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语之可10:吾心自有光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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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祝 勇
有人说,苏轼的困境,来自小人的包围。
所以,苏轼要“突围”。
这固然不假,在苏轼的政治生涯里,从来没有摆脱过小人的围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残存的《文官图》泥质壁画上,宋代官僚的样貌,比戏曲舞台上更加真实。在历朝历代,官场都是培养小人的温床,不仅苏轼,像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中央领导,也都不能摆脱小人的纠缠。而将苏轼仕途的枯荣归因于他人的道德,不能算错,但至少是不完整的,甚至失之肤浅。
实际上,奠定了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非但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
那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苏轼与王安石的冲突,似乎是命中注定。
他们谁也躲不开。
当时的宋朝,虽承平日久,外表华丽,但内部的溃烂,却早已成了定局。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正是这纸万言书,一举奠定了王安石后来的政治地位。
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1067)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四月里的一个早晨,宋神宗召请王安石入朝。那个早上,汴京的宫殿像往常一样安静,四十六岁的王安石踩着在夜里飘进宫墙的飞花,脚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我猜想,那时的王安石,表情沉静似水,内心一定波澜起伏,因为大宋王朝的命运,就将在这个早上发生转折。他尽可能维持着均匀的步点,穿越巨大的宫殿广场,走进垂拱殿时,额头已经漾起一层微汗。在空荡的大殿中站定,跪叩之后,仰头与宋神宗年轻清澈的目光相遇。那一年,宋神宗十九岁,庄严华丽的龙袍掩不住他身体里的欲望与冲动。他问王安石:“朕治理天下,要先从哪里入手?”王安石神色不乱,答曰:“选择治术为先。”宋神宗问:“卿以为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陛下当法尧舜,唐太宗又算得了什么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的效法者不了解这些,以为高不可及罢了。”宋神宗说:“你是在责备朕了,不过,朕扪心自问,不愿辜负卿意,卿可全力辅佐朕,你我君臣同济此道。”
自那一天起,年轻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几乎罢免了所有的反对派,包括吕公著、程颢、杨绘、刘挚等。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是一位高调的理想主义者,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称他为“伟大的改革设计师”,并评价“王安石变法”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认为“其基础是对于《周礼》等儒教经典的独到的深刻理解。在以相传为周代的各种政治制度和财政机构为模范的基础上,他结合宋代的社会现实构筑的各种新法,是唐宋变革期最为华丽的改革”。还说:“如果新法政策能够得到长久继承,那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中国社会也可能同西洋的历史一样,就那样顺势跨入近代社会。”
王安石的书法,在宋徽宗时代就入了宫廷收藏。《宣和书谱》形容他的书法“美而不夭饶,秀而不枯瘁,自是一世翰墨之英雄”。这份自信与强健,正与他本人一样。他的字,今天所存甚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卷,叫《过从帖》(即《奏见帖》);上海博物馆也有一卷,叫《首楞严经旨要》,只不过写这字时,他已归隐钟山。
苏轼初出茅庐(官居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却站在反对王安石的行列里。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宋史》说王安石“果于自用”。他的这份刚愎,不仅在于他不听反对意见,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在于他不屑于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甚至范仲淹当年曾想办一所学校,以培养改革干部,这样的想法,王安石都没有,王安石的过度自信,由此可见。因此,他领导的改革,就注定不会比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有更好的结果。
苏轼知道,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变得丑陋不堪——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让百姓以赋税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借口,每人每户出钱的多寡,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而全凭地方官吏一句话。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于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递到各级贪官污吏的手中。
苏轼深知这变法带来的恶果。但此时的宋神宗,面对一个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朝局,急于做出改变,他对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宋神宗的急切、王安石的独断,让关心政局的苏轼陷入深深的忧虑。
苏轼敏锐地意识到,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那时的他,纵然有宋神宗赏识,却毕竟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
熙宁三年(1070),天子御试,不考诗赋,专考策论,目的是广征言路。那次考试,苏轼是考官,吕惠卿是主考官。
然而当时的举子,别的没有学会,迎合上级却已是行家里手,他们知道当朝皇帝和宰相都是主张变法的,所以在考卷中,他们个个声言变法的伟大,以媚时君。最出格的,要数一个名叫叶祖洽的邵武考生,他在策略中说:“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合谋而鼎新之。”苏轼、宋敏求两位考官都主张将此卷黜落,没想到主考官吕惠卿,将叶祖洽的马屁考卷擢为第一。
这让苏轼大为光火,上书警告皇上说:“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
说过这些话,苏轼还没有过瘾,索性借用这一次的考题,写了一篇《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针见血地指出:
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
宋神宗声色不动,不满二十岁,就已经有了帝王的风范,沉稳而不骄矜。他把苏轼的策论交给王安石。王安石看了,说,苏轼才华很高,但路子不正,因为在官场上不能如意,才会发表这样的歪理邪说。
宋神宗还是有主见的。放下苏轼的上书,他决定立刻召见苏轼。
那是熙宁四年(1071)正月。
垂拱殿里,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苏轼。那一年,苏轼三十四岁。
宋神宗说:“朝廷变法,得失安在?哪怕是朕个人的过失,你也可坦白指陈,无须避讳。”
苏轼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但皇帝的此次召见,说明他的上疏正在发生作用,或许,这是扭转帝国危局的一次机会。所以,他丝毫没有准备闪躲。他说:“陛下有天纵之才,文武兼备,然而当下改革,不怕不明智,不怕不勤政,不怕不决断,只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所以,还以从容一些、安静一些为好,观察效果之后,再作处置。”
宋神宗听后,陷入长久的沉默。
苏轼进一步说:“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变革,都应该因应时势而逐渐推行。生活与风俗变化于先,法律制度革新于后。宛如江河流转,假如用强力来控制它,只能适得其反。”
那一次,面对神宗,苏轼说出了憋闷已久的话。他说得痛快,宋神宗静静地聆听着,一直没有打断他。等苏轼说完,宋神宗才略微沉吟了一下,表情温和地说:“卿之言论,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之官员,皆当为朕深思治乱,不要有所隐瞒。”
宋神宗的召见,让苏轼看到了希望。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他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但他还是太年轻,太缺乏城府,如此重大的事件,怎能向他人述说?宋神宗召见苏轼,就这样被他自己走漏了风声,而且,这风声必然会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让他有所警觉,有所准备。
召见苏轼后,宋神宗也的确感觉苏轼是个人才,有意起用他,做起居注官。那是一个几乎与皇帝朝夕相处的职位,对皇帝的影响,也会更大。但王安石早有准备,才阻此事成功,任命苏轼到开封府,做了推官,希望这些吃喝拉撒的行政事务,捆住苏轼的手脚。
但苏轼没有忘记帝国的危机。二月里,苏轼写了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苏轼后来对好友,也是欧阳修的门生晁端彦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他的命运,也因此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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