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因迁都洛阳，大力推行汉化政策而被看作少数民族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迁都这一举措也被看作体现了孝文帝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然而事实上，迁都之前的北魏王朝，自道武帝拓跋圭天兴元年（三九八）以来，一直定都于平城（山西大同），历六帝七世凡九十七年；而迁都洛阳之后的北魏王朝，连孝文帝计算在内，也只传了三代，政权就易手于他人了。
以后的孝庄帝、废帝、孝静帝等，都走马灯似的，不过是权臣手中的傀儡。永熙三年（五三二），北魏结束，离孝文帝迁都洛阳还不到四十年。魏孝文帝迁都，原想以正统的中原王朝自居，统一南方，建立大一统的北魏大帝国。何曾想到两代之后，国势就衰微破败，他那迁都以建宏图大业的构想，也随之成了泡影。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北魏王朝的迅速衰亡，寿终正寝？
孝文帝不顾国情、族情，独断专行的迁都决策破坏了鲜卑族原来的利益制衡关系，动摇了北魏的立国根基。鲜卑自拓跋圭以来，一直是个坚强的好战的武装集团，不管它的内部有多少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对付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治军事集团时，总是表现出很强的向心力。道武帝、太武帝，扫平群雄统一北方，主要就是依靠本民族武装集团的军事能量。但迁都洛阳，却在鲜卑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就是迁都涉及了整个鲜卑民族的利益，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很大损失。孝文帝也深知此举会遭到鲜卑族的普遍反对，不敢公然提出迁都主张，遂玩了一个把戏，于太和十七年率三十万大军南下，声称南征。当时秋雨不断，道路泥泞，长途跋涉使将士劳累不堪。至洛阳后孝文帝还要南进，群臣跪在马前进谏，孝文帝趁机要挟他们说若不南征，就得迁都，结果是“旧人恋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
这种让鲜卑大多数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作法受到了很多鲜卑人的抵制和反对。例如贵族元老重臣拓跋丕，就因对迁洛意见不同而被降职。太子恂不乐意迁都，太和二十年八月趁留守洛阳之机，与亲信密谋逃回平城。事发，孝文帝囚禁太子，不久又废掉了他，后来又将他毒死。不仅当时反对迁洛的鲜卑贵族很多，即使在魏宣武帝元洛执政后，鲜卑贵族仍不愿居洛阳，想回平城，这股力量十分强大，连宣武帝都几乎顶不住压力。
迁都还激化了全社会的矛盾。魏孝文帝迁都以后，父子相继在洛阳大兴土木，耗费民力国力，加剧人民的负担。孝文帝早就羡慕汉魏宫城的豪华奢侈，迁都后，就立即手重建洛阳。史载：北魏洛阳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城中有十万九千余户，城的四面共开十三个门，全依魏晋旧名。城南有四通市，是一个国际贸易市场。由于北魏统治者提倡佛教，洛阳佛寺也是鳞次栉比，有一千多所，据《魏书》的记载，当时修筑洛阳的民夫，“日有万计”，而工程的耗费，“日损千金”。一次徭役，就“发五万人”，役期本文发布于四十天，可见工程量的巨大。正因为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民怨愤，迁都之后孝文帝在世时，就不断发生起义暴动。宣武帝、孝明帝时，此类事件就更多。公元四九四年，幽州人王惠定聚兵起事，自称明法皇帝。后来刘僧绍聚众起事，也自称明法王。起义者提出“明法”作号召，可见民众深感政治黑暗、统治阶级无法无天。
迁都还促使北魏统治集团腐化堕落，重走西晋司马氏集团的老路，无可挽回地腐败下去。北魏初期的皇帝，政治上主要师法西汉文景之治，道武帝甚至用镇压手段对付奢侈腐化而又屡教不改的王公贵族。但迁都之后，这种清虚寡欲、与民休息的政治指导思想就被破坏了。西晋发生过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而迁都之后的北魏出现了元琛与元雍争豪的丑闻。北魏迁都之后统治集团迅速腐化，一方面是本性使然，但另一方面也有社会环境的污染。迁都为他们提供了贪污腐化、奢侈放荡的参照，这个参照就是西晋司马氏集团。河间王元琛造文柏堂，形如皇宫，家有玉瓷的井，金造的水罐，用五色金丝织成井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养马以银为槽，以金为锁环。
迁都之后北魏统治集团腐化的始作俑者正是孝文帝。不错，孝文帝曾有过严惩贪污的历史，但迁都之后，他就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加重对人民的剥削，苛政由此而始。如果说修建洛阳城的一些公共设施有必要的话，那么他重修魏晋时的台榭观阁并增添设施，则纯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上行下效，百官也就跟风。他的儿子宣武帝，更是宠任奸佞，朝政大坏而一发不可收拾。北魏统治集团的腐化，孝文帝难辞其咎。
孝文帝迁洛的决策方式和决策程序也是错误的，他采用历代专制帝王惯用的刚性决策，不让智囊臣僚论证，个人独裁而又不允许批评，用残酷的镇压对付批评者，以及造成既成事实后胁迫众人就范，都是决策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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