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七九年麦后的一天,早饭后,父亲背着锄,锄头在前,后背上是我入学时要带的凳子,凳子是经线(纺线和织布的中间程序)用的,面正中有个圆孔。我背着母亲用破布缝的书包,怯生生地跟在父亲身后。
依稀记得,说是学校,不过是五十年代盖的大队院的腾出的两间老房子,黑暗黑暗的,真正的学校在村南,只有四个教室,所以一年级被安排在了这里。
这在村的正中央,也是村的最高处,房子坐北朝南,约十来间,东头是一间,大概是接待室吧,接着是广播室,办公室,会议室,红白理事会仓库。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各种标语、语录,挺整洁的。会议室宽敬些,三间,被改成了教室,没后窗,前面有两扇窗户,不大也不小,拱形的,木格窗棂,夏天敞口。
西边紧挨教室的库房里杂乱地摆着红白事用的桌椅凳子,锅碗瓢盆,还有抬棺材用的架子。
父亲和老师交待几句,老师不屑地问父亲这孩儿会上学?我们家在村上最穷,一向是受人鄙视的,那句话父亲心里是什么滋味,也许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父亲交待完,就下去了。
学费应该是一块多点,当时只记得父母为我学费借了好几家。交学费时,有个伙伴拿的全是一分的,招来了大家的羡慕。
拼音学完的时候,接着是考试,老师让我们坐规矩,不能交头接耳。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交头接耳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什么叫考试,只听考前留级生给说让写什么写什么,会写就写,不会写圈圈儿。考前的教室没一个人说话,那种严肃和沉闷,有种想哭的感觉。直到老师念出一个个拼音,我的心才放松下来,那次我只写错了一个,还特意表扬了我。
入冬后,老师给学生派塑料纸,因为窗户要封的。说是派,其实老师只是说谁家有塑料纸,明天带来,学生都举手嚷嚷着我家有,老师便点出几位学生,点上的趾高气昂,没点上的蹶着嘴,满脸的失望。
那时一年级也上早自习,冬天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就被父亲叫醒,至于几点,由于没有表,父亲也只是估摸着,“鸡叫过三遍了”。父亲叫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便会准时醒来,穿上臃肿的棉衣走出门,此时已听见同伴之间相互的叫喊声。有次深冬我嫌衣服厚,活动不方便,早起偷偷的把厚的放在床下,穿上薄的,回来遭了母亲数落。有时还偷偷的把棉衣上挖个小洞,把关节地方里边的棉花揪出一些。
由于年纪小,尽管离学校不远,还是有些害怕的,总会找几个伙伴结伴到学校,因为教室西边的屋子里有棺材架子,天亮前我们都不敢靠近。拿教室钥匙的没来,我们就在外边大声读,与其说读,不如说背,因为天不太亮看不清,背上几句,想不到下句时,眼睛近距离地凑到书页上看一下下句。
老师的孩子大约五六岁的样子,那年冬天他不断跟着他父亲到学校,动不动还哭闹。为了哄他,我们这些小伙伴便在下午放学把订的窗户掀开一部分,在教室撒些从家里偷来的谷子,早上在开门前,再把塑料纸合上,一进屋,哇――,麻雀扑楞扑楞地能飞到脸上,撞得窗纸哗哗地响。我们欢呼着,摸黑都能捉住好多,用绳子系成串,很骄傲地交给老师,让他哄孩子。
有一天放学,我们几个男孩围着院里的一堆邻居的柴禾,齐刷刷褪下裤子,比赛谁尿得更高、尿得最远,结果我们不仅浇湿了柴乐,还把衣服也浇湿了。柴禾主人看见了,我们提起裤子四散奔逃,我们身后是他一阵痛骂。
写到这,突然感觉这老屋好温暖,想起了以前村上在这里办的夜校情景来了。只记得一抹黑,我见村上好多人向大队院走来,我问姐姐他们是干什么,姐说他们去上学,我很是好笑,大人上什么学,嚷着让姐姐带我去看。走到只见屋里有盏麻油灯亮着,挤满男男女女,还没开课,吵杂声很大,偶尔静下来,一句男女粗犷的玩笑,会引来大家的一阵狂呼。老师是村上刚毕业的小伙子,他在上些年纪的人眼里,就是能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他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让大家跟着念,他还没开口,一个我叫婶子的念了出来,台下一阵集体式的称赞,他表扬了这位婶子,还开玩笑说明天你来教,今天轮不到你。
教室前是个大院子,院墙断断续续,高高矮矮,大概也只能用破败或者废墟来形容了。西头是土堆起来的高出地面一来左右的平台,在我幼小的记忆里,这是村文艺队搭戏台的地方,演戏的时候四个角立上杆子,系上绳子,周围用布围起来。戏台的搭建,演员都是村里自己搞的,虽谈不上质量,但在当时还是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欢乐和回忆。节目有红灯记什么的传统节目,我看不懂,只是跟着凑热闹,记得清楚的就是穿得花花绿绿的小货郎拿着拨浪鼓,还有一句唱词“我们是王杏兰公社毛庄大队”。每到演出台下是黑鸦鸦的人群,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后来好像形势的需要,这些节目被样板戏代替了。
如今,老屋还在,院子还在,戏台已没了痕迹,它记忆着变迁的历史我小时的快乐,只是过于沧桑,心中却总感觉似乎少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