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宋代诗词创作的集大成者， 苏轼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笔下的诗词文皆达到了宋朝文学的顶峰。而纵观苏轼一生，以"乌台诗案"为人生转折点，"乌台诗案"前，他以儒学为信仰，"乌台诗策"后面对人生的困顿失意，他弃儒从道，更趋向于佛教的禅宗。苏轼诗中蕴涵的禅宗论述阐理的风格是他对天地自然与人生哲理的探寻追问，其词中又有着道家率性而为的风格,充满着苏轼式的情感抒发方式。
元好问曾在《新轩乐府引》中说到"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将苏东坡的词与唐人宫词作对比，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唐人的宫体词充满了刻意雕琢的痕迹，反观东坡之词， 无论是《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的悼哀之情，抑或是《念奴骄 赤壁怀古》中的豪放之情，皆发于心，是自然而然，浑若天成的"情性"之作。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何为"情性"?"情"是情感，"性"乃天性，于是"情性"即是人天生的情感，引申之，便是"率性"，率性是为道，道家主张自然无为，试置于文学作品之上，是为文学作品发于心，源于情，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出语自然，是之为"情性"也。所以，元好问所言的"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 也就是说作品中的除情性之才，而不知有文字的真率之美。在东坡词作的创作生涯中黄州时期是这类作品的创作高峰，而到晚年远贬海南之后,则臻于极致，达到 "诗到圣处，不求工而自工"的境界。若举作品详论苏轼的"情性"之词，《江城子 密州出猎》可为一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谴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一首特殊的词，从时期上讲,苏轼此时正处于人生的上升期，未来大有可期。从风格上讲，这首词是一首豪放之作。不得不说，这种风格的词作正是苏轼有意识的引导而形成的，也正是这首词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豪放词的序幕。回到这首词本身，其情感之充沛，风格之豪迈，实为宋朝文学史上开天辟地之作。苏轼的"情性"也在这首词中有所体现:
"亲射虎，看孙郎"是豪情初蓄于心；"鬓微霜，又何妨"是豪情不受岁月限制；"西北望，射天狼"则是豪情的尽情喷涌。"孙郎""冯唐""天狼"几个典故的运用，又体现出苏轼渴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心情。整首词充斥着对功名的追逐和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读罢此词，真欲令人拍案高呼，恨不得效班超"投笔从戎"。此外，这首词还与诗歌的写作手法相类似，上阙写人写景，渲染气氛；下阙抒发情志，毫无保留。与杜甫的《登高》相对， 情感一高昂一低沉，正体现出苏轼"诗词一体"的词作观念。
如果说被贬黄州之前所作的《江城子 密州出猎》还有着一丝儒家的报家为国的人生志向。那么作于黄州时期的《定风波》则充满了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最富有道家思想的便是末尾那句"也无风雨也无晴"，并不是为熬过了风雨而骄傲，也不仅是对风雨安之若素，而是一笔勾销，并无风雨。不管外在的境遇如何变幻，都如云烟过眼，明净透彻的心灵不会被外物所困扰，因为无所计较，故而所向无敌。庄子在《逍遥游》中讲到"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 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这是道家的固守本心，超然人间的道， 也是苏轼在《定风波》中"无风无雨也无晴"的无敌之道。
苏轼被贬海南之后，词到圣处，学至于无为，不求工而自工。此时，他已迈入人生末年。无论是心性，抑或是学识，都已臻于极境，因此我们仍能从他的词作中窥见他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情性"，如《千秋岁 次韵少游》: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班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这首词是苏轼劝慰门下弟子秦观之作，也是他生平最后一首词作。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自我内心的抒发。其抒情言志一如即往地直白，率性为之。虽然自己被贬天涯,但对国家局势依然关注。即使君王恩威再重，自己一贯的见解也不会改变 哪怕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磨难，苏轼的志向依然如故，其词也一如既往地发自"情性"，最后一句"吾已矣，乘桴且凭浮于海"与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而去，庄周化蝶而飞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道家思想对苏轼影响之深远。
与其词不同， 苏轼的诗的创作另有妙法。元好问论东坡诗是:"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论诗三十首二十二》），从这首诗写作动机本身来看， 论述的是苏黄的禅诗。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宋朝时儒释道三教合流，在诗词方面，正是苏黄融合儒释道三家于自己的作品中。因而说"只知诗到苏黄尽"，苏黄之后，再无禅诗。再看所谓"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论的是禅诗于平淡无奇之语中见出奇之意，以细微加入庞杂，所谓须弥芥子，正是苏轼禅诗波诡变幻，思出众之概括。
如果说苏轼之词重在情性，那么其诗便是重在理论。在写人、写景中蕴涵深刻的佛理和人生哲思。
与其词类似，其诗亦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乌台诗案"前，黄州时期，远贬海南后。我们首先介绍"乌台诗案"前，苏轼写给其弟苏辙的《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斯。
这首诗抒发的是一种物是人非，时过境迁之感，但于其感中又有一种温情，正对映后来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中最富禅理之趣的便是雪泥鸿爪之喻。关于其喻义，我们可从宋代天衣义怀禅师的名言"璧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久心"(惠洪《禅林僧宝传》卷十一》中所理会，雁影沉潭比雪泥鸿爪自然更为空灵无实，不落痕迹，但苏轼的本意并非忽视这痕迹，而是去寻找痕迹，即使这痕迹的寄托已经被时间抹去，但苏轼仍能由此引起关于往事的鲜明记忆。这是苏轼的禅，在冷静的禅理中寄寓一份关于生命的温情。
"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囚于御史台，在生死边缘游走。其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其弟和众多亲友的帮助下，幸免一死，贬于黄州，从二千石之官倾刻沦为待罪之民，个中苦楚自不必说，但也正是这段宝贵的经历，使得他对人生和仕途又有了新的理解。神宗死后，苏轼又迎来了人生的转折，这时的苏轼，在经历人生的大喜大悲之后，心态已大不同于往者，我们可从他的《赠东林总长老》中得窥一角: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声。
夜来四万四千偈 ，他日如何举似人。
这首诗是苏轼呈给黄龙派高僧东林常总的一首诗偈，被禅门承认达到了"悟"的最高境界，作于与常总禅师论"无情话"之后。所谓无情话，是对于事物最高的普遍性的领会，"无情"是一切无生命之物，他们也像佛一样论说着根本大法，关建在于你能否听见。东林常总说"乾坤大地，常演圆情；日月星辰，每谈实相"，在黄州时，东坡便有"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前赤壁赋》）的天地之美的感悟，经大师点化，东坡顿悟。于是他从溪声中听见了佛法，从山色中看见了佛身，一夜之间无数真理向他涌来，这实际上已臻于人生的至境，以俗身融入天地自然，去体味自然之理，这是经历了人生悲喜之后心灵的沉淀，是对一切苦乐的淡漠，万物皆有理，悲喜苦乐自然亦有其理，又有什么好忧虑的呢?
苏轼的一生，经历了诸多起落，从知州到"乌台"罪犯，从待罪身到朝廷喉舌，又从帝师到远放海南的罪臣。这一生的坎坷让苏拭看透了世俗与官场，更愿栖身于自然大道中,海南的几年中，他读经书，参禅道，心灵臻于赤纯。在人生弥留之际，他写《答径山琳长老》，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苏轼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便是诗中那句"大患缘有身， 无身则无疾"，人身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原不该与自然产生矛盾，也就无所谓疾病，但当人们有了意志欲望，便与自然所分离，终将与自然产生矛盾，便产生了疾病。故关键于"有身"，即因此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而引起的种种满足自身的欲望，只有消去这些与自然相悖的欲望，才能根本地解脱疾病，而回归生命与自然的本来和谐。至于最后两句，据宋代傅藻的《东坡纪年录》，周輝的《清波杂志》等书记载：东坡临逝时， 维琳（即诗题中的径山琳）对他喊:"端明宜勿忘西方!"提醒他要想念西方极乐世界，以便超生。不过东坡更理解南禅宗"无念"的本质，喃喃回应:"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在旁的钱氏朋友说:"因先生平时 践履至此，更须着力!"东坡答道:"着力即差。"语毕即逝。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东坡还是一如既往的淡然，以了无挂碍的心态乘风化去。
终宋一朝,乃是词的黄金时期，而苏轼， 更是这一黄金时期的主要开拓者。柳永虽首开宋词风气，但将词作为"开拓文学"的，非苏轼词莫属。宋人胡寅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酒边词跋》)。"以诗为词"将词作为像诗一样表达性情的文体,便是他最大的贡献。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性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如前文所引到的《江城子 密州出猪》，充分展现了苏轼的进取精神,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然而，苏词也有其缺点。既然苏轼倡言"以诗为词"，其词在题材上应与其诗区别不大。然而苏词重情性，缺乏对社会生话方面足够的反映，如农村题村，苏诗中有《山村五绝》，苏词则基本未涉及。其次，苏轼的"以诗为词"将诗中学见的唱酬，嘲戏之风及回文等文字游戏也带入了词中。以上两点，确是苏词之遗憾。
相对于宋词的开天辟地，位于唐诗之后的宋诗就显得稍处风骚。但苏轼仍发挥自己的才华，在诗国打下了一片属于宋诗的天地。宋代诗人擅长在诗中说理，苏就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苏轼一生学富五车，又融儒释道为一体，因此说理显得蕴义深旷，发人深省。如他的《题西林壁》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句，教导人们应跳出事物本身来看事物，已成为千古名句。又如他的《观潮》《琴诗》《和子由渑池怀由》，其蕴涵的佛理，人生大道，至今仍令一代又一代人受益无穷。围绕苏轼形成的"江西诗派"和"蜀学"影响了有宋一代长达百年之久，并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谈苏轼说:"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天才'、'事障"、"如积薪'…他批评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点。"因说理而令人产生古拙博奥之感，是苏诗中的白壁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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