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最心痛：王安石改革被妖魔化近千年

梁启超最心痛：王安石改革被妖魔化近千年，结果整个民族跟着买单 原创 华夏人文历史 2018-12-21 00:04:43

导读：王安石在长达九百年间历遭丑诋，正反映出进步事物历来遭受保守势力的压抑、摧折以及千百年来养成墨守成规、不求进取， 对于带头变革的俊杰之士忌刻仇视、群起攻之的恶浊社会风气。这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惰力！

富春江东汉著名隐士严光（子陵）垂钓处

宋仁宗时期，范仲淹（989—1052年）上“十事疏”，痛陈天下承平日久，朝政弊病重生，亟需变革的必要性：

臣闻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何哉？纲纪浸隳。制度日削，恩赏不节，赋敛无度，人情惨怨，天祸暴起。惟尧舜能通其变，使民不倦。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史称“庆历新政”，可惜很快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夭折。

严子陵钓台 范仲淹被贬后所撰《严先生祠堂记》石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流传千古

1063年三月，在位长达四十二年的宋仁宗病逝。仁宗没有子嗣，由其养子赵曙继承皇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不久又重病缠身，且与曹太后失和，到治平四年（1067 年）正月便撒手人寰了。由于当时财政极度困难，朝廷甚至不得不削减英宗的丧葬费用。英宗死后，他的长子赵顼[xū]即位，是为宋神宗。
宋神宗连他老爹下葬的钱都不宽裕，这种情况还能继续忍耐下去吗？于是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时，实际已赋予了他主持变法的全权。从此，君臣二人的命运就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宰相曾公亮说：“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王安石面对当时土地兼并激烈，广大农民日益贫困，社会矛盾尖锐，并引起国家财政危机的严重弊病，他制订新法， 实行范围广泛的改革，谋求达到整国理财、“富国强兵” 的目的。 这场改革触及身居高位的官僚和欺凌小民的豪绅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利用新政实行中的缺点，众口汹汹， 群起反对。 王安石被迫辞职。

王安石（1021—1086年）

北宋时代这场新旧两派的斗争，其影响长达数百年。历代思想守旧的人物，俨然以 “卫道” 的立场， 交口咒骂王安石，称他是“小人” “奸党”。 梁启超撰写 《王荆公》 这篇传记 （约十六万字），以翔实的史料， 酣畅的议论， 为这位历史上卓越的改革家立传，批驳守旧派加在王安石身上的种种诬妄之词，给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梁氏撰写此篇还有更深的用意。他很清楚， 人们对于历史上改革的不同看法，反映的正是对现实问题的不同态度。王安石在长达九百年间历遭丑诋，正反映出进步事物历来遭受保守势力的压抑、摧折以及千百年来养成墨守成规、不求进取， 对于带头变革的俊杰之士忌刻仇视、群起攻之的恶浊社会风气。这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惰力！

梁启超痛切地指出：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 易世而未湔者， 在泰西则有克伦威尔，而在我国则荆公。泰西乡愿之史家，其论克伦威尔也，曰 “乱臣”， 曰 “贼子”， 曰 “ 奸险”， 曰 “ 凶残”，曰 “ 迷信”， 曰 “ 发狂”， 曰 “ 专制者”， 曰 “ 伪善者”，万喙同声牢不可破者殆百年。

克伦威尔（1599—1658年），17世纪英国革命中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

顾及今而是非大白矣，英国国会先哲画像数百通，其裒然首座者， 则克伦威尔也。而我国民于荆公则何如？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异于元祐、绍兴之时。 其有誉之者， 不过赏其文辞， 稍进者， 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于其事业之宏远而伟大，莫或见及， 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璞之埋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

梁氏由荆公的备受污蔑，进而激愤地针砭社会风气的严重积弊：曾文正谓“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呜呼！ 岂惟宋儒，盖此毒深中于社会，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恶 “求全之毁”。求全云者， 于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尔， 然且恶之，从未有尽没其善而虚构无何有之恶以相诬蔑者，其有之，则自宋儒之诋荆公始也。

夫中国人民， 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 之教， 其于荆公之赫然设施， 相率惊骇而沮之，良不足为怪。 顾政见自政见， 而人格自人格也。 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 莫能相胜， 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遂养成数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而举世以学乡愿相劝勉。呜呼， 吾每读 《宋史》，未尝不废书而长恸也！

王安石《咏梅》

《王荆公》的撰著， 正是针对这一历史上的绝大冤案， 针对这种恶浊的社会风气，堂堂正正地树立改革家英伟的形象，给人们的心理以一次强烈的震撼。梁启超的意图是通过公正地评价王安石，鞭挞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地存在的畏葸守旧、苟且平庸， “枪打出头鸟”、对特出人物大加非难攻击的恶劣习气，倡导奋发进取、冲破陈规、 勇于创造、 开辟新路的精神。

梁氏认为，王安石推行新政的进步意义，最突出的体现是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恶性兼并：“公之志， 在制兼并济贫乏， 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职在此，而后此所立之法，亦无不本此意以行。”

又说： “荆公之意， 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悴者，由国民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也。国民所以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者，由豪富之兼并也。国中豪富少而贫民多，而豪富又习于奢汰，不以其所得为母财；而贫民涓滴之母财，又为兼并家岁月蚀尽：则一国之母财举匮，而民之生无以复聊。

于是殚精竭虑求所以拯救，其道莫急于摧抑兼并。而能摧抑兼并者谁乎？则国家而已。 荆公欲举财权悉集于国家， 然后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青苗、均输、 市易诸法， 皆本此意也。” 这些论述， 堪称切中肯綮。

王安石变法思路图

自元祐党争以来，守旧派对王安石肆意诋毁，“必欲天下之恶皆归，至谓宋之亡由安石！” 苏轼作 《温公行状》， 本是为司马光作传，全篇九千余言， 却用了一半以上的文字诋斥王安石，论其体例，也是自古以来绝无仅有的怪体。其后， 唐应德著 《史纂左编》，其中有王安石的传记，二万余言， 全是苛责之词， 无片言只语记其美言善行，而杨用修甚至斥责王安石是合伯鲧、商鞅、王莽、 曹操、 司马懿、 桓温的第一奸人。

历史上的是非功过竟如此被颠倒， 这使梁氏深感痛楚， 他愤然说： “荆公所以受诬千载而莫能白者，皆由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 造为已甚之词，及道学为世所尊，而蜚语遂变铁案。《四库提要》推原《宋史》 舛谬之故， 由于专表章道学， 而他事不措意。 ……而其大原因则皆由学术门户主奴之见，有以蔽之。 若荆公又不幸而受诬最烈者也。”

此篇中征引各种记载，细加考辨， 深入论证： “荆公兴举民政、财政， 其条目班班可考， 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 乌有所谓损下益上如俗吏掊克之所为乎！”

一幅《流民图》让王安石罢相

梁氏也并没有走向极端，绝对肯定。他同时指出王安石当时任用的官员有奉行不实，致使新法推行过程中有的与立法之本意相抵触，因而收效不如原先所预期的。

问题在于要区分主次，要区分王安石创立新法的本意与推行过程中出现的缺陷，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看法。以募役法而言，历代规定各种名目的差役，造成民众不堪忍受的重负，这项弊政早已非加革除不可。王安石制定募役法，“变当时最病民之差役制，而令民出代役之税以充募资”，正是为解除民政的痛苦，实属合乎时势、救时惠民的一大良法。

梁氏从历史进步的大局和王安石推行此法的慎重，论证其进步意义：

差役之病民，既已若彼其甚， 则势不能以不革明矣。……（以往） 徒以立法不善， 故朴愿而弱者益病， 黠而豪强者幸免。今因其固有之义务而修明之，易征徭之性质， 为赋税之性质。……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 贫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 则尽豁免之。 ……

徐操 《西园雅集图》 描述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秦观等名流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作客聚会的情景

荆公痛心疾首于此等不平之政，不惮得罪于巨室，而毅然课彼辈以助役钱。此欧洲诸国流亿万人之血乃得之者，而公纡筹于庙堂，顷刻而指挥若定也。夫其立法之完善而周备，既若是矣， 尤不敢自信， 乃揭示一月， 民无异辞， 然后著为令。 而其行之也， 又不敢急激， 先施诸一两州， 候其成就，乃推之于各州军。

所谓 “ 劳谦君子， 有终吉者”， 非耶？！自此法既行， 后虽屡有变迁， 而卒不能废， 直至今日，而人民不复知有徭役之事，即语其名亦往往不能解。伊谁之赐？荆公之赐也。 公之此举， 取尧舜三代以来之弊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 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也！

关于实行变法的总效果，梁氏总的结论是， 新法推行“诚不免有流弊，然为救时之计， 利率逾于病也”。 梁氏所言， 已被此后的宋史研究证明是公允之论。

此篇的缺陷， 是梁氏多处以北宋中期的这场变法与近代欧洲历史相比附，甚至说 “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诸立宪国所犹未能行者”。这样不恰当地作历史的类比是研究者所应该避免的。

作者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

八旬长者士人风范薪火相传，三十余年治学菁华今朝问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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