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一时的朋友很多,一世的朋友极少
距今981年前,四川眉山境内的彭老山百花不放,草木枯萎,禽鸟高飞,野兽远走。 一座秀丽之山忽然变成荒瘠之地。 多年以后,眉山的乡亲们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年,一位不世出的伟大天才在当地诞 生了。彭老山的灵秀之气,独钟于他一人身上,才出现了这种怪异的现象。
你看,连民间传说都要为他的伟大背书。 这个人就是苏轼,眉山人,生于1037年。
苏轼一生,逆境多于顺境,苦难多于安逸。但一切都被他随手扭转过来,谈笑间他已修炼成了一个至死不渝的乐天派。 苏轼交游广泛,据学者统计,他的朋友圈有好友近千人。他自己曾不无得意地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但是,他一生所遇、所交的朋友真的都是好人吗?他没有把谁拉黑或删除吗? 他曾经的挚友章惇,他终生的密友王巩,最终在苏轼的朋友圈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交朋友,三观相同永远是第一位的。
这是苏轼将要告诉我们的。 你有朋友,我有朋友,但是,朋友与朋友的含金量是不同的。 有的朋友只在酒酣耳热之际,酒醒了,连哥们的名字也想不起来。有的朋友只在富贵繁华之时,没落了,朋友们都得了健忘症。
有的朋友只值五毛钱,不用一块就把你卖了。还有的朋友能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
苏轼的朋友有很多种,章惇无疑是其中最特殊的一种。 章惇是福建人,比苏轼大两岁。他们同在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科举考试,都是牛人,所以都考上了。 然而,章惇一看侄子章衡的名次比他好,一股不服输的牛劲儿逼得他两年后重考, 结果,又考中了,还得了个甲等。
这才心满意足地做官去了。 那个时候,苏轼与章惇都很年轻,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 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苏轼的性子很直,一辈子学不会阿谀奉承,他这样捧章惇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 那个时候,两人几乎无话不说,情同手足。 宋人笔记记载,一日,章惇坦腹而卧,看到苏轼来了,就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 轼:“你说这里面都是些什么?”苏轼说:“都是谋反的家事。”章惇大笑。 连“谋反”这种可置人于死地的话都说出来了,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入世愈深,两人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愈大。苏轼偏向司马光阵营,同情旧党,章惇是王安石的铁粉,属于新党。两人的友谊小船面临考验。 朋友如衣服,功名如手足。苏轼很快就领教到了。 “乌台诗案”发生时,许多人再见苏轼跟见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
苏轼也 很“识相”,主动切断了与他人的来往,“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 章惇的表现,却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他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 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
章惇据理力争,还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让苏轼感动得稀里哗啦。
定风波
在下狱、初次流放的日子里,他屡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捧杀你的人,在你落难时是不会为你哭上一声的,而章惇真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 然而,恐怕连他们两人也想不到,这段患难相知却成了他们纯真友谊的回光返照。
此后,随着新、旧两党的轮番得势相煎,政治立场相异的两人卷入其中,越陷越 深,交恶已形同路人。 互相伤害。 这是两人一度的状态,尽管他们身处政治漩涡,往往情非得已。
到了绍圣元年(1095年),章惇拜相,达到个人仕途的顶峰。 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修复两人的关系,但他没有这个肚量。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欲置苏轼于死地。
短短两年内,将苏轼一贬再贬,直到 天涯海角。 这次远谪对苏轼的打击特别大。年过花甲的苏轼到了海南,第一件事是为自己做棺材。 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功名插朋友两刀。
当年苏轼眼中的那股清流,早已与世俗合污,成了泥石流向他涌来。 宋徽宗上位后,轮到章惇倒霉。章惇被贬到了雷州,差一点也要过海了。 劫后余生的苏轼则表现出气量,他让章惇之子章援转告其父保重身体。
也许从前不是他们两人的错。任凭政治无限度介入他们的私谊,才是最大的错误。 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40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是的,苏轼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倾轧 迫害,通通轻描淡写。这些和朋友比起来,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