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强的演说很有煽动力,我也欣赏他的爱国言论。今天看到他说的一句,跟他留学日本的那群人,只有他一个回来了,其他都留在了日本。我想,他没有炫耀自己归国效力的意思,也应该没有责备那些留在那个国人对其感情复杂国度的人的意思。他虽然时有偏激,但总体来说并不冲动。他也许只是给我们提了一个老问题。那就是如何留住人才善用人才。
我以为,去留之间,各人的选择,良禽择木而栖。我们只有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民主,让人愿意留下来。只嘴上谴责没有任何意义。
自古母不嫌儿丑,但儿嫌母贫却比比皆是。事实上我爸是某某的威胁或炫耀,本质上与前者类同。只是前者崇拜心理崩塌,后者牢不可破。
像钱学森那样的事例之所以被竖为碑牌供人瞻仰,固然源于其本身精神可贵,但另一方面也照见这种事太过稀有。钱学森是顶尖的人物,但绝不是出去的人里最顶尖的,比他厉害的还有许多。为何那么多出去的人,愿意回来的那么少?仅仅用爱不爱国这种道德绑架式的解释甚至埋怨,显得太过幼稚太过简单。
人都是很现实的动物,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活着就要考虑各种厉害关系权衡各种利弊。最后的选择,也绝非一句爱不爱国能够解释清楚的。
以前有人问过一个被很多人咒骂的问题:你叫我爱国可是国爱我吗?说得高尚点儿,爱是不需要理由条件的,和国家讲这些好像有点道德低下。只是有的人喊出来了有的人隐藏很深。喊出来的不一定不爱自己的国,默不作声的人不一定不会成为汉奸。
对于人才,我们总要用尽各种方法给与各种优厚条件创设各种良好的环境,让他们安于工作专心研究得到尊敬。春秋战国时期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可为什么又是人才井喷学术绽放的时代?因为君王们在动荡之中被倒逼着谋求强大自我,他们对人才有急迫的需要。所以他们筑起了黄金台,他们一诺千金礼贤下士。一旦坐稳江山,他们便立即撕下温婉的面具,走狗烹良弓藏。没有自我需求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上层建筑不会也不愿屈尊就微的。但当代的中国应该具有更博大的胸怀更宽阔的视野更富有战略性的眼界!公天下而非家天下的国度,应该更加无私更加真诚,更知味谋远。
还是钱学森,回国后的他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总理和蔼地建议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吸引更多人才回国建设国家,钱曾经不解地问,国内不是有很多杰出的人才吗,据他所知,有很多国内的科学家水平一点也不比国外有名的科学家差,他说有个叫束北星的就非常厉害
。他不知道的是,束北星已经在扫厕所并且死掉了。这就是眼界的问题。留在国内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不是他们不想发挥。那些人爱过吗,可能吧。
对待人才的态度,看看别的领域也能有所感悟。马未都讲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国家文物都摆在国有商场玻璃柜里明码标价,赚取外汇。一个明朝宣德炉碗,两三百块就被外宾买走了。故宫博物院搬瓷器都是一摞一摞的,一不小心就掉地上碎了。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根本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对待。文物没有嘴没有心,活人却是有的。
人有选择的自由也有为稻粱谋的权利,但国家,更必须做好该做的事。除了批判个人,一个国家也应该反省自我,警惕自我,不惧指责,勇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