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墨华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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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界对严歌苓小说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而对其散文的研究，却少人问津，这与其小说、散文的产量有着根本关系。本文剑走偏锋，将目光聚焦于严歌苓的散文，剖析其散文的小说化特征，从中探讨小说家散文值得学习的地方。——题记
严歌苓所著的散文集《波西米亚楼》
作为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凭着传奇的阅历、天赋的才华、人性的深剖与灵动的语言，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已成为我国影视圈的香饽饽，《少女小渔》、《天浴》、《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芳华》、《小姨多鹤》等多部小说，已搬上银幕与荧屏，与此同时，对严歌苓小说的跨媒介研究方兴不艾。
作为小说家，严歌苓亦将写作的触觉，探向不拘一格的散文领域，至今出版过《波西米亚楼》与《非洲手记》，而2017年修订版《波西米亚楼》，涵盖了《非洲手记》24篇文章中的19篇。《波西米亚楼》一书有四大块内容：波西米亚楼、非洲札记、苓珑心语、创作谈。它们展现了严歌苓的经历、生活、人生观与创作观，亦透露了其小说的主人公原型与素材来源。
严歌苓的小说和散文，形成互文关系，共享作者同一种精神气场与灵魂视野，让我们看到更真实、更清晰的严歌苓。于我，此书出彩的是“波西米亚楼”与“非洲札记”这两部分，它们因渗入了小说写法，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令我对其散文的喜爱不亚于其小说。当代文学批评家谢有顺说过：
我发现当代最好的散文，往往是由非专业人士写出来的，是小说家，诗人，或者理论家，科学家写的，比如汪曾祺、史铁生、张承志、余秋雨、于坚和您（贾平凹），等等，这些人都不是专业的散文家，但他们反而写出了好散文，这就说出散文的写作是非专业化的。——《散文的常道》
的确，比起专业散文家，小说家的散文，在及物叙事、细节把握、情感节制、艺术技巧、思想深度等方面，有着天生的优势与文体的自觉。
严歌苓（图源：南京先锋书店）
一、擅长叙事，构筑密实的物质外壳相对于专业散文家，小说家散文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更注重叙事。叙事，或者说，讲故事，是小说家的看家本领。而他们讲故事，是借助了小说的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同时借助了丰满的细节、传神的语言，从而把复杂的故事说得清楚，把平淡的情节讲得有趣。对此，作家韩少功说得很精辟：
营造人物与情节，讲求叙事的精细和厚重，构成了小说与其他体裁美学公约数以后的剩余，即小说不可取消的特点。——《为语言招魂》
在当今文坛中，严歌苓是最善于讲故事的作家之一，她能把历史、苦难、女人、温情等融为一炉，讲得既波澜壮阔，又温婉细腻。严歌苓散文，是如何做到精彩叙事呢？
一是人物塑造。严歌苓散文中的各种人物，亦是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的。其中，她特别擅长捕捉人物外表言行的某一特征，并使这特征在文中重复出现。比如，在《芝加哥的警与匪》中，她形容芝加哥警察体积的庞大：“行走起来如两座移动的炮楼”，“那厚实庞大的臀部磐石一般，带着粉碎性的摧毁力，紧紧锁住它的裤子随时都有绽线的危机。”严歌苓以她所擅长的戏谑幽默语言，抓住芝加哥警察金刚般的身材特征，刻画了他们执法如山、勇敢冷酷的斑驳形象。又如，在《尼日利亚》中，作者多次写非洲清洁工“一百二十度地折下腰”的扫地姿势，展现了为五斗米折腰的生存状态，表达了作者对贫困弱者的同情。
二是情节故事。《母亲与小鱼》是讲严歌苓母亲爱父亲、却最终离婚的故事。如何表现这容量巨大的信息呢？严歌苓把小鱼作为故事的切入口与线索。父亲有薪水时，小鱼是喂猫吃的，后来父亲下乡劳改，家里变穷，母亲便做小鱼送给父亲吃，“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父亲）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当父亲有了心上人，向母亲提出离婚后，善良痴情的母亲，仍一厢情愿地担心父亲吃得不好，“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父亲不归家，母亲便提着二十斤的烘小鱼，乘火车去探望父亲。父亲婚后，母亲对之仍念念不忘，让严歌苓将烘小鱼捎给父亲。小鱼成为故事的重要道具，串起了母亲大半生对父亲够不着的痴爱，亦串起了动荡时代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三是环境描写。环境描写与人物描写一样，是一种不急于赶情节的叙事耐心，是一种雍容淡定的话语风度。比如，在《躺着的阿布贾》中，“所有植物都具有疯狂的生长能力，我们若是三天前走过一条小路，三天后就不能走了，花和树的枝蔓已把路给封住了。”喜欢这种有在场感的文字，这不是呆在书斋、天马行空，就能写出。又如，《蛋铺里的安娜》讲孤贫白人老太太安娜的故事。安娜住处的元素有：一大片灰蒙蒙的鸽子，鸽子互挤时打嗝似的低音，呼啦啦振翅的腥膻体温，羽毛间夹尘土的风，“贴着招租、卜卦、文身广告和逃犯通缉告示”的橱窗，二十多只细瘦的饿猫……而当“我”离开安娜家时，“猫刹那间全从陈列橱窗里消失了，然后就听见屋内响起猫你死我活的欢宴声，以及安娜婴儿啼哭般的笑”。这段文字接通了活跃的感官，渲染出灰暗凄惨的立体画面，直指关于孤独、衰老、贫穷的生命寓言。
四是细节刻画。细节使人物、情节、环境不是粗线条，而是向精细处描摹。当今许多文学作品，都是消费时代的产物，往往省略了细节的雕琢与及物的写作，使作品失去细致入微与生机勃勃的个人感受。而严歌苓的散文与小说一样，细节丰满，显示出作者对现实生活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比如，在《母亲与小鱼》中，作者将母亲舔油瓶的细节，描绘得惟妙惟肖，富有生活气息：“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做得如此自如。”
五是语言锤炼。能讲好故事，只在人物、情节、环境与细节下功夫，还是不够的，还须有传神的语言。语言，能塑造出文学作品一切外在物质材料的形状。记得在二十年前，我开始接触她的小说，当读到中篇小说《白蛇》时，头回发现：原来，文学语言可以这么灵动，正如杨丽萍舞蹈着的纤手，可以独立成为一个有呼吸、有悲喜的生命。如今细阅她的散文集《波西米亚楼》，发现其散文的语言特征，与小说一脉相承：感官化、影视化、穿透性、谐趣性。比如，《波西米亚楼》这文章写道：正义感强的邻居珍妮，去敲另一邻居吉亚的房门，想帮助吉亚脱离丈夫欺凌，“门打开了，珍妮身后已站着全楼的房客，全副睡装。吉亚领着儿子出来，自然而然便一头栽在珍妮肩上饮泣起来。这样一个白种女子和黑种女子相依的造型，在美国种族对立的历史上该有着深远意义。”不是“全副武装”，而是“全副睡装”，因只有珍妮一人拔刀相助。一个“睡”字，表现了严歌苓式不声动色的幽默。从这段话里，我们可看到严歌苓善于洞穿事物本质、提炼事物精神的犀利目光，还看到她一贯的影视化叙事风格。严歌苓是好莱坞专业编剧，她喜欢用镜头式语言来写作，她的语言就像一台摄影机，随着推拉移动，展现电影般远景、全景、近景或特写的世界。再加上生动的题材内容、深刻的人性把握，她的作品呈现出与影视艺术相一致的元素，所以国内著名导演喜欢向她的作品投橄榄枝。
一言蔽之，人物塑造、情节故事、环境描写、细节刻画与语言锤炼，令严歌苓散文的叙事绘声绘色、摇曳生姿，同时构筑了其散文密实的物质外壳。
严歌苓2004年至2006年间在尼日利亚旅居（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
二、深掘人性，追求散文的精神重量好的散文，在物质外壳（事实、经验和细节）里面，还要有作者独特的精神发现和心灵体验，这是散文写作最重要的两个维度，缺一不可。——谢有顺《散文的常道》
是的，好的散文，除了有密实的物质外壳，还要有心灵的勘探与意义的追寻，否则叙事再生动、语言再精美，也华而不实、言之无物。而当代文学批评家陈剑晖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小说家散文与散文家散文的区别时，他指出：
小说家的见解可能更独特，思想更深刻。这方面以史铁生、韩少功、王小波、张炜等的散文最为突出。——《陈剑晖：散文的现代性，主要还是体现在散文文体的变化上》
从题材内容角度看，严歌苓散文的精神含量，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特殊年代题材散文，以人性为写作落脚点，故能超出时空限制，引起对全人类人性弱点的反思。比如，《自尽而未尽者》讲在可怖年代里，作家萌娘自杀未遂，在医院被剥净衣服与尊严的故事。萌娘，便是严歌苓短篇小说《蝴蝶标本》朱阿姨的原型。只有九岁的“我”，在医院里默默守护，紧按那张遮盖萌娘的被单，不让她被脱光的身子让人看个透，但“我”在医院里，“对人这东西看了个透”。无论“我”如何喊“求求你们”，还是被人拎到一边，“那些如刀的目光早把毫无防卫的萌娘从头到脚细细剁剁了一遍、斩了一遍”。作者的最终着眼点，不是表达对时代的控诉，而是反映了特殊时代下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严歌苓曾说过：“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这篇散文，与她许多小说一样，无疑是带着生命的疼痛、灵魂的悲恸来写的。世界上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用生命写的，甚至用生命换来的，所以才能长久地震撼人心。
第二，移民题材散文，有着对乡愁、漂泊、迷惘、身份认同的思考，同时有比这更深层次的东西，即对人性人情的洞悉。比如《波西米亚楼》这文章里，以我与珍妮的认识交往为主线，串连起她们所租的波西米亚楼各种故事。“波西米亚楼”其实是一个容器，装载的是一种感伤、怀旧、微妙至极的人情味。
第三，游记题材散文，不是纯粹展示异国情调，因注入人文关怀与现实反思，而具有了思想深度。《波西米亚楼》一书里，有“非洲札记”这一大块内容，记录了严歌苓2004年至2006年间，随美国外交官丈夫到尼日利亚生活的所见所闻，展示了尼日利亚风土人情一个个截面，撩开了非洲神秘面纱的一角。之前读此书前，我曾看到有读者短评，称严歌苓在穷苦非洲有着外交官太太的优越感。后来我细读了《波西米亚楼》一书里每一篇非洲游记，完全不认同“优越感”看法。身份与地位的优越感，会影响一个作家对世界价值的洞察力。严歌苓虽是美国外交官夫人，但无高高在上的优越姿态，而是以猎奇之眼去洞察尼日利亚，以平等之态去接触各色人物。她以一种无国界、全人类的宽阔视野，写出了对尼日利亚政府腐败现状的批判，对尼日利亚底层人民的同情，对西方殖民主义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她还赞美了尼日利亚底层人民的乐观、坚韧与尊严，“在这样充满强度和烈度的生态环境中，他们都在有限的生命里，努力地活出浓度和烈度”。即便是对于盗财的女佣伊梅邦（《女佣》）、混入聚会蹭饭吃的美貌女子（《鱼吧》），严歌苓也没有一点嫌弃与鄙夷，而是立足于更高境界，思考贫困与生存，对她们予以理解。严歌苓曾表示过自己的善恶观点：“出国以后，有了国外生活的对比，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再后来接触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很多事情会往那方面联想，会把善恶的界限看得更宽泛些。”
以《信则灵》为例。作者认为自己没有信仰，比不上爱上帝、做祷告的流浪妇女：“形而下地看她是无家可归的蹲点户，形而上来说，我却是个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这直指当今文学关于漂泊与还乡的核心主题 。她感叹流浪女人的乐观：“她可以把那一点点卷心菜叫做蔬菜抄拉，可以兴高采烈地拿它当一顿丰盛的晚餐等待母亲从回寺归来”。她表达对贫苦民众的悲悯：“但愿政府的推土机也发生目障，让那座无家可归人的教堂永远隐没在丰厚的热带植物里。”
严歌苓对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非洲风情画，进行现代阐释和精神重组，铺荡她那宽广无疆的心灵地图。她努力捕捉非洲的精神气脉与人文特征，实际上是在寻觅自己与人类的理想精神家园。文学是人学，探索心的现状和出路，才是文学的价值所在。
张艺谋将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拍成电影
三、节制情感，避开过度抒情的散文陷阱作家汪曾祺曾指出当今散文的一个突出弊病，就是过度抒情：
我们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说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汪曾祺《<蒲桥集>自序》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提倡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而梁实秋在《论散文》中指出，散文的美，是“美在恰当”。是的，过度抒情，一见花便落泪，一对月便伤怀，特别在结尾处，将眼前景物，过度升华拔高，动辄是为了什么奋斗，动辄是灵魂啊故乡啊，反而变得矫情。 文学批评家谢有顺干脆表示：
“叙事”比“抒情“重要得多，因为诚实地记述（叙事）要比空洞地感怀（抒情）更重要。——《散文的常道》
而小说家写散文，在抒情方面是很节制的，因他们更喜欢用事实与叙事，来征服读者。严歌苓的散文亦然。在许多散文里，她会夹叙夹议，点明主旨，但这样的话语，少而简洁，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跳蚤市场》的结尾是：“我回到家就把葫芦摆放起来，果然精彩。在非洲，去买西红柿、白菜、洋葱，顺便买回了艺术品，就这样自然而简单。”她点到为止，用事实说话，不会再发一番关于人间烟火与精神追求的感慨，她将价值判断与思考空间交给读者。
再如，《失落的版图——告别母亲》是讲严歌苓母亲逝世的故事，是整本书中最戳泪点的文章。散文最忌的是造假，一是实感层面的造假，二是情感层面的造假。写亲人的死亡，最能验证作家是否有做人的真诚，是否有真纯的文心。即便是写母亲的死亡，严歌苓并没有走抒情的线路，全文绝大部分篇幅，用于陈述母亲弥留与死后发生的事实。作者内心对妈妈的爱与悲痛，消融于一些事实和细节中，这种蕴藉的处理，比直接抒情，更为深沉动人。比如，吃三倍于平时剂量的安眠药；又如，当作者得知母亲已过世，她坐火车的心情是：“车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热闹地购买沿途每一种特产。我没了妈妈，人们照样啃无锡肉骨头。”在这里，她没有直接抒情，而将悲痛隐藏得很深，通过车上所见，传达出来强大的情感力量。母亲去世，对于子女，是天崩地裂，对于别人，对于世界，恰如微尘。此文中，直接抒情的句子，为数不多，却无比真挚，比如，“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似的”。当我读到此话时，我想到的是，没有了母亲，我的故乡也失去了一大半的意义。我提醒自己：对父母的感情，有时会钝化麻木，所以不时要读读这文章，提醒自己珍惜仍健在的双亲。而我之所以有此想法，乃缘于严歌苓散文的情真意切。这就是文学的美，是文学不带教导面孔的教化力量，是当年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与严歌苓小说同名的电影《芳华》
四、巧用技法，提升散文的审美风貌相对于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没什么技术主义特征，随意散漫，以意役法，正如作家铁凝所说的“散文河里没规矩”，但这不代表散文不能有任何技法。平铺直叙，不一定带来好的效果；而太讲究技法，无真情实感，亦是一篇失败的散文。小说家写散文时，会大胆尝试小说的技法，除了人物、情节、环境的描写，还有叙述视角多变、意识流、伏笔、蒙太奇、多线叙事、道具等，从而提升散文的叙事魅力与美学风貌。在严歌苓散文里，我们可看到一些小说技法的运用。
比如，《自尽而未尽者》采用的是蒙太奇手法。二十一年前与二十一年后的故事，穿插交替；儿童叙事视角与成人叙事视角，随之来回切换。这让读者如观影般，体味到岁月流转中的人间沧桑。
再如，《母亲与小鱼》采用了道具的技法。如前所述，小鱼是表现父母情感纠葛的重要道具，而此文中还有一个次要道具，便是在文中出现了两次的“竹凳”。妈妈做鱼给爸爸吃，就坐在这竹凳上剖鱼，每次竹凳都发出“吱呀”的叫声。“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这件事了。竹凳叫疼一样‘吱呀’……”人与物在岁月中互相映衬：妈妈对爸爸伟大的付出与包容，其实也如竹凳的“吱呀”声一样疼痛；后来妈妈与竹凳一样，上了岁数，但对爸爸的感情，依然如竹凳的光色一样柔韧。
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拍成电视剧
五、结语作家王安忆认为，散文是“完全裸着的精神，是灵魂的直白”。在小说里，严歌苓深藏在虚构的幕布背后，把嘴巴搁在小说人物上，小心翼翼地不暴露出自己的态度，安全又过瘾。但当她踏入散文这片一览无余的原野里，就得遵循“处处有我”的散文铁规。《波西米亚楼》，便成为我们通达严歌苓心灵世界与真实人格的通道。这条通道，也让我们体会到小说家本色融入散文的魅力。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散文要在今后的时光中有所作为、有所创新的话，还真的要从小说界找些启发。——谢有顺《散文的常道》
的确如斯。在当代文坛，大量小说家挺进散文的领域，恰好抑制了散文易犯的脱离现实、深刻不足、细节贫瘠、及物性差、空洞抒情等弊端。优秀的小说家写散文，将重心放在叙事与细节上，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描绘活色生香的场景，讲述趣味盎然的故事，用理性节制情感，同时，他们关注存在，洞察人性，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这是小说家的本色，亦是文体的清醒。抓住小说家散文的上述特点，对于我们撰写与鉴赏散文这一文体，乃至所有文学文体，皆有裨益。
曾经，我喜欢读专业散文家的散文；如今，我更爱读小说家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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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资料：
1.徐芳：《陈剑晖：散文的现代性，主要还是体现在散文文体的变化上》，上观，2019年2月13日
2.谢有顺：《散文的常道》，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3.韩少功：《为语言招魂》，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
4.汪曾祺：《蒲桥集》，作家出版社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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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做浪漫的摄客，写文艺的文章，作古典的诗词，细诉美、精神与岁月。一枚阳光开朗的中文系文青，一颗热爱传统文化的心。你若喜欢我的文字，欢迎关注@墨华不冷，成为本宫的人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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