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心高气傲，不服人，常常坐在自家门前的洋槐树下，手捧洋瓷碗，边吃饭边与村里的小伙伴们纵古论今，畅谈天下；
言之嘈嘈，雄姿英发。及长，莽莽撞撞在社会上闯荡几年，碰得鼻青脸肿，遥想儿时大话，哑然失笑，觉得真是天真幼稚得可怜。
如今，他们有的已经娶妻生子，忙着一日三餐；有的远赴他乡，多年未见。所谓曾经的梦想，恐怕连记忆也被生活磨得干净。
物是人非，大家都走了各自从未想过的路。管你愿不愿意，岁月依然继续。
每次回家时，出了高客站，我总喜欢一个人背着包慢悠悠地往回走，四处看看。
生怕自己与故土隔膜，渐渐成了“外乡人士”，失去了文字的温暖与厚重。亲眼目睹着家乡日进无疆的变化，
心里有惊喜，也有忧虑，但是不管是惊喜还是忧虑，都出自一个写作者的本能。
这便是写作的苦啊，写得多了，读得多了，便极容易思虑万千，甚至杞人忧天，
整个人也就胆怯起来，谨慎起来，变得浑浑噩噩，没了同龄人的英气与活力，倒是大有未老先衰之状。
故而平凹先生云：天下最劳力的是农人，最劳心的是文人。然而写作又何止劳心而不劳力呢？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光这份定力，没有几分禅意还真坐不出来。
等到真坐出来了，不管写作成绩突不突出，反正腰间盘绝对非常突出。
回到村里后，我认识的人，一个接一个埋到了土里。当年这些长辈，哪一个不是村里的“能人”。
他们明争暗夺，辛苦奋斗，你追我赶，就怕自家的日子落在人后，结果多年以后，你一个坑，他一个坑，遥遥相对，看得人直发怵。
“逝者如斯夫”，光阴不待人。
这时候，总有一些小孩子被母亲牵引着来上坟，见了面很礼貌地叫我“叔叔”，
之前听人叫“哥哥”听惯了，突然生变，始料未及，还以为那孩子搞错了，再一细问对方，才知道那是谁家谁家的孩子，那母亲是谁家谁家的媳妇。
我便“噢”地一声，和人家热情地打起招呼，可是等到人家走后，远远地望着背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人家是谁。
只觉得在脚下的这条乡间小路上，我来来回回走了二十多年，以前从来没有真真切切感受过它的苍凉与孤独，
等到如今完全感受到时，又何止是忠实先生那句“来来去去故乡路，反反覆覆笔墨缘”所能尽情释怀呢。这又是写作的苦啊！
五六年前，父亲若要问我还在写吗？我总是信誓旦旦，滔滔不绝一番。现在却望着父亲那满头白发，日渐默不作声。
这时父亲就又老生常谈地给我讲起自己那位朋友的故事，说是那人从小和我一样，酷爱文学，立志以此存身，
但是到头来五十多岁，一事无成，无妻无子，什么也做不了，卖菜认不得秤，养鸡赔得一塌糊涂，精神由此还出了问题，
整日疯疯癫癫地在大街上窜来窜去，和野狗称兄道弟，惹人耻笑！起初，我总以为父亲是在让我知难而退，另谋他路，甚至怀疑连那故事也是他本人杜撰。
慢慢地随着我愈加努力、发稿也愈加艰难的窘境下，一年又一年，弹指一挥间，我真是深深地怕了时间，也深深怕了父亲所举的那个例子，好似那就是我未来的预言。
整个人忧心忡忡，话也日益少了。心想，若真如此，还不如及早撒手，干点别的什么事去，哪怕做点小生意也行，总比真到头来落到那步田地要强得多！这也是写作的苦啊！
然而转眼一想，又心有不甘。中国的鲁迅和沈从文，苏联的高尔基和英国的狄更斯，除了鲁迅是个中专学历以外，他们哪个正儿八经地上过学。
如果文学真要以此来论，哪我不知要比他们强多少倍，好歹也大学毕业嘛。就算天资愚钝，成不了他们那样彪炳史册的大家，做个靠文字吃饭的人总该行了吧。
想到这里，常常就又有了点信心，不再把父亲的泼冷水放在心上。
这便是写作的乐啊，因为它能使你有胆量敢和名人叫板！从而无惧风吹浪打，昂首闲庭信步。
如此，我便继续默默地写了下去，一篇又一篇源源不断地发出去，一篇又一篇源源不断地了无音讯。
有时候偶尔也会来封邮件，说是初审已过，我心狂喜，忐忑不安，整夜睡不着觉，把那封邮件看了一遍又一遍，好像它会跑掉似的。
但是到头来，编辑先生的回复又往往是终审未过，我沸腾已久的心顿时倾颓下去，无精打采，常常就一个人傻傻地坐着发呆。
有时候实在烦不胜烦，就悄悄跑到兴庆公园，看湖，看湖上的画船，以及画船里的游人和湖岸的垂柳。
其实，我并非贪恋那里的风景，主要是人家不收门票。
结果时间久了，连湖里的鸭子也认得了我，老远就朝我嘎嘎地叫，我心里一乐，看四下没人，就从书包里掏出写好的稿件念给它们听，
但是奇怪的是，每当我读到伤心的地方，它们总是兴高采烈地拍着翅膀溅起一连串漂亮的水花，然后乱叫个不停，
开始我也不解其意，后来才明白，人家是在求偶，嫌弃我当了电灯泡！
为了顾及人类的礼貌，我就赶紧收起东西，灰溜溜地躲开了，再也不敢朗诵自己写的那些废话。
然而无论如何，我也算有了读者，哪怕是一群鸭子。这又是写作的乐啊，它能让你热爱自然，与动物和谐相处。
胡思乱想一阵，抬起头来，放眼望去，四周黑茫茫的一片，象极了我的人生之路。至于希望，真是在黑夜看灯，在雪地里想火。
现实愈加残酷，幻想愈加热烈。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又慢慢地往住的地方走去。
一路上，边走边构思着小说，痴痴傻傻，遇车不避，遇人不躲，
甚至睡在了床上，还在为人物的一句潜台词搜索枯肠，辗转反侧，等到睡意降临时，东方已经微微泛白，马上又到了上班的时候。
时间似乎永远都不够用。可是往往着急时就上了火，嘴舌溃烂，说话含糊不清，买东西时小商小贩总以为我是外地人。
出于秦人的厚道，他们就又常常照顾我，不仅秤上给得足，而且价格还公道。这又是写作的乐啊！
放眼天下，有哪个职业还能这样堂而皇之地占便宜？
有一次，冒雨回来引发感冒，高烧迟迟不退，朋友和同事们也就没有邀请我去参加周末的聚会，难得落个清闲，我便享受而又惬意地写完了我的那个短篇。
从那以后，我便悟出一个道理，如果有人再在我休假的时候打扰我写作，或者好心地邀请我去干什么，我总是很大方地回复他们一句：
对不起，我有病！结果他们就再也不好意思坚持了。而到如今，这一句更是万能的，
几乎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拿它来做挡箭牌，也为此免去了许多纷争，让我能安安静静地躲在自己的世界里。
也正是在这个世界里，我开始慢慢发现了文章与人的关系，尤其是文章与作者本人的关系。
这又是写作的乐啊！它能让人善于发现，长于探索，不知空虚为何物。
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他的文章也就是一个什么样子，所谓“文如其人”，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就拿陶渊明和李白来讲，陶渊明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如果他是一个勤劳的农人，怎能把地种得杂草比豆苗都多，
这样不饿死都天理难容，结果他老人家傲气了一辈子，最终贫病交加而亡。
可是如果仅凭这一点，你就说他老人家是个懒汉的话，那么后面的“晨曦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绝对不会答应。
因为诗歌里说的明明白白，他老人家可是早出晚归，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会“草盛豆苗稀”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这位陶渊明先生根本不是为了种地而种地，他是为了写诗而种地，种地只是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写诗才是他真正的人生追求。
仅仅从这一点上，我们的陶渊明先生就要比那些“著书只为稻粱谋”的人伟大许多倍。
换句话讲，陶先生正是因为不是一块种地的料，所以才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至于李白李大才子，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讲，就是个十足的败家子。因为他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意思就是说为了喝酒，不惜把家里任何东西都糟蹋干净，如此铺张挥霍，不管家人死活，不是败家子又是什么呢？
可是别忘了，他可是力士为其脱靴，贵妃为其研磨，“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啊！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前文还有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后文更是笔锋逆转撇出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
这是何等的自信甚至自负，却又碍于现实的残酷而无处施展才志的豁达与坚定啊。这个世界上也只有李白能写出这样的诗歌，陶渊明是不行的。
同样，李白也写不出陶渊明那样的诗歌。因为陶渊明也是唯一。故而，所谓文章独特的风格，其实就是作者另类的性格。
这也是他们的不同之处。而他们的相同之处都是在逆境里写出了那些千古名句。
这也是写作的乐啊！因为你进步了，有了不同于常人的艺术感受能力和欣赏能力。
写作的苦，在于生活对于梦想的处处刁难致使梦想可能常常近乎绝望，而正是在这种绝望之中因为文学的存在生活又充满了惊喜和期待。
这便是写作最大的乐。苦乐相存本就是文学的意义，也是写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因此，不管夜已经多深，路仍旧多难走，还是写吧，写吧。
因为人类需要的不是梦想，而是希望和假设。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活下去。
-----2018年11月7日夜
作者简介：侯飞，1993年生，陕西乾县人，作品散见《长江周刊》《辽海散文》《文学陕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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