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者叫嚷要废除汉字，看到一副故意对不起的对...

新文化运动者叫嚷要废除汉字，看到一副故意对不起的对联，沉默了

覃仕勇说史
覃仕勇，文史作家，著有《这才是岳飞》《奏折上的晚明》多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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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积贫积弱，外加西方的殖民、侵略，中国固有的文化自豪感被打破，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许多志士仁人不断反思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投入到“救亡图存” 的风云运动中。

他们经过数十年的中西方文化对比，以及国内不断的暴乱，恐慌、复古等事件后，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中国之所以落后、腐败是因为旧的传统文化在作祟；而旧传统文化之所以这样顽固是因为汉字。

由此，出现了一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废除汉字的狂潮。

其中，赵元任提出过国语罗马字方案，瞿秋白提出过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钱玄同则主张的直接借用世界语……他们的本质都是想用字母文字来取代象形会意的方块汉字。

可是，汉语与汉字的锤炼和传承已经长达五千余年，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意义丰富，又岂是其他字母文字可以代替得了的？

恰巧，窃国大盗袁世凯于1916年死了，有人给他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袁世凯千古”；下联则是“中国人民万岁”。

字面意思就是：皇帝袁世凯死了，天下是人民的了。

这哪是什么“挽联”？分明就是嘲讽。

不过，这副不是挽联的“挽联”也不对称，上联五字，下联六字。

有人奇怪地说：“上联的‘袁世凯’是三个字，怎么能对得起下联‘中国人民’四个字?”

周围的人都笑了，说：“袁世凯本来就对不起中国人民啊!”

原来，这副对联还通过字数不对传递了另一层意思：袁世凯对不起中国人民。

就是这副不对称的对联，让很多新文化运动者产生了反思。

对联讲究平仄协调，是一字一音的中华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创造。

由对联折射出中国文化是何等的博大高深！

自古以来，只有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不断来学习中华的文化，哪有中国文化自绝经脉的道理？

“袁世凯对不起中国人民”是一副故意对不起的对联，历史上，还有一副是外来民族学习华夏文明结晶出来的、千年来始终无人对得起的对联，更显出汉字的奥妙无穷。

北宋时期，北方辽国的皇帝和大臣都尊崇汉家文化，努力学习汉字。

其中一位大臣，熟读中原书史，满腹经纶，某次出使到宋都汴梁，要试探宋朝文士，在宋仁宗设宴款待席间，以助兴为名，提出一个上联征对。

该上联只有五个字：三光日月星。

这五个字平淡无奇，但联而成联，根本无可应对。

试想想，其前面已定位为“三”，后面紧跟“日月星”三种光源。按照数字对数字而且不能重复的常规，下联必须对“三”以外的其他数字，但如若不是“三”，后面所带的物品必然不是三个，则无法与“日月星”三样物相匹配了。

所以，这位辽使的上联一出，济济满堂的宋朝大臣、学士全都犯了难，搔首揪须，索不出下联。

眼看大宋的文采风流就要折戟落于下风了，幸好有人称“文曲星下凡”的苏东坡在场，只见他徐徐站起，朗声大笑道：“这有何难！且听我对的下联——四德元亨利。”

苏东坡的下联出自《易经》，原文是“四德元亨利贞”六字，苏东坡故意少说了一个字，以五字对辽使所出五字。

辽使由此哼哼冷笑，说：“四德乃元亨利贞，你这下联少了一字。”

苏东坡要的就是他这句话，立刻喝斥道：“住口！你身为使臣，连避讳之说都不懂吗！”

原来仁宗皇帝名叫赵祯，贞祯同音，在当时都在避讳之列，任何人不可提及，不然属于大不敬。

辽使顿时惊觉，惶恐无言，对联之事，不了了之。

苏东坡有急智，虽然在紧急间巧妙地应付过了辽使的刁钻之对，但终归是强词夺理，回家后再思妥贴之对，毕生不得。

非但苏东坡对不出，千年而下，无数文人骚客，仍无一人对得出。

可以说，“三光日月星”，乃是千古绝对。

以对联之妙，反衬汉语言学文字的精妙高深，愈加使人生出崇敬而自豪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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