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萌芽》杂志社主办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挑战应试教育下的作文教学、颠覆传统作文比赛衡量标准的大赛，不仅本身成为了一个具有影响力和争议性的现象，也为此后的文艺圈贡献了好几位现象级的人物——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是其中绕不开的三位。
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创意者，近二十年来一直担任大赛总干事的李其纲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一书中写下了他对“新概念”中诸多人与事的回忆，写下了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在“新概念”中的青涩起步。
本文摘编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由早报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李其纲|文
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年庆典上，韩寒、郭敬明、张悦然首次相遇。
韩寒：酒杯中的大海
评委、工委，以及编辑部的同仁们，都去吃午饭了。我在等他。评委会授权我给他出题。
他进来了。考场。
这就是考场，为他一个人单设的考场。这其实是青松城大酒店的一个房间，我住的房间，标准化的宾馆房间。有床、有床头柜，有壁橱，有电视，有与别的宾馆不一样的，又高又阔又蛮横的巨大的窗，像一幅巨型壁画镶嵌在一堵墙上，画里有柳枝婆娑、白云缱绻。有写字桌，比家里的写字桌要辽阔。一个很生活化的考场，也就少了考场惯有的压抑和紧张。
我打量他。很黑，像是从靠海的地方赶过来的。我还注意到两件有区别性意义的物：斜背着的草绿色军用挎包，洗得有点旧，很新的军用解放鞋。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也很特别地写到了物：一顶帽子。福楼拜用了三页纸。罗布—格列耶更喜欢写物，《嫉妒》里肯定有特别意义的物。此刻，这散发着某种战地气息的物，意义何在？是对城市时尚的一种暗嘲？一种怀旧——“红旗下的蛋”？一种个性化的张扬？或者反过来，一枚朴素青年的标签？再或者，它沾着 1999年所具有的特别意义。物在时间之中总是呈现出物的自主性，如同罗布•格列耶所阐述的那样：人的现实只有通过物的世界才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表现。
1999年是个什么样的年份呢？快乐大本营开始推销贩卖快乐，新浪、网易、搜狐，陌生的名字正在为人们所熟悉，股市在一段行情后，又开始狂泻。崔健正在美国巡演，西雅图、洛杉矶、波士顿，像鲍勃•迪伦唱着《大雨将至》一样唱着《红旗下的蛋》，唱着《从头再来》。独一代的80后，他们中最大的一群，也只不过刚迈入花季、雨季、雾季。他们在整个社会的框架中，静默无声息，平庸，中规中矩。
韩寒(左一)在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颁奖会上领奖。
韩寒在这时来了，挟带着与所有的 80后不太一样的“物”来了。他走进了考场。
他也打量着我，眼神中有探询、矜持和略略的不安。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他这份矜持来自何处。他是带着他的历史来的，是这份历史给了他这份矜持——我现在不存在，我过去存在。（福克纳语）
松江二中，新生班会，他这样介绍自己：我叫韩寒，韩是韩寒的韩，寒是韩寒的寒。全班大笑。因为有他，他所在的寝室卫生永远不达标。钱锺书先生在世的时候，他说：全世界用汉语写字的人里头，钱锺书是第一，我是第三；钱锺书先生逝世后，他悲伤了一会儿，然后说：现在我第二了。第一李敖。
林语堂先生有一篇文章叫《以放浪者为理想人》。林先生笔下的“放浪者”非纵情声色者，其内涵是人类尊严和个人自由的卫士，也会是最后一个被征服者。而放浪者在少年时代的特征是：喜欢胡闹，喜欢顽皮，喜欢一切自由。
放浪者韩寒踏进了属于他一个人的考场。这是新概念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一个人的考场”。在这个意义上，“物”，已经泄露了它的现实自主性：让韩寒不是以一个中规中矩的形象出现。
韩寒高二时在上海市巨鹿路《萌芽》编辑部参加活动时与李其纲合影。
我也带着我的历史站立在那儿。我的历史造就了我总在怀疑。怀疑应该怀疑的，也怀疑不应该怀疑的。怀疑是我的一种存在方式。我的历史与他的历史相撞、相峙。
他的初赛作品太出色了。《求医》、《书店》，看过的人都说老辣。很老的王蒙也说老辣，陈思和、林丹娅、叶兆言说老辣，编辑部的人都传看过了，没有不说老辣的。
我也说老辣，但我怀疑。这样的潜意识让我想出一个老辣的题，或者，刁钻的题。复赛中最漂亮的题应该是周佩红出的题：让杂志社的周勇到每个教室去咬一口苹果，然后把那只被咬过一口的苹果放在讲台上，说：这就是题目。这是行为艺术的题。
环顾房间，我想找一样“物”来完成我的行为艺术。我的眼光省略了床单、枕巾、电视机……辽阔的写字桌上有我喝剩的半杯水。我对他说：“这就是题目。”
他看了看我，眼睛里似乎有……微火，也有不屑。他坐下，捋发，掏笔，接过递给他的稿纸。
我突然觉得这题还不够老辣，不够刁钻。我说：慢。前面的题作废。我顺手拿起写字桌上的一张白纸，球成一团，塞进杯子里，对他说：请注意，这才是完整的题目。
李其纲、徐芳(右)与韩寒(中)在那多婚礼上的合影。
他眼睛里的微火没了。我看到刹那飘过的……恨。
我却揣着某种快意，准备去吃午饭。我对留下监考的林青说：我给你把午饭带回来。
一个多钟点以后，我带回了干煸带鱼，也可能是草头圈子。同时，在菜香的弥漫中，我看到了《杯里窥人》。编辑在编《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时，将“里”改为了“中”。
看完文章，我的第一感觉是：作为“物”而存在的半杯水里，没有长江黄河的澎湃，但文章却起伏着波涛，用一种内敛着智慧的、钱锺书式的风格，让语言完成了一种神情：眯着眼，嘴角带着嘲讽。
此时此刻的崔健，或许正在大洋彼岸唱着《从头再来》，演绎着杯中的大海：
那烟盒中的云彩
那酒杯中的大海
统统装进我空空的胸怀
郭敬明：忧郁的 N种方向
郭敬明是第三、第四届的参赛者，两届参赛皆拿到了一等奖。连续两届拿一等奖，郭敬明是第一人。
第三届，他的获奖作品是《剧本》。“剧本”写了左岸、右岸及第三条岸。左岸，偏激、愤怒、冲动、自负。是个摇滚歌手，又是个行吟诗人。看不惯的事敢于呐喊，见不得的人敢于踹脚，敢于释放生命最本真、最自然的状态。左岸叛逆，渴望在路上，在漂泊中；右岸，与左岸刚好相反，胆小、卑怯、世故、世俗。右岸的内心幽暗，为了获得主任的青睐，放弃自己的正常署名权利。右岸的生活目标是：无聊，不疼不痒像温吞水。第三条岸既非左岸，也非右岸，憧憬的是中庸生活：珠穆朗玛峰太冷，吐鲁番盆地太热，中原多好。
张悦然(后排右三)、郭敬明(前排左二)在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颁奖大会上领奖。
你可以说《剧本》写了三个人，你也可以说《剧本》只写了一个人。《剧本》让我想到了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梅达尔多子爵在战争中被炮弹削成了两半，而两半都活了下来。一半，类似于“剧本”的右岸，恶贯满盈，作恶多端，狡诈暴戾；而另一半则类似于“剧本”的左岸，真诚善良，勤奋天真，勇敢坚贞。至此，方才发觉河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由水规定的，而是由岸规定的。岸规定了河：宽广或狭窄，奔腾或温存。有什么样的岸，就有什么样的河。有左岸和右岸的不同人格、不同道德风貌和意念，才组成了一条完整的河：时而磅礴，时而逼仄；时而浩荡，时而幽曲。这或许刚好契合古欧洲的谚语对人的解释：人是什么？半是天使，半是野兽。而第三条岸，他的人生状态，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是一种完整的人。卡氏这样概括完整的人：不饥而食，不渴而饮，既不感到快乐和喜悦，也不觉得悲伤和痛苦，整天在平静而绝望的生活中浑浑噩噩。这第三条岸，这完整的人，是“剧本”中的现实中的“我”，也是《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未被炮弹击中的、现实中的梅达尔多子爵。换句话说，“他”即“我”。
第四届，郭敬明的获奖作品是《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解码这篇作品，可以发现日后郭敬明成功的重要元素。他善于把青春、把忧伤、把绝望与水的诸多形态融合在一起，或者说，青春年少的他，欣赏的、喜欢的歌中总有水的不同形态相伴着。老狼的《恋恋风尘》中有雪：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沈庆的《青春》中有雨有雪有泪：青春的花开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憔悴。轻轻的风轻轻的梦，轻轻的晨晨昏昏，淡淡的云淡淡的泪，淡淡的年年岁岁；朴树的《那些花儿》，尽管歌词不着“水”字，但郭敬明觉得，《那些花儿》里清晰的流水声音让他想起时光的荏苒；而叶蓓的《B小调雨后》更是让旋律以血液的形式汩汩地流进郭敬明的身体，让他情不自禁地要说：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夕阳下我向你眺望，你带着流水的悲伤。
所以，理解新概念，理解新概念中的郭敬明的获奖作品，才能够理解郭敬明，理解郭敬明日后的《悲伤逆流成河》。
李其纲与郭敬明在“新概念”15周年庆典上。
在新概念10周年时，新浪携手《萌芽》，曾出过一个专题“今天，你新概念了吗？”。在这一专题中，介绍郭敬明的标题是“忧郁王子：郭敬明”。开篇的一段话是：如果要评选新闻最多的80后代表，郭敬明肯定首先当选。抄袭、创办系列书《岛》、杂志《最小说》、团队集体出走、加入作协、超女绯闻……所有这些，都不能阻挡“四粉”对他的狂热感情……
第一次见郭敬明的真身是在2005年8月，浙江千岛湖畔举行的“首届文学代际沟通论坛”上。新概念颁奖典礼上的见面不算，那时他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在这之前，作为论坛的筹划者，我和他通过几次电话。通话的主题是：他能来吗？
敬明，能来吗？
我得和我的经纪人商量商量。
你想来吗？
我当然想来。
行。来有许多好处，道理不需我多说了。
嗯……，李老师。
过了些日子，我们又通话。
敬明，能来吗？
我得和我形象设计师商量商量。
形象设计师？这是让我陌生的一个名词。我只能说：能来吗？
争取来，争取来，我一定争取。能不能让形象设计师一起来哇？
我想了想，说：不太合适吧，太特殊了。对你，对论坛都不好。
15周年庆典节目主持人麻宁(第五届大赛一等奖)与郭敬明。
他还是听了我的劝。他比大多数参加论坛的人，迟了一天到达千岛湖。我去接的他。乍一见，我一见他明星化的发型，就想还真有代沟啊！开天辟地，码字的也用上形象设计师了。
会议室内，唇枪舌剑，两代人相谈正欢。我将郭敬明带进会场。会场不大，四十平方米左右，中间搁着长桌。但会场肯定像一个巨大的气场，每一个名字都裹携着钢铁洪流。曹文轩、格非、余华、方方、叶兆言、陈村、吴俊、张新颖……，郭敬明可能感受到了这样强大的、来自前辈的气场。张悦然、任晓雯、周嘉宁、颜歌、苏德她们正坐在门的左侧。他立即走向左侧，挨着张悦然、周嘉宁坐下，低低叫了声：悦然姐。又叫了声：嘉宁姐。
门口右侧坐着另一些人，和郭敬明年龄相差无几：那多、小饭、蒋峰、甘世佳、胡坚……高高大大，粗胳膊粗腿的。
郭敬明可能也感受到了右侧的压力。我是知道的，会场中，许多他的同辈人对他有点感冒：一边忧伤，一边数钱。他们觉得，与郭敬明对话，是鸡对鸭说，双簧管对木鱼震怒。
但作为论坛的策划者，我有我的想法。文学是个林子，这林子里什么样的鸟都应该有。文学这个林子还是个生态林，各种各样的草、灌木丛、树构成了这个林子的梯次形态。换句话说，文学中的人，不仅仅是由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剧作家、散文家、翻译家而构成，它还应该有也必然会有文学编辑、文学出版家、文学活动家乃至文学商人。
郭敬明无疑是后者的杰出代表。同为80后文学活动家的盛开，这样论述、评价郭敬明：郭敬明我会永远去关注他。作为一种全能的策划，他让我很早就了解了一个概念，一个作家可以转型到一个成功的全能的策划人。一个很成功的转型，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上从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如此的商业化，他是第一人，安妮宝贝比起郭敬明也没有这么商业化。我不说郭敬明在艺术上有过高的成就，但在商业上，他太成功了。他能搞限量版拍卖。这些做法不是为了直接赚钱，而是为了赚一个点击率、曝光率。他在影响一代人。
李其纲与郭敬明在千岛湖的酒店合影。
在千岛湖，我与郭敬明有张合影。没选择苇丛鸥影，也没选择舟楫破浪，而是在宾馆我的房间里，因为房间里挂着一幅书法作品。这幅书法作品成为背景。
郭敬明说：这是天意，还是巧合，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四个字，这幅书法作品里都有了。
我回首一看，看到了这四个字：春风，萌芽。
我知道，萌芽之后，他就春风了，也“得意”了。他的许多书是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的，他的第一桶金，也是在春风文艺出版社那儿拿的。也可以说，文学的起点在萌芽，商业的起点在春风。
张悦然：谁在说，要有光
我是先认识张悦然的《陶之陨》，再认识张悦然的。
2001年春天，我应山东《生活日报》之邀到济南去。在济南我作了两场讲座。讲座的主旨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也牵涉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第一讲是在山东电视台的演播厅，因为新概念正热火，厅内座无虚席，人头攒动，山东电视台还架了“大炮”。主办方同时邀请了当年山东省的几位一等奖得主，并让他们在我开讲前，每人讲10分钟左右，也讲讲他们眼中的新概念作文及文学对于他们的意义。那天我记住了张悦然，因为她在讲到文学之于她的意义时，好像用到了一个比喻：文学是鞭子，她就是被文学抽打的那只陀螺。同时，在我备课的腹稿中，本来就打算讲讲她的《陶之陨》。只是，我无法把《陶之陨》中那个忧伤的女孩与眼前这个阳光灿烂的女孩叠加在一起。
张悦然
第二场，是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在一间阶梯型教室，坐满了学校“空间”文学社的成员。由于听众文学水准明显高于电视台演播大厅的人，我讲得就很文学。
我讲了文学的意义，讲了思维形态的重要性，讲了形象思维，讲了形象永远大于意义。我指着讲台上搁着的我喝茶的杯子说，这只杯子我可以阐释出无数种意义来，意义是被有着意义的人阐发出来的。换句话说，你有什么样的意义才能阐发出什么样的意义。因而，问题就变成你得让自己有意义。
我听见他们的鼓掌声。那时的张悦然还不会说：放逐是对虚无的反抗。还没有见过罗布—格列耶或怀特对于意义的阐述：整个世界的存在在宇宙就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的存在不过是在无意义中寻求意义。我着重讲了刘嘉俊的《物理班》和张悦然的《陶之陨》。
讲《物理班》时，我讲了少男少女爱上爱情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一个 16 岁的少年，他不是在现实中恋爱，也会在想象中恋爱。不过，我劝你们最好还是在想象中恋爱。底下笑声一片。
接下来，我讲《陶之陨》。
讲《陶之陨》时，我主要是将作品中的一句话拎出来，加以层层解析。这句话是：这是个适宜别离的干巴巴的冬季。
第一层意思：干巴巴的冬季为什么成了离别的代偿物。它是对经验世界的一种突破。在经验世界中，离别对应的是“折尽江边杨柳”，是“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是“劝君更尽一杯酒”，是邓丽君的“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是舒婷的“岸啊，心爱的岸”……有一些物象已经积淀在民族的、关于离别的无意识记忆中：杨柳、酒、关隘、航程、津渡、大路或小路……这些离别的代偿物已是民族文化中的客观存在物。但“干巴巴的冬季”，这一离别代偿物的兀然崛起，却分明具有了高度的主观性，即它是由张悦然这一独特的个体的主观意志强力赋予它的。它有点类同于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巴黎浸泡在乙醇之中；或者，巴黎的丑陋像晚期的肺结核病人吐出的一口痰。在情感向度上，客观的物及物象（乙醇、痰）被赋予了强烈而尖锐的主观性，打上了波德莱尔的印记。
第二层意思：这一句话是一个偏正结构。偏结构：这是个适宜别离的——，正结构：冬季。我们熟悉的偏正组合是：大雪纷飞，寒风凛冽的冬季；缺少雨雪滋润的干巴巴的冬季……而“这是个适宜别离的干巴巴的冬季”显然是对句法的日常逻辑的一种逃逸，是对语词通讯性质的一种消解。它不符合生活的逻辑，凭什么说“干巴巴的冬季”就适合离别，而湿漉漉的冬季就不适合离别呢？它建立的是自我循环、自我认证的逻辑。
第三层意思：让具有抽象意味的离别与具象“干巴巴的冬季”产生勾连。把艾略特的话篡改一下就是“让你像闻到玫瑰花的香味那样感觉离别”（艾略特的原话是：让你像闻到玫瑰花的香味那样感觉思想），离别因此在感官的层面上予以展开：落照无力，太阳不再温暖，光秃秃的树让鸟找不到它的巢，天空像拧干的帆布，苍白，且挤不出一滴水来……
我知道，在座的“空间”文学社的成员，他们听懂了一些，听不懂一些，像啃了一块五成熟的牛排。但从他们虔诚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他们对文学的虔诚。
讲座的最后，我深深地祝愿他们。我说：博尔赫斯有一句话，叫作玫瑰以玫瑰的形式绽放，而我对你们的祝愿是，青春以青春的形式绽放。讲座结束后，合影。“空间”文学社备好了一束花送给我，张悦然把花递给我。这是一束适合于春天的花，记忆中它们模糊的组合是：风信子、杜鹃、马蹄莲、三色堇以及镶边用的锯齿状的狗尾巴草。
去就餐的面包车上，我与山东省实验中学语文教研组的组长王岱老师聊起了“空间”文学社。我说：凭我的经验，张悦然是写得出的。一个孩子在文学上能走多远，最重要的是看他的语言感觉。张悦然会走得很远。如果可能的话，你多帮帮她。
返沪后，我即从我带回的一摞《空间》杂志中，首先挑出张悦然的《黑猫不睡》，发表在《萌芽》上。
张悦然从2008年起担任新概念大赛的评委，这是她在评阅参赛作品。
《黑猫不睡》在青年读者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认识张悦然就是从《陶之陨》《黑猫不睡》开始的。
张悦然接下来有一段很纠结的岁月。拿到了新概念一等奖，她以为可以享受保送的待遇了，但偏偏那一年保送取消了。只好再匆匆拿起已经刀枪入库的高中课本。结果她考入了山东大学，不久，又转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电子计算机。对一个在遐想中把墙壁刷成蓝色的女孩来说，这种数码编程语言可谓残酷。她反抗残酷的办法是用另一种残酷：压缩睡眠。在此期间，她写出了有着经典意义的《葵花走失在1890》。像曹禺在二十出头写出了《雷雨》，二十出头的张悦然写出了《葵花走失在 1890》。
因为《葵花走失在1890》，张悦然被当年《萌芽》网站评为最有才情的青年作家。从此，张悦然愈加自由、洒脱地挥洒她的才情。
她写了长篇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樱桃之远》、《誓鸟》……
2008 年，对新概念而言，有一个标识性的事件：当年的参赛者张悦然成为复赛评委。
99年第一届新概念作文韩寒作品--《求医》《书店》《杯中窥人》
求医
读书在外，身心疲惫，难免某日起床或腮边凸起一块或腿边红肿一片。笔者寝室如猪窝，奇胜无比，上铺更是懒得洗衣服。传闻一条内裤穿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穿好后第二个礼拜内外翻个身穿，最终他得疥疮。由于他整日踏我的床而上，我也不能幸免，一到晚上挠 得整张床吱吱有声，睡衣上鲜血淋淋，而他却不日痊愈，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创始而在中国发展。
第二天去学校医务室，盖我体弱多病，校医已经熟识我，便一手搭在我的肩上问此番为何而来。我说疥疮，她手一科，忙从我肩上抽回去，说学校条件有限，无法确诊，最好去大医院。
于是我去了大医院。大医院固然大，但挂号处的窗口却皆如鼠洞，勉强可以伸进去一只手。交完挂号费后，久久等待，里面竟无动静。探身着个仔细，冷不防伸出一只白掌，全身奇痒已被吓去一半。填完单子，塞给那白掌，缩回去后，里面又没了动静，大半天才飞出几枚硬币找于我。
揣着病历卡去找皮肤科，不料一路走去全是会议室，从第一会议室到第N会议室。开会对饮茶过多，不免上厕，所以会议室旁边都是厕所。寻觅半天，不见皮肤科。于是我问一个大夫，那大夫态度冰冷，看都不看一眼，往屁股后面的一堵空墙一指：“那儿。”他踱出几步，良心发现，告诉我皮肤科和外科并在一起。
外科里一个老先生在看医书，正要打个招呼，后面一个妇女插到我的前面，把病历卡递上去。老先生泰然自若，神情如饮，把妇女全身着几遍，劈头就问：“你得啥病呀？”妇女被问得愣住，我估计她一定在骂医生尽说废话，知道什么病就不来医院了。妇女说手上擦伤一块正溃烂，说完撩起袖子，医生示意不必，马上开一张药方，30秒不到，病已诊好，这恐怕是全国办事效率最高的地方。校医对这方面很有经验，事先劝诫我莫要去这种办事潦草的医生那里。于是，我换了一个女医生。
怎知这家医院的医生事先都像对过口供，那女医生也问我何病。我告诉她我痒。女医生 比较认真，要我指出痒处，无奈我刚才一身的痒现在正在休息，我一时指不出痒在何处。医生笑我没病看病，我有口难辩。忽然，痒不期而至，先从我肘部浮上来一点点，我不敢动， 怕吓跑了痒，再用手指轻挠几下，那痒果然上当，愈发肆虐，被我完全诱出。我指着它叫： “这！这！这！”医生探头一看，说：“就这么一块？”这句话被潜伏的痒听到，十分不服， 纷纷出来证明给医生看。那医生笑颜大展，说：“好！好！”我听了很是欣慰，两只手不停地 在身上挠，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两只脚彼此不断地搓。
问好之后，医生就在病历卡背面写。我见过两种医生：一种满腹经纶，一写可以写上半天，内容不外乎“全身突发性部分之大痒……足、头、腹无处不痒……病人痒时症状如下……” 曾闻一个医生写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还有一种医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张卡上就写一个 “痒”。我今日所遇的女医生有别于前两种，写了一段后笔下羞涩，无话可写。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历卡上已经被写得黑漆漆一片，颇为壮观，一看就是权威和知识的代表。 这位女医生不甘示弱，凑几个字后实在写不出，又怕她的尴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哪天。她看着卡，认识我的名字“韩寒”，却不知道普通话该怎么念，闭上眼睛读：“园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 The PsyChopatologyof EVndny 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我尚不能确定她是否故意念错，所以不便发泄，忍痒承认我是“园寒”。
她稍过片刻又运笔如飞，有话则长，无话更长，好不容易凑齐一页，嘱我去取药。我拿过药方一看，只见上面不规则的点线圈，怎奈我读书多年，自命博识，竟一个字都不懂。我曾见过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实习医生，刚当医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写的字横平竖直，笔笔遒劲，不慎写错还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写一个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历卡还没写好，病人早已一命呜呼了。如此用心书写的医生已日渐少矣。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
不料收费处也看不懂字，拉来旁边一个老医师问这是什么字，问明白后说这药没有，恐 怕要去药店买。我再跑回外科那女医生那里，她看我半天，居然问：“你得了什么病？”《父与子》里有一段：“省长邀科少诺夫和巴扎洛夫进大厅坐，几分钟后，他再度邀请他们，却把他们当作兄弟，叫他们科少洛夫。”谁知今天的情况更严重，出去几秒进来她连人都不认识了！她看我半天终于认得我了，激动得像母子团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烟》里一段写拉特米罗夫忘记李维诺夫的名字，这种错情有可原，俄国人的名字像火车，太长，不免会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则不可原谅。
我走出外科，听见内科一个医生在骂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说：“你们这里——墙上 不是写着‘请用——谢谢、再见、对不起’……”
我暗叹一声，笑那病人的天真，孰不知这几个字是写给我们看的，意思是说在看病时不忘对医生说：“谢谢、再见、对不起！
书店
我于初二时写过《书店》，发表在江苏《少年文艺》1997年第9期上。念于当时是夜间而作，睡意袭来，匆匆收笔。如今复看，写得不是甚爽，结尾尤为仓促，与正文有一断为二的怪异感。事隔两年，书店变化很大，故补作一文。
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书店越来越开放。记得以前买书只能远远观望，书则安然躺在柜橱里，只能看着名猜内容。最要命的是书价被压在下面，侧身窥视，仍不知价目。不论身心， 都极为痛苦，更不好意思惊动售货员。一旦惊动，碍于面子，不买不行，于是佯装草读一遍，心里暗叫：不要太贵!切莫太贵!偏偏这书看上去薄薄一册，一拿到手里感觉不妙，竟不知怎么增肥不少。西方哲人说不可相信第一眼的爱情，买书亦是如此。然后愈翻心愈往下掉，最后眼一闭，嘴角肌肉一抽，狠把书翻个身扫其身价，两眼一瞪，不自主地咽下去一口口水，想万幸万幸，贵得不算离谱，尚可承担。如今不同，如今大可先看书价再看书，但难免惹来某些爱书贼子。
我曾亲眼目睹贼儿偷书。这贼儿先挑出一本心仪已久的好书，缩在一边看，边看边缩作一团，其僵硬如钢的皮茄克的领子必大大开口，贼子左手借搔头掩住，右手缓缓把书放在衣服里，搔头完毕，头发一甩，顺便看周围动静，然后人一直，一书入肚。但贼子乐不思蜀，又偷得磁带一盒，抬头但不挺胸地走出书店。孰料店门一机器鸣叫不止，贼子好奇，回头探个究竟，这头回得甚是倒霉，痛失逃跑良机，被两个肥硕警卫扭获。
这毕竟是极少数人的行为，绝大多数人去书店里只为看书，况现在有的书别看厚厚几百页，但字数却并不多，每个字都被撑得方圆一厘米大，字距更是被拉得放一个手指盖不住一个字，两个字天各一方，看一页不过是扫一眼耳!效率高者一个下午泡在里面可以通读一个柜的书，有鉴于此，各地图书馆纷遭冷落。
这类专为看书而来者洁身自好也罢，偏偏有人蓬头垢面，指甲留得比头发长，看几页后把小指偷偷地探进鼻孔，屡挖不爽，好不容易拔出来后把大拇指扣到小指上，“砰——”一声，铿锵里不乏轻松，一堆黑东西刹那无踪，至于被弹到哪里去了，无法追究。原以为此人就此作罢，谁知他改进工具，用食指大挖特挖，像是隋朝开运河，拖出一手指黄液，无奈弹不出去，遂擦拭于书上。
大人如此，小孩更是变本加厉，远远看见书店里五颜六色而引发感官上的好奇，挪着小步一路扭过来，但脚步跟不上速度，走得开始七扭八拐，因脚力不支，左脚勾在右脚上，响亮地摔了一交，但志坚不屈，仍扭进书店。一时找不到图画书在哪里，顺手拿起一本《西学与中国明清文化的研究》细细品读，兴趣索然，放下书后十个指印赫然出现，所过之处，无不染指于上。
渐近黄昏，民工们纷纷来食精神大餐。进了店门后直奔主题，拿起《人体艺术》纵览不已，看得直咽口水。略有文化者看文字上此类内容，现在大多小说书里男女主人公一路从第一章做爱做到最后一章，乐此不疲。更有书里大肆描写母子恋什么的，还注明是纪实文学。赫西俄德的《神谱》里，天神乌拉诺斯肥水不流外人田，娶自己老母该亚为妻，物尽其用，竟生得六男六女，但未料神话在今天竟成现实。民工们看完后出门作文学批评，互相交流心得。
偶见有买书者，收银处拿到书第一件事就是反复擦拭，可那书已遭多人践踏，百拭不新，书页里指印不断，更有被严重践踏的。销售额每况愈下。于是私营书店里必会打折，然而打折不容易，打折借口却难找。中国不比美国，节假日较少，不能俨然列出：为迎接××节，本店打×折。只好违心写道：为答谢广大读者对本店之热情支持，兹决定即日起五天之内打八折。一个月后路过那书店，门口依然“即日起五天内打八折”。一些更小的书店财力不支，只好八天之内打五折。折扣打得越低，想买书的越是耐心等待某月某日有二三折，双方僵持。结果想买书的一天醒来，发现对面小书店已换成杰克逊咖啡屋(Jackson Coffee House)或者杰克儿子咖啡马(Jackson Coffee Horse)，后悔不及。
有实力的书店不能随意打折，在大黑板上写：本店最近邀请到著名作家、著名哲人、评论家×××于×月×日签名售书。尽管这位著名作家尚无名气，但敢安上著名两字，不光是商业炒作，更是这位作家胆魄的体现。曹臣《舌华录》里说，一天，郑翰卿在海边游玩，听见一个老翁看海自语：“世间没什么东西可填这海。”郑翰卿说：“只有我今后的名声可以填这海!”(惟吾异日名可填此耳!)这位作家也不外乎是这种思想。国人爱虚荣，有作家签名不管是哪个部门出名与否，索一签名毕竟可作他日吹牛之本。于是，×月×日那天，排队者如云。这位作家姗姗来迟，待者无不心焦。人心正欲涣散之时，忽闻书店后门“吱”一声，前排惊呼：“来了!”顿时群情振奋。这位作家开始签名，把自己的大名先拉长，再挤压成一个圆状，“唰唰”涂在扉页上。这种签名法是外国罢工所用，领头签名的人比较不幸，所以发明了圆形签名请愿书，被这作家盗用，生怕自己名字里三个字哪个带头另外两个字不服而造反，不敢签成一直线。签到后来，作家臂力不济，签名开始像画圈。还有几个好学者签罢名流连不走，递纸条质疑：请问×××先生，您对外国文字里的Sick Humor怎么看?结果作家不谙英语，不识Sick Humor是黑色幽默，以为是“生病的人(Sick Human)”，缄默不答故作高深。再后来索性连圆都不画了，改成直线一道。签名活动终于完毕，老板惊喜不已，数钱不止。
活动带动了人的买书情绪，小的店接踵倒闭，大的店扩大生意，其结果是小店更小大店更大。望着浩浩荡荡一屋子的书，搞不懂哪里来的。近日传来一大喜讯，写文章可以致富矣!文人的致富领头羊是专写科幻小说的倪匡，由于看这类小说的人文化水平都不太高，所以他怕姓名里两个字一个都不识，改名为“废品(Westrel)”，就是现在大多数人所钟爱的卫斯理先生。传闻卫先生写书速度甚快，而读者买他的书速度更快，令人折服。 看完书后出书店比较麻烦，先要从寄包处地上如山高的包堆里抽出自己的包，不料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刚抽掉包掉个头，只听“哗”一声，包山顿时被移平成包海。一书店的人怒目看你，你匆忙离去，到了店门口，警卫盯住你的肚皮看看有无棱角分明书页探出。所以奉劝各位，饱食后不宜入内。
杯中窥人（一等奖）
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鲁迅先生阐之未尽。我有我的看法。
南宋《三字经》有“人之初，性本善”，说明人刚出生好比这团干布，可以严谨地律已；接触社会这水，哪怕是清水，也会不由自主如害羞草的掞叶，本来的严谨也会慢慢被舒展开，渐渐被来的严谨也会慢慢被舒展开，渐渐被浸润透。思想便向列子靠近。
中国人向来品性如钢，所以也偶有洁身自好者，硬是撑到出生后好几十年还清纯得不得了，这些清纯得不得了的人未浸水，不为社会所容纳，“君子固穷”了。写杂文的就是如此。《杂文报》、《文汇报》上诸多揭恶的杂文，读之甚爽，以为作者真是嫉恶如仇。其实不然，要细读，细读以后可以品出作者自身的郁愤——老子怎么就不是个官。倘若这些骂官的人忽得官位，弄不好就和李白一样了，要引官为荣。可惜现在的官位抢手，轮不到这些骂官又想当官的人，所以，他们只好越来越骂官。
写到这里，那布已经仿佛是个累极的人躺在床上伸懒腰了，撑足了杯子。接触久了，不免展露无遗。我又想到中国人向来奉守的儒家中庸和谦虚之道。作为一个中国人，很不幸得先学会谦虚。一个人起先再狂傲，也要慢慢变谦虚。钱钟书起初够做，可怜了他的导师吴宓、叶公超，被贬成“太笨”和“太懒”，惜后来不见有唯我独尊的傲语，也算是被水浸透了。李敖尚好，国民党暂时磨不平他，他对他看不顺眼的—一戮杀，对国民党也照戮不误。说要想找个崇敬的人，他就照照镜子，但中国又能出几个这类为文为人都在二十四品之外的叛才？
然而在中国做个直言自己水平的人实在不易。一些不谦虚的人的轶事都被收在《舌华录》里，《舌华录》是什么书？——笑话书啊！以后就有人这么教育儿子了：“吾儿乖，待汝老时，纵有一身才华，切记断不可做也，汝视《舌华录》之做人，莫不作笑话也！”中国人便乖了，广与社会交融，谦虚为人。
中国看不起说大话的人。而在我看来大话并无甚，好比古代妇女缠惯了小脚，碰上正常的脚就称“大脚”；中国人说惯了“小话”，碰上正常的话，理所当然就叫“大话”了。
敢说大话的人得不到好下场，吓得后人从不说大话变成不说话。幸亏胡适病死了，否则看到这情景也会气死。结果不说大话的人被社会接受了。
写到这里，布已经吸水吸得欲坠了。于是涉及到了过分浸在社会里的结果——犯罪。美国的犯罪率雄踞世界首位，我也读过大量批评、赞扬美国的书，对美国印象不佳；但有一点值得肯定，一个美国孩子再有钱，他也不能被允许进播放黄带的影院。
中国教育者是否知道，这和青少年犯罪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不到年龄的人太多沾染社会，便会——中国教育者把性和犯罪分得太清了，由文字可以看出，中国人造字就没古罗马人的先知，拉丁文里有个词叫“Corpusdelieti”，解释为“身体、肉体”与“犯罪条件”，可见罗马人早认识到肉体即为犯罪条件。
写到这里，猛发现布已经沉到杯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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