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陈寅恪：中国近三百年来最博学的怪才！

「人物」陈寅恪：中国近三百年来最博学的怪才！  圆子看世界 2018-09-17 17:50:56

他一生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视文凭如废纸，著名的国学大师郑天挺先生称他是“教授的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大师吴宓称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等等。

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恪”读作“克”(Kè)，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绮。被学界尊为“中国最后一位鸿儒通才。”

光绪十六年（1890年）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客家人。更早的祖先原籍是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县客家人。陈寅恪是为其父陈三立继室俞明诗所生的第二子，陈氏门堂三代世家，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为诗文名家。号散原，是晚清著名的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其长兄是著名画家陈衡恪（师曾）。陈寅恪夫人唐筲，也出于名门，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宣告了祖父和父亲政治生命的结束。陈寅恪十岁不到，就目睹了一代世家如梦般消失。他到晚年还有诗写道：“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衰败之痛和兴亡之叹，是陈寅恪心中的永远的忧伤。

万里独步成绝学，世间再无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被誉为近现代最博学的人。

1919年，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就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亦称陈寅恪为中国最博学的人。1938年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后，终于得到准确破译。摘节《刘继兴读史》：

陈寅恪是一位怪才，他游学西方二十三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1939年，金岳霖(右三)與周培源、梁思成、林徽因、陳岱孫等人在西南聯大。

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级学术机构，不论后来的有志者如何想重建这样的机构，实际上谁也没有重建起来。在“四大导师”这样的名师面前，培养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学人。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等后来的大学者，都是当时国学研究院的高才生。他们在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愉快，师生之间，如沐春风。陈寅恪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给他的学生，说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说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是因为梁启超的老师是康有为，而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既然是梁启超的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晚年的陈寅恪双目失明

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和他同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亲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以生命捍卫了思想的奔放与学术的自由。他一生从未写过一篇媚俗的文章，从未无感而发地去“遵命”写作。这是中国文人学者最可宝贵的性格。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因为二战爆发交通断绝，牛津大学虚位等待陈寅恪多年，才另请他人。

陈寅恪手迹

1949年前后，陈寅恪谢绝了一切关于移居海外的劝说，携全家前往广东岭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他最后二十年的岭南生活。陈毅看望。陶铸照顾。胡乔木、郭沫若、周扬过访。许多重要人物到了广州，总是以目睹陈氏风采为荣，一惯狂横的康生竟然被陈寅恪堵在门外。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几乎都在中山大学度过，失明与膑足的痛苦，并没有消磨掉他喷薄欲出的创作才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篇著作，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1953年夏，陈寅恪病了一场。他让历史系的同学到中大图书馆为他借回了一堆弹词小说，其中有清代陈端生所作的《再生缘》。助手黄萱便在陈寅恪病中休养的那些日子为他诵读了这些弹词小说。于是，他那积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他把生命情感体验与感慨身世之浩叹，全都倾泻于陈端生身上，一篇意境气象万千、文采光芒四射的《论再生缘》诞生了。有趣的是，这篇气如长虹、势若飞瀑的佳作之创作过程，被陈寅恪谦虚地幽默为“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屋前的小路即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柳如是紧随陈端生步入陈寅恪的历史之梦中。陈端生长于“承平之世”，柳如是活在动荡的时代；陈端生是深闺女子，柳如是则为风流放荡之，“不类闺房儿女”。活在盛世的陈端生忧伤而死，不为世所容的柳如是因理想与人生倚托的消失而亡。陈、柳二人人生有异，但留给历史的痛感却相同。陈寅恪为陈、柳而伤，也为自己而伤。从1954年至1964年，足足十年时间，陈寅恪在迹近湮没的历史废墟之中艰难地发掘。《柳如是别传》全书八十余万字，此书犹如一堆需不停地添加燃料才能旺盛燃烧的火，耗尽了这位还有很多愿望尚要去实现的老人的心血……

陈寅恪与家人及朋友

陈寅恪一生学贯中西，倡导以诗文证史，能运用十几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并能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他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了罕见的成就。但使人深为遗憾的是，这位文化巨匠留给后人的著作，与他渊博的知识系统相比实在是太少了。陈寅恪生前，中国学界便一直翘首以待陈寅恪能写出通论性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一时有“天命所归”之切望，但陈寅恪没有写出这种体系性的著述。直到今天，依然有学人认为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是不值得的。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他曾预作挽夫人唐筲联：“涕泣对牛衣，冊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读。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身为一文史名家，不仅在治史上有卓越贡献，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提出与乾嘉学派治学风气不同意见，他认为若是要了解诗词典故的深意，除找出古典(第一出处)之外，还要找出作者当时的今事，这样才能古今融为一体，这种古典今典共鸣的新传记批评，实际上已经超越中国历来诗词评论的窠臼，乃陈先生晚年著作与早期著作的会通处，也就是陈先生的心史所在。

陈寅恪的书法

陈寅恪曾自言：“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对于“不古不今”之义，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

人物评价：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名家吴宓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梁启超也很尊重他，曾经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著名教育家高阳在《锦瑟详解》一文中言：“我作考证，师法陈寅恪先生，以穷极源流为尚。”

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

著名历史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1947年陈寅恪与王力教授

陈先生真可谓“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先生如入《儒林传》，古今大儒失色；先生如入《文苑传》，天下文人黯然；先生如入《道学传》，大师让出一头；先生如入《隐逸传》，隐者奔走骇汗。先生究竟应归入哪一类人物，且置不论。以上种种，又当以“少喜临川”而“老同迂叟”、少游欧美而老著痛史、学贯中外而属命河汾（参拙文《寒柳诗之境界》），为此老一生大事因缘，方可得其荦荦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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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不败还是灭绝师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