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汪曾祺，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想到他在80年代创作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汪曾祺在散文方面有着更深的造诣。当年他的散文集《蒲桥集》出版时，清新惬意的文风立即受到读者广泛的关注，继而一版再版，一时间形成了“汪曾祺热”。他本人也认为：“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迄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需要滋润。”
没错，汪曾祺的散文的确有着“安慰滋润人们浮躁疲痹的心灵”的作用，他的散文轻淡闲适，读之，就像在与一位慈眉善目、幽默风趣的长者聊天，着实轻松。他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作品中，内容大多与吃、喝、玩、民俗有关，有一种“闲人雅趣”的清新之感。
汪曾祺
“闲物”之雅趣汪曾祺曾在散文《泰山很大》中写道：“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的确，汪曾祺很少写雄伟阳刚的事物，而是经常写闲云野鹤、散淡悠闲的事物，这很符合他的气质。
历朝历代的中国文人，一直以做个“闲人”作为一种理想。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苏轼的“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再到李白的“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文人们都把内心到达的一种平和状态当作是一种至高境界。所以他们走出社会，走入山水田园，做起“隐士”来，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悠闲适意的“闲人”生活。这种闲人生活，落实在形式上，不外乎吃吃喝喝，饮茶赏花，游山玩水，把玩美器等一切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事物上。
汪曾祺的散文就与这些事物密不可分。翻开他的最新散文集《欢喜八事》，也可以发现编者将其散文按照赏花、吃食、鸟虫、闲情、静坐、交友、游玩、写作进行分类编排，在汪曾祺的笔下，这些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过的事，都变成了闲散的雅事。
例如《葡萄月令》中，他不紧不慢地叙写了葡萄的十二个月。“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二月里刮春风。把葡萄藤拉出来，放在松松的湿土上。不大一会，小叶就变了颜色，叶边发红；又不大一会，绿了。”“四月，浇水。葡萄园里水气泱泱，沁人心肺。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哎！”
在汪曾祺的笔下，葡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像是一个有生命有情绪的活物，无论是给葡萄浇水施肥，还是搭架剪枝，亦或是下果窖藏，每个环节都诗意盎然，在闲话家常的氛围中升华出一种精神层面的情调，充盈着一种热爱生活的平和之美。
“闲情”之平和汪曾祺有一次谈到沈从文，这样评价道：“他是我见到的真正淡泊的作家，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到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虽然说的是沈从文，但是在说自己。他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认为这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至。可见，在缥缈浮躁的当下，汪曾祺追求的是一种在超然与淡薄的人生的境界。
在《随遇而安》中，他写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被错划成分，下放劳动，身心饱受摧残，可是他认为“真是三生有幸”，因为他恰好有机会深入底层，接触到民情的多种情趣。他就是这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随遇而安，潇洒通达。
汪曾祺的散文选材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物，用他自己的话说，“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在《故乡的食物》中他写的咸鸭蛋，让人看着文字口水就止不住地流下来：“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平常食用 ， 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种家家餐桌上都有的平常之物咸鸭蛋，汪曾祺用寥寥数笔，就写出了鲜活自然的意趣，色香味俱出。
除了吃食，汪曾祺还喜欢小桥流水、竹篱茅舍的阴柔境界。他自我评价说：“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事实上，尽管他的作品有着小品文的平淡自然，宁静温柔，但作品中流露出超然淡泊的人生态度却构成了一种特别的意蕴美。
“闲心”之超然汪曾祺出生于书香门第，先到外地求学，又流颠到上海、北平、武汉工作，后移居北京，又被下放到张家口，平（和谐）反后定居北京。常年在南方生活的经验，让他的散文总带着江南水乡的润泽与灵秀。有道是智者乐水，文如其人，正是南方那平和的水，滋养了汪曾祺乡情野趣，让他能够把文章写出图画般的意境和美的享受。
可以说，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在汪曾祺眼里都美不胜收。他的散文时常流露出对生命的关爱，但他并不会把这种关爱表现得充沛淋漓，而是更愿意悄悄地写，用他的话说：“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
这大概与他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关。他曾说过：“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儒家是讲仁义的，万事万物富于人情味。因此，汪曾祺把这种人情味推及到一切生命之上，这就使得他的散文始终流淌着一股真挚温馨的情感。
汪曾祺是一个“安于微小、安于平常”的人，相比其他作家，他更关注带有世俗人情味的景致风貌。比如在《胡同文化》中，汪曾祺描绘出一幅老北京民俗风情图，他写北京人方位感极强，拉洋车的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胡同里向别人提出“警示”：东去！西去！提醒行人躲避。老两口睡觉嫌挤，“你往南边去点”。他写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从名称、大小、地理位置等一一介绍，如数家珍：“有的胡同是某个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等等，这些掌故在汪曾祺的笔下，焕发了生命之光。
尽管热爱，但汪曾祺对小市民的弱点也有清醒的认识，散文中不乏善意的批评和嘲讽，写他们对一切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了一点小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很生气”“睡不着，不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这些善意的嘲讽从汪曾祺的笔下流露出来，没有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以先知先觉的姿态去点化世人，匡佐社会，或以居高临下的身份去指导关怀世人，而是以一种平民的身份看待生活。
在《寻常茶话》里，他写北京人喝茶：“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
这种平实家常的文风，体现了汪曾祺性格中的超然心态，造成了他散文的平民化和生活化。
“闲语”之气韵汪曾祺有个本事，就是能把日常生活中的平淡事物写得高雅含蓄，这归功于他独具风格的语言。他写作风格简约而生动，古朴而高雅，像涓涓流水一般不动声色却流入读者的心田。
他喜欢用短句，句与句之间跨度很大，虽然逻辑性并不太强，但胜在错落有致，读来质朴得很，在平和舒缓中见闲云野鹤之趣。比如《湘行二记》中他这样写：“栏杆外面，竹树萧然，极为幽静。桃花源虽无真正的方竹，但别的竹子都可看。竹子都长得很高，节子也长，竹叶细碎，姗姗可爱，真是所谓修竹。树都不粗壮，而都甚高，竹叶间有小鸟穿来穿去，绿如竹叶，才一寸多长。”整段文字清幽淡远，表现出汪曾祺十分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评论家凌宇曾说过：“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的确，汪曾祺散文的语言平白如话，却弥漫着浓郁的书卷气。
比如《泡茶馆》里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是一个怪人，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挟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这段质朴的文字跟流水账似的，可就是在这看似的唠唠叨叨中，平淡地讲出了他对陆同学的“泡馆”功夫的佩服。
汪曾祺曾在《蒲桥集》的自序中说过：“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他确实做到了。在《胡同文化》则开头便说：“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从字面上看，一句话一个意思，字字句句清爽利落，很有画面感，有一种老北京艺人说书的韵味，就跟平淡家常聊天似的。
在《葡萄月令》中，更是基本没有长句：“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茵陈蒿。碧绿”“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等等，既节制辞藻，又节制感情，在别人那儿需要表达很长一段的话，他举重若轻，毫不吃力。
汪曾祺画作
有评论家说，汪曾棋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此话不假。多少年来，他始终以一种诗意的态度去生活，在普通的一蔬一果中发现生命的美，在平凡的日常饮食中找到生活的乐趣。
他的散文，除了文学上的审美价值以外，更饱含了一种精神上的诗意与自由，也许，这正是他的作品广受欢迎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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