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鲁尔福为什么能成为拉美文学的源头？

胡安·鲁尔福为什么能成为拉美文学的源头？ 原创 说书人思郁 2018-11-27 14:40:46

我总念念不忘许多经典小说的开头。且不说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那句经典的开场白，也不说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篇对后世作家的巨大影响，我只想诉说前些日子刚读到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译林出版社2007年10月版）那种奇妙的感觉：“我来到科马拉，因为有人告诉我，我的父亲，一个叫佩德罗·巴拉莫的男人，住在这里。这是我的母亲告诉我的。我曾向她起誓，在她死后便动身去找他。我紧握她的手，表示我一定会这样做。在她濒临死亡的一刻，我可以答应她任何事情。”不需要继续往下读（尽管我已经很难控制自己不往下读），仅凭对这些仿佛具有魔力的句子的一种直觉，我已经知道在读的是一部多么伟大的经典小说。当然，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读到鲁尔福的作品，但是之前只是通过别人的评介，一点点地积累了对这篇小说久违的好感和景仰。是不是伟大的作品都需要一个如此简洁的句子开头？当然不一定，但伟大的作品总有一些深具蛊惑力的特质掩盖在那些平淡无奇的字句后面，等待着用心的读者耐心地去发现。这些特质可以是开头出现，也可以在结尾中感知，甚至弥漫在整部作品的始末。

同属于拉丁美洲作家群里另一个迷人的作家是胡利奥·科塔萨尔，也深谙短篇小说的神韵之道。《万火归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这个集子中，第二篇《病人的健康》讲述了一个家庭的儿女们为了向病重的老母亲掩盖小儿子车祸去世的消息，一次次撒下善意的谎言。题材本身平淡无奇，但在科塔萨尔的叙述中，某种神奇的魔力已经在暗中开始酝酿了。儿女们制造了小儿子在外地工作的假象，为了逼真起见，托付外地的朋友每隔些时日以小儿子的名义给母亲写信。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中，母亲去世前已经猜到了真相，但她维护了这个美好的谎言。本来母亲去世了，谎言本来已经没有了意义，但对儿女们来说，仿佛那些谎言让他们信以为真了。《病人的健康》中所有不动声色平淡无奇的铺垫似乎都是为了写出小说中最后一个神奇的句子，妈妈去世后，儿女们收到了从巴西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信是罗莎接到的，她打开信，不假思索地读了起来，突然她抬起头，因为泪水已经模糊了她的眼睛，她意识到自己在读信的同时正在考虑该怎样告诉阿莱杭德罗（小儿子）母亲去世的消息。”能用这种方式进行写作的作家，在米兰·昆德拉的笔下有个特殊的称呼：小说的诗人。因为他们打破了真实的缺口，泯灭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把现实提升到了一个审美的高度，把虚构变成了真实的一部分。

一个诗人的传记难以撰写的原因在于，我们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对他的诗歌进行翻译和评述。如果诗歌翻译上本身就存着争议，那么评述的部分自然也难逃非议，尤其对保罗·策兰这样的德语诗人，他的诗歌本身似乎就拒绝翻译和解读，后期的作品更是玄奥难解。但作为大陆第一本策兰的传记，《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维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的出版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之前诗人北岛曾在《收获》杂志上撰写《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后收录《时间的玫瑰》一书）长文对策兰的诗歌进行解读，而且对国内翻译策兰诗歌的译者尤其是诗人王家新的译文提出批评，引发了王家新的反驳，成了一场著名的诗歌争论。从心底而言，我倒是很想这样的争论再多一些，倒不是因为幸灾乐祸，而是觉得诗歌翻译本身就近似于一种“不可能的任务”。译者可以选择直译，尊重诗人写作时的源初语境；也可以进行再创作，揉入译者本身的体悟和语感；或者让它同化，更能贴近译者存在的语境国度中。这些标准都无可非议，某种程度上，无论坚持哪种翻译的标准，北岛也好王家新也好，他们都是某种精神文化的传递者。衡量译者如有一个共同标准，应该看他们是否虔诚地、谨慎地、深思地、灵巧地翻译，是否对自己的翻译事业完全负责和投入，而不是看他们采用和坚持哪一种标准。

收录到《同时：随笔与演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2月版）中的《世界作为印度》一文，是苏珊·桑塔格在一次文学翻译讲座中的发言。她在其中提到说，之所以翻译“成为一项如此复杂的工作，是因为它回应各种各样的目的”：“首先，文学是一种沟通形式，文学的本质会提出各种要求；其次，就一部被视为重要的著作而言，它要求尽可能多的读者欣赏；第三从一种语言变成另外一种语言是困难重重的，而某些文本更是坚决拒绝屈服，这是因为作品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图和意识，当翻译程序启动时，这些东西就会出现——这种特质，由于没有更好的字眼，我们只好把它称为可译性。”在一本本身就是翻译的著作中能读到这些关于自古存有，至今争议不断的关于翻译的理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同时》译者是黄灿然，我很喜欢的一位译者和诗人，或许该称之为诗人翻译家。他翻译了桑塔格、卡尔维诺和拉什迪等，都是我爱不释手常翻常新的佳作。在《同时》的译后记中，黄灿然对这部译著不同以往的偏于生涩的风格辩护，他说他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多些桑塔格的文风，那种独一无二的声音。在翻译上，他认为翻译的真理是，读者比译者聪明，因此译者不应该把读者婴儿化，“如果我译了一个异质性的句子，如果这个句子在诗歌读者中只有一个读者看得懂并大为激赏，且成为他写作或思考的刺激剂，则我就毫不犹豫保留这个句子。如果把读者的智力和理解力分为十级，那么我要瞄准的是金字塔顶的那一级，而不惜放弃另外九级。”这已经不仅仅是译者一个人的问题，还有读者本身。这才是黄灿然这种翻译理论中最让我敬佩之处：翻译不仅仅是对自己提出高标准，而且还要对读者的阅读能力提出要求。这种互动的翻译理论让翻译的不可能成为了一种作者、译者和读者共同努力达至的更高的精神追求和目标。

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需要一种对“翻译的现代性”的追求，每个时代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质，我们也许称之为时代性，或者称其为历史性，无论如何称呼都是想说明做到超越我们的时代的难度。所以，适合我们时代的翻译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能读到各个版本的《圣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更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一种永远永无休止的任务，一种会引发不断争议的任务。翻译的现代性提出的要求是，提供尽可能的译本，筛选出具有我们时代印记的译本，继续把这种不可能的任务进行下去。

为了使这篇小稿显得首尾呼应和圆满，最后提一下开篇的《佩德罗·巴拉莫》。虽然我注明了是译林版，但是书中的引文部分却是来自桑塔格的《重点所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中的写胡安·鲁尔福的篇章，译者张媛。而译林版的译者是屠孟超，也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翻译家，曾翻译博尔赫斯、富恩特斯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但在译林版的《佩德罗·帕拉莫》中，开篇部分译文如下：“我来科马拉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对我说，我父亲住在这儿，他好像名叫佩德罗·巴拉莫。这是家母告诉我的。我向她保证，一旦她仙逝，我立即来看望他。我紧紧握着她老人家的双手，表示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诺言。此时她已气息奄奄，我打算满足她的全部要求。”两者的译文哪一个更精准符合原文我无法评判，但从我们以上谈及的翻译遵循的现代性标准我更为倾向于张媛的译法。屠孟超的译文中，类似“仙逝”、“看望”、“气息奄奄”等词汇的使用让这段译文的风格显得颇为怪异。也许他为了求得古风雅韵的风格，但这种刻意的雕琢用词反而让这部本来风格颇为“现代”的译文丧失了它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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