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火了，谁还记得《科幻世界》风波

《流浪地球》火了，谁还记得《科幻世界》风波 原创 说书人思郁 2019-02-10 09:57:15

《科幻世界》创刊于1979年，前身是《科学文艺》和《奇谈》，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生人对这份中国的科幻杂志有着一份非常特殊的感情，不仅仅是《科幻世界》以发表科幻小说为主，一年一度的“银河奖”代表中国科幻写作的整体水平，受到国内知名科幻作家和全国科幻读者的瞩目，更重要的，《科幻世界》是当时仅有的致力于科幻文学写作和培养的杂志，在大中学生和广大青年人的文化生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有数据显示《科幻世界》发行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将近四十万，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曾获得“世界科幻协会最佳期刊奖”、“中国国家期刊奖提名奖”，并入选“中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双奖期刊”，也曾承办过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是中国科幻期刊中一面历久弥新的金牌。杨潇，阿来，秦莉曾先后任杂志社社长，其中尤其以阿来任社长期间最为著名，当时他的小说《尘埃落定》曾荣获“茅盾文学奖”。

现任社长李昶，在主持《科幻世界》杂志社之前，曾经是中国气象学会会员，气象报记者，县长助理。2000年9月担任《四川科技报》报社社长兼总编，2008年10月，继秦莉之后，调任为《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1979年就进入《科幻世界》编辑部工作的谭楷也是该杂志前任总编,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从李昶上任之后,杂志的内容质量直线下降,发行量在不到一年内也缩水了好几万份，目前杂志发行量在十三万份左右。此外,谭楷还说,李昶上任前仅《科幻世界》一年的广告收入就有150万元,而李昶上任后包括《科幻世界》在内的5个刊物广告打包卖给一家广告公司,一年收入仅30万元,而且广告内容和篇幅控制权不在杂志社手中。

李昶改革的“七宗罪”

公平地说，杂志的销售量下滑其实在李昶到任之前已经表现很明显了，追根溯源，与网络媒体的发达，科幻写作的严肃性日益受到冲击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去除了这些客观因素，李昶到任后的一系列“改革”方针对杂志的销售带来了更坏的冲击。我们可以根据3月21日的那份公开信大致了解一下所谓的改革方针，或者干脆说是李昶改革的“七宗罪”：

第一宗罪：妄自尊大,自以为是。李昶原来是四川一家科技报的副总编辑,由于经营不善,后来被《科幻世界》接手。他对现代期刊出版行业缺乏基本了解,接任《科幻世界》社长以来自以为是,妄自尊大,一味瞎指挥：中文编辑取代作者写小说,外文编辑取代译者译小说,美术编辑取代画家画插图,完全不懂作者与编辑的社会分工。

第二宗罪：独断专行,威胁员工。李昶企图将《科幻世界》的封面变成学校的广告图片时,遭到了各部门的强烈反对,而他居然公开威胁有不同意见的员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种蛮横的态度逼走了许多优秀的作者和骨干员工。

第三宗罪：紧缩成本,压榨作者。无视读者利益,以节约成本为由将《科幻世界》用纸换成劣质用纸,更严重减缩应该支付给版权代理商和作者的费用,一再拒付或拖延作者稿费。

第四宗罪：个人敛财,损坏形象。让大量广告强行挤占杂志社各刊版面,在读者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不可估量的损失,杂志社沦为了个人敛财的工具。

第五宗罪：恶对员工,高压政策。寻找各种理由拒绝或者延缓和编辑签订劳动合同,经常嘲笑编辑们的开创精神和主人翁意识,认为800元在哪里都能招聘到人,常年用极低的工资待遇逼迫杂志社的编辑一个个离开自己热爱的科幻事业,多次企图将自己的关系人员安排到《科幻世界》来做编辑。

第六宗罪：狐假虎威,一手遮天。多次在各种场合和会议上炫耀他的上层关系网,狐假虎威,警告想要上告的员工不要以卵击石,营造自己不可撼动的声势。

第七宗罪：“一号多刊”,公开叫卖。将科幻世界旗下的杂志“一号多刊”地公开叫卖,出租给那些毫无出版资格的公司和个人,杂志的编辑出版完全失控,严重冲击杂志社的正规出版物,极度毁损杂志社品牌形象。

《科幻世界》风波中的魔幻与现实

“七宗罪”背后的李昶活脱脱地被描绘成了当代官僚的典型形象。有评论者说，《科幻世界》事件所能彰显出又一出“外行领导内行”悲剧。联想到2004年的三联书店的风波，这两次事件有很多共同点需要深思，都涉及到出版界的利益化问题，都是因为一个领导者的无知和专横，甚至连公开叫卖书刊号这样的事情都戏剧性的相似。但除了这些共同之处，也许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两者的不同，三联书店的品牌和历史有目共睹，它的背后有数以千万计的读者的利益支撑，它的风吹草动牵涉到了各个阶层，这种巨大的影响力直接导致了三联风波的迅速解决。但是在《科幻世界》事件中，根本不可能具有三联书店那样巨大的影响力，也就决定它的未来道路是一波三折的崎岖。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情势还不是很明朗。李昶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链条，官僚网络，他们的隐性存在甚至可以忽视读者和编辑的存在和利益，直接决定《科幻世界》未来的命运。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在这样的外行官僚看来，《科幻世界》不过是一本小杂志，完全可以以影响力薄弱，销售量下滑，没有市场收益等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用行政手段强迫中断它的继续发行和出版。

我们经常说，要做最坏的打算，收获最好的结果，以上的分析就是最坏的打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猜测，李昶继续留任，全体编辑可以像公开信中所言，集体辞职。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这也是更为现实的猜测：首先，李昶担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和总编辑，是一种上级任命，无关民主，因此编辑集体“逼宫”完全可以当做一种向上级机关挑衅的行为，甚至可以以“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编辑对领导滋生不满，聚众闹事”为由定性。尤其是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编辑心灰意懒，自动辞职，这种行为更是无形中给李昶的归来和重新掌权提供了更多的借口，因为“一小撮”已经离职，不满者早已噤声，《科幻世界》仍然回归到原来李昶一手遮天的管理模式。

当然，我们想看到最好的打算是希望上级部门能够听从和顺从“民意”，指派一个内行的领导者重新领导杂志社，但是这种希望微乎其微。一方面看，以倾听民意的名义“违背民意”已经成为了很多官僚们的行事风格，似乎只有“一意孤行”方能彰显为官者的真正尊严，而不是为人民服务。另外一方面，如果这种行政任命的体制不废除的话，我们不可能得到一个“内行领导者”。在一个专业化时代中，领导学同样可以看作一个专业，与其他专业有所不同的是，我们的领导用他们的专业统领所有其他行业，这是我们中国企业的一大特色，当然，也是一大弊病。另外，也许我们会有个疑问，比如作家阿来同样不是《科幻世界》的专业人士，为什么他能领导这样一个杂志社蒸蒸日上呢？

这让我联想到最近读过的一本书《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在二十世纪的法国出版史上，加斯东·伽利玛创办的伽利玛出版社占据了半个江山，名垂青史，基本囊括了法国知名作家。但是谁能想到这位最有名的出版人当初不过是一个普通商人，对出版行业基本一窍不通呢。按照当初出版社的创始人大作家纪德的想法，当初找到伽利玛主持出版社是因为他足够有钱，能给杂志的财务添砖加瓦；足够无私，能不计较短期利益；足够谨慎，能把事情办好；足够爱好文学，能质量第一回报第二；足够能干，能树立自己的威信；足够听话，能执行创始人纪德的指示。当然更重要的是，尽管当时伽利玛还是一个二十多岁没有什么文化方面专长年轻人，但是他有一种嗅觉，能正确判断作品的质量，直奔最好的东西，不是理性方面的原因，仅仅是由于喜欢。就这样，伽利玛成了出版商。举这个例子，我恰恰想表明一个合适的领导者应该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素质才能正确领导一个杂志社。作家阿来能够领导《科幻世界》并不仅仅因为他也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他尊重那些写作者，他尊重他的编辑团队，他尊重文学，他足够谨慎，他具有了一种领导者罕见的素养，外行能够真正尊重内行。回想起2004年的三联书店事件中，有记者采访曾在三联担任领导的范用老先生，他表示说，其实三联的领导特别好当，没什么其他事，只要同作家、作者、编辑的关系搞好，能出好书就行了。而此次的《科幻世界》风波中，从列举出的李昶的“七宗罪”来看，他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之上，破坏了作家、作者和编辑之间的关系链条，才导致众多编辑和作者怨声载道，“犯上作乱”“集体逼宫”也是迟早的事情。

的确，如今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着一些拿着高工资，却干不好自己分内事的人。这也是管理学中有名的“彼得原理”所阐述的内容：我们假使李昶是一个优秀的气象员——1992年1月，被评为四川省气象系统首届十佳青年——我们只假使他是因为这种优秀的专业素养，而不是其他政治因素被晋升为《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但此后就可能出现（其实已经是既成事实）以下情况，这个表现极为优秀的气象员在管理《科幻世界》杂志社上却十分无能。因此，“彼得原理”认为，企业管理的规则是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工作。当然，“彼得原理”只是国际惯例，在中国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变种，“中国版的彼得原理”，总结如下：即如果要表彰某人，或者要排挤他，那么不妨让他挪挪位置，安排他去做一项他力有未逮（但却能获得更加丰富的薪水）的工作。根据这种“潜规则”，我们不妨对李昶同志的未来做一下大胆的猜测：当他把《科幻世界》搞得一团糟时，则很有可能在不久将来改头换面，成为更高级别部门的管理者，美其名曰，调任。一方面即能安抚《科幻世界》杂志的编辑和作者，另一方面又能对李昶同志受伤的心灵进行一下经济和福利方面的补偿，这样一箭双雕的美事，上级领导部门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我想对此次事件中网络的作用稍作分析和揣摩。事实上，不仅仅是此次的《科幻世界》风波，此前的很多重大事件都是首先通过网络传播，此后才逐渐引起大众媒体和上级部门的注意，涉入调查。有人说，网络已经成为了彰显民主和民意的最佳场域。但是我们该十分警惕这种民主和民意沦为一时的喧嚣的话题炒作，更应该把这种民主和民意贯彻到现实生活中去。《科幻世界》事件最早从3月21日在豆瓣上发表公开信，短短两日就得到了四千多网友的推荐，然后是各大媒体的转载传播。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征兆，每当发生一件触动公众敏感神经的事件，整个网络群体都会抓住整个机会开始发表意见，仿佛想在一次简单的推荐和关注中重新找回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众志成城，并肩作战的感觉，仿佛每个事件的推荐者都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角，在为一个共同的道德理想而团结在一起而战斗。在我看来，这样的网络推荐和签名运动，彰显了网络的优势所在。它表明了大多数人在政治生活遭到空前毒害的今天感到了一种希望与他人团结一心的迫切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签名和推荐也表明了在这个本已人心涣散的社会中，大众感到了一种集体表达公众意愿的需要。对于这样一种信号，希望那些开口闭口查封和限制网络民意的官僚们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虚幻的网络到底有没有现实的意义和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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