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月下旬，由中、美、德、日、韩、俄、新和尼日利亚组成的世卫组织-中国联合考察组对中国进行了9天的实地考察。考察组先后在北京、日内瓦举行了两场新闻发布会，考察组外方组长艾尔沃德宣布："中国的方法是目前我们唯一知道的、被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呼吁世界各国像中国一样面对疫情要快速行动起来，学习"中国专业的应对机制"。
世卫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负责全球卫生和医疗安全的、国际最大的公共卫生组织和最高权威专业组织。它做出的结论或者建议事关世界几十亿人的生命安全，自然是慎之又慎，必须是百分之一百的准确和有效。
无独有偶，全球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于3月6日再次就中国的表现发表社论文章：《其他国家已采取的 COVID-19应对措施太少、太晚吗？》
文章说：中国在应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所采取的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可能是“历史上最雄心勃勃、最灵活和最积极的疾病控制工作”。中国可能因此成功避免了大量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尽管这对国家经济可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文章要求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各国政要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同时还指出：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各国还并未吸取中国的经验。考虑到近期美国和日本令人大跌眼镜的表现格外引人瞩目，其所指颇为耐人寻味。
之所以说是又一次发表社会，是因为在疫情之初，《柳叶刀》曾就中国的表现发过一次社论，认为中国的应对高效透明。
尽管世卫、《柳叶刀》已经针对如何应对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然而，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是一回事，但是否学得了是另一回事 。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中国唐朝的时候，日本全面向中国学习，但最重要的科举制却学不了。因为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如果实行科举制，就会动摇国本。那么，西方为什么学不了迄今为止被世卫认定的唯一有效的中国模式呢？
西方思想僵化
我之所以把思想僵化放在第一条，是因为一个制度再合理，一个民族素质再高，一旦思想僵化，就必然固步自封，再也无法发展。
今日西方自赢得冷战胜利后，傲慢自负、自我感觉良好、思想僵化日益严重。这一次面对疫情，表现的也是非常突出。
当中国模式以无可争辩的效果展现于世界时，西方的理论界表现两极。一是法国费加罗报专栏作Isabelle Lasserre女士发表文章，立场鲜明地指出，所谓西方的“民主“体制比中国“专制”体制更加有效。
这位女士显然不是医疗专业人士，这也再次凸显新冠疫情以来很有趣的现象：专家或专业领域人士对中国的表现评价极高，而对中国的表现攻击和否定的都是非专业人士！看来去专业化的现象，不仅在西方政坛上成为潮流，就是学术界也如此了。
Isabelle Lasserre女士文章发表的时候（3月3日），法国病例已经暴涨到212例（周天就突破1000例），举国处于紧张、恐惧和慌乱之中。总统马克龙宣布将征用所有口罩库存和生产，以应对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法国医院已经发生两起被盗事件（目前已经四起）。同时，美国缺乏检测试剂、穷人无力承担检测相关费用、日本放任不管轻症（不检测、不治疗、不管理）已经成为全球新闻关注焦点。
反观3月3日当天的中国，武汉之外湖北只有1例新增，湖北之外只有4例（现在中国每天新增病例仅占全球的1%左右）。
然而，如此清晰的事实以及世卫的结论都不能妨碍这位女士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应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方式上，民主制度显示出了无可辩驳的优越性”。
我在此想问这位女士一个问题：法国面对的不是未知病毒，而且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何以仍然不能避免疫情爆发？仍然不能储备足够的医疗物资？仍然不能避免医护人员感染？
面对世卫、《柳叶刀》应对新冠疫情给出的明确答案，西方另一极则是争论是否接受中国模式。
巧合的是，也是3月3号，先是《南德意志报》发表了十分直率的文章，标题也是开宗名义："向中国学习"。并以意大利为例，说明"在中国以外，对整个地区进行隔离也不再是禁忌”。并表示“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周末不排除在德国将封锁整座城市或地区作为最后手段。"
另外德国《日报》也发表文明，也是旗帜鲜明的认为：“封城和隔离措施并非威权政体的专利，自由民主国家也存在采取这些强制措施的法律基础。”“如果德国真的爆发疫情，那么根据德国基本法，为了抗击疫情，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可以受到限制。可能的形式包括强制隔离，要求相关人员不能离开制定地点等。”
这两个极端虽然截然相反，但却有一个鲜明的共性：即不是从措施本身是否有效出发，而是要先争论措施的政治属性：“民主”还是“专制”。主张向中国学习的，也要强调威权主义用的我们也可以用。不主张向中国学习的，则强调“民主”的方式比“专制”的方式更更有效。
这种作法，中国人并不陌生：文革时凡事都要问“姓社”还是“姓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为打破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提出著名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回归日常理性。没想到中国早已经实现了思想解放，今天的西方却重回了思想僵化！而且是在当千千万万的人面临生死威胁的时候！
按说，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病毒，衡量一切的标准就是哪一种办法有效，能够遏制它，打败它。封锁一个学校，一个超市，一个医院，一个小区和封锁一个城市，其目的和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阻绝病毒的传播。这种单纯的医疗应对措施，怎么还要先问问是“民主”还是“专制”呢？难道病毒对“民主”和“专制”还要区别对待吗？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理解何以西方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固步自封，陷入停滞、衰退状态，各种危机和挑战全面爆发。连面对病毒这样一个十分中性、常见的挑战，都要问问是“民主”还是“专制”，这样一个思想僵化的制度和社会如果不改变怎么还有希望和未来？
西方的政治弊端
双方的制度差异也决定了西方很难采纳中国的办法，就是采用了，效果也远远比不上中国。
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三个力量：政治、资本和大众。东西方制度一个显著差异在于，中国的政治可以超越资本和大众的束缚，能够独立的进行决策。西方的政治权力则臣服于资本和大众。因为政治人物要想赢得选票，既需要讨好资本以获得政治献金，又要讨好民众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所以东西方虽然都是大政府（只要是建立基本福利的国家都是大政府，要进行复杂的分配），但只有中国是拥有行动力的强政府。整个疫情期间，中国向湖北派出344支医疗队，人数高达42000人。这种动员能力、组织能力是西方这样的政治体制所不具备的。
所以当面对疫情，中国可以在武汉果断的封城，全国各地纷纷启动一级响应，采取类似的做法。而这些做法不可避免的要付出经济代价，要一定时期内限制各种自由。
反观西方，无论是资本还是大众都得罪不起。这也是为什么何以西方面对的是已知病毒，而且还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却仍然未能避免疫情的爆发。疫情爆发后，也无法像中国一样迅速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
疫情先是在中国发生，后来又在西方爆发，以我关注的法国媒体为例，我发现它们最关心的、讨论最多的是疫情对经济的损害，而不是人的生命。3月8日的报纸甚至借医学科学院成员、传染科专家而里凯尔教授的观点提出：“阻碍经济，要比病毒有害的多”。这和中国，和世卫组织的立场非常不同。西方媒体多是财团控制的，自然要代表财团的利益。媒体又能影响民意，政治人物自然对媒体也是不敢得罪（这或许是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
西方在疫情爆发之前，政府的表态多是我们没问题，不会发生（比如法国卫生部长）。等到疫情发生了，表态也多是我们一切都在掌控中，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应对。但事实却是它们既未能避免疫情爆发，也没做好准备。意大利政客甚至在疫情爆发后，为显示并不危险，相约到米兰街头聚餐（所以后来有两名大区主席被感染），佛罗伦萨博物馆免费开放3天，波隆那发放一年可享免费文化活动的市民卡，吸引2万多人聚集排队领取，报纸标题热烈歌颂“意大利人对文化的热爱战胜对病毒的恐惧”。
即使西方采取的有限措施，民众也根本不在乎。法国本土病例突破100例的时候，法国政府取消了巴黎马拉松比赛，但民众却自发的照样跑起来，并且在媒体上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当意大利疫情爆发之时，政府也知道法国和意大利的球赛很危险，当时3000名意大利球迷涌入里昂。但政府只能呼吁取消，却不敢采取措施。最荒唐的是日本，它一方面对轻症患者不检测，不治疗，仅要求在家隔离，但却没有规定如果不遵守会如何处罚。结果一名确诊病例跑出来任意出入公共场所，还嚣张的声称就是要传播病毒！面对这种威胁公共安全的行为，日本政府的反应仅仅是表示遗憾！没有任何应对措施，连亡羊补牢制订法律的行为都没有。日本类似的例子很多，学校为了避免传染而关闭，学生则走出家门走向街头。政府根本没有能力要求他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而好好的在家隔离。
中国有句俗话，当家三年狗也嫌。意思是指当家就要承担责任，就不能做老好人。但今天的西方政府由于体制的原因，已经变成不敢担当的老好人了。试想，为了遏制病毒，拯救生命，采取中国首创的措施，需要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需要民众牺牲小我积极配合，这怎么是西方能学的了的呢？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的是，疫情在法国爆发的时候，恰逢六年一次的市长选举。结果尽管选举造势、投票本身都有巨大的传染风险，政府却仍然决定按期举行。3月7日周六，法国爆涨336例，累计接近1000例，但在这一天，我所在附近的超市、市中心都有人散发政治集会的传单，要求支持者于9号周一晚上参加。巴黎其他华人则告诉我，当天有市长还带着大队人马到他那里去拉选票！
说到选举，也就涉及到西方政治制度的另一个问题：即中央对地方官员没有硬约束力。即使中央要采取措施对抗疫情，即使地方官员不配合，不作为，中央政府也没有办法，更别说像中国那样问责了。这不仅体现在联邦制国家，就是法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也一样。
大家可能还记得2019年号称法国的象征、国宝中的国宝巴黎圣母院失火。没有一个人被问责。相反倒是塑出来众多英雄。难道巴黎市长、分管的副市长、直接责任人及其管理者都没有责任吗？问题就在于巴黎市长是民选的，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中央政府没有办法直接问责。就是他们和中央政府对着干，甚至参与外交损害国家利益，中央政府也没有办法。比如捷克总统泽曼对中国极为友好，曾顶着压力参加中国九三大阅兵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也是国家的战略选择。但布拉格市长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其他中国核心利益上挑衅（不顾北京反对邀请台湾代表出席新年晚宴。出访台湾时与蔡英文会面。还在市政厅升起藏独旗帜，接见所谓的藏人行政负责人），导致两国关系急剧倒退。
这一次美国应对疫情，就发生过政府想征用一家酒店收治病人，当地政府群起反对的事件。所以全国一盘棋团结一致应对疫情在西方国家是极其困难的，西方也不可能出现全国众志成诚全力援助武汉和湖北的可能！
东西方政治上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差异，即西方的公民社会强大。根据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公民社会是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制度能够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但这一次，恰恰是西方的公民社会给病毒的传播推波助澜。比如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的宗教团体。韩国因为宗教聚集导致疫情爆发，法国也有教会聚集引发群体性感染。甚至在法国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传教士们照样积极的四处传教。
在法国出现本土病例后，各种独立团体组织的游行照样举行，上文提到的各政党的选举行动也一如往常。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尽管总统马克龙已经郑重发表讲话，要求大这家减少外出，但妇女团体仍然以争取更多养老金、反对两性工资不平等为诉求举行游行！
马克龙与医护人员交谈，身旁（左二）为卫生部长维兰
西方经济的结构性困境
经济是所有文明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是空谈。西方经济的结构性困境也同样制约了西方学习中国的能力。
第一，西方没有中国无比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完整的产业链。
武汉封城以后，必须投入巨大的医疗资源对所有的病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中国一共组织了总计四万多人的医疗队从全国调配到武汉，有了人只是第一步，还必须有相应的医疗物资如口罩、防护服等。中国还要求任何地方的人外出都必须戴口罩。当时中国正处于春节假期，许多企业都停产停工。但中国迅速就克服了困难。平时中国有日产普通口罩2000万、防护服2万件、N95口罩20万的能力，通过提前复工、企业通过技术改造转产，产能迅速分别提升到日产1亿只、50万、160万。中国之所以能做到，除了生产能力超强外，还归功于完整的产业链。到中国考察的世卫专家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那里的医院看上去比我在瑞士看到的一些还好。我们问：“你们有多少呼吸机？”他们说：“50台。”哇！我们问：“有多少ECMO？”他们说：“五台。”来自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团队成员说：“五台？在德国，也许能有个三台。而且只有在柏林。”
但反观西方，欧洲只有三家口罩生产企业，美国的口罩90%来自中国。这还只是口罩，至于其他医疗用品更是依赖中国。
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德国负责监管药物和医疗制品的联邦医药产品局（BfArM）证实，共有239种药物在德国全国都"无货"。疫情之后，已经有277种药物列为供货困难，其中包括一些抗生素、止痛药和抗抑郁药等常用药。德国最后一个生产抗生素的大型药厂在大约两年前关门。原因很简单，没有利润，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政府也不扶持。
欧洲另一个大国法国其医疗产品80%以上来自欧洲以外，其中60%来自印度和中国。
全球范围仿制药（无须支付专利使用费即可生产的药物）使用的90%的有效成分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而即便在受到专利保护的药物中，也有50%需要使用中国生产的原料成分。
美国的情况和欧洲类似，其药品市场中97%的抗生素来自中国，其中有20种药品完全由中国供应。
且不说西方为什么对医疗这样的战略物资完全市场化处理，但事实就是西方将长期缺乏抗击疫情的医疗物资，这如同战场，没有枪弹还能打赢吗？即使想学中国的措施却没有相应的物质支撑有什么意义？
第二、西方没有强大的国有企业，而中国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都是国有企业为主，能在关键时刻为国家提供了应对的能力。
国有企业是西方一直批评的对象。确实，整体看来，国有企业效率、创新能力、竞争意识和管理成本都不如民营企业，但国有企业的作用并不仅仅是营利，它肩负民营企业所没有的社会责任，承担着国家的战略责任。比如当退休金出现缺口的时候，国家就从国有企业划拨资金。这一次抗击疫情，国有企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比如交通（高铁、航运）、电信、能源、电力、医药、金融、机械、化工、电子、粮食，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转。非常重要的复工复产，国有企业也是最早实现。
反观西方，国有企业在政治不正确（违反市场经济原则、“专制”国家行为）和利润第一的氛围中迅速凋零。最奇葩的还是法国，它一方面有不少国有企业，但另一方面这些国有企业既享受各种国家补贴等特殊扶持政策（亏损要有国家承担），还和民营企业一样不承担各种社会责任。现在法国正在进行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是罢工最坚决的，高铁、公共交通百之一百罢工。它们完全蜕变成自私而又巨大的利益集团，并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要挟国家。
第三是西方互联网应用技术远落后于中国。
由于中国互联网一流的硬件设施、巨大而又竞争激烈的市场、应用层面的发明天赋，使得中国互联网应用全球领先并在对抗疫情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网上办公、网上会议、网上预约医生、网上预约买药、网上诊疗、机器人配送。
比如1月23日，微医快速上线微医互联网总医院“抗击新冠肺炎实时救助平台”。随后10余天时间里，这家互联网医院累计上线1.8万余名医生，为近百万人次提供了免费的健康咨询、在线问诊和心理咨询服务。1月25日，阿里健康增开手机淘宝的义诊咨询入口。上线仅一天，阿里健康义诊活动的页面累计访问用户数即接近40万，每小时还有近3000人发起在线咨询，超过90%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的防治等内容上。1月31日晚，中国电信和华为完成了武汉火神山医院首个“远程会诊平台”的网络铺设和设备调试。2月3日，该平台正式投入使用。
京东物流的配送机器人也被派上“前线”。目前武汉已基本完成对机器人配送的地图采集和机器人测试。为实现机器人配送常态化，京东物流还在从各地抽调配送机器人驰援武汉。AI结合机器人技术也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众多创新企业推出的AI智能机器人承担起了消毒、护理等工作。钛米开发的消毒机器人，目前已在武汉疫情中心的6家医院及上海仁济医院等投入7×24小时不间断使用。
大数据在这场战“疫”中不仅能分析疫情趋势、助力精准防疫，还能搭建起智慧城市的样本，形成公共服务闭环。1月19日，每日互动成立“个医”团队，与国家传染病重点学科带头人李兰娟院士团队展开合作，迅速绘制出与真实情况拟合度不断提升的疫情趋势图。基于大数据的分析结果，联合团队还创新性地提出“无意识的密切接触者”这一概念，用于精准防疫。
作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票务平台，拥有海量旅客出行数据的12306，及时配合地方政府及各级防控机构提供确诊病人车上密切接触者信息。
放眼全球，能够拥有中国这样互联网应用水准的国家几乎没有第二家。
西方的文化特点
除了政治和经济原因，最后一个就是文化原因。
中国文化有危机意识，知道未雨绸缪的重要性，平时就量入为出，保有积蓄。所以遇到突发的疫情，上自国家下至百姓普遍有相当的物质储备。即使几个月没有收入，生活仍然不会受影响。中国在武汉和其他地方实行严格果断的隔离措施后，民众的生活都能得到保障。
如果在西方，即使政府能够和中国一样做到配送，民众也没有支付能力。大家可能还记得特朗普执政后发生过一次政府关门，仅仅一个月，很多联邦政府雇员就不得不去和低收入者一样排队领取救济餐。美国有60%以上的人，储蓄账号金额不超过1000美金，对5000多名美国人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有34%的人，账户上一分钱都没有。美国贷款服务机构 Magnify Money做了一组全新的分析，照中位数算法，50%以上的美国人没有储蓄。当然在正常时期，这都不是问题。然而面对疫情，就完全不同了。
此外中国是集体主义，西方是个人主义。客观而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各有利弊。但在应对疫情上，集体主义的优势则远远压倒个人主义。武汉民众为了全国封城，做出了巨大牺牲。全国则团结一致不惜代价支援湖北。这当然也体现在全球华人自发的援助自己的祖国，这种凝聚力、向心力全球再无第二。西方比如意大利，封城后，民众游行抗议，争取行动的自由。完全不在乎他们争的这种行动自由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什么灾难。这也是为什么，意大利政府在传出确诊案例的第2天，就迅速决定封锁疫情最多的11个城镇，但却未能真正奏效。
整体上看，中国民众更服从大局，更愿意为集体利益而放弃或者减少个人利益。
在西方国家，即使中央政府向中国学习，首先民众就不配合。上文提到的巴黎马拉松比赛就是一例。如果政府想动员全国的力量支持疫区，地方政府都未必答应，光增加预算就要议会讨论，是否批准也不可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达到顶峰最危险的时候，美国国会否决了政府的救助计划。当时的财长葆尔森跪在议长佩洛西面前请求批准的镜头传遍世界。后来救助计划进行了修改，才第二次通过。
以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西方体制已对决定了无法迅速的反应和随机应变。这个代价就是无数的宝贵的生命。
所以虽然中国模式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唯一有效办法，但西方由于思想僵化、政治、经济和文化四大原因却学不了。事实上世卫在积极推荐的时候也提出过四个条件；需要速度、资金、想像力和政治勇气（世卫专家艾尔沃德）。只是放眼西方，哪还能具备这四个条件啊。这一点就是西方媒体也公开承认了：法国费加罗报认为，中国模式很难被他国所借鉴，因为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难以想象的工程，另外，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使中国人接受任何来自政府方面的政策。而在法国将十分困难，比如说，政府已经多次呼吁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停止见面时的贴面礼，但是，许多法国人却依然我行我素。
因此西方也就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条件来应对了。目前西方和中国最突出的不同就是轻症的在家隔离，重症的才能进医院治疗，无法做到应收应治，尽收尽治。但这有两个风险。一是轻症在家隔离会导致家庭传染和社区传染，这也是武汉封城后一个很大的经验教训。以西方的个人主义特点，将导致全国无差别蔓延。公卫学者出身的台湾副领导人陈建仁用简单乘法算出：如果没隔离，一个感染者传给3个人，传到第10次，就高达近6万人被感染。
二是轻症如果不干预，会有相当比例转为重症。一旦到了重症，死亡率就大幅上升了，而且治疗成本也很高。如果早期干预，减少轻症，则会大大降低成本。
所以，英国政府预测最坏情况下会有六百万劳动力因感染而不能工作，50万人死亡。美国则有专家（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教授）预测9600万人感染，48万人死亡。其他西方国家恐怕都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中国常言：吃一堑，长一智。一场疫情也并不能彻底打倒西方，只要西方能够和当年的中国一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向先进国家学习，西方仍然能有机会再次焕发活力。假如疫情之后仍然在装睡，那就真的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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