绘，试图“在最平常的事件中，显示出一个人的伟大来”，以概括那个时代最重大的思潮和某些本质方面的东西。
但意图归意图，小说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对主要人物的塑造，是否使之成为鲜活的“这一个”。
通常，小说是以命运史、性格史、心灵史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的，只有挖掘人物的精神底蕴，才能表现时代生活的深层流动。但《平》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孙少安、孙少平，是路遥按照自己的理想，精心设计出来的。兄弟俩的人生选择和生活哲学，明显与路遥的个性、心理以及人生经历有关。我们在读他的《人生》时，从高加林身上，已有发现。
《平》中，路遥赋予少安喜求实、重物质、封闭的性格，赋予少平喜幻想、重精神、开放的性格。各有长处，各有缺陷，形成了两个符号式的概念人物。这是路遥思想深处存在的二律背反式矛盾造成的。
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一方面，在出身农民的路遥的情感里，他尊崇农耕文化中的宽厚、温情、淳朴及农民身上的坚忍和吃苦耐劳，将之视为精神栖息的家园；另一方面，作为黄土地上有文化的路遥，在意识上对世代农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又不认同。作为农民的他，造了一个孙少安；作为文化人的他，编了一个孙少平。这两个人物是他理想的概念的产物。
《平》的另一个致命问题，是让人物支配历史和生活。为此，他夸大了小说人物改造、变革社会、生活的能力，违背了生活塑造人物命运即马克思关于物质决定精神这一铁律。
此外，显而易见，《平》没有将生活和人物血肉交凝成一个整体，有“支离纷披的堆积”的明显痕迹，使其展示“一幅广阔而又恢宏的当代生活画卷”的努力大打折扣。
值得提出的问题还有，小说没有处理好时代与人物的冲突和矛盾。每当人物陷入困境之时，路遥便有意无意地介入矛盾当中，以议论、抒情等简单的方式，“将矛盾化解或转移，甚至将人物所遭受的苦难加以美化并上升为生活哲学。无疑，面对‘历史状况本身固有的一切缝隙和裂痕’，路遥采用的却是卢卡奇所反对的方式，即通过创作手段加以掩饰”（高明《孙少平的阅读方式与时代意识》）。此评论切中肯綮。
总的来说，《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优秀而略有瑕疵的作品，评论家王鹏程在一篇评论中指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道德观念，是古典的前现代社会的德性论伦理学。德性论这种前现代的道德形态，既是路遥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同时也形成了其无可匹敌的优点”。
对路遥来说，《平》是“耗尽其毕生功力”的绝唱。1989年后，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环顾处于混乱低潮的文坛，《平》的获奖，实至名归，确实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延川县投资200万元修缮了路遥故居，还砌了围墙，筑了院门，并于2014年对外开放，罗雪村 摄
路遥到北京领奖时，我们又一次见面。在颁奖会上，路遥的《平》挂了头牌。路遥上台时，显得不很从容。陕西来的一位作家，说路遥进京领奖时，手头没钱。好容易借到路费，但进京总要请客啊，赠书啊，没五千元是不够开销的，于是打电话请人帮忙。
待他登上火车时，那五千元才拿到手。路遥骂了娘：“日他妈的文学！”听罢，众人都笑。路遥脸上也绽出难得一见的笑容。但看得出，那笑容里，有太多的纠结和苦痛。
《平》并未因获茅奖而大红大紫，也没因受到批评而遭冷落。《平》的几度沉浮与文学本身无关。时间和读者是最终的裁判。事实是，《平凡的世界》里那苦难的乡土世界，虽早已不复存在，但为改革命运而奋斗的孙少平们的精神，仍激励和抚慰着生长中的年轻人。
这些关于《平》的评价，让我想起关于毛姆在文学史的定位，争论至今不休。听听毛姆自己的话，或对我们评价《平》有启发。一直被世人视为二流作家的毛姆说：“是啊，是什么原因让毛姆一直持续不断地被出版、被阅读，让他一直拥有那么多的文青读者？”毛姆显然是对一些看不上他作品的评论家进行诘问。
评价作家作品，本来是非常主观的判断。中国自古就有“诗无达诂，文无定法”之论，这是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也难逃这一宿命，所谓“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分明”也。可惜，他没来得及像毛姆那样发出诘问，就匆匆离去。
如果，他得知《平凡的世界》已被选为学生必读的文学作品，那消瘦的脸上，是否还有两行清泪？人代冥灭，清音独远，悲夫！
汪兆骞， 河北昌黎人，1980年后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编审，《当代》杂志副主编。著有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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