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秤的猫腻:《金瓶梅词话》中的“十八两秤”是一种什么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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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清和
一、万历本和崇祯本的比较《金瓶梅》万历本和崇祯本(“张评本”属于此系统)各有千秋。两者各有拥趸。 我倾向于认为,崇祯本源自万历本,据之而重新剪裁删改。 万历本又称“词话本”。这么称呼是有理由的。除了该书的名字叫《金瓶梅词话》外,还因为书中有大量的时调小曲等。这些均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所以崇祯本的删改者认为,全写下来纯属浪费纸墨,没有必要,故而一番砍伐,许多只留下了曲调名。 其它描述性的韵文许多是作者东拼西凑来的,与故事情节无关,有些甚至破坏作品的风格。 万历本和崇祯本还有其它不同,比如回目(万历本的回目糟糕之极,以致有人据此判断作者的文化水平不高)、回前诗、第一回的修改等。这里不赘述。 万历本繁杂、混乱、涩塞,像是厨房里的烹饪食材,有的是生猛海鲜,有的是干果腊肉,还有不少下脚料,杂七杂八。崇祯本简洁、整齐、通顺,像是摆上筵席的大菜,已经过煎炒烹炸,色香味俱全。 从一般读者的阅读角度来说,崇祯本较好。如果读者想更深入地暸解、研究晚明社会,万历本则是很好的素材。 万历本里有许多珍贵的细节,像是一块块琥珀,历经岁月风雨,内中保存下来的蜜蜂、蚊子一类的小动物,个个纤毫毕现,栩栩如生。
二、崇祯本里丢了条“秤”比如这条“秤”。 崇祯本第六回“何九受贿瞒天,王婆帮闲遇雨”(万历本回目为“西门庆买嘱何九,王婆打酒遇大雨”),西门庆“刮剌”(偷情)潘金莲两月有余,一日,将近端阳佳节,西门庆自岳庙(东岳庙,并非岳王庙)上回来,到潘金莲家,妇人安放桌儿,陪西门庆吃茶。西门庆道:“你不消费心,我已与了干娘(王婆)银子买东西去了。大节间,正要和你坐一坐。”接着写道: 且说婆子提着个篮儿,走到街上,打酒买肉。那时正值五月初旬天气,大雨时行。只见红日当天,忽被黑云遮掩,俄而大雨倾盆……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买了一篮菜蔬果品之类,在街上遇见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檐下,用手帕裹着头,把衣服都淋湿了。等了一歇,那雨脚慢了些,大步云飞来家。 这段“打酒遇雨”的文字,貌似闲笔,实际作用大焉,张竹坡回前细致分说:一为出薛嫂(来为西门庆做媒娶孟玉楼):“何处写薛嫂?其写王婆遇雨处是也。见得此辈止知爱钱,全不怕天雷,不怕鬼捉,昧着良心在外胡做,风雨晦明都不阻他的恶行。益知媒人之恶,没一个肯在家安坐不害人者也。则下文薛嫂,已留一影子在王婆身上。不然王婆必写其遇雨,又是写王婆子甚么事也”。二为武二来迟作证,照应后文“路上雨水连绵,误了日期”。武二来迟,以便未娶金莲又先娶玉楼。张竹坡评赞道:“文字腾挪,固有如此”。所以,不管是出薛嫂还是伏武二来迟,都是为下面“娶玉楼”一大回文字预作铺垫。 仔细比较,会发现万历本文字略有不同: 且说婆子提着个篮子,拿着一条十八两秤,走到街上,打酒买肉…… 就是这句:“拿着一条十八两秤”。 崇祯本里丢了这条“秤”。
三、鲜活有趣的生活场景小事一桩,与全书情节并无重大关联,无关痛痒,可有可无,删去无妨——这大概就是崇祯本修改者的想法。 但细细品味,王婆遇雨,先是躲在屋檐下,待雨稍停,“大步云飞来家”,如果一手提着个装满菜蔬果品的篮子,另一手提溜一条大秤——那情景不是更为鲜活有趣吗?有意思的是:崇祯本的插图,就是这样的情景,显然,作者是按照万历本来绘制插图的! 再想象一下,王婆在肉铺菜摊上,仔细过秤,与人讨价还价、锱铢必较的场景,一个精细小气、视财如命的市井婆娘呼之欲出。 更重要的是,这里表现出,在当时的买卖交易中,不法奸商比比皆是,缺斤短两防不胜防,所以买主只好自备秤平在手,当场过秤。 是很熟悉的情景吧?现在城里人到农贸市场买菜,也不乏手提一秤者,但秤则多是小巧易携的“弹簧秤”。 但,什么是“十八两秤”? 鲁迅的小说《风波》里,九斤老太使劲说“一代不如一代”,她的儿媳七斤嫂辩驳说:“你老人家又这么说了。六斤生下来的时候,不是六斤五两么?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秤,十八两秤;用了准十六,我们的六斤该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见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用的秤也许是十四两……” 由此可见:十八两秤,一是私秤,二是加重秤(准秤应是十六两),三是在清末民初的江浙地区民间还有这种秤。 王婆的这条十八两秤,当然也是私秤了。据当时的法律,使用私秤是犯法犯罪,要处以刑罚的。但她拿着这条秤,“走到街上,打酒买肉”,无遮无拦,招摇过市,视政府法令如无物。这或许是因为缺斤短两的现象太过普遍,法不责众,政令遂成空文了。 看来,要暸解当时的市民生活,万历本中的这条“十八两秤”,还真少不得。 十八两秤
四、“水银秤”的故事度量衡的统一,是公平交易的保障。唐宋两代将衡重的“两、铢、累、黍”非十进位制,改为“两、钱、分、厘、毫”十进位制,计算方便,计量精确。元、明、清各代的度量衡都沿用唐制,基本上是统一的。但是仍然沿用了一斤等于十六两的非十进位制单位。 明代工商业发达,朝廷高度重视度量衡管理制度。洪武元年(1368)、洪熙元年(1425)、正统元年(1436)、景泰二年(1451)、成化五年(1469)、嘉靖二十七年(1548)等,朝廷都颁布核校度量衡法令。“凡度量、权衡,(工部)谨其校勘而颁之,悬式于市,而罪其不中度者”(《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朝廷统一下发标准量器,各地逐级依样制造。朝廷还严格监管度量衡,对违法作弊现象,给以处罚。 但使用短尺轻秤者仍大有人在。这种情形连十八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也注意到:“中国人令人奇怪,他们的生活完全受礼教的支配,但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狡猾的民族。这特别体现在贸易活动中,它本来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诚实,但是,它却从来也没有能激起中国人的诚实。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中国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大秤,一种是卖出用的小秤,还有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供对他们有戒备的人交易时用的。我想这种矛盾现象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论法的精神》第十九章第二十节)
《太上感应篇注讲证案汇编》(卷四)在“短尺狭度。轻秤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条下,讲了十几个实例。其中一个“水银秤”的故事正是明万历间事: 扬州一个卖南方货物的大杂货店的老板临死时嘱咐儿子说:“我平生起家,在此一秤。此秤乃乌木合成,中空,内藏水银。秤出,则将水银倒在秤头,称入,倒在秤尾。入重出轻,所以致富。”其子在父亲死后便烧毁此秤。但不久自己的两个儿子全死了,不由得怨恨道:“父用心不平,反获平安;今出入公平,不敢瞒昧,反丧二子。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天道公平吗?”忽然恍惚到了一个官府,主持的大官对他说:“你父亲欺心造业,获罪于天。上帝所以派遣破耗消散二星来投生为你儿子,以后要荡尽你的财产,还要来一场大火,使你成为穷光蛋、绝户。现在你能改过从善,上帝因将二星取回,不久将换好子二人,使你家光大。”他醒来后记之,愈加力行善事。三年中,生二子,俱中进士,子孙繁盛。 大南货店老板的“独门暗器”,就是一杆“水银秤”,它一身兼具大、小秤的功用,“入重出轻,所以致富”。 看来,《金瓶梅词话》中的这个“十八两秤”,还真省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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