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1]
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2]


作品名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外文名称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作品别名《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创作年代1978年作品出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文学体裁社论作    者胡福明等历史意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思想条件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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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 2
  背景
• ▪ 历史背景
  

• ▪ 原话出处
• ▪ 创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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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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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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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原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本报特约评论员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
1848年《宣言》发表后，在45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7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最后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二八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最后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五一页）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
《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1872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二九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二〇一页）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
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1955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104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1956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1958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二五页）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
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著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每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
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一四二页）

修改稿(2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
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
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 ，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 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3]

背景[url=]编辑[/url]

历史背景
这场大讨论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党面临着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错误方针的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
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多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党内、政府和军队中的全部领导职务。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不少老同志也从不同角度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正确认识与把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时期，中央党校也作出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二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4]

原话出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话，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1963年11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东湖宾馆写《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此文打印出来后，毛泽东修改时，加注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本来就是一个大哲学家，他改完这篇文章，很高兴，还在东湖边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如今也挂在毛泽东故居陈列馆内。
该文原稿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5]

创作修改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此后，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并多次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前，《人民日报》和不少报纸以及社会舆论已经就教育上“两个估计”问题、所谓“文艺黑线”问题、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天安门群众运动等，强烈地提出拨乱反正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与斗争。《光明日报》参加了这些争论。不少同志感到有必要根据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写一篇比较全面的关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文章。
1977年12月，中央党校研究编写一个党史材料时，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明确提出编写要求：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校学习的不少高、中级干部进行了讨论,当时正在党校高级班学习的杨西光同志，参与了这些讨论。
1977年，《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组组长王强华出差去南京开会。会上，请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为《哲学》专刊撰稿。胡福明翻阅了大量资料，大约在1977年秋季，完成了两篇稿子，其中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作了多次修改。
1978年4月，经过作者和编辑部反复修改的这篇文章拼在了《哲学》专刊上准备发表。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大样时决定，将文章撤下来，进一步修改后在一版发表。发表前，杨西光将作者胡福明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哲学》专刊负责人王强华召集到一起研究修改。
文章经他们反复修改，再经中央党校副教务长吴江同志修改，于4月27日定稿，由吴江同志送胡耀邦同志审阅。在修改过程中，杨西光与吴江同志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在《光明日报》发表。这个考虑，经吴江同志请示胡耀邦同志，得到胡耀邦同志批准。 [2]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 [6] 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意义[url=]编辑[/url]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当讨论遇到阻力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纷纷表态支持这一讨论。随之，这场讨论从思想理论界扩大到党政军及社会各界。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这就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文章在党内外和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这场讨论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转折的思想先导。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但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 [7]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针对当时的形势再次精辟阐述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
题词(4张) 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个讲话在关键时刻给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有力的支持。
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提出的种种责难，得到了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中央和地方报刊也发表了许多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其中包括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部队领导同志的文章，从而推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深入展开。
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这场大讨论，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总结。 [4]
在21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机遇前所未有，挑战接踵而来，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人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当年“大讨论”的精神，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各项任务，为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这也是对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暨引发讨论的“文章”发表的纪念。 [8]

评价[url=]编辑[/url]
邓小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议的意义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8]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2]

作者作者

胡福明，男，1935年7月生， 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曾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82年11月调至江苏省委工作，历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主要作者。2001年退休。 [9-1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40周年 作者胡福明：只能把笔当做武器2018-05-11 08:13

40年前的今天，《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6200多字的文章引发空前共鸣，开启了一个时代思想解放的闸门，也拉开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序幕。

这篇文章的作者——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曾称，其实他当时写这篇文章时已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1977年，整个中国都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中，全国上下渴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然而左倾思维依旧占据主流。同年2月，中央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当时，刚从十年“文革”的肉体折磨和精神禁锢中逃离的胡福明正积极投入批判“四人帮”的活动中。当他得知“两个凡是”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这等于回到了‘文革’老路子上去了。不过抓住这一点，就抓住了批判‘四人帮’、批判‘文革’错误路线的关键。”

与此同时，胡福明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批判“两个凡是”就会被指责为否定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所以当时心里有点虚啊，要准备坐牢的。”一次偶然的机会，胡福明接受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的约稿。最终，他还是决定批判“两个凡是”，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基本论点进行写作。而他一部分的写作其实是在医院完成的......

胡福明

1977年6月中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正在胡福明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妻子查出肿瘤，被送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要住院手术。

7月的南京酷热难耐。晚上，胡福明在医院陪护，难以入睡，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他把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等书拿到医院，忍着蚊虫叮咬，借走廊上的灯阅读，挑选语录、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等。

胡福明写得很细，改了又改。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儿。经过了五六天，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几经修改，当年8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8000字长文终于写成。9月初，他将文章寄到了北京。从那时开始，一个人的勇气变成了一群人的执着。

《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当时看到了这篇文章后，决定将它放到头版发表。于是，王强华、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以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都加入到了稿件的研究和修改中。胡福明本人后来也到了北京，在报社住了20多天。一篇6000多字的文章，前前后后，定稿历时8个月。

胡福明表示，在修改的过程中，杨西光曾调整了一下标题，“他在标题中增加了唯一两个字。毛主席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发挥。”最后，文章经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

邓小平为光明日报社十周年题词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四十周年之际，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胡福明，胡福明也说起了他写这篇文章的初心：“我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能做什么呢？我又没有权力啊，我唯一能用的就是这支笔。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道理去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我能使用的只有这个武器。”

编辑：郭婷

来源：中国之声、《光明日报》、《新京报》、新华网、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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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都完了，我还灭看过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