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部剧情片被影史过分夸大，实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

中国首部剧情片被影史过分夸大，实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烂片原创 电影不设防 2020-03-03 12:25:29

《难夫难妻》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剧情片，各类影史研究都把这部电影归入经典行列，褒扬之词颇多。可根据诸多史料来看，这部电影实属一部烂片无疑，影史研究有夸大之嫌。

1913年9月一张巨幅广告在上海新新舞台大门前贴出，内容如下：

“9月29日、30日、10月1日，夜场，8时开门，9时开幕，试映我国自己摄制的社会讽刺剧电影《难夫难妻》，不可不一饱眼福。”

与此同时，《难夫难妻》导演郑正秋也在上海《申报》登广告如下：

“亚细亚影戏公司厚资聘请新民社诸君扮演的中国家庭新剧《难夫难妻》，无不惟妙惟肖，尽善尽美，目睹该戏必定拍手叫绝，此由中国演剧摄制影片，均为海上破天荒之第一次也。”

从这两则广告来看，当时的国人是把这部片子看作是中国第一部电影。后来电影研究者更愿意把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作为中国第一部电影来看，但由于《定军山》这部片子只是单纯地将传统京戏记录下来，全片并无导演、编剧执导，所以更像是随手拍摄的一个小视频，能不能把它列入到电影行列有待争议。而《难夫难妻》则是有导演、编剧，也有演员调度、有剧情，还正式放映，相比于《定军山》，其实更像是一部电影。

如今谈起这部电影时，很多影史研究人员对这部片子的评价多是对“买卖婚姻”的抨击，褒扬之词居多。可惜的是，这部片子现在已经遗失，无从考起。

事实上，个人对《难夫难妻》的实际价值到底有多大，保持怀疑。其原因有二，一来是中国电影刚开始发展，技巧并不成熟；其次，这部电影是由多人指导，意见多有不和，把电影搞得十分混乱，成了一出闹剧。若要理清《难夫难妻》的烂片本质，我们不妨先从影片筹备谈起。

电影拍摄时各方势力的介入

《难夫难妻》的诞生之际，正是西方话剧刚刚传入中国，那时还叫做文明戏或者新剧。相比于传统戏剧考验的唱功、台步、规矩，新剧门槛极低，几乎所有人都可摩拳擦掌上台表演一番，再加上对白简练直接，一时受到大众追捧。

而《难夫难妻》的导演之一张石川素来对戏剧感兴趣，又看到新剧背后的商机，遂同舅父合办了新剧剧社“鸣社”。当时美国人依什尔的亚细亚公司有意拍摄一部中国电影，而张石川和舅父一直在美国公司底下工作，依什尔听说张石川此人对戏剧颇有研究，又懂英语，所以把拍片任务交给了张石川。与此同时，郑正秋此时在戏剧界威望颇高，他的剧评和剧本受到极大的市场认可。张石川筹拍电影之时，立刻想到了郑正秋，便邀请其协助自己创作。于是，《难夫难妻》的班底成立。

讲这段历史原因是想表明这部电影的诞生其实有三方的干预，张石川与其舅父、亚细亚公司老板依什尔以及剧作家郑正秋。这三方势力对于这部电影拍摄的要求并不一样。张石川一方期望能够让电影具有娱乐性，即有卖点，能够起到迎合大众的效果；依什尔因为掏钱投资，他对电影的期望在于回收率一定要大；郑正秋此人对戏剧的要求素来是要有社会意义，教化大众，影响社会。那么这部电影拍摄过程中，这三方的参与感有多少，或可通过以下事实窥见端倪。

电影摄制的异常混乱

郑正秋在筹备电影拍摄时，首先想到的题材是新剧经典《黑籍冤魂》。这部戏讲述的是一个鸦片吸食者败尽家产的故事。由于郑正秋的父亲是靠开土栈（买卖鸦片）发家，而郑正秋本人同样开过一段时间土栈，也有过吸食鸦片的历史，所以对这种体裁他本人有切身体会的敏感。只是将剧本上报给亚细亚影戏公司后，老板依什尔对剧本并不满意，认为这种电影少有人看，回收率不高，并扬言如果要拍摄此片，他一分钱也不会投。于是，《黑籍冤魂》搁浅。

郑正秋第二个想到的剧目是自己家乡的婚姻旧俗，这也是《难夫难妻》的本源。依什尔听了郑正秋对这部片子的描述，知道这是一部婚姻闹剧，颇有好感，于是乎，拍片工作就此展开。

拍片的责任安排，根据张石川后来回忆如下：

“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商量下来，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由我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化。”“那时却还无所谓‘导演’的名目。”“导演的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

郑正秋负责剧本和演员调度，依什尔负责拿着摄影机，而张石川称自己负责电影镜头设计。可这部片子根本没有什么镜头转换。机器放在那里，然后让演员表演，胶卷耗完了，就拍完了。以此可见，整部片子的拍摄相当于郑正秋一人完成。说白了，张石川和依什尔就是在现场打个酱油。

那么，拍摄现场的状况又是如何？当时的鸣社演员钱化佛回忆如下：

“民国二年的秋天开始拍摄，规定每天早晨八时起化妆，九时拍摄。化妆也只是脂粉，没有其他东西。还有道具、服装，完全由民鸣社剧团搬来应用，以省开支。布景简陋极了，墙壁当然是模板搭的，壁上的衣钩咧，自鸣钟咧，都是画出来的。甚至有些新式桌椅，租价太大，便托纸扎店扎束。外景十有八九在郊区一带拍摄，所费不多……。”

据说其中有场戏是关于两个仆人互相打斗，因为天色渐晚，这场戏便接在了第二天继续拍。可谁知道，第二天穿衣服时，两个仆人换了衣服穿并未察觉，拍完之后一看才发现，两个仆人正打斗时忽然飞一般的换了衣服。从这个细节可以知道，当时现场的杂乱无章。

导演本身的毫无经验、电影布景的荒腔走板再加上演员全是来自于新剧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夸张自然不用多说），可以见得，这部电影的成型有多混乱。事实上，还不止于此。根据电影拍摄的后来走向，郑正秋似乎并没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拍摄，依什尔对电影评头论足，张石川更占着自己导演名头的优势，各种参与指导（或许是捣蛋），尽可能让电影充满娱乐色彩。郑正秋后来说自己拍摄这部电影，意在“改良家庭”，可这样的意愿似乎并没有在电影最后成型时达成。那么，电影拍成后的内容到底讲了什么？是否是郑正秋想要看到的样子？

电影故事的真实面貌

电影本身的遗失对于中国电影史来说是一大遗憾，可也因为遗失，电影故事本身有了很大的讨论空间。各类影史研究中对这部电影肯定之词颇多，毕竟是中国第一部剧情片，它的意义巨大，肯定这部电影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政治正确。

具体故事内容，根据《中国电影史》记载如下：

“影片是以郑正秋的家乡潮州的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的。故事‘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

这段话中我们似乎可以提炼出，电影全片是在叙述新人从相亲开始到送入洞房结束的婚礼景象。

可1914年的《新剧杂志》对剧情的介绍并没有这样简单。这篇文章由一个笔名为瘦月的作者发表，它的叙述如下：

“此戏系甲乙两富绅，结朱陈之好。花烛之夕，贺者盈门。婚礼讫，送入洞房。礼人传袋，偶一不慎，夫妻交仆。既婚后半年，新郎以赌钱遇翻戏大负，夫妇因之起衅，捣毁物件，并各伤头足。仆人报告甲乙二翁，于是合家齐至，在途拉拉扯扯，颇有可观。及抵新房，左右围坐，新郎新娘，其时恶感已息，彼此赔礼，其事遂寝。”

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提炼出这样的故事，婚礼过程在整部戏的占比重不多，真正的重点在于夫妻二人“起衅”到“恶感已息”，也就是说故事其实在讲述夫妇这一家子是如何重归于好的。这点颇符合郑正秋本人说的”改良家庭“之意，至于《中国电影史》中提到的对封建买卖婚姻的批判，在电影中似乎并不明显。而且再加上本片重在表现夫妻二人拉扯的搞笑场面，这点符合张石川娱乐至上的电影风格，或许正是因为张石川这样的侧重点，让本欲“教化大众”的郑正秋心生不满。

如果说《新剧杂志》的这篇文章还不足以推倒《中国电影史》的论述，那么郑正秋在当时的《新世界》杂志中的论述才是真正的现身说法。具体内容如下：

“看到灯下新嫁娘，深夜待夫归处，亦各未免有情。看到新郎君嫖院，各帮闲抬轿处，又各若有所感触，见偷牌换牌后，和出之一副大牌，计中风一碰，白板一碰，发财四只，一筒两只，东风三只，议论大起。竟有一番多少，两番多少，三番多少，四番多少，五番多少，为之屈指计算者。看到夫妻相骂相打，郎伤女足，反气恼为怜爱；女伤郎头，亦反气恼为怜爱。相吵闹者反而为相温存体贴处，更各大为之动。看到双方父母，为子女各兴问罪之师，狭路相逢，打成一片。及至子女房中，一场祸事，早已烛灭香消，带累局外人，亦各为之难为情。咄嗟之间，言归于好处，尤各若有领悟。”

而对于这部戏的主题意义，郑正秋这样说道，“虽非大部戏，宗旨亦在改良家庭。”可见，此戏重点并不在于买卖婚姻这一主题，当然，也未达到郑正秋的预期价值。

郑正秋的愤然离开

郑正秋有没有完成电影，这点很多人认为他把电影拍完了之后才和张石川分道扬镳。可我认为，郑正秋在拍摄电影中途便愤然离开了剧组。因为根据《难夫难妻》后面的故事内容，完全是一场夫妻闹剧，这并不符合郑正秋的意志，显然是依什尔和张石川所为。

郑正秋因为意见不合，离开之后，独自创办了“新民社”，以实现自己的艺术价值。中国第一代导演郑正秋和张石川的争斗也从此开启。郑正秋吸收了上海优秀的演员和编剧，“新民社”的表演剧目大受欢迎，还因为人数太多、场地不够，两次转移戏院。而张石川为了对抗郑正秋，成立了“民鸣社”，利用其强大的资本背景，对新民社进行挖角、剧本抄袭以及票价攻势等，最终吞并新民社，当然，这是后话。关于张石川对郑正秋长达近一年多的压迫和斗争，会另开一篇文章，这里不做赘述。

综合来看，《难夫难妻》的创作不能保证导演独立，多方势力干预和讨论，让剧情显得混乱无度；导演本身的经验不足，镜头只是单调地摆在那里，显然可观性不高；布景简陋之至，甚至有些道具只是画在墙上；演员都是新剧表演者，表演必然是幼稚夸张的；服装道具乱摆乱放，前后剧情不搭。这样的一部片子无论是从故事本身还是电影技巧，都是非常低劣的，不能不说是一部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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