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晚年：功成名就之后的所有身不由己，终淡成茫然

  热心市民大表姐 2018-10-31 10:04:19

金庸家里挂着一副从浙江海宁老家带出来的对联，出自他先祖查昇的手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

这恐怕是生命最后的十余年里，金庸最大的心愿。

在此之间，金庸的前半生立业香江，北望神州，自谓“聆君国士宣精辟，策我庸弩竭愚诚”。1981年重返内地后，金庸频频来往香江两岸，试图达成入世与怀乡的两重情怀。

以国士的姿态出入庙堂之上，以文人的身份行走于江湖之间，金庸有过纵横国是的气魄，有过逸兴遄飞的痛快，也有错位的尴尬和不自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便是大侠如金庸，也不能避免。

他晚年信佛，和朋友讲经，说：“佛家经常讲‘变’……伟人与美人总难出脱于自己的法律，也就是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

他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这是一个写出华人世界最浩渺江湖的老人，对世界最后的关键词。而他也最终在这茫然中神隐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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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晚年想过大改《鹿鼎记》。他想让韦小宝受点教训：比如家产被自己赌光，老朋友过来敲竹杠，甚至老婆都要走掉几个。金庸觉得“韦小宝作风”误导世人，还是少一点为妙。

但终究没有改。“韦小宝作风”再乌烟瘴气，金庸也不得不承认：“韦小宝最后还是成功了，中国文化最后还是要成功的。”

《鹿鼎记》作为武侠小说收官之作，始终寄托了金庸“集大成的思想”。韦小宝通吃清廷和江湖两大阵营，就如同80、90年代的金庸，行走在香港传媒江湖和内地庙堂之间。

1981年，金庸遇上邓小平，成为中南海座上宾。

此前，他是流亡到南方的爱国遗民。父亲在老家被行刑，他徒然哭上三天三夜。“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他率领《明报》隔岸大鸣不平。

时隔近30年重返内地，金庸很兴奋。他穿好西装，打好领带，带着妻子儿女，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在福建厅门口见到了邓小平。

▲邓小平与金庸

一位是饱经忧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领导人，一位是写了20多年社论的政论家，两个人相谈甚欢。其间邓小平抽出一支熊猫牌香烟递给金庸，随手划火柴给他点烟。金庸心里想：“我也能在你部下打仗，做个小兵，那就好了！”

会谈结束的时候，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走出北京，金庸又去天山、蒙古草原、黄沙大漠……这些地方出现在小说中，却只是来源于他的想象。

天山是《书剑恩仇录》里陈家洛初遇香香公主，采雪莲给她的地方，金庸花了一元人民币，从几个维吾尔族小孩手里买了两朵真正的天山雪莲。他发现雪莲已被风干，远不如想象中美丽。

这次内地之行，是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前夕，金庸希望为平稳过渡尽一份力。回到香港，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整个中国的乐观情绪。“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质疑的声音随之而来，有人说他“左右逢源”，有人说他“左右不讨好”，金庸说“男子汉大丈夫，既无求于人，又需要讨好什么、逢迎什么？”

80年代末，金庸在《明报》社论里说，“我们希望能带进外界的讯息，帮助能影响中国前途的人士多了解世界真相，把中国带上富强康乐的道路。尽管我们的作用很小，总觉得是努力在为国家民族尽一己之力。”

那是金庸作为政论家的高光时刻。时移世易，就像他心目中韦小宝的命运将被逆转，当年的豪情也终将变成混沌。二十多年过去，80岁的金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会交代一句：“除了香港政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

2

世纪之交，金庸开始对自己的小说做修改：《射雕英雄传》里，专情的黄药师和弟子梅超风有了暧昧关系；《碧血剑》里，专一爱青青的袁承志因为爱上阿九而陷入了情感的迷茫。金庸解释：“人生最理想的是专一的爱情，但不专一的爱情常常有，这样改更接近现实。”

不过，这些修订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人们并不认可作家晚年对世事的深刻洞悉和无情的揭穿，只愿“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故事永远是成人世界里不破的童话。

1981年之后，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内地全面解禁，很快成为畅销书。

1994年，金庸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并第一次去北大做了演讲。北大严家炎教授的《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中记录了现场的盛况：“听他讲演的，请他签名的，真是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

一年之后，严家炎在北大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程，而后出版《金庸小说论稿》。又过了几年，BBS兴起，北大的金庸迷们有了可以畅所欲言讨论的公开平台。有一个叫江南的ID，在那里连载同人文《此间的少年》。1999年混论坛的北大学子，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一批读者。

与此同时，金庸进入内地影视剧制作人的视野，有了和导演张纪中的“1块钱版权佳话”。在张纪中的讲述里，金庸侠义慷慨。“他说，如果你们要按照像三国像水浒那么拍我这个戏，我1块钱给你吧？”张纪中对《贵圈》记者回忆。

▲张纪中导演与金庸

1999年5月8日，张纪中给金庸写了一封信，请求将《笑傲江湖》列为第一部改编剧目。不到两天，金庸把有关的法律文书从香港传真了过来。

张纪中给他转了1块钱，选了个吉利号85555。为了纪念这“意气相投的友情”，张纪中制作了一元水晶杯：用一块大小如同A4纸面的有机玻璃，制成小匾，右侧刻“査先生《笑傲江湖》电视剧版权转让纪念”，左侧落款“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中间部分镶嵌上象征性的一元钱纸币，纸币上部写上了CCTV字样，下部刻写着年月日，并在5月金庸到杭州会晤时交给了他。

尽管内地版《笑傲江湖》收获了不少恶评，金庸本人对此也并不满意，但在拍摄期间，金庸给了电视剧制作人最大的支持和体谅。

曾拍摄过《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多部金庸名剧的制作人樊馨蔓对《贵圈》回忆，2003年，剧组在浙江桃花岛拍《射雕英雄传》时，曾特地把金庸先生和太太请去探班。“査先生在剧组和演员的关系都非常好，包括拍《射雕》的周迅、李亚鹏，以及后面《天龙八部》的刘涛，甚至有时候，他还会给演员们出主意要怎么谈恋爱。”

在杭州探班间隙，金庸幽默且健谈，还特别邀请他们去参观自己的旧居。“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的人，即便是在剧组吃盒饭，也吃得很香。”樊馨蔓记得金庸喜欢穿西装，白衬衣永远很干净，爱吃海鲜和日料，喜欢喝酒饮茶。吃到美食，有时候会抬头说一句很幽默的话。

2017年10月，为了购买《天龙八部》的电影版权和《连城诀》的电视剧版权，樊馨蔓到香港拜访了金庸。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金庸。“当时我看到他躺在沙发上，健康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神志清醒。”樊馨蔓告诉老人，想再拍他的作品。老爷子听完呵呵笑，说：“好啊，好啊，我相信你有这个魄力！”

3

从1999年起，金庸在内地每年都要出席至少五六场“论剑”、授勋活动。各地的“论剑”不断，金庸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各种热闹的场合，他成为媒体娱乐版津津乐道的热点。

有记者问：“您都80岁了，还这么飞来飞去，是觉得自己不够有名，还是觉得钱不够多？”他回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2000年9月，金庸在长沙岳麓书院讲“中国历史的大趋势”。一位现场听众说：老先生从春秋战国开始讲起，历两汉而至隋唐，结结巴巴地论述他的民族融合论，这个话题恐怕很难引起台下以青年居多的听众共鸣，老先生看来也不是很擅长长篇大论的表达和渲染，再加上口音的缘故，看来听众是听起来不算轻松，但还是保持着礼貌的安静。

2003年7月25日，金庸在杭州为《金庸茶馆》创刊演讲，题目也是中国历史的范畴。门票标价188元，但是外头黄牛票开价20元，还价10元就能成交。剧院内许多座位都空着，大部分人的票都是一家“红石梁啤酒”送的——许多饭店只要喝啤酒就可以抽奖，二等奖的奖品正是门票。

同年10月8日的“华山论剑”，是这类活动的高潮。这个至今被张纪中提起的“华山论剑”，在海拔1614米的华山北峰举行。金庸先是乘索道，后来坐上扎着红绸的滑竿，抵达北峰广场。和他对谈的人是司马南、孔庆东、张纪中等人。

▲金庸参加“华山论剑”

当天华山风景区封山8小时，为保证电视直播的顺利，出动了500名警察和150名武警。金庸不太满意，当众嘟着嘴说了一句：“我本来没让他们封山，他们怕游客看到我会找我签名，一定要封。”

为了避免过度商业化，金庸坚持在陕西所有吃穿住宿都自掏腰包，不收主办方陕西电视台任何费用。在他的坚持下，电视台取消了那次“华山论剑”的冠名权。

以此同时，同时，关于这位富豪一毛不拔的轶事也在流传：在金庸小时读过书的中学，有位学生病急，四处筹募医药费，同学们想起这位老学长，联名致信求助。金庸的援手是赠以签了名的著作全套。于是一众人讥讽他吝啬。其实，如果是全套小说每一部都签了名，市值数十万，可能足以应付医药费了。

4

在生命最后的十余年里，金庸深居香港家中，不问世事，也基本不再写作。近年来，他出现在新闻资讯里，多半是维权者的原告身份出现。

2013年金庸在手游业界掀起维权风暴，2015年状告《此间的少年》作者江南侵权并索赔520万。

早在2005年，金庸就表达过不满，“文学一定要原创，有些网民拿我的小说的人物去发展自己的小说，是完全不可以的。你是小孩子，我不来理你，要真理你的话，你已经犯法了。在香港用我小说人物的名字是要付钱的。”

这样的“告诫”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十年后，他一纸诉状，希望让那“小孩子”开始懂得规矩。除了维权官司，金庸在北大读博士的新闻，也让这位老人颇受非议。

有传言说他时常翘课，也有人说他无法按时毕业。

这只是晚年金庸尴尬的一部分。

1999年，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邀请金庸执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难驳战友兼老乡情面，金庸应允。2000年他正式受聘为浙大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继而才有了后来南京大学教授董健所说的“一场错位”。

做导师，金庸一开始想得简单：“有了名人做院长，请教授也就好请了。就像报馆，总编辑很出名的话，人家很多人就愿意来了。当时他们请我，也可能有这种名人效应的想法。”

他的教学理念很朴素：“教学生尽量做正派的人，即使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要全心全意去贪污。”

学生读《唐人小说》，研究《说唐》，他指导“这样的小说跟历史相去很远……去看《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质疑声纷至沓来。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对媒体说：“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沓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他认为，“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

金庸心里想必是委屈的。浙大给了他全校最高的教授待遇，他向浙大捐赠100万港币成立了“浙江大学金庸人文基金研究会”。他把所有工资都放到这个基金里。他对央视记者白岩松说：“我自己版税收入相当不错，自己很够用了，原来有资产在香港、外国，所以不需要靠这里的薪水生活，如果不请我做院长，我也会捐钱的。”

2003年7月，他在央视《新闻夜话》不无伤感地说：“我现在的想法是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的大学教授学问差不多了。”

外界对金庸的批评很多，如果涉及学术，那是他最在意的事。“王朔先生说我是‘四大俗’之一，我写通俗小说，‘俗’是免不了的，对他的说话我并不在乎。但有人公开批评我学问不好，我就相当重视了。不是说不开心，学问不好是事实，人家说的是事实。”

不服输的“学生”金庸最终修完了课程。2006年他完成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2007年起修读历史学博士。这年11月25日，他终于卸下“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头衔。但浙大还是要他担任名誉院长，当晚颁发了聘书。

在杭州作家、《金庸传》作者傅国涌看来，“金庸的一个问题是，他太希望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被人们记住，其实就凭他的14部小说，他已经足够不朽了，何必还孜孜不倦地四处奔走追求声名……如果他少参加一些不必要的公众事务，而是安心在家颐养的话，他获得的崇敬和好感要比现在多得多。”

媒体人石扉客评价，“千古侠客成旧梦，最是文人不自由”，即便是金庸，也要顾忌进退和情面，“在命运与历史面前，抗争与妥协同在。”

2017年3月10日，金庸93岁生日当天，有媒体引述查传倜的话：“平常我们去看他，更多的是眼神交流，也会握握他的手，跟他说说话。他能认得出我们，会点点头，但反应不会太大。”

在2010年之后，除了维权官司，金庸极少露面。甚至在生命最后的一年里，极有可能，他已陷入最后的混沌。

他有过真诚的入世热忱，也有回绝不了情面与乡情。对这位满怀抱负又终化为茫然的老人来说，种种乱象之下，“行将老去，渐入混沌”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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