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写作，反对与偏见

原创 三联生活周刊 2018-12-27 09:17:00

与其说，“匿名作家计划”是在反对阅读的偏见，不如说是在对抗一种忽视。

记者/孙若茜

作家张悦然

简单来说，“匿名作家计划”就是一场文学界的“蒙面歌王”。据说，这项计划最初被张悦然在一次网络会议上提出时，用的就是这个概念。它既是一个写作计划，也是一场比赛，规则很简单，写作5000～2万字的中文短篇小说，主题、内容不限，投稿者的身份、年龄、国籍也不限。严格要求的只有“匿名”，对于读者和评委，作者要始终保持神秘，不能通过任何渠道透露出自己的身份信息。历时半年，最终，有一名优胜者。
几乎所有匿名写作者的最终目的都是希望读者的关注回到作品本身，不管最初隐匿姓名是为了回避社会中的性别歧视，还是写作了敏感的主题；是单纯希望作品和自己的生活不被搅为一谈，还是不过想做一个游戏。他们追求写作的自由感，对抗把文学作品放在作者的身份之下或其以往写作的坐标系中去阅读而带来的偏见。
在过去，匿名写作的成功例子是有很多的。但成功的前提首先是被发现。如今，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失败的例子大概更能说明问题。2011年，当J.K.罗琳以罗伯特·加尔布雷思的名字写作了侦探小说《布谷鸟的呼唤》并投给两家出版社时，收到的不只是退稿信，还有让她不如先去读个写作班的建议。这本书还是出版了，但只卖了500本，在英国亚马逊网站排名5000开外。而事情的扭转就发生在J.K.罗琳的“揭面”时刻，《布谷鸟的呼唤》销量增加了507000%。
当我们留给文学的耐心越来越少，“倾向于相信作者并过于相信作者”，就总是会选择熟悉的作家去阅读。实际上，一个尚未出名或名气不足的写作者和一个匿名作家之间，被读者发现的概率其实是没什么差别的。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环境下，“留给年轻写作者的机会变得特别少”。
与其说，“匿名作家计划”是在反对阅读的偏见，不如说是在对抗一种忽视。当年轻作家与知名作家的名字成为编号被并列在一起一决高下时，我们不会，甚至说不敢错过这些编号下的任何一篇作品。“匿名作家计划”的首奖就是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
12月15日，当作品《仙症》被宣布折桂时，作者郑执的身份还没有公开。他蒙面上台，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台下的议论窸窸窣窣。面具拿开，名字也出现在大屏幕上，那一刻，现场反而安静了。认识他的人真的不多，以至于没有像其他几位作家揭面时的那种集体的恍然大悟：阎连科、路内、双雪涛、马伯庸……当这些名字出现时，台下是泛起了惊讶声的。
就这样，郑执站在聚光灯下，被当天在线观看那场决选直播的26万人认识或重新认识了，他的《仙症》开始在朋友圈里被转发，接着，很多人买了他的小说《生吞》。郑执此前已经出版过几本小说，而且《生吞》很有反响。但是他的小说似乎没怎么在传统期刊上发表，没有进入严肃文学的视野。
这是“匿名作家计划”最终的结果，但这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匿名作家计划”并不会成为主流和趋势，也许甚至都不会对当下的文学环境做出真正的改变，同样，郑执的被发现也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拥抱。花掉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观看一场三个作家评委对六篇作品的品读的人，肯定不只为了等待一篇作品的脱颖而出，重要的是，经历了一场集体回到文学本身的体验。
作者真的有可能依靠匿名，实现真正的退场，还原读者对作品本身的关注吗？以下是本刊对《鲤·匿名作家》主编、作家张悦然进行的专访。
“一次文学试验”三联生活周刊：“匿名作家计划”有意打破了我们习惯看待文学作品的习惯，让我们不得不抛弃作者的身份、以往的写作等等。所以，你认为文学作品是可以被独立看待的吗？
张悦然：“匿名作家计划”是一次文学实验，在比赛期间让我们完全专注于文本本身，以小说最根本的评价标准和读者的阅读感受来做出判断。但是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完全独立于作家存在，在这个计划的启动仪式上，梁文道提出，隐去姓名，就失去了某种坐标系，我们无法知道这个作家是什么地方的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经历过什么，所有这些都和他的创作有关，把它们全部拿掉去看待一个作品，他认为是很困难的。我赞同他的说法。
三联生活周刊：但的确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放在坐标系里看待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造成一定的偏见。
张悦然：从研究者和批评者的角度，肯定要放在一个坐标系里去看，就像我们说“80后”，这个标签可能就起着直接的作用。但是在匿名的情况下，所有的标签都失效了。有的评论者也许会因为失去了“抓手”而失语。但我们做“匿名作家计划”，不是只为了反对标签和偏见。更重要的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倾向于相信作者并过于相信作者。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留给文学的耐心特别少，我们总是选择那些熟悉的作家去阅读，留给年轻写作者的机会变得特别少。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作者真的有可能依靠匿名，实现真正的退场，还原读者对作品本身的关注吗？
张悦然：至少在阅读“匿名作家计划”里的作品时，读者确实都在关注小说本身，表达着自己对于某些作品的偏爱。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自己的阅读感受。有些参赛的作者是大家熟知的，但是也许在过去很多人对他存在着某种偏见，在匿名中读者也把偏见消除了，他们重新认识了这位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选用短篇小说作为载体是出于搭建比赛的可能性，还是有别的考虑？
张悦然：短篇小说这种载体比较像一个生活的截面。它调动的与作者本人相关的资源可以很少。不像长篇小说，更容易看出来作家背后的经历、他的年龄，因为作家必须得动用很多自己的经验。短篇小说也是年轻作家最熟悉和最擅长的领域，在这里，他们更容易展现出自己的天赋和巧思。
三联生活周刊：在写作计划进行的这半年里，作品收到的评价怎么样？
张悦然：坦白说，我们刚开始发布这些作品的时候，有些读者看了觉得都不好。其实里面有很多作品出自于水准稳定的好作家，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评价。在豆瓣上，《鲤·匿名作家》的打分也远低于此前。我觉得和评价体系缺失有关，因为完全不知道小说是谁写的，大家把评价的自由放大了。让一个人跳出来直接攻击一个作家的作品，这个成本大家是不愿意花的，但是面对匿名就比较容易。
不过过了一些时间以后，可能是这种方式被大家接受了，评价开始变得中肯和认真。很多读者追着去看我们每个月的更新，还回头去看那些较早时候的发布。到了长名单和短名单出来，这些小说整体水准很高，有鉴赏力的读者都可以判断，越来越多读者参与了讨论，支持某篇自己喜欢的作品。在决选公布之前的几天，微博上有很多读者发表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严肃文学的评选，能获得这么多关注挺不容易。而我们的满足感来自于，这些出色的小说被更多的人看到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当读者面对一个具名作家写出的令他不满意的作品时，会做出什么反应？
张悦然：很多人顶多是看了以后失望，然后就不说话了。如果站出来攻击，会有很多人告诉他说，你没看过他写的那些什么什么吗……你根本不了解什么什么……还是会有一个作家已经形成的威信在。但是在匿名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了，争论依然存在，但都仅就文本本身。
三联生活周刊：和绝大多数奖项一样，“匿名作家计划”的最终结果也是由几位评委做出的评断，这会不会成了某几个人建立文学标准的过程？
张悦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目前的文学评奖很难交给大众完成，因为不知道如何把那些具有可靠审美标准的读者聚在一起。但是在选择初审评委的时候，我们尽可能让它多元、丰富，包括作家、编辑、评论家等等，同时也考虑地域因素，特别邀请了台湾《联合文学》的主编来做评委。在选择终审评委时，我们主要考虑权威性。苏童、格非、毕飞宇三位老师不仅是著名作家，也是资深读者，他们对于小说的鉴赏力是值得信赖的。
三联生活周刊：最开始做这件事有什么契机吗？
张悦然：在一次采访中，我被问及现在的年轻写作者和我当年开始写作的时候，面临的情况有哪些不同。当时我回答，现在有各种创作的平台，有很多新媒体，年轻写作者应该更容易发声和被看到。但是后来我反思，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时代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更热爱名人，更势利。年轻写作者想获得平等的机会是很难的。同时，《鲤》已经来到了它的第十个年头，任何一个杂志慢慢都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自己的风格。这是不可避免的。作为编者，我们的审美局限性很大。当年我们的初衷是搭建一个宽广的平台，发现更多新作者。然而现在我们却倾向于用那些熟悉的作者名字来换取读者的信任，这是一种偷懒。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跳出惰性和习惯，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找回最初的那种锐气。
三联生活周刊：最终向读者呈现了作品的35个人，有一定名气的写作者占多大比例？跳出你所说的圈子了吗？
张悦然：大概占一半吧。但是他们也是很不同的，比如说阎连科、马伯庸、骆以军等等，都不是我们原来的作者。
“没被认出来，他觉得这才是成功的”三联生活周刊：那些已经成名的作者，在这个游戏中如果没有很快被读者猜出身份，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有辨识度的写作风格？某种意义上讲，是不是一种失败？
张悦然：我觉得不是这样。风格强烈未必完全是一件好事，因为风格也是一种限制。所以有一些成名的作者很希望在这里面换一种写法，挑战自己的边界，他觉得这才是成功。三位终审评委认为，有些作者应该得“最佳化装”奖，因为完全无法辨认出他们。我想这就是因为这些作家做了全新的探索，尝试了从未碰过的主题和从未用过的写法。
风格有很多种，语言构成一种风格，题材也构成一种风格，成名作家最恐惧的是重复自己，是没有突破。这是写作里面特有的一个困难，它跟绘画就不一样，在一个时期里，画家需要去强调自己的风格，把建立起来的自己的符号放大，提高辨识度。但是对作家来说，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重新的创造，如果还在用原来的东西去创造的话，特别容易让人感到厌倦，这会被认为是一种失职，或者说是一种才华的枯竭，作家要非常提防。但怎么在风格的边界上拓展，对作家来说特别重要。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只有确信自己正在写的东西和以往都不同，才能感觉到很兴奋。有时候这个“不同”是很小的，在外界看起来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作家本人却知道，那里面有他极大的突破。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在非匿名写作的情况下，作家又很难放下包袱去做出一些尝试？
张悦然：对，我觉得会吧。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自我暗示，我应该如何如何；也会有一些自我屏蔽，我不应该如何如何。名字和名声在无形之中影响着作者。比如我自己，很抗拒去写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有些离我很近的东西，我是不去触碰的，那是一种本能的对个人生活的保护。但是设想一下，如果我像费兰特一样，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匿名，也许我就会去写写我自己。所以在“匿名作家计划”里，我们让作者保留永久匿名的可能。最终结果公布的时候，有三个作者选择了永久匿名。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觉得一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人的关键在于什么？
张悦然：我觉得关键是一个作家看待世界的独特角度。同样的题材，在不同作者的笔下完全不同。这个角度里，包含着他的人生态度、价值判断，包含着他灵魂的形状。
三联生活周刊：站在这个角度，其实没有什么话题是属于某一代作家的。
张悦然：是的。我写《茧》的时候，就存在一种质疑，说这不是属于你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我觉得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历史不是切分开的比萨，一代人认领属于他的一块。很多德国的年轻作家现在依然在写和“二战”有关的主题，因为这是整个国家需要去面对的事，不是交由一代人解决、了结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当下中国文学发生了断代”的说法？怎么看年轻作家的书写主题？
张悦然：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和上一代作家相比，年轻作家的书写场域从乡村变为城市，从以前的追求宏大叙事变为对个体的关注。这些都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文学样貌。很多人的认识还停留在对过往那种文学样貌的认同之中，觉得年轻作家书写的主题很窄很小、很相似。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把握、看清新的文学样貌，做出公允的评价。但我们得承认，现在的文学环境并不好，市场和体制成为两块分裂的陆地，年轻写作者从写作之初就要做出判断，他站在哪片陆地上写作。面向市场，他们有可能离开严肃文学的范畴，面向体制，他们有可能无法得到广泛的读者。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有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
张悦然：我刚成名的时候，这种分野还没有那么清晰。那时候懵懵懂懂，自然而然就走到了这里，好像也没有做过什么选择。不过，其实是受到内心文学标准所指引的，它会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写作者，现在都离开了我们的视野。过去很多年，文学边缘化伴随着很多优秀的写作者离开了这个现场。在“匿名作家计划”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向一些中断写作的作者约了稿，很希望将他们重新拉回我们的视野。
“女性写作的探索被打断了”三联生活周刊：你刚刚提到了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作者），在匿名写作的范畴，我们几乎不可能不聊到她，你怎么看待她的写作？
张悦然：我觉得费兰特非常可贵。她以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入口，这个入口是狭窄的，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自信。小说的第一部很像成长小说、青春小说，如果放在我们国内的评价体系里，很可能被忽略和低估。而且在国内，女性作家总会本能地想要反抗一种自传性的书写，一种完全关注女性个体生命经验的书写。但是在费兰特那里，我们所看到的女性个体生命经验是足够辽阔、足够深邃的。
三联生活周刊：就你的观察和体会，国内的女性写作的状况如何？
张悦然：我觉得女性写作在中国发展得不好，是因为前面有过的探索和尝试，很快被标签化和边缘化，被认定是一种特别私人化的写作。年轻一代女性写作者可能并不愿意被贴上女性写作的标签。所以女性写作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被打断了。所以我们的土壤上很难生长出费兰特。
三联生活周刊：你写作的时候，会有意识地去躲避标签吗？比如在《茧》里，女性视角就是被淡化的。
张悦然：现在回头去看，好像确实有淡化女性视角的倾向。但也和题材有关，《茧》我想写的是从现在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我不想强调其中的性别立场，所以选择了一个男性主人公、一个女性主人公，两个人组成了一个“我们”。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我为什么没有选择两个女性主人公。是不是在我的潜意识里，两个女性所组成的“我们”，一定小于一男一女所组成的“我们”呢？
三联生活周刊：淡化女性视角其实还是因为很在意女性身份。
张悦然：对，为什么觉得应该以一种更中性的视角来写作？因为你想努力跳出某种束缚。但是一定是在女性身份里感觉不适，才会认为是一种束缚。这里面包含不自信，也有逃避的倾向。现在我很想去纠正自己，在接下来的创作里，我不会再去回避女性立场，事实上那也是现阶段我所感兴趣的命题。所谓女性意识，就像我们身体里的一座活火山，它会一次次苏醒过来，燃起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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