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二月河：文人的悲哀，还是古城的无奈？

我认识的二月河：文人的悲哀，还是古城的无奈？  文报三门峡 2018-12-16 0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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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后，
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了。

01。

12月15日上午，我和一帮来自北京的媒体同行，坐在平稳行驶的旅游大巴上，穿梭在满眼苍翠的花城广州，手机上忽然弹出一条消息：著名作家二月河于凌晨去世。

我内心一沉，正要质疑消息的可靠性，大巴上整车人开始骚动起来。

有人惊呼道：写“帝王系列”的二月河老师走了！有人接过话茬说：大学时，我看过他的帝王三部曲呢。有人摇头叹息：好可怕的73岁魔咒。还有人慌忙打开电脑，开始搜集和他有关的消息，准备第一时间推送一篇怀念文字。

我沉默着，望着窗外高楼林立的城市和车水马龙的街道，感觉一切都那么不真实：他病了好久，一直苦苦撑着，终究没能挺到来年二月冰凌解冻，大河奔腾，春暖花开。

看着身旁因他去世议论纷纷的媒体同行，我想，对于他们来说，写出煌煌巨著的他，是一位遥远而神秘的名人。

其实，对于我来说，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他，更像一个和蔼而可亲的长者。

02。

第一次见到他，是2003年9月，我刚到报社上班。单位搞一个征文活动，邀请几位作家参与，他是其中之一。活动结束后，一位同事登门给作家们送稿酬，我也跟着去了。

那时，他的名字已响彻大河两岸，国境内外。根据他的著作改编的电视剧，掀起了清史研究和宫廷影视的热潮。

所以，那天，推开他家的门，看见他身穿布衣布鞋，操着河南方言，笑容可掬地和我们打招呼，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这分明就是白河岸边一个普通的老头儿嘛，一点也不像闻名全国的名人。

在他满墙是书的家中，同事给他介绍我：“新来的记者，学历史的小姑娘，家在外地。”听罢，他笑着问我：“你一个学历史的外地人，咋会跑到报社来上班？”我抠着衣角拘谨地说：“喜欢写作，被招进来。”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紧张，拍着大腿笑言：“你老实说嘛，是不是走后门进来的？”我涨红了脸，摇着头一再否认。看到我的窘样，他哈哈大笑：“我就是开个玩笑。文史不分家嘛！学历史的，更该写好新闻。”

从那时至今，15年一晃而过，在很多公开场合，我都遇见过他。

通常，他拖着日益沉重宽大的身子，坐在贵宾席上讲着或发自肺腑或言不由衷的话，我背着采访包，坐在台下的记者席上，飞快地提炼着他所说的关键句。

他早已不记认得我是谁。我却一直记得，他说过，学历史的，更该写好新闻。

03。

还有一次采访他，是2014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前。

我和同事沿着南水北上的路，从丹江一直走到北京，边走边采边写文。在写到丹江的历史文脉时，我电话采访他。

那时，被糖尿病困扰多年的他，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但，作为南阳形象的代言人，他的大幅巨照被树立在高速路口，他的访谈影像在大荧幕滚动播放。

所以，即便患病，即便老去，他依旧奔走于大会现场，大学讲坛，发声于聚光灯下，媒体之上，为古城南阳奔与走，为南阳作家鼓与呼。

所以，那天，接到我的采访电话时，他欣然应允。只是，新华社记者正在家中采访他，我的采访被安排到下午。

下午，距约定时间还有5分钟时，我拨通他的电话。他好像还在午休，疲惫的声音透露出对我早打电话的不满：“不是还差5分钟嘛。”

我恐慌地表示歉意，他接过话侃侃而谈，从一江碧水一江文，聊到一江厚重一江根。

采访结束时，我征求他的意见，问稿子写好后，要不要送给他审。他说：“不用了。我看过你写的东西，不错的。”

原来，他记得我的名字。原来，他并没因我早打电话而责怪。

04。

最近两三年，在一些重要会议上，还会见到他。

看得出来，他的身体越来越糟，发言越来越短，很多时候只是打个照面，就被秘书搀着离开——说话和久坐，对他来说，已成痛苦难忍的事儿。

2017年春天，我因赶采访，在一场会议的中途离开，出大门沿着高高的台阶往下跑时，恰碰见两个人搀着他，从会场离开，下台阶而去。

因为病，因为胖，因为老，他走得很慢，每下一个台阶都要停一下，喘口气再迈出一只脚，缓缓踏向下一个台阶。

那一刻，我停下慌乱的脚步，看着他被搀扶着的宽大孱弱、艰难移动的背影，忍不住一阵难过。

他完全可以拒绝这类会议，以病患的借口，以年老的理由。但他很少说“不”，直到病重之前，仍常常出现在公众视野。

为此，不少人曾私下笑话他：一个好端端的文人，老了老了竟成了政治的附庸。也有人背后抨击他：早已没有了文人的风骨，只剩下现实的媚俗。

我并不了解他。

我了解的只是，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人口千万、经济落后、包袱沉重的古城南阳，需要走出盆地，赢得机遇。

它需要名人效应和文化IP，吸引流量，博得关注，获得投资。而写出落霞三部曲、深谙官场人与事又头顶各种光环的他，无疑是最长脸、最需要的那一个。

他应各级领导的要求，牺牲思考写作的时间，携带患病衰老的躯体，一次次出现在欢腾而隆重的政治语境里，一方面，或许和他的10年军营生活有关：军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让他一次次放弃小我，去成全大我。

另一方面，把南阳视为第二故乡的他，和这片土地有着深厚而强韧的链接，以至于他把这座城市的诸多大事，当作自己的家事，极少推辞，亲力亲为。

所以，他才一趟趟不辞劳苦地参加很多看似重要实则无聊的会议，重复着在很多场合说过多遍的“凌式”名句，甚至冒着在现场被某些崇拜者高喊“二老师”的风险，也不愿拂了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良苦用心。

所以，他才一回回分文不取地答应给那些首次出书的年轻人写序，哪怕大部分作者他并不熟悉，哪怕一些人写得也并不够好，他还是送上身为师者的赞美和鼓励，从不愿伤了年轻人的创作热忱。

这时候的他，的确少了文人该有的傲骨和傲气，但也诠释了赤子之心和长者慈悲。

这，或许是他的悲哀，也未尝不是他的情怀。

05。

不久前，报社推出改革开放40年人物志，让我采访他。我得知，他病得很重，去了北京治疗。他的秘书传来一篇文字，关于他的写作之路与改革开放的休戚关系。

我仔细修改了那篇文，给它加上这样的引题：

一个人，一支笔，厚积薄发，一鸣惊人，受益于改革开放之春；一段史，一腔情，纵横捭阖，关乎家国，独秀于南阳作家之群。

文章的配图，是尚且康健年轻的他，站在满墙是书的家里，翻阅着微微泛黄的古书。

阳光从窗外透进来，照在他的凌乱书桌上，照在他的虚胖身躯上，照在他的满面笑容上。

那么平和安详，那么自由喜悦。

我想，这当是他到了天国后，天天该有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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