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托马斯·曼：论契科夫

散文丨托马斯·曼：论契科夫星河Literature 2020-04-26 18:00:44

论契科夫

文丨托马斯·曼

1904年7月契诃夫在巴登威勒因肺病逝世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才刚刚开始文学活动，只写了几个短篇和一部受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的影响很大的长篇小说。我现在极力思索，也无法回忆起这位比我年长十五岁的俄国短篇小说家的逝世消息曾在我身上留下什么印象。实在回忆不出。自然，德国报刊上登载过这项消息，也谈论过，可是，却几乎不曾引起我的震惊，而当时许多人写的关于契诃夫的文章，显然都不很出色，没有使我感觉到，仿佛有一位大人物过早地去世了，俄国和世界都受到很大的损失。报纸上的悼念文章，都可证明人们对死者一无所知，正和我一样，过了许多年才渐渐克服过来的。这种无知决定了我对这位作家的生活与创作的态度。

像我所祟拜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瓦格纳这样的大师，我对于他们的坚毅精神，对于他们用来进行创作以完成“伟大事业”，产生不朽的史诗的巨大耐性，感到眩然神往，这在我身上是起过相当大的作用的；我从前的幻想就是要摹仿他们，即使只有一点点相象也好。至于契诃夫，还有莫泊桑（顺便提一下，我对于莫泊桑要了解得多），只是写些“小东西”，写这些东西并不需要延续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英雄式长期耐性，哪怕是一位平平常常不大勤勉的诗人①，有几天或几星期的时间就可以写出来。我当初用轻视的眼光来看这种创作，不曾注意到短小和简洁凭借天才的力量能够获得多么深刻的内容，不曾注意到，这种小东西由于非常精炼——这精炼也许可以引起最满意的感觉，——是能够将丰富多彩的生活全部容纳在自己的有限篇幅之中而达到史诗式的雄伟的。这种短篇就其艺术强度而言，远胜于那些有时难免冗长拖沓而显得沉闷的大部头的名著。对于这一点，如果说我在后来比年轻时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主要是得力于对契诃夫的小说艺术的认识，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全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的。

① 托马斯・曼习惯于把用散文写作的作家也称作诗人，他坚决反对把散文和诗区别开来，在他认为，散文同样是诗，只要它是艺术家的作品。

一句话，契诃夫以现实中的事实为根据来描绘生活，他这样作也同样是出于谦逊；他是替具有涤荡作用的真理服务的一位质朴的仆人，从不曾有一秒钟企求別人正式承认自己的伟大。有一次因为布尔日①的小说《学生》的问题，他毫不迟疑地挺身而出，反对那种别有用心的蔑视科学唯物主义的态度。“请原谅，诸如此类的攻讦是我所不能了解的……阻止人类的唯物主义倾向就等于禁止寻求真理。物质以外既无经验，也无知识，也就是说，没有真理。”

① 法国反动作家保尔・布尔日（1852－1935），在其所作的小说《学生》中大肆攻击先进的科学，反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俄国《新时代》杂志编辑苏沃林故意根据“纯艺术”的观点，写信给契诃夫赞扬此书，目的却在于试探契诃夫的思想和态度。契诃夫读了这部小说之后大为忿怒，马上撇开所谓“纯艺术问题”的讨论，对布尔日和苏沃林的反动观点作了一针见血的公开批评，坚决地捍卫了科学和无神论。

契诃夫对于自已算不算艺术家的那种长期怀疑，在我看来已超出他的个人的范围而扩展到艺术，到整个文学上了，“在四堵墙壁之内”与文学同生共死，这在他已经不能忍受了。他感到，这个领域里的工作要求一种补充，就是要在自己周围的现实之中，在人们之中，在生活的深处从事坚决而实际的社会活动。文学，借他自己的用语来说，是他的“情妇”，而科学——医学——则是他的“合法的妻子”，他在合法的妻子面前是因为自己不忠实而怀有犯罪的感觉的。由于这一点，才有了那次困顿劳苦而且对他的已毁的健康大有危险的库页岛之行，才有了他的震动所有的人的关于该地可怕的生活条件的报告，结果倒也引起了一些实际的改革。由于这一点，在从事文学工作的同时，他还恒久不倦地担任了地方医生的职务：在莫斯科附近兹维高罗德主持地方诊所，在梅里霍伏他自己那片小小的地产上领导扑灭霍乱的斗争，还在当地建筑了许多校舍；此外，他又担任过乡村小学的校董。契诃夫的作家荣誉不断增长，而他却以怀疑的态度来对待这一荣誉，良心上深感不安。契诃夫经常询问自己：对于最重要的问题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不是在欺骗读者么？

在契诃夫的言论里，再没有比这句话更令我吃惊的了。正是这句话，它促使我较详细地研究这位作家的传记——我所知的最使人受到感动和吸引的传记之一。契诃夫出生在亚速海附近俄国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城市达冈罗格；他的父亲，一位虔信上帝的小市民，是个农奴的儿子，开着一间杂货铺，对待妻子儿女非常专横。他喜欢画神像，可是画得很糟，自己学会了拉提琴，酷爱教会音乐，组织教堂里的唱诗班，逼着自己的孩子都参加。很可能就是因为他这样不务正业，结果当安东・巴甫洛维奇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就破产了，不得不逃避债主迁居莫斯科。可是，在这个虚伪矫饰的小市民家庭里，却潜藏着得之于文艺女神的一点尚未显露的东西。这点东西只在这家人的一位后裔——安东的身上，得以明白显露完全发扬出来。不过，他的几个弟兄里面，也有一位成了政论家，另一位成了艺术家；但这两人都是平平常常的政论家、艺术家，把自己的才能，如果说他俩有才能的话，完全淹没在伏特加里了；两人都有着软弱的，病态的性格，安东，所有的弟兄之中唯一具有着刚强的性格并且负担着生活与创作的使命的人，曾对他俩极力支持鼓励，然而无效。

在最早的时候，家里的孩子都必须帮着父亲卖货，打杂跑街，而且每逢假日，早上三点钟就得起床，到教堂唱诗班里去唱圣歌。至于达冈罗格中学，那是一座死气沉沉的军营，秉承着当局的意旨，对于教员与学生间的即使略略近似自由思想的现象也极力消灭。生活无异于强制劳役，无聊乏味，空虚得令人生趣索然。然而有一个人，安东，这个命运所选中的人，却自己具备一种特殊的解毒剂，有着一种才能，善于用欢笑和娱乐，用从观察中获得提示，然后化所见为漫画式的摹仿的种种狡黠隐射的小玩笑，来补偿一切。这个小顽皮会描摹教堂里的辅祭、舞会上晃跳不已的官员、牙科医生、在教堂里祷告的警察局长，他能够学得十分逗趣，像生活里常见的那样维妙维肖，引得人人称奇，大家都要求道：“喂，再来一回！哪，你说哪儿的话！咱们当然也看见过这些的，可就是当时不像这个小鬼表演的这么叫人开心。既然他一学咱们都哈哈大笑，那就显然原本是很可笑的。咱们之中还不曾有谁会这样描摹一切，竟比真人真事更自然哩。哈一哈一哈，妙不可言！别装傻啦，小鬼！警察局长是怎样走进教堂的？再来一回吧！”

这也就是向外面显露出来的那种原始的、猿类式的艺术基础——一种善于模仿的天オ、充当小丑的癖好、娱悦别人的才能，——这点基本的东西后来转到了完全不同的手段上面，倾注于完全不同的形式之中，与理性渐渐接近，在道德上日趋高尚，由逗人发笑变为使人惊心动魄，可是从不失去可笑的感觉，即使在最严重、最悲苦的情景下也是如此，从对于警察局长或跳舞的官员的那种天才的谐摹中有很多可贵的东西被永远保留下来……

就这样，父亲迫不得已关闭了自己的小店铺逃往莫斯科，那时侯16岁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因为继续学业，仍然在达冈罗格待了三年。必须念完中学，否则无法实现他的最渴慕的愿望——学医。中学的最后三年他终于坚持下来了，靠着极少的一点助学金和给一些小学生教补习课的微薄报酬维持生活，最后获得了毕业文凭，能够上莫斯科去投奔父母以便进大学了。

逃出小镇上的狭隘环境来过大城市的生活，他是否幸福呢？他是否用整个的胸膛在呼吸呢？那时期的俄国生活并没有给予任何人用整个胸膛来呼吸的可能。那时的生活是窒息的、沉闷的、令人卑躬屈节的，是处在横暴的势力恐吓与压制之下的。这是一种屈辱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只是用国家的名义来发号施令、作威作福鱼肉人民。整个国家在亚力山大三世及其猖狂的助手波别东诺斯采夫的专制反动时代——萎靡不振的时代——压迫之下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许许多多的人，契诃夫周围一些性格比较脆弱的人，由于缺乏振奋精神的自由空气，都坠入了按字面意义说来确实是萎靡不振的状态。那位忠实地描绘俄国农民生活的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竟落得神经错乱的命运。迦尔洵，他的忧郁的短篇小说是契诃夫所高度重视的，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安东・巴甫洛维奇有着友谊的画家列维丹，在绝望中曾经企图自杀。伏特加在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越来越大的诱惑力。由于不见光明，人人酣醉狂饮。契诃夫的两个哥哥也都饮酒，尽管弟弟一再祈求，劝告他俩克制自己，结果还是很快地堕落下去了。也许，即令波別东诺斯采夫不当权他俩照样会纵饮的，可是叫人痛心的是，他俩在种种托词之外还可以举出一位可亲的诗人帕尔敏来，这也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好友，他也饮酒。

安东・巴甫洛维奇不曾饮酒，不曾陷入萎靡不振，不曾变得精神病态。首先，他努力研究医学，医学还安然幸存，没受到波别东诺斯采夫老爷的干涉；至于说那种人人难免的阴郁心情，他用同样的戏谑方式来对付它，就像在达冈罗格时对付空虚无聊的生活那样：他嘲笑，描摹警察局长，愚蠢的教堂辅祭，舞会上的文官或诸如此类的家伙，不过，不是在声态动作上，而是在文字上。在他与父母共居的寓所里，人声嘈杂紊乱不堪（他自己还从达冈罗格带来了两个在他家寄居的人），他坐下来替一些喜欢登一点无伤大雅的讽刺小品的幽默小报写作各种可笑的小玩意，篇幅非常短小、轻轻松松易于过眼的东西；轶闻、对话、小笑话、素描之类，尽量嘲笑小市民的婚礼，醉酒的商人，爱唠叨而不忠实的妻子、退职的官员，尤其是吼叫咆哮的中士。结果正像在达冈罗格时一样，人们大声喊道：“哪，你说哪儿的话！他写得多好！，喂，再来一回吧！”于是，他一再地写出许多闪耀着构思的才华的短篇，尽管对一个年轻人说来，在需时甚多的医学研究之外还要向社会供应消遣的东西，负担实在相当繁重，而他那种对日常生活的精微观察和令人开心的谐摹竟还是源源不绝。不过，写这种小玩意也得要费一番心力，得赋予它们以锋利的形式，经常需要绞脑汁，而且必须大量投稿，才能使寥寥无几的稿酬积少成多，不仅足以应付自己求学的开支，还要能够着实贴补父母和小兄弟姊妹们的生活费用，因为父亲几乎没有收入了。19岁的安东成了家庭的主要支柱。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向幽默刊物投稿时用的名字：“安多沙・契洪特”……

可是，这就发生了一件奇事，足以见出文学的精神与固执，它显示出，只要你跟文学打上了交道，哪怕是抱着十足实利的或游戏的态度，终会生出怎样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来。文学的真正精神“无情地叩击着良心”，——这是诙谐家安多沙・契洪特对于这件事说的话。他在一封信里谈起，当他在父母的寓所里，在小孩的叫喊和房门的碰击声中，在八音匣的闹响和隔壁屋里父亲的朗诵声中，他独坐在桌旁，不时被许多空无内容的谈话分散了心神，而面前是自己的文学工作，它“无情地叩击着良心”（黑体为作者所加，下同）。按说，它不应该这么叩击，因为他原本不过是为小市民们寻乐与消遣而已。然而，我所谓奇怪的，足以见出特色的、意想不到的事正在于这一点；逐渐地、实质上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而且不让他看出来这一过程，有点什么东西潜入到契诃夫的小品文里面来了，这点东西在最初是与这些小品文毫不相干的，它来自文学本身的良心，同时也是来自这些小品文的作者本人的良心，这点什么，虽然仍旧是欢悦而娱人的，然而就在同时又是苦痛的、忧伤的、控诉和揭露生活与社会的、饱经苦难的、批判的，简单说——文学的。因为，潜入到他的短篇小说里面去的那点东西是直接与创作本身、与形式和语言紧紧相联的，它是一种带批判性的忧郁和固执。而这也就是对更好、更纯洁、真实、美丽，高尚的生活的向往，对更合理的人类社会的向往，这一向往在语言里、在为艺术而劳动的责任里、在潜入安多沙・契洪特的肤浅写作之中的那点东西所产生的“无情的”责任里，得到了它自己的反映。15年以后，高尔基这样评论契诃夫：“作为一个文体家，契诃夫是无与伦比的，未来的文学史家谈到俄罗斯语言的成长的时候，将说这一语言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所创造的。”

上面这句话是在1900年说的。那时1885年刚刚过去。24岁的契诃夫念完了大学，在伏斯克列辛斯克的地方医院里当了实习医生，他在那儿还从事解剖自杀者或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去的人的尸体。幽默小说他还在继续写作，这已成为他的习惯了。出于自己的意料之外，他写出了《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歹徒》，写这几篇东西的时候他得到了极大的愉快，不过，这样的东西对于大部分读者不一定很合胃ロ，因为其中的幽默有点儿苦味；可是，也有人读过之后感到惊讶与欣慰，例如格里果罗维奇就是一个。谁知道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果罗维奇是什么人呢？我就不知道他。我应当承认，在研究契诃夫的传记之前我是不曾有机会听到这位作家的名字的。然而，他在当时曾是很多人公认的大作家，是那个伟大的文学的代表者，由于写了几部描绘农奴生活的长篇小说而获得了光荣，被人们敬仰。他写了一封信，从彼得堡寄到莫斯科附近的伏斯克列辛斯克给年轻的医生契诃夫。这是一封非常严肃的信，在契诃夫的一生中也许要算最使他感动、震惊，甚至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跟别林斯基，后来又跟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过友谊，逝世于1899年，——在信里写道：“您有着真正的天才……使您在新的一代文学家里超群出众的天才……我相信，您负着写作几部卓越的，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的使命。如果您辜负了这样的期待，便将在道义上造成重大的罪过。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只需要：尊重世人罕有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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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我的钥匙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