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过程中，我们经常被许多陈规陋习，或者似是而非的观念（套路）所束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束缚写作的手脚，弄得一些作者无所适从。比如，历来流行这样一个观点：搞理论的写不出好小说，或者说，评论家很难搞创作，因为理论需要更强的逻辑思维，创作更依赖于形象思维，理论与创作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拧不到一块去，有人甚至搬出来鲁迅的话做论据，证明理论和创作不可兼得。
郝老师查了《鲁迅全集》。确实，鲁迅在厦门大学教书的时候，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曾有类似的表述。
鲁迅的原话是这样的：
“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面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要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疲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的。”（《两地书·六六》）
鲁迅与许广平
鲁迅用了“势不两立”来谈及教书与创作之间的矛盾，其实鲁迅说的教书更多包括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他的创作功绩已载史册；当然，他还是一位学问家和文学史家，其《中国小说史略》也是了不起的史家著述。在鲁迅身上既体现学者的严谨和理论素养，也有小说家丰沛的想象力和创造活力。
郝老师注意到，鲁迅之所以说创作和研究不能兼得，“势不两立”有具体的现实原因，那就是他在厦门大学收到胡适门徒刁难，觉得自己在大学做研究必然惹闲气，受非难，不如搞创作自由自在，于社会更有利。鲁迅的时代纷争不断，社会风雨飘摇，创作和研究，他不得不选择一端；但他并没有说搞研究就不能搞创作，或者搞研究的人没有能力搞创作。
其实，国外关于研究和创作不能兼得的说法也很流行。近读美国著名作家艾萨克·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的作品，发现美国的学院派作家非常多，许多作家都在大学有教职讲授文学和创作。但是辛格却认为作家在大学教书不利于创作，尤其是一个作家不能兼为批评家：
“一个作家兼为批评家，对他自己是不利的。当然他偶尔写一篇书评或者甚至一篇关于文学批评的文章，这都不要紧。但是如果这样的分析成天做下去，成为每天的面包，那么有朝一日就会成为他写作的一部分：一个作家一半是作家一半是批评家很不好。他就会把他的主人公当作写论文的材料，不是讲故事。”（辛格：《我的创作方式》）
辛格的创作谈
辛格的担心是对的：一个整天写论文的作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专职搞创作的人越来越少，除了通过拿版税取得财务自由的极个别文学大佬之外，多数作家是兼职，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创作，或者工作日上班，假期休息日创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大众化（网络文学）和非专职化（改革专业作家制度，取消财政养作家），文学创作这个职业变得越来越多元。目前很少有体制内的专业作家了。文学编辑、新闻记者、出版人、大学老师、研究人员等职业成为作家的首选，或者说，他们成为作家之前，就在上述这些行当中工作。郝老师曾当过编辑，后来从事管理工作，再后来专职作研究。但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郝老师不忘写小说，每年都有长长短短的小说出版或发表。
照此说来，批评家成为作家，一只手写评论文章，一只手写小说，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能写小说，写小说需要专门的能力，感性思维和想象力要强大到足以驾驭小说这种文体。当然，还的有那么一点契机和运气。
有朋友问，评论家写小说会出彩么？当然！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巨匠茅盾就是先当评论家，编辑《小说月报》，后来生活遭到变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政治抱负“幻灭”，受阻于牯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苦闷徘徊中潜入上海，写起了小说。《蚀》三部曲轰动文坛，编辑家沈雁冰变成了小说家茅盾，几年后写了不朽名作《子夜》。
茅盾先生
如今，不知从什么是开始，文坛吹来一股“妖风”（李敬泽语），一批文学评论家开始蠢蠢欲动，跃将起来，纷纷“跨界”写小说。他们一手搞评论一手写小说，“跨界”成功的也大有人在，著名的有李云雷、梁鸿、房伟、项静。年长的有上海的吴亮和海外归来的李陀，那都是八十年代就成名立万的文学评论家，各自给我们奉献出了一部相当有意思的长篇小说。
李云雷作品研讨会在山东聊城大学召开
去年，李云雷小说集《再见，牛魔王》出版，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好评如潮，便是其间的一大盛事。郝老师亲自参加过李云雷小说研讨会两次。一次是在山东聊城大学，一次是在北京十月杂志社。大家都感慨发现了另一个李云雷。李云雷的小说写得细腻、多情、温婉，与他的评论的冷峻、严正和宏阔恰成对比。这是令人值得深思的现象。
李云雷小说集《再见，牛魔王》书影
梁鸿是人民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比较资深的评论家。他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颇受瞩目。郝老师在当文学编辑的时候曾采访过她，写了《一个女作家的成长之路——梁鸿小传》，颇受好评。近年来，梁鸿转而写小说，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是2017年11月份出版的。
梁鸿接受郝老师采访，2011年
苏州大学的房伟教授近年来写小说也是风生水起。房伟曾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郝老师与房教授在一起开过两次会，对这位胖胖的说话慢条斯理的仁兄印象颇深。后来房伟南下受聘与苏大，一边搞评论一边写小说，尤其是他的抗战系列中篇小说写得很有水准，受到学界关注。
房伟小说研讨会
2016年吴亮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朝霞》，真是令人惊喜，也颇有反讽意味：61岁的老教授写了一部叫“朝霞”的小说，让人增加无尽的联想。而著名的“陀爷”李陀写的长篇小说《无名指》，发表在2017年的《收获》长篇小说专号夏季卷上，也是引来无数围观。
吴亮介绍他的长篇小说《朝霞》
你想，李陀在中国文学批评圈四十年，成就了无数作家，他的手指简直就是“金手指”，却写了一部《无名指》，更是让人感到好奇。写的怎样，留待世人品评，但二位“老评手”纷纷写起小说来，真是让人深思。
79岁的评论家李陀写小说《无名指》
无论年轻，还是年长，这些批评家写起了小说，郝老师认为，这不是个别现象，这至少说明两件事：
第一，我们当下的文学即将发生重大变革。春江水暖鸭先知，评论家更敏感，他们用这种方式回应那个即将或正在到来的新的历史时刻。
第二，评论家普遍感到把握时代的力量变得越来越苍白无力。换句话说，他们用评论的方式对世界说话，已经不好说，不便说，或说话不灵了，只好改用小说的方式把握时代，用小说形象向这个世界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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