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解读鲁迅《阿Q正传》

毕飞宇解读鲁迅《阿Q正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09-14 19:03:53
2017年6月22日，毕飞宇在张掖河西学院讲座招贴牌前留影
沿着圆圈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
文｜毕飞宇
一、小说的体制常识
我们先来谈一点小说体制的常识。《阿Q正传》是作为连载小说首发的，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连载于《晨报》副刊，约3.3万字。
《阿Q正传》第一章“这一章算是序”（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
依照我们当代小说的体制标准，3万字以下的叫短篇小说，13万字以上的叫长篇小说，3万字到13万字之间的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当然”却并不当然。——如果我们的手头有一本《阿Q正传》最早的单行本，我们会发现，《阿Q正传》标明的是“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这个称呼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鲁迅的时代，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尚不存在。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中篇小说这个说法也几乎不存在。
以英语世界为例，小说，也叫虚构，它是Fiction，往下分，短篇小说叫Short story，长篇小说则叫Novel。Long-short story则是一个很不规范的说法，勉强可以翻译成中篇小说。
事实上，西方的从业人员几乎不怎么使用Long-short story这个概念，喜欢读英语小说的同学可以到图书馆去查一查，你们会发现，许多当代中国的中篇小说翻译成英语之后，封面上标注的都是Novel，其他的语种所使用的，也都是和Novel相对应的那个概念。
中国的当代文学可以自豪一下：让中篇小说合法化、使中篇小说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正是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国的当代文学有一个显性标志：期刊的发展特别地迅猛，数量巨大，这里头就包括大型的双月刊。
可以这样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算起，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期刊在数量上能够比得上中国。那么多的月刊、双月刊，靠什么去填满它们呢？中篇小说就这样应运而生了。中篇小说的发展和壮大，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另一个显性的标志。
文学史告诉我们，鲁迅是现代白话小说的奠基人。如果我们往细里说，鲁迅不仅是现代汉语短篇小说的肇始者，也是现代汉语中篇小说的祖师爷。
我们的“中篇小说”就是从《阿Q正传》起步的，是《阿Q正传》为我们提供了“中篇小说”的体制模式，或者说美学范式。毫无疑问，《阿Q正传》拥有史学的和美学的双重地位。
二、小脚和小腿
我首先来谈谈《阿Q正传》的序。这个序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就在它的隐喻性。
黄永玉先生1952年创作的鲁迅木刻像
要给一个人做传，三大件必须要满足，也就是小说里所说的“某，字某，某地人也”。鲁迅想给阿Q写传，阿Q同样必须满足这三大件。
然而，经过鲁迅先生的一番考证，情况很不妙，阿Q这个人物出现了三个反向的特点：无姓，无名，无籍贯。
大家想过没有，鲁迅为什么要把阿Q写成一个三无产品呢？
去年秋天我讲过大先生的《故乡》，当时我就说过，鲁迅的情怀是巨大的，落实到小说上，那就是贪大，鲁迅是一个贪大的作家。
事实上，就本质而言，鲁迅并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思想上的革新者。在鲁迅的眼里，小说算个什么东西呢？我再强调一遍，在鲁迅的时代，小说和小说家都没有取得今天的地位，很不入流。鲁迅先生可是放下了身段才“做起小说”来的，他写小说其实就是“下海”。
是什么逼着大先生放下身段的呢？是启蒙。大先生是一个渴望着面对整个民族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待在象牙塔里，就不能太有“身段”，所以，第一，他“白话”了；第二，他“做起小说”来了。启蒙才是鲁迅的真使命。
《阿Q正传》写于1921年。我们都知道，1921年的中国充满了焦虑。从1840年算起，这焦虑已经持续了80年。
在80年的时段里，关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侮辱”。那么，中国如何才能御侮呢？许许多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一部《阿Q正传》，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侮辱”的小说，骨子里也是一部关于“御侮”的小说。附带说一句，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进去，还是关于侮辱的，——昨天我还是大爷，一觉醒来我怎么就成了孙子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当时的中国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反差里头。关于“爷”和“孙子”，我先放在这里，我在后面再说。
极端一点说，一部中国的近代思想史，某种程度上就是方法论的历史——御侮的方法论。
换言之，中国该做些什么？中国能做些什么？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和不同的侧重：师夷，体用，洋务，实业，科学，废科举，共和，解放生产力，头绪很多。
在解放生产力这个问题上，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了不起的，他们睿智的双眼盯住了一样东西——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他们发现，中国女性的“三寸金莲”一旦变成“解放脚”，女性立马就可以变成生产力，换言之，中国的生产力就可以提升一倍，中国的GDP也许就可以提升一倍。——对中国的命运来说，如何御侮，女性的双脚才是真正的“内需”。
可是，1924年，鲁迅却拉出了一个特殊的女人，她叫祥林嫂。关于祥林嫂，鲁迅在《祝福》里是这么说的：她“整天的做”，“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
在这两句话的前面鲁迅还有一句话，叫“手脚都壮大”。祥林嫂“手脚都壮大”这句话很醒目，很有意味。
请注意，祥林嫂不是小脚，是大脚。可是，大脚的祥林嫂只有一个结局——冻死骨。这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大脚的奴才和小脚的奴才不可能有任何区别。所以，“小脚”的问题固然重要，“小腿”的问题却更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比康、梁前行了一大步。
私底下，我一直把鲁迅的哲学命名为“小腿的哲学”——你到底是跪着的还是站着的。鲁迅的一生其实就是为“小腿”的站立而努力的一生。
那么，鲁迅又是如何去看待御侮的呢？这就有点得罪人了，鲁迅认为，只要“小腿”是跪着的，“洋奴”和“家奴”也没有区别。
这句话狠哪，狠到骨子里去了，他道出了御侮本质——先做“人”，先不做奴才，然后，我们才有资格谈御侮。
所以，关于御侮，鲁迅的态度十分明确，他着眼的不是方法论——不是师夷、体用和洋务，而是世界观——我们要不要做奴才。鲁迅为什么如此在意世界观呢？因为鲁迅有“故乡”，因为鲁迅太熟悉“故乡”的闰土和闰土们了。
闰土和闰土们在精神上有一个特点：他们渴望做“奴才”，在奴性文化的驱动下，他们的内心有一种“奴性的自觉”。这个发现让鲁迅产生了无限的大苍凉。
请注意，鲁迅发表《故乡》是1921年的1月，发表《阿Q正传》是1921年的12月，是同一年的一头一尾。作为一个写作多年的人，我很想说一件事，那就是写作的惯性，这个惯性也就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的逻辑性。
我常说，小说不是逻辑，但是，小说与小说之间有逻辑。这个特有的逻辑就是作家的价值体系，一个作家最宝贵的东西就在这里。
总体上说，鲁迅写《故乡》的时候对“奴性的自觉”还保留那么一点情面，但是，他觉得不够，太含蓄，太优雅，他意犹未尽，他想撕破脸皮、酣畅淋漓地来个“大的”。我估计鲁迅写《阿Q正传》的时候铆足了劲。
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在鲁迅的小说写作史上，《阿Q正传》的篇幅最长、场面最大、人物众多，最关键的是，气足，手稳，那是一个小说家的巅峰状态。面对“大多数”，甚至是“全部”，鲁迅鼓足了决绝的勇气，迸发了全部的才华，他骁勇无比。
不做奴才的鲁迅很“大”、很“彪悍”；他以“大”对大，以“彪悍”对麻木，内心无比地恢宏。对奴才，他“一个也不宽恕”。作为读者，我想说，写《阿Q正传》的时候，鲁迅的心是覆盖的和碾压的，气吞万里如虎。
我敢武断地说，鲁迅压根就没想给“阿Q”好好地取一个“像样的”中文姓名，为此，这个惜墨如金的作家为了“三大件”，不惜写了那么长的一段序。
就小说的结构而言，这个序的长度是不合适的，但是，很必要。只有有了这个序，阿Q的“三无”身份才能够合理。——鲁迅根本就不想让阿Q有“姓”、根本就不想让阿Q有“名”、根本就不想让阿Q有“籍贯”，由是，鲁迅保证了阿Q的抽象性。阿Q是“大多数”，甚至是“全部”，他是无所不在的。鲁迅需要这个。
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让阿Q叫“赵国富”或者“赵国强”，这有趣吗？很无趣，很无聊。虽说“赵国强”更具象。
抽象不只是哲学的事情，也是小说的事情。抽象即涵盖，抽象性即整体性。
三、伦理和肿瘤
鲁迅一共动用了两个章节来描述阿Q的“行状”，也就是第二章“优胜记略”和第三章“续优胜记略”。
毕飞宇
阿Q的“行状”各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受尽了侮辱。可是，无论遭到怎样的侮辱，最后的胜利者却永远都是阿Q。所以，阿Q也是御侮的，这就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所以，阿Q的“行状”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等式：
行状=侮辱+御侮
我现在就想对具体的“行状”做一点分析，我们一个一个看过去。
第一，阿Q因为头上的癞疮疤和他人发生了口角，被人打了,——他用“儿子打老子”取得了胜利。
第二，正因为“儿子打老子”，阿Q占了人家的便宜，人家不答应，阿Q又被别人暴搓了一顿，——他用“第一个”敢于自轻自贱的“状元”完胜了对方。
第三，阿Q在赌场上赢了钱，不明就里就遭到了狂殴，钱没了，——阿Q用自残的办法取得了安慰。
补充一句，这三次的对手既是模糊的，也是具体的，他们是身份不明的“闲人”。
到了第三章，也就是“续优胜记略”，鲁迅描写了阿Q另外的三次行状：
第四，阿Q被王胡打了。
第五，阿Q 被假洋鬼子打了。
第六，阿Q被小尼姑骂了。
鲁迅总共描绘了阿Q的六次受辱，也就是六次御侮。现在我有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要把它们分成两章呢？仅仅是为了篇幅上的平衡吗？写成一章可不可以？我的回答是：不可以。这不是一个篇幅上的平衡问题。
我们回过头来，先来看“优胜记略”，鲁迅写了一个人，也就是“闲人”，这些“闲人”在欺负阿Q。我们有理由把这些“闲人”看作黑恶势力。可是，到了“续优胜记略”，人物具体起来了，分别是王胡、假洋鬼子和小尼姑。我们分别看一看阿Q和他们的关系。
阿Q和王胡——
王胡的头上也有癞疮疤，这就和阿Q平起平坐了。但是，很不幸，他的脸上还有一圈络腮胡子。在阿Q看来，王胡比自己还不如。
正因为王胡不如自己，阿Q开口便骂，这一骂，阿Q 和王胡打了起来，最终却没能打赢。——阿Q的这次受辱，是因为他先欺负了比自己弱的人。
阿Q和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是什么人呢？鲁迅说了，“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
这句话很刁钻，它一下子就道明了假洋鬼子的两重身份：1.富二代；2.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假洋鬼子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作为穷人，阿Q仇视富二代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同时还仇视有知识的人——知识分子，这就匪夷所思了。
阿Q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呢？鲁迅没有交代，反过来，鲁迅却交代了这种仇视的强度，这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可以把这种“不交代”或“强度”看作知识分子的原罪，阿Q必须仇视他们。阿Q的确被假洋鬼子打了，但是，注意，他侮辱假洋鬼子在先。——阿Q的这次受辱，是因为他天然地站在了知识分子的对立面。
阿Q和小尼姑——
小尼姑当然也有双重的身份：1.女性；2.异己。对待女性，对待异己分子，阿Q就更没有什么可客气的了。
请大家留意一下，只有在欺负妇女和异己分子的时候阿Q 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为什么？他有合伙人，那些曾经欺负过阿Q的“闲人”。那些“闲人”统统站在了阿Q这一边。——阿Q的这次受辱，是因为阿Q对妇女和异己分子的欺压和亵渎。
现在，问题清晰了。鲁迅为什么要把阿Q的六大“行状”分开来写呢？是因为阿Q的六大“行状”、六次受辱、六次胜利所呈现出来的性质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1.他被侮辱；2.他侮辱别人。
这两件事不在同一个叙事平面上，绝对不能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叙事空间里头。相对于“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是小说内部的一个反转，它更是小说的递进，也是小说的深入。
能深入的小说才可以抵达深刻。深刻不是你读了几本康德和海德格尔，更不是你学会了写几句佶屈聱牙的长句子。
深刻是深入的状态，是深入的结果。这里头全是小说家的洞察力和表现力，当然也还有勇气。
附带说一句，好小说从来不“溜冰”，也就是说，好小说从来不会在同一个平面上做“花样表演”。
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任何一篇小说，它内部的时空非常有限，它极为宝贵，是小说的命脉。绝不能把小说的叙事时空浪费在信息的重复上。
2017年6月22日，毕飞宇在张掖河西学院贾植芳讲堂解读《阿Q正传》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续优胜记略”的那次反转，“优胜记略”充其量也就是一组油腔滑调的“小故事”。相反，由于有了这次反转，阿Q这个人一下子就立体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迎光”的那一面，我们还能看到他“背光”的那一面。最主要的是，我们从阿Q的两面看到了鲁迅的深刻。
话又要说回来，小说家的深刻毕竟不是哲学家的深刻，小说家的深刻更多地体现在小说的写作技术上，就《阿Q正传》而言，人物的出场就是技术，这是很讲究的，写作的人一点都不能乱。
你把“续优胜记略”里的人物安排到“优胜记略”里去，小说马上就出问题，连接不上的。即使在“续优胜记略”这样一个小空间里，王胡——假洋鬼子——尼姑，这三个人物出场的次序也不能颠倒，一颠倒小说立即就会缺氧，小说即刻就会死。
那么，鲁迅深刻在哪里呢？
第一，鲁迅所描绘的阿Q在底层，如何去表现底层？一般的作家是这样做的——声情并茂地、“深刻”地揭示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到此为止。大部分小说都是这样。鲁迅却直面人性，他面对了一个比底层更为重要的伦理问题，或者说精神的走向问题：一个人被侮辱、被损害了，他有可能在痛苦中涅槃，走向善良、互助和公正；也有可能正相反，变得更自私、更恶毒、更邪恶，阿Q就是这样。这个伦理问题为什么重要？因为它牵扯到受辱之后精神上的终点，而这个精神上的终点正是御侮的逻辑新起点。
第二，鲁迅告诉我们，阿Q有他与生俱来的天敌：1.比自己弱的人；2.比自己有知识的人；3.妇女或异己分子。请注意这三种人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三种人的出场理解成鲁迅的精心选择，我们也可以把这三种人的出场理解成鲁迅对阿Q的基本认识，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理解成鲁迅对阿Q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让读者恐惧。这三种人何以成为阿Q的天敌？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这是一个民族的、史性的问题。
我想说，中国的现代文学整体上是幼稚的，这个幼稚体现在一个文学逻辑上：只要你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你的所作所为就拥有了天然的正义性和真理性。这是隐藏在中国现代文学内部的巨大肿瘤，非常遗憾，这个巨大的肿瘤到了中国的当代文学依然没有被切除。
很幸运，我们有鲁迅。鲁迅的存在大幅度地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高度和美学品质。
四、作风问题和文化批判
刚才说了，“续优胜记略”里的小说人物是按照王胡——假洋鬼子——尼姑这个次序出场的。好吧，阿Q打不过王胡，只能到假洋鬼子那里找平衡，平衡没找到，那就去调戏小尼姑。那我们就来看看，鲁迅在描写小尼姑的同时，如何去兼顾小说的发展的。
《阿Q正传》书影 (1)
在鲁迅的描绘中，小尼姑总共就对阿Q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你怎么动手动脚的”，属于责问，理所当然；另一句则很特别，很劲暴，是小尼姑骂人，“断子绝孙的阿Q”。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具体的人物，考虑到小尼姑的性别、年纪、身份、处境，我会说，让小尼姑说一句“阿弥陀佛”更贴切一些，让小尼姑骂一句“臭流氓”也行。如果是我来写，真的有可能这样。
再怎么说，小尼姑是个小姑娘，还是出家人，总是慈悲为怀的。鲁迅让小尼姑说“断子绝孙的阿Q”，就塑造人物而言，这是过分的。这已经不是骂人了，而是恶毒的诅咒，这样恶毒的诅咒和出家人的身份很不相符。
鲁迅为什么让小尼姑那样恶毒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小说的结尾，从小说的结尾往前面逆推。抛开小说的复杂性，就发展的脉络而言，阿Q是被当作抢劫犯而被处死的，其实是个替罪羊。
为什么阿Q会成为替罪羊呢？因为阿Q有前科，他走过他乡，做过几天的盗贼——阿Q为什么要走他乡、做盗贼呢？因为他在未庄遇到了生计问题，活不下去——他为什么就活不下去了呢？因为他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他就找不到工作呢？因为没有人敢聘用他。为什么没有人敢聘用他呢？因为他的生活作风出了大问题。
为什么他的生活作风出了大问题呢？因为他骚扰过吴妈，他想和吴妈“困觉”。他为什么要和吴妈困觉呢？因为他想有个孩子。他为什么想要一个孩子呢？小尼姑说了，“断子绝孙的阿Q”。
《阿Q正传》书影 (2)
我们不需要再讨论了，答案是现成的。为了小说的发展，小尼姑不能说“臭流氓”，更不能念佛，小尼姑其实只有一句话可以讲，那就是“断子绝孙的阿Q”。
我们常说，小说需要发展，可是，发展是动态，动态就必须解决驱动力的问题，小说一旦失去了驱动力，那就只能抛锚。
相对于阿Q 而言，“断子绝孙”这四个字就是驱动力。小尼姑“断子绝孙”这句话一出口，阿Q这台疯狂的引擎刹那间就会轰然作响，他就得飙，他风雨无阻，谁也刹不住他。
我们都是读者，读小说是顺着看的；可是，如果你想学习写，你就要学会倒着看。你只要倒着看，小说内部的秘密就会大白于天下。倒着看什么？看作品的发展脉络，也就是小说的结构，也就是作家的思路。
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没有思路。大自然都有思路，科学家干的就是寻找这个思路。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它总有思路，哪怕你是普罗斯特，哪怕你是博尔赫斯，他也有他的思路。
但思路和思路是有区别的，古典主义小说的思路具有线性，现代主义小说则放弃了线性。区别就在这里。在最高本质上，小说的思路只有一个，呈现人类在不同语境下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相比较而言，思路的复杂性要高端一些，而思路的可能性则是基础。如果你写的小说在可能性上出了问题，那么，这篇小说就“不成立”。
相比较而言，《阿Q正传》的脉络并不复杂，甚至是简单的，大家都是有能力的读者，都可以把它的脉络捋清楚。但是，《阿Q正传》这部小说却不简单，它复杂在其他的地方。
阿Q和吴妈的关系就很复杂。这个复杂在脉络或字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回到结构，整部《阿Q正传》，鲁迅采取的是圆形结构。阿Q处在圆心，在圆周上，有闲人、赵老太爷、王胡、假洋鬼子、小尼姑、小D、邹七嫂、吴妈等一干人等。我要说，写得特别好的一对关系，是阿Q和吴妈。
在整部小说里，阿Q和吴妈之间只发生了一件事，也就是阿Q想和吴妈“困觉”，说白了，就是阿Q想和吴妈发生性关系。即使是为了生孩子，那也还是性关系。
既然是性关系，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生理常识了：一个年轻的、健康的男人，他在什么前提之下渴望和女人发生性关系呢？进一步说，当一个男人已经决定和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条件反射呢？
性冲动，这是必然的。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一个生理常识。那么，鲁迅又是如何去描写阿Q的性冲动的呢？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作为读者，我们看不到阿Q 先生的冲动，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阿Q的礼仪，是阿Q给吴妈行大礼。
我想说，在我读过的所有性描写当中，鲁迅对阿Q的性描写是最为诡异的那一个——只有身体，没有性，或者说，性是缺席的。
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鲁迅对阿Q的心理描写，我们立即就知道，这里的性不只是缺席，它还是批判的对象。
这一段心理描写极其要紧，在摸了小尼姑的脑袋之后，阿Q的性欲望事实上已经启动了，可是，阿Q的性心理又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喜感来了，是“男女之大防”，是“男女授受不亲”，一句话，是特殊的意识形态。这等于说，面对女人，阿Q一脚踩着油门，一脚却踩着刹车。
我们还记得阿Q临死前的一件事吗？对，他不会画押，也就是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说明了一件事，阿Q是一个文盲。
那么，这个文盲有没有文化呢？有。太有了。阿Q很有文化，什么文化？儒文化，这是显性的。阿Q的心理，尤其是他的性心理，完全是按照儒家的那一套文化规范运行的。
想想看，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他的性心理却自觉而严格地按照儒家文化的那一套文化机制在运行，这是多么地惊心动魄。——它就发生在阿Q的心里，已然成了阿Q的“自然文化”。这既是一个文盲内心的现实，更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现实。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心理描写理解成鲁迅对本体文化的基本态度。还是把时光倒退到1921年吧，鲁迅对本体文化的基本态度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在鲁迅的眼里，阿Q的“自然文化”也就是“本体文化”是畸形的、丑陋的、逆天理和反人类的。阿Q的“恋爱”不涉及情、不涉及爱、不涉及爱的表达、不涉及个性尊严，甚至不涉及性。它涉及的只是礼仪和荒谬，实在是令人无语。
鲁迅是直截了当的——御侮，必须从“新文化”开始，必须从“新人”开始。企图在阿Q这里寻找“方法论”，让阿Q去师夷和体用，统统没用。是的，一个连“困觉”都不会的人，你还能指望他什么？
鲁迅的御侮、鲁迅的启蒙、鲁迅的“白话”、鲁迅的“做起小说来”，都是和文化批判同步的，这也是鲁迅式的批判。这个批判来自小说最基本的技术——白描。具体地说，性描写，更具体地说，下跪。绝了。
附带说一句，在我的记忆里，最好的性描写有两处，排名第二的来自《你好，忧愁》，萨冈，这个17岁的少女，她说，性“像海水的船，简单极了”。排名第一的则是阿Q的这一跪。
五、杀人问题和精神本质
相对于阿Q 被处决这个高潮，小说的中部有一个次高潮，也就是阿Q喝醉了，他在梦里头“造反”了。这是阿Q这一生当中最为酣畅的时刻，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巅峰。
《阿Q正传》插画(1)
请注意，这一段并没有发生，是一个梦，是阿Q的意淫。它有点长，但是，大家耐心一点，我必须要给大家读一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呢，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吗？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吧。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
这段文字激情四溢，在鲁迅的小说里，如此激情的文字并不多见。虽说是意淫，但是，这一段文字极其宝贵，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无论以中国文学的眼光来看，还是以中国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段文字都具有经典的意义。
从文学上说，它体现了鲁迅惊人的心理刻画能力；从史学上说，它体现了鲁迅惊人的历史概括能力，它涉及了中国农民关于造反的基本认知，也涉及了中国农民有关自我价值的终极憧憬。
《阿Q正传》插画(2)
这一段文字分作了三节，差不多可以看作农民造反的三大目的。我们从后往前说：1.造反就是占领性资源。2.造反就是占领物质资源。这两点可以归结为“想要什么就是什么”。3.造反就是随意杀人。这一点可以归结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有关“想要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很好理解，我们不说它。我现在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就是杀人。
无论是造反前、造反中和造反后，有时候是需要杀人的，这个很好理解。必须要问的问题是，杀谁？回答则是现成的，杀敌人。
我们来盘点一下吧，来看看阿Q在“梦幻造反”当中都杀了什么人。小D、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王胡，差不多是圆周的一半。在这五个人当中，赵太爷、秀才和假洋鬼子是“阶级敌人”，当然要杀。可是，阿Q第一个要杀和最后一个要杀的人，却是小D和王胡——他们都是“自己人”，阿Q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聊一聊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有一个特色，革命者自己人杀自己人。可以说，这是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典型案例。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它的目的是推翻路易皇帝。但是，有意思的是，这场革命的主体却是新兴资产阶级屠杀资产阶级。杀人的动机是什么？是洁癖。常识告诉我们，每一个参与革命的人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
在罗伯斯比尔看来，态度动摇的，要杀；不坚决的，要杀；不是很坚决的，要杀；不是最坚决的，要杀；动机不是最纯洁的，要杀。之后，罗伯斯比尔自己也被杀了。这场革命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杀人游戏。
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对法国大革命总结得最好的那个人是一个小说家，他就是26岁的加缪。
加缪的《局外人》充分地揭示了法国式洁癖的荒谬性，虽然加缪的本意也许并不在这里。——莫尔索杀了人，法庭的庭审根本不关心莫尔索为什么杀人、怎么杀人、证据是什么、证人是谁。法庭一而再、再而三地只是证明了一件事：莫尔索在“精神上”是一个杀人犯。只要证明了莫尔索在“精神上”是一个杀人犯，“道义”就可以处死莫尔索。
莫尔索在临死之前拒绝了神父，正是对这种“道义”的抗议。有学者把这样的“道义”概括为“罗伯斯比尔洁癖”。“罗伯斯比尔洁癖”有力地支撑了存在主义的理论基础：生存即荒谬，荒谬能杀人。
显然，阿Q杀自己人和法国式的洁癖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他为什么要杀小D和王胡呢？鲁迅在小说里头并没有交代。
如果《阿Q正传》是我写的，我想我也不会交代。为什么呢？因为“造反”的历史就是这样，借用《狂人日记》里的一句话说，那是“从来如此”的。
这就是鲁迅的历史观：从来如此。根本就不用交代。鲁迅以他特有的冷静告诉我们，我们要想御侮，靠阿Q的“改朝换代”，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么，透过阿Q的杀人，我们来看看，阿Q的基本诉求或精神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在讲座的开头，也就是我讲“三无”的时候，我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爷”和“孙子”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在阿Q的“前史”里，他本来姓赵，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先前比你们阔多了”，也就是说，他曾经是“爷”。
到了小说的叙事时空，阿Q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孙子”。阿Q的精神诉求究竟是什么呢？通过“造反”，重新做回他的“爷”。这是他造反的唯一动机，既不涉及人性尊严，也不涉及社会公正。
表面上看，阿Q最为痛恨的是不公正，可事实上，阿Q最痴迷的也正是不公正。对阿Q来说，天底下唯一的公正是这样的：我是爷，你是孙子；即使我暂时做了孙子，我在精神上也依然是爷，一旦有机会，我一定要做回去。做人上人，这就是阿Q的精神本质。
在《阿Q正传》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儿子打老子”这句话，我们会发笑。可是，等到阿Q在梦中“造反”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儿子打老子”这句话是多么地不可或缺。如果把“儿子打老子”换成“我操你妈”“你这狗娘养的”，《阿Q正传》依然是《阿Q正传》，但是，小说前后的统一性就没有这么瓷实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好作品内在的统一性。体育运动中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合力。举个例子吧，我多次和专业的女乒乓球运动员打球，老实说，我的肌肉力量比那些女孩子强太多了，可是，奇怪的是，她们拉出来的弧圈却比我的更有力量。
原因只有一个：她们的肌肉动作形成了合力。合力就是力量的统一性。合力或统一性会在作品的内部产生不可思议的共振，在作品的内部形成巨大的势能。
六、禁忌和封闭系统
谈完了阿Q的精神本质之后，我想我们有机会来谈一谈“精神胜利法”了。
1984年，林兴宅先生在《鲁迅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阿Q性格系统》，那一年我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就阿Q的性格，林先生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个关键词：系统。我想延续“系统”这个概念，说一点别的。
《阿Q正传》插画(3)
我们都知道，阿Q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性格特征，或者说特异功能，那就是“精神胜利法”。这是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学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老实说，鲁迅的伟大是他完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命名，“精神胜利法”本身却没有什么可谈的，因为它并不复杂。真正复杂的是，作为作者，鲁迅是如何去“完成”这个性格特征的？他又是如何使这种性格特征得以确立的？
就写作这个角度来说，我以为，这个问题和“精神胜利法”本身同等重要。
我在前面说了，鲁迅写作《阿Q正传》所采用的是一个圆形结构，阿Q处在圆心，其他的人都在圆周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篇小说，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阿Q和圆周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对立的。阿Q鄙视任何人，除了他自己。
大家都知道拉康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也就是镜像理论。这个理论阐述的其实是一个认知问题：一个人是如何认知自我的。在拉康看来，人类只有通过他人才能完成自我的认知。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何让阿Q失去“镜像”，失去自我认知的参照。
我们不能说鲁迅是在镜像理论的指导下去写作《阿Q正传》的。这个说不通。但是我要说，伟大的作家完全可以通过他的写作直觉去达成某个哲学命题。
鲁迅是这么做的——
第一，先确立阿Q 的禁忌。这是一个关键点。何为禁忌？1.自身的短处或弱点；2.这个短处或弱点一点都容不得他人的指涉；3.但有指涉必遭反弹。鲁迅正是抓住了阿Q热衷于反弹或热衷于抗拒这个点，一步一步地描绘了阿Q不算复杂的人际。可以这样说，鲁迅塑造阿Q性格的过程，就是交代阿Q抗拒外部世界的过程。阿Q没有一个朋友，换句话说，阿Q没有任何对话的对象和可能。
第二，在失去对话的对象和可能这个基础上，阿Q完成了他的自我封闭。整部小说，鲁迅最终完成的其实是一个系统，也就是阿Q自我封闭的系统。这是“精神胜利法”的大前提。没有这个系统，完成“精神胜利法”这个性格特征就不可能做得到。
第三，从自我封闭这个系统出发，阿Q一步一步丧失了他的现实感，也就是说，阿Q一步一步地丧失了他的认知能力，这个认知能力自然包括两大板块:1.主体的认知能力；2.客体的认知能力。
第四，两大板块的彻底丧失，唯一剩下来的是什么呢？是癔态。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是疯狂的、变态的、病相的，一点都不涉及理性，一点都不涉及生存的基本秩序，一切都可以脱离实证，一切都不需要现实依据。这个癔态所包含的仅仅是做大爷的心理需求和心理满足。作为一个饱受凌辱的人，什么是阿Q的心理需求？什么最能满足阿Q？当然是胜利。
然而，从逻辑上说，胜利属于判断，是判断就涉及依据，它是实证的结果。阿Q则不需要那些。他的胜利只不过是他的“意愿”，他自己“宣布”一下就可以了。这就是“精神胜利法”。
我要说，封闭系统的确立，表示着“精神胜利法”的最终完成，表示着阿Q这一性格特征的确立。阿Q的一切“行状”，就是沿着封闭系统的内侧，注意，是内侧，是黑咕隆咚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
七、黑洞和愚昧
相对于《阿Q正传》这部小说而言，只是在外围完成了一个封闭系统是远远不够的，道理很简单，支撑小说的不是外围的系统，而是系统内部具体的内容。
我要说，鲁迅对封闭系统内部的描绘漂亮极了。在这个封闭系统里，阿Q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鲁迅描绘了阿Q许许多多的行为。可是我想告诉你们，这一切都是一个表象。
《阿Q正传》插画(4)
在《阿Q正传》里，阿Q做过几天盗贼，但那是在副线上，行为也不多，毕竟他是一个小小的配角。到了主线，阿Q都做了些什么呢？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他几乎就没有什么具体的行为。阿Q只是一个“精神的存在”，他的一切行为都被鲁迅抽空了。
事实上，在主线，阿Q总共做了三件事：1.恋爱；2.造反；3.被审判。那我们就来看一看鲁迅是如何描绘阿Q的这三个具体行为的。
我们先说恋爱。常识告诉我们，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在小说里，阿Q的恋爱仅仅是阿Q一个人的恋爱，他和吴妈并没有建构起任何关系。在阿Q对着吴妈跪下去之前，你去问吴妈她和阿Q之间会发生什么，吴妈一定什么都不知道。
照理说，一个男人，他阿Q都要想和吴妈“困觉”了，他和那个女人之间总要发生一点现实关联吧，但是，就是没有。他们之间仅有的那点关系，也就是阿Q对吴妈行了大礼。
如果说，阿Q在小说的主线上还有一点“有效动态”的话，就这个了。——所谓的恋爱，完全是阿Q在封闭系统里的“心理行为”。
再说造反。阿Q到底造反了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除了阿Q在酒后有了一段关于“造反”的梦寐，在现实层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关阿Q造反的具体内容。
他所拥有的只是念头，也就是去寻找假洋鬼子，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阿Q和这个世界并没有建立起对话关系，换句话说，阿Q和假洋鬼子之间就不可能构成对话关系，再换句话说，阿Q 和造反之间也根本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关联。
《阿Q正传》插画(5)
在第九章，鲁迅对阿Q被捕的描写简直是妙不可言，阿Q为什么会被捕呢？没有人知道。阿Q自己说，“因为我想造反”。请注意，这是阿Q他自己说的。——所谓的造反，仅仅是阿Q在封闭系统里再一次的“心理行为”。
最后我们再来看阿Q的被审判。这一章可以说出神入化。从表面上看，所谓的审判是审判人与阿Q之间的一问一答，可是，只要我们仔细地阅读一下，马上就发现了，所谓的一问一答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阿Q的每一句回答都只是阿Q的一厢情愿，他和审判人之间从来就没有构成真正的有效逻辑，这次对话完全是错位的。
但是，最大的不幸终于出现了，这种错位，或者说驴头不对马嘴，最终对应的却是法律。可以这样说，是阿Q自己把自己给“说”死的，这里头有极为精彩的戏剧冲突。
我想强调一下，如果审判之后相关人员好好地去取证，阿Q绝对死不了。这里头既有鲁迅对法律草菅人命的控诉，也有鲁迅对阿Q“一厢情愿”的讥讽，很复杂的。
这一段文字充满了喜感，却更悲凉。这是审判人与阿Q的对话，也是悲和喜的对话，也是生和死的对话，更是现实世界和封闭系统的对话。所谓的审判，完全是阿Q在这个封闭系统里又一次的“心理行为”。
在整部《阿Q正传》当中，阿Q活灵活现的，到处都是他的行为，都有点闹腾了，可是，都是表象。
如果我们尊重文本，我们就必须承认，阿Q的“有效行为”微乎其微，少得不能再少了。让一个没什么具体行为的人物生动起来、确立起来，这个太难写了。
作为一个小说人物，阿Q的一切都始于心机，一切又都止于心机，他就是一个黑洞，是空的。简言之，他这一辈子其实是白活了，和没有并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啊，阿Q在临死之前是必须要画那个圈的。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枯井，更是一个巨大的隐喻。
就这么一个黑洞而言，我想说，《阿Q正传》这部小说的写作难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估。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只能叹服，鲁迅写小说的能力无与伦比。别忘了，这一切都是在“写实”的名义之下完成的。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明白了，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从写小说的第一天起，他就是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多种不同的文学史书上都说鲁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我完全不能同意。
我当然也不指望别人来同意我。有一组概念我们是绝对不能混淆的，鲁迅所拥有的是“写实能力”，鲁迅所拥有的是“现实精神”，鲁迅所拥有的是“现实情怀”，但是，就小说美学的范畴而言，他真的不是“现实主义”作家。
利用最后的时间我再来说一件小事，那就是阿Q的愚蠢。不少学者认为，阿Q是愚蠢的，我一点也不同意。阿Q可不愚蠢。
如果我们仔细研读《阿Q正传》，很快就会发现，阿Q不仅不愚蠢，相反，他偏于精明。为了塑造好阿Q这个人物形象，鲁迅用得最多的手法正是心理描写。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多留意。阿Q的心很深，他很能盘算的。祥林嫂是既愚昧也愚蠢，阿Q是只愚昧不愚蠢。愚蠢的人愚昧，精明的人也愚昧，这是鲁迅要告诉我们的——愚昧不除，御侮就不易。
《阿Q正传》很不好讲，老实说，我的能力真的不够，一点感受而已。好在有能力讲这篇小说的老师很多，你们就拿我的演讲当作一点补充吧。
一家之言，谬误之处敬请老师和同学们指正。
本文首发于2017年《文学评论》第4期，微信平台首发于“六根”，在此一并致谢。
毕飞宇首本文学讲稿
《小说课》| 毕飞宇 |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辑录了作家毕飞宇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毕飞宇所谈论的小说皆为古今中外名著，既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也有海明威、奈保尔、哈代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身为小说家的作者有意识地避免了学院派的读法，而是用极具代入感的语调向读者传达每一部小说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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